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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青:激进政治视阈下葡萄牙共产党与左翼集团的比较评析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4 年第 1 期 发布时间:201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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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葡萄牙激进左翼政治光谱中,共产党和左翼集团是最主要的两个政党。作为葡萄牙唯一在独裁统治终结前建立的政党(成立于1921年),悠久的历史和严密的组织形态,塑造了葡共当前的理论战略框架,使其成为苏东剧变后仍然坚守传统共产主义战略连续性的典型西欧共产党之一。而致力于超越传统左翼政党的左翼集团(Left Bloc, BE),则是葡萄牙一支新兴的激进左翼力量,具有当代新左翼政党的显著特点,在组建之后(1999年)发展迅速,很快占据了葡共因坚持传统战略而遗留的左翼真空地带。目前,这两大激进左翼政党在葡政坛势均力敌,呈现鼎足之势,成为欧盟地区罕见的政治景观。本文旨在对葡共与左翼集团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葡共传统理论存续的根源,左翼集团在葡共战略罅隙间的迅速崛起及其最近选举失败的原因,两党主要理论战略的区别及其优势和局限,以及葡萄牙激进左翼政治的发展前景等问题。

一、葡共传统战略的延续及其影响

美国学者安娜·格瑞兹马拉-布希(Anna Grzymala-Busse)曾经构设了一个中东欧前共产党研究的理论框架,强调党的历史对于政党转型能力的影响。就葡萄牙共产党而言,这些“可用的历史”对其在苏东剧变后继续坚持传统理论战略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渊源于工会和工人运动的葡萄牙共产党,是西欧地区坚持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从1926年被取缔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独裁统治,在近50年时间里长期遭受残酷压迫,一直处于秘密状态。这一特殊的历史经历对葡共的理论走向和组织发展产生了三个直接影响:一是葡共没有机会召开党代会或展开党内讨论,在冷战期间共产主义阵营中一些造成其他西欧共产党发生冲突和分歧的重要问题,比如围绕“布拉格之春”的争论等,对葡共基本没有形成影响,从而极大减少了葡共转向欧洲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培育了一大批立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独裁统治下葡共的生存状态极端恶劣,其36名中央委员被监禁时间总和长达300年以上。在这种严酷环境中,只有那些真正坚持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士才会入党,因此1940年代后葡共绝大多数领导人甚至多数党员都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成为保持党的意识形态连贯性和一致性的组织保障;三是造就了严格的组织纪律。葡共自诞生后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在长期地下斗争中,这一组织原则进一步强化,且集中的内容得到更加突出地体现。在1960年代葡共党内一度曾经出现无政府工团主义、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极左翼派别,但在库尼亚尔结束流放回国,民主集中原则被重申之后,这些多元主义和异质性很快被遏制。

从现实政治实践看,这种独特的历史遗产对葡共传统理论战略的延续,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及其后与党内各种改革改向思潮的激烈斗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世纪末叶,葡共党内接连发生了四次不同程度地旨在发动党的意识形态改向或变革的片段。首先对葡共传统理论发起挑战的,是怀特尔·莫瑞瓦(Vital Moreira)等部分葡共议员组成的“六人帮”。他们激烈批评党的意识形态,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承诺议会民主,要求与葡萄牙中左翼社会党合作,并主张通过迅速的民主化改革实现党的意识形态更新。1988年,“六人帮”的主张和活动被葡共谴责为反革命,其部分成员随后脱党。几乎在此同时(1987-1988年间),葡共传统派高层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异议者 济塔·西亚布拉(Zita Seabra)。不同于80年代末共产主义危机中一般寻求另一左翼身份或现实意识形态更新的传统派政治精英,西亚布拉从一个极端急剧转向另一极端,公开撰文主张改变葡共名称、抛弃马列主义和民主集中制、放弃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等。1988年西亚布拉被开除出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1990年被直接开除出党。在“六人帮”和西亚布拉的影响下,葡共部分改革派聚集了约3000积极分子,在党内兴起了一股“第三条道路”潮流。“第三条道路”组织松散,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成员多为康乃馨革命期间入党的青年一代,代表人物包括巴罗斯·莫拉(Barros Moura)和路易斯·朱达斯(Luis Judas)等。与前述两股急进改变党的发展方向的倾向不同,“第三条道路”尝试走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它不支持抛弃共产主义,但主张打破与斯大林主义的联系,参照其他西欧共产党的发展以及葡萄牙社会变化更新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条道路”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如促使1988年葡共党纲做出部分调整,承认不存在普遍性社会主义模式等,但并未对传统派领导层形成实质性挑战,到苏东剧变前已经丧失号召力,部分成员也被开除出党。葡共党内第四股改革潮流是包括一些高层政治委员会成员在内,甚至得到继库尼亚尔后担任总书记的卡瓦略斯(Carlos Carvalhas)部分支持的“重建派”。1992-2000年间,他们尝试在党内渐进地引入民主化和意识形态温和化,但同样以失败告终。

20世纪末葡共党内的这些改革派,具有与葡共传统派相异的一些共同特点:比如大都没有从事过秘密斗争,为1974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大多为知识分子,并且基本都有与政府合作以及在工会、青年、妇女等党外组织的任职经历。在两股力量的斗争中,葡共的历史传承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及其组织形式显然具有相对优势,成为其保持纲领和理论战略连续性的最重要的砝码。进入21世纪后,尽管党内改革派一直在试图推动葡共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变化,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立场以及有效的党内支持,传统派的权威没有受到丝毫撼动。尤其是2004年德索萨(Jerónimo de Sousa)担任党的总书记后,葡共的传统意识形态和战略路线得到更为坚决地执行,更加突出地强调党的工人阶级社会基础,提出要继续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民主权利而斗争,继续展开反对国际、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斗争,继续推进反帝反垄断斗争等等。

在社会构成多元、“前资本主义原则与生产领域中极大发展的后福特主义部门以及消费社会思考方式”共存的当代葡萄牙社会,葡共这种一以贯之的理论战略尽管有利于党的发展的连续性,有利于特定社会基础的巩固,但确实也使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受到一定限制,将党的发展局限在了激进左翼空间的一隅,在葡萄牙的左翼政治光谱中,中左翼社会党(SP)左侧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那些不赞成葡萄牙共产党的传统战略以及“布莱尔化”社会党的激进人士亟需自己的政治代表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另一主要激进左翼政党 “左翼集团”乘势而起,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葡萄牙政治中一支重要的左翼力量。

二、左翼集团的兴起与问题

在独裁统治终结后的葡萄牙社会,存在着众多左翼激进小团体和政党,多年来它们在政治体系和社会中一直处于边缘化或孤立状态。1999年,其中三个小党(第四国际葡萄牙分部的“革命社会党”、支持毛主义和阿尔巴尼亚模式的“民主人民联盟”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脱党的葡共党员建立的“政治21”运动)集中力量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左翼集团”。

“左翼集团”的自我定位不是简单的政治联盟,而是完全不同于既存葡萄牙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独立政党,是一支全新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因此在其创立后,致力于积极塑造自己的反建制形象,尝试打破传统政治模式。为了获得最大多数的社会支持,它抛弃了各党原先理论中的革命性内容,不再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的制度目标,而是着力构建反现实资本主义的具体的政策主张,倡导社会公平正义、反对不平等、扩大公民权利等等。这种非传统的形象设计对“左翼集团”的迅速崛起发挥了作用,其建立后很快在葡政党政治光谱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中间位置站稳了脚跟。

从国民议会选举看,左翼集团的支持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1999年首次参加的全国议会选举中获得2.4%的选票,2002年增长到2.7%2005年左翼集团的得票率达到6.4%,并在欧洲议会选举中产生了第一位欧洲议员,在议会政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2009年,在经济危机的有利条件下,左翼集团更是一举获得9.8%的选票和16个议席(议席数是前次选举的2倍),超过葡共成为议会第四大党。在20116月议会选举中,左翼集团首次遭遇严重挫败,只获得5.2%的选票。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一选举结果或许是左翼集团实力的真实体现。

与葡共自1990年代后一直相对稳定的7-9%的议会选举结果相比(1987年后葡共通过与绿党、民主干预等左翼小党组建的选举联盟“团结民主中心”(CDU)参加议会选举),左翼集团在短短几年间出现从大起到急速大落的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作为一个新兴政党,左翼联盟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尤其是与拥有巩固的草根结构、有效的动员基础以及能够将党员整合纳入党组织的葡共比较,左翼集团的社会基础相对薄弱。在过去十几年间,尽管左翼集团的社会支持率具有实质性发展,但党员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上。据统计,左翼集团只拥有约4000名党员,是目前葡萄牙议会中党员数最少的政党。与之相比,葡共近年的党员数量虽然显著下降,从2001年的131,000减少至2009年的59,000人,但绝对数字远远高于左翼集团。有学者对葡萄牙各政党的党员和选民比率进行比较发现,左翼集团尽管选民基础更富弹性也更加广泛,但葡共却拥有最高的党员密度。在西方现代政党体系中,党员数虽然已不再是衡量政党实力的主要标准,但对各激进左翼小党来说,由于缺乏资金、媒体等的显著支持,党员仍然是其进行政治和社会动员的有效方式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左翼联盟缺乏显著优势。

其次,宗派主义成为左翼集团保持选举优势的掣肘。左翼集团成立之初,为了促进各种不认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左翼力量融入党的组织,各创始党间达成协议,新党中超过一半的领导成员不由先前这些党的党员担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后来一些同样合并形成的政党,比如德国左翼党在领导层构成问题上面临的持续冲突。但从长期组织运作看,宗派主义倾向并未因此消失,反而逐渐演变成为左翼集团存在的主要组织特征。各创始党一直试图保持其对内部权力分配的控制,从而令许多独立左翼人士在党内的影响边缘化。这尤其表现在,来自革命社会党的洛桑(Francisco Louca)长期担任党的总书记,议会党团领导层的职位则通常由另外两党成员担任,而党的主要组织机构的成员也通常来自于这些创始党。这种状况影响了党员的有效动员,限制了领导层和党的理论纲领更新。2011年大选失败后,左翼集团内部围绕党的领导层和战略策略问题的争论愈益激烈。

再次,缺乏与社会党清晰的政策区分和关系界定。经济危机以来,与具有明确意识形态和鲜明政策主张的葡共相比,除了在紧缩问题上存在差异外,左翼集团与中左翼社会党在其它层面明显区分不足。一方面,那些促进左翼集团在选举中迅速崛起的因素,比如堕胎、同性婚姻以及某些毒品合法化等,同样也出现在社会党的议事日程中;另一方面,左翼集团在与社会党的关系问题上也缺乏明确定位。比如,在201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左翼集团选择支持的是最后落选的社会党候选人阿莱格雷(Manuel Alegre)。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与一直坚持提出自己候选人的葡共相比,左翼集团未能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以重新恢复其相对不稳定的选民基础,加之与社会党适得其反的关系,是导致其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实践上看,也正是从这次总统选举开始,左翼集团的民测结果开始明显下降。

三、传统与现代激进左翼政党的典型:主要理论战略比较

葡共与左翼集团的发展轨迹迥然相异,而从两党的理论主张看,同样存在显著区别。作为西欧传统和现代激进左翼政党的典型代表,其理论战略也体现了相关类型政党的一般特点。

关于意识形态。葡共具有长期稳定的指导思想,自始至终坚持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012年底葡共19大通过的新党章继续坚定认为马列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分析现实的科学工具,是行动的指南”。但同时,葡共也认为马列主义应该是不断丰富和更新的,从而能够给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过程和倾向提供答案。左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将反资本主义与新政治议题结合起来,强调自己是一个兼具反资本主义、生态和女权主义身份特征,能够将劳工运动与反权力滥用斗争结合起来的新型左翼政党。它将致力于反种族主义、反同性恋歧视,并将社会主义阐释为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左翼集团认为,其意识形态身份产生于“当前的纲领而非过去的争论或试图实现意识形态纯粹化”,而这也意味着它不必因为纠结于过去或未来一种可能的新开始概念解释,而阻碍现存各种力量加入其中。

关于社会主义。葡共为其未来设定的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在这种新社会制度下,人们将摆脱剥削、压迫、不平等、非正义和社会苦难,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保证工人和人民的自由、平等、较高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平衡以及对人类的尊重等等。葡共还为其社会主义制度目标构设了一个“先进民主”(advanced democracy)的纲领框架,即政治上建立自由的、人民自己决定其未来的政权,以及一个以人民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和代议制国家;摆脱垄断统治,以混合、现代和动态经济为基础,服务于人民和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工人和人民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社会政策;保证所有人都能享受文化成果的文化政策。左翼集团的发展目标是成为既在整体上不丧失左翼的历史记忆,又要学会在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葡萄牙社会发展现状的共同诊断基础之上能够加强内部团结的一支左翼力量,因此它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不再指向其制度特征,而是更多地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反对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关系民主化以及捍卫公共利益的一种具体的斗争政策。

关于组织方式。葡共在党的组织上一以贯之地坚持共产党的传统组织结构 民主集中制。在近年的党章修订中,虽然更加强调根据形势发展以及实践的丰富,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民主集中制,逐渐更加重视民主层面的内容设计,但集中原则在党的领导机构选举、限制党内派别形成方面一直具有重要作用。如同其他新左翼政党一样,左翼集团自成立起,就尝试构建一种以普通党员和中高领导层间的水平关系,以及以参与和去集中化的决策机制为核心的党内民主框架。与葡共相比,左翼集团采取的是一种松散的、以网络组织为基础的党员组织模式,而且也缺乏一个具有明确组织权威的领导层。其目的是为了使各创始党保持实质性自治,同时也展现其作为新政治力量的多元主义。

关于选民和党员基础。葡共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代表全体劳动者利益的政党。其支持基础与其自我认同存在较高关联度,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域:一是南部阿连特茹地区的农民;二是环里斯本工业地带的产业工人。据葡共18大统计,其党员主要来自于工人和雇员,约占党员总数的72%(工人占42%)。葡共党员的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其中40岁以下党员仅占15.9%41-64岁党员占49.3%64岁以上老年党员占34.9%。左翼集团自我界定为一个代表绝大多数人口以及为代表其利益而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反资本主义联盟。同时,它也主张不忽视少数人,比如移民、同性恋、双性恋或换性者的权利等。这种包容性的战略方法尤其是对于新政治议题的关注,使得其党员基础较为广泛,且多集中于40-50年龄段间,党员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也较高,大多来自于教师、律师、记者、艺术家和大学教师等阶层。这种支持构成令左翼集团在公众中享有知识分子政党的声誉。

关于与工会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传统上,葡共与该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工人联合会”(CGTP)存在密切联系,“工人联合会”被视为共产党的“传送带”,其路线政策受葡共影响很大。执掌工人联合会长达12年的席瓦尔(Manuel Carvalho da Silva),以及20121月替任的卡洛斯(Armenie Carlos)都是葡共党员,其中卡洛斯还是葡共中央委员会成员。相对于共产党,左翼集团在劳工运动中是相对边缘化的存在。尽管党内一些成员一直在捍卫参与劳工运动的重要性,以及与工人和就业相关的更为传统的议题,但左翼集团在葡主要工会中几乎不具有任何相关性。在社会运动方面,葡共与左翼集团都是世界社会论坛和欧洲社会论坛的参加者,也是葡萄牙社会论坛的主要创建者。作为左翼集团主要意识形态的一些后物质主义议题和价值观,比如公民权、生态保护、性别平等,与“新”社会运动展现出更大的关联度。从成立伊始,左翼集团就表现出强烈的参与姿态,并与各种社会运动建立起相对广泛的非正式联系。而葡共对捍卫工人权利、医疗和教育等传统议题则表现出更积极的诉求,新政治议题在葡共纲领文件中的重要性远不及左翼集团。在实践中,葡共与全球正义运动等社会运动的关系也相对疏离。

关于对内对外政策。两党在国内问题上持有一些共同立场,比如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经济危机的一揽子方案,要求创造就业机会,中止紧缩政策、私有化以及增加国家投资,反对与欧盟等“三驾马车”签署协议,反对葡萄牙政治中的裙带关系和腐败等等。在具体政策上,葡共将中止私有化与关键产业部门,如能源、通信和公共部门的重新国有化联系在一起,主张一种更加激进的体制转型。尤其在对待经济危机期间出现的青年抗议运动问题上,葡共虽然承认抗议行动的巨大潜力,但也批评其缺乏政治或阶级导向和明确目标,呼吁青年人接受更大程度民主化等政治吁求。同时,强烈反对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党结盟或支持其少数派政府,主张葡萄牙退出欧盟。与之相比,左翼集团反对呼吁更大规模国有化的各种主张,对与就业、社会保障相关的青年抗议运动表现出更加积极的态度,并运用其社会关系网动员、组织相关抗议行动。在与社会党的关系问题上,左翼集团展现出更加倾向合作的姿态。它提出了一个“负责任的左翼”概念,尝试与葡共、社会党进行议会合作的可能性。此外,左翼集团也不主张退出欧盟,而是呼吁对欧盟和欧洲经济体进行重建。

四、葡萄牙激进左翼政治的发展前景

在西欧地区,葡萄牙是一个拥有强大左翼传统的国家,这从主要中右翼政党自命名为“社会民主党”可见一斑。近几十年来,尽管左右翼的两极分化以及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度极大减弱,但葡左翼的整体力量依然强大,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各类左翼力量在全国议会选举中一直能够稳定地获得50%以上的选票。

就激进左翼政党而言,葡共目前发展相对稳定,且在其阶级工会“工人联合会”中能够保持重要影响,但从中长期趋势看,葡共面临很多发展困难。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把意识形态的坚定性与战略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在当代西欧各类型政党甚至多数共产党也出现淡化意识形态偏向的背景下,葡共展现出继承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较多的鲜明特点。这种理论发展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的意识形态的统一,避免了诸多西欧共产党因理论变化较大造成的党内不适应甚至分裂状况。但另一方面,葡共在理论创新上的问题也非常突出,尤其主要表现为不能结合葡萄牙变化的社会结构提出统和各劳动阶层的主张政策,这直接造成了社会动员明显不足,党的发展局限于特定的“小生境”,不能有效吸纳更多支持力量,党的潜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葡共当前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比如与“工会联合会”发展战略的矛盾冲突、党员老化等,都是这一根本问题衍生的具体后果。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的有利条件下,葡共在议会内外斗争中并未能够实现实质性突破,也成为其需要进行理论反思的证明。目前,多数西方共产党研究者认为,如果葡共不根据社会发展做出某些理论战略调整,将难以避免长期衰落的命运。

作为新兴政党,左翼集团展现出强劲发展势头。尤其与葡共相比,富有弹性的理论与战略策略,使其能够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应对一些突发状况比如经济危机时也显得更加游刃有余。这也是其能够在短短十几年间就成为葡萄牙社会的一个“长期性特征”和“主要参考点”的原因所在。然而,也恰恰是这种过于泛化的包容性,使得左翼集团缺乏自身的鲜明特点,在当代西方普遍向中间靠拢的政党政治中,难以形成具有特色的政治定位以及稳固的支持群体。加之新左翼政党与生俱来的分散性、多元化,造成了党的内部冲突分歧不断。这些特点表明,尽管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出现支持率显著增加的可能性(比如2009年选举),但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形成稳定的发展局面,起伏不定或大起大落或将成为左翼集团的主要发展轨迹。

从两个激进左翼政党的关系看,十几年来,对立与相互敌视是其关系走向的基本特点。从左翼集团建立伊始,葡共就对其抱有一种质疑和否定态度,这不是源于两党存在选举竞争(左翼集团的支持群体主要来自于新左翼或左翼自由主义的城市选民,与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并无多大交集。葡共一直相对稳定的选举支持率就是最好证明),也并非完全由于左翼集团的部分创建者是葡共前成员,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差异。葡共认为左翼集团采取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方法,其理论主张是对共产主义和康乃馨革命理想的背离。此外,在对待社会党的问题上,尽管左翼集团一直拒绝与之结盟,但党内支持接受社会党少数派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特别是其对社会党左派的支持态度,令共产党感到非常不满。而左翼集团也对葡共的正统派领导层持质疑立场。这种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个激进左翼政党的合作斗争一直未能实现。

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在反右翼社民党共同目标的推动下,两党关系出现了某些松动迹象。20116月大选前,两党甚至开始讨论建立选举联盟或进行选举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两党在社会领域的联合斗争也有所加强,如2010年秋季共同开展反北约里斯本峰会的斗争等。但是,至少从目前看,两党关系发展态势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从政治实践看,这种激进左翼政治的冲突和分裂,不仅弱化了左翼力量联合开展反对新自由主义以及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斗争,在长期趋势上也将导致葡萄牙工人阶级、青年的抗议和罢工斗争面临去稳定化的风险。显然,尽管两个激进左翼政党本身都具有一定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但若不能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形成有效合力,将很难推动激进左翼政治取得实质性进展,同时也对葡左翼运动的现实发展具有不利影响。(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