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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权威”到“叛徒”的“蜕变”，这种评价既是诸如列宁等人对其政治策略不满的历史的结果，也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其马克思主义阐释方式的结果。而无论是政治原因还是哲学批判，都深深影响了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对考茨基的批判往往都集中在修正主义、经济决定论以及实证主义的这些维度。

一、国内研究现状

建国以来，学界对考茨基的研究深受“左”的思想影响。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对考茨基的研究基本是以反对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为中心的。1978年至今，学术界开始冲破桎梏，对第二国际包括考茨基开始进行客观的评价，开拓了新领域，以殷叙彝、李兴耕等为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成员翻译了大量有关德国对考茨基的研究状况的文章。此外，对考茨基理论思想的研究在广度上也进一步拓展，比如土地问题、灌输论、民主与社会主义以及哲学问题等。然而这些文章主要围绕对考茨基的某个单一的观点进行研究，很少系统地研究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读。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对于考茨基的论述多见于第二国际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除学术论文外，几乎没有关于考茨基的专著，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事实上学术界对于考茨基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对于考茨基思想的基本定位，一直是学者研究的中心问题。国内学者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即考茨基所代表的第二国际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经济决定论式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以自然主义为基调的折衷主义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各种成分都能在考茨基的思想中找到。刘森林指出，考茨基把马克思的哲学变成了必然性的实证科学，只用现成的历史必然性去解释历史现象而不去创造性地对包含历史必然规律的实践唯物主义进行哲学研究，因而与旧唯物主义是一致的。周宏 （2005）认为，考茨基对马克思哲学进行阐释取得不少成绩，但是在总体上，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不少是机械的复述和蹩脚的发挥，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并且面对时代的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考茨基根本不能正确解答，常常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黄楠森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中明确指出考茨基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是他的修正主义哲学代表作，公开地、全面地篡改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上的评价是对考茨基的思想评价的基本论调，但也有些学者在总体上肯定考茨基的历史地位，认为他的思想基本上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金德隆 （1989） 从 《唯物主义历史观》 文本出发，详细阐释了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对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所作的阐释和深化，强调就考茨基唯物史观的本质来说，应该肯定考茨基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作的贡献。而有些学者对考茨基的评价，不是用贴标签的方式，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解史”的角度来定位考茨基。徐军认为恰恰就在考茨基那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史”才真正发端。除了对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基本定位外，其主要理论观点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到目前为止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诸如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类社会，包括阶级和国家问题等。在自由与必然关系问题上，大部分学者认为考茨基并没有真正理解二者的关系。谢淀波指出，虽然考茨基继承了必然性又承认了自由，但是考茨基并没有真正理解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使二者统一的基础，机械论的性质表现得非常明显，并且他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这使得考茨基往往轻易否定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而在实践上不能根据新的条件制定革命的战略和政策。同时徐军认为考茨基关于“必然性内部自由领域扩张”的提法仍陷入康德的不可知论，实际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考茨基在人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实证主义色彩则是国内学者批判的靶子，指责考茨基往往用自然规律解释人性和人类社会现象。

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讨论中，考茨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把握是基本到位的。一方面肯定了考茨基对阶级的经济范畴和历史范畴的解释，并正确阐释了阶级斗争中经济要素和政治要素的关系，而且正确阐发了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周宏认为考茨基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把握是基本到位的。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何以取得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上，他贬抑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而褒扬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民主”的意义，没有看到民主的局限性，这是他的局限所在。但是在国家问题上，考茨基没有认清国家机器的结构以及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性质，他竭力回避无产阶级革命要破坏旧的国家机器，仅仅把国家看作是执行社会公共职能的机关，从而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性质。

除了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外，考茨基的政治理论，诸如帝国主义理论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姚顺良认为，考茨基的帝国主义理论既存在合理之处又有错误。他认为列宁对考茨基的批判对于推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完全否定了考茨基理论中合理的因素。姚顺良分析了考茨基帝国主义理论中“国际分工论”的合理之处，认为考茨基从反对军备竞赛和维护世界和平角度提出超帝国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超帝国主义的剥削性质，并且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形式是民族国家联盟的思想，实际上“已为战后‘欧盟’的建立和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化所证实”。

考茨基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一般持两种态度：一部分人认为考茨基主张民主，是为了反对列宁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所主张的民主观不是与资本主义对立，而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新的角度去客观地评价考茨基的民主观，任晓伟认为我们应该有必要超越对错的绝对主义去冷静地分析考茨基与列宁关于民主观的争论，任晓伟从程序民主与阶级民主出发来分析考茨基和列宁的民主观。他认为，考茨基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观点是程序意义的，把民主的发展程度与无产阶级的成熟度联系起来，认为“防止政党专政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运用民主的能力和政治上的成熟”，毫无疑问从这个观点看待考茨基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新颖的也是公正的。

二、西方对考茨基的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对考茨基的研究也大多是零散地分散在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中，他们对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基本态度可以分为三种：一是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全盘否定考茨基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比如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二是全盘肯定考茨基哲学，认为其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考茨基的亲属以及巴尔特·特洛姆普为代表。其中特洛姆普认为考茨基是发明马克思主义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继承人；他的儿子贝奈狄克特·考茨基认为，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考茨基的孙子约翰·考茨基认为在考茨基所有的著作中都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三是基本对考茨基持一种总体性考虑，认为考茨基的思想是有变化的，起码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尔堡学派为代表的理论家也认为考茨基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们看来，列宁把考茨基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叛徒”表明，只有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叛徒。佩里·安德森在 《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 中认为，考茨基等人是马克思的直接继承者，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化，并以一种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的理论代替资产阶级学科，从而为工人运动提供了一种容易掌握的统一的世界观。但是在佩里·安德森看来，诸如考茨基这样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他们的著作只是总括了马克思的遗产而并没有发展马克思的思想。

其中影响重大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考茨基唯物史观的评价，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面临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不能解释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前提下，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解释路径。卢卡奇认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实证主义的做法，实际上是“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社会活动的取消”。柯尔施把考茨基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 说成是“考茨基和他的一伙在最近几年完成的从隐蔽修正主义到公开修正主义的过渡的概括说明”，并且还指责考茨基等人根据马克思的“消灭哲学”的论断企图否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葛兰西也批判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指出“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因素不是天然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他们对经济事实作出判断并使之适应自己的意志，直到这种意志成为经济的动力并形成客观现实”。与他们观点相似，同样认为考茨基一生没有摆脱达尔文主义的是艾里希·马蒂亚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贯穿于考茨基一生的著作，从早年的 《人类发展史概述》 到晚年的 《唯物主义历史观》。尽管考茨基一直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真诚捍卫者，但是他关于马克思的理解基本上没有摆脱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政治思想的限制。

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对考茨基研究的热潮，重要的是这些新研究开始质疑对考茨基是经济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的“霸权解释”。在关于考茨基是否是实证主义的问题上，Salvadori与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达尔文对考茨基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但是Steeson和Geary认为，考茨基后来是拒绝与达尔文主义“调情”的。比如Steeson指出的，考茨基在他的一生中曾多次正式区别自然和社会规律，当然考茨基使用生物学的解释这是不能忽略的。在如何理解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方面，像Geary和Steeson所说的，考茨基拒绝对社会进行机械的和决定主义的解释，强调人类意志对于社会变化的重要性。正如Steenson进一步指出的，考茨基实际上是“在过渡强调意志和过渡强调决定主义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平衡尤其在考茨基的后期著作中，通过对社会革命 （被决定的） 和政治革命（意志的产物） 作出区分。

三、国内外研究分析

毫无疑问，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国外学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度研究为我们开拓了广阔的理论视野。西方学者除考茨基的家属以外，事实上对考茨基的评价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理论家就是在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从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了考茨基思想的哲学上的贫乏以及缺陷。或许，他们的哲学立场或观点存在差异，但是在批判、否定考茨基上确实一致，都把他看作是实证主义的，与达尔文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都把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衰落庸俗化时期。但是以这种先入之见去看待考茨基的理论思想，难免会遮蔽整体、产生偏见、有失公允。因而诸如Steeson，Geary等人试图打破这种黑格尔主义式的对考茨基的解释，是显得难能可贵的，纵使先不论其正确与否，起码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

综观国内学者对考茨基的研究，可以看出对考茨基的基本评价和定位显然是受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而且国内学者的研究更表现出一个特色，即对考茨基的理论思想的研究仅仅散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第二国际发展史中，因而没有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并且大多学者的研究内容和结论陷入了重复性的同一中。当然不能否认，最近几年借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之热，对第二国际的研究逐渐增多，因而考茨基的研究随之增加，并且有些学者对考茨基的研究是有深度的、有独特见解的，但是毕竟还是少数。对考茨基研究的不足，除了受经济决定论以及实证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盖棺定论”式的局限或偏见以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对考茨基的重视还不够，没有从考茨基的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理解他的思想。考茨基在总结他一生理论成果的著作 《唯物主义历史观》 中，明确写道这本书的任务是“对于我自己的历史观的一种论证”，当然他没有忘记这种世界观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但“通过五十年的工作以及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我已经使这种方法成为我自己的了”。因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尤其是唯物史观的理解，实际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的趋向，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在对考茨基进行研究时，还要开拓视野，解除包围在考茨基周围的固有的评价模式的枷锁。最重要的是，要想全面地认识考茨基并对其进行基本定位，必须依赖于研究考茨基与其曾经的信徒卢森堡、列宁、托洛茨基的关系，特别是与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来对考茨基进行定位。这种研究不仅能丰富我们对考茨基的研究，而且也能丰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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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