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寿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数量增长与构成变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信息革命影响下发生了剧烈变化,伴随着这次“信息化重组”,工人阶级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轮新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并更多地体现为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巨大变化。
一、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家与工人两大阶级矛盾关系发展的历史,是工人阶级在数量、素质和构成等方面逐步演变的过程,也是一切个体生产者和中间阶层逐步分化或“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但是,由于在经济人口日益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各种社会阶级集团,所以雇佣劳动者人数和比例的增长,并未能简化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雇佣劳动者中间出现了如列宁所说的“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1],工人阶级内部也出现不同阶层的区分。这种阶级之间的过渡阶层和多层次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模糊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之间的界限,也引起人们对现代工人阶级概念的争论。在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概念界定[2]。
19世纪40年代,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开篇就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一重要问题,第一次给工人阶级下了如下定义:“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生意的好坏,取决于不受限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就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3]20年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经济学意义上界定工人阶级的实质:“‘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4]又过了20年,即马克思逝世后第5年的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注解上给出关于工人阶级的经典性界定:“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5]这三种界定大体上构成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定义,其内在实质是前后一致的,即始终强调没有生产资料和出卖劳动力这两个决定性的标准,丝毫也未涉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物质生产劳动和非物质生产劳动、意识形态、收入高低等问题[6]。
马克思关于阶级问题的另一类文章包括一些历史性研究,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区分了以下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以及“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两个集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真正代表着社会并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提供了关于工人阶级的基本界定,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动向,预测工人阶级范围的扩大和多阶层化的趋势,提出“无产阶级化”命题以及“商业无产阶级”[7]、“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8]和“总体工人”[9]等概念。这些概念正是工人阶级历史演变的反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探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提供了概念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变迁和阶级状况的演变,西方和苏联一些学者首先在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定义方面进行尝试,有专家将这些尝试概括为三种类型[10]。
第一种是广义的定义。如美国左派学者布雷夫曼认为,“工人阶级乃是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这种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自身生存的阶级。”[11]这种广义的定义有利于我们对范围扩大的工人阶级的把握,但缺点在于不够确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人口或劳动力普遍雇佣化的情况下,这个定义无法确切地从所有受雇佣者中将工人阶级区别出来,不能纠正那种把工人阶级同一切雇佣劳动者等同的倾向。应强调的是,这个定义在理论上基本正确,也是具体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状况合适的出发点,它与下面第三种定义在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正如布雷夫曼本人指出的,这个定义的缺陷正在于象一切定义一样受到其静止性的限制,从而需要在具体的考察中进行辩证的修正。
第二种是狭义的定义,如法共中央经济部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写道:“不管情况如何复杂,不管劳动的性质如何(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管在什么部门从事劳动(国营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是否属于工人阶级,基本上取决于三个事实: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生产商品,不参与收集剩余价值。”[12]这个定义强调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和物质生产,将工人阶级限制在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工人之内,而将大量的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和无产阶级化的雇佣劳动者排除在工人阶级之外,从而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工人阶级定义有较大的出入。
第三种定义是对第一种广义定义的补充和第二种狭义定义的修正,既强调工人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从事物质生产的特征,又强调工人阶级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纯执行者的职能。苏联学者梅里尼科夫1974年提出:“无产阶级是没有生产资料,从而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受资本主义剥削,并在生产、流通、办公室劳动中以及服务领域内执行纯执行者职能的雇佣劳动者。”[13]这个定义综合广义的和狭义的定义的长处,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定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范围扩大的实际,是目前所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的定义中最合适的定义。这个定义可以作为我们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状况的出发点。
二、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数量的历史性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达国家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伴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工人阶级状况来看,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历史性增长。工人阶级在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大,已成为各发达国家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
20世纪70-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口的70%-90%成为受雇佣者[14],其中大部分是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必须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资本主义剥削,并在生产、流通、办公室劳动以及服务领域内执行纯执行者职能的雇佣劳动者,即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构成发达国家居民的主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数量的迅速扩大,并非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起的阶级分化和向无产阶级的转化所造成的,反映了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整个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持续增长,增长的速度经历了两轮由高到低的演变过程。表1(Ⅰ)是我们整理计算的“1900-1970年十国各产业就业劳动力总数及其年平均变化率”,表1(Ⅱ)是我们整理计算的“1960-2004年十国民用劳动力就业人口总数及其年均变化率”,以此近似地反映20世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数量演变状况。
应当说明的是,表1(Ⅰ)和1(Ⅱ)所列的十国并不一致。表1(Ⅰ)中局限于欧美国家,未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另外由于历史上德国的分裂,在欧洲国家中也未包括德国。表1(Ⅱ)中则包括了当今主要的发达国家,其中美国以外国家的民用劳动力总数,系美国劳工部为便于比较而按照美国的统计规则对相关国家的统计进行修正后的数字。我们以之为根据计算这十国的合计数及其年度平均变化率;同时,也计算了美国的年度平均变化率以及美国民用劳动力在十国民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即表中A/C。
首先从表中A/C的数字可以看出,1920年以来这个比例皆超过了1/3,“生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中,实际上有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美国”[15]。美国的就业人口构成主要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的主体,从而也可以说美国的工人阶级构成主要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主体。基于此,本文在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的讨论中,将相当的注意力集中于美国。
表1(Ⅰ) 1900-1970年十国各产业就业劳动力总数(单位:万人)及其年均变化率
国 年 | 1900 | 1910 | 1920 | 1930 | 1940 | 1950 | 1960 | 1970 | |
美国(A) | 2907.0 | 3673.0 | 4161.0 | 4884.0 | 5201.5 | 6025.5 | 6964.5 | 8539.9 | |
加拿大 | 178.3 | 272.4 | 317.1 | 392.9 | 451.2 | 528.8 | 647.3 | 841.9 | |
荷兰 | 192.1 | 225.8 | 271.8 | 318.1 | 386.6 | 386.6 | 417.0 | 473.3 | |
英国 | 1630.2 | 1834.4 | 1935.9 | 2107.3 | 2261.0 | 2261.0 | 2401.4 | 2519.0 | |
法国 | 1990.1 | 2093.2 | 2171.7 | 2161.4 | 2079.4 | 1926.6 | 1949.3 | 2000.2 | |
意大利 | 1645.4 | 1640.1 | 1828.3 | 1726.2 | 1834.5 | 1957.7 | 1951.9 | 1980.6 | |
瑞典 | 207.2 | 219.9 | 260.2 | 289.1 | 298.8 | 310.5 | 324.3 | 341.2 | |
挪威 | 88.2 | 94.5 | 107.2 | 116.5 | 138.5 | 138.9 | 140.5 | 130.1 | |
西班牙 | 754.3 | 749.7 | 809.3 | 809.3 | 922.0 | 1079.3 | 1206.2 | 1190.9 | |
葡萄牙 | 233.9 | 254.5 | 395.0 | 395.0 | 304.9 | 328.9 | 336.9 | 330.5 | |
合计(C) | 9826.7 | 11057.5 | 12257.5 | 13199.8 | 13878.4 | 14943.8 | 16339.3 | 18347.6 | |
A/C(%) | 29.6 | 33.2 | 33.9 | 37 | 37.5 | 40.3 | 42.6 | 46.5 | |
十国年均变化率(%) | 1900-10 | 1910-20 | 1920-30 | 1930-40 | 1940-50 | 1950-1960 | 1960-1970 | ||
1.25 | 1.11 | 0.77 | 0.51 | 0.77 | 0.93 | 1.23 | |||
美国年均变化率(%) | 1900-10 | 1910-20 | 1920-30 | 1930-40 | 1940-50 | 1950-1960 | 1960-1970 | ||
2.64 | 1.33 | 0.74 | 0.65 | 1.58 | 1.56 | 2.26 | |||
注: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的数据依次是1901,1911,1921,1931,1941,1951,1961和1971年的;法国的数据依次是1901,1911,1921,1931,1946,1954,1962和1968年的。英国1941年使用的是1951年数字,西班牙1930年使用的是1920年的数字;葡萄牙1920年使用的是1930年的数字。资料来源:Mitchell, Brian R.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statistics: the
表1(Ⅰ) 和1(Ⅱ)基本上可以反映出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用劳动力总数(各国就业与失业人数之和)及其变化情况。这其中当然并非全部是工人阶级,但按照前述关于工人阶级的定义,20世纪以来工人阶级构成各国就业及失业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表1(Ⅰ) 和1(Ⅱ)大体上可以反映20世纪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数量的变化趋势。
十个发达国家受雇人口总数合计,1970年比1900年增加了8520.9万,70年间增长了86.7%,年均增长1.24%。1970为24836.3万,2004年则增至37377.5万,34年间增长了50.5%,年均增长率为1.49%。在前70年中,以30年代为界,数量上的变动经历了一轮先下降后上升的曲折过程:1900-1910年的年均变化率为1.25%,而后一直下降,1930-1940年降至0.51%;之后开始上升,1940-1950年间为0.77%,1960-1970年间升至1.23%。
20世纪70年代以后工人阶级数量上的演变呈现为又一轮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1970-197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43%,1975-1980年间升至1.74%;而后开始下降,1995-2000年降至0.99%,2000-2004年间更降低至0.59%。温特指出[16],20世纪70-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数量增长速度的降低以及在世界无产阶级总数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紧密相关。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人口增长率都在1%以上,而后的增长率便下降了。例如到70年代末,原联邦德国人口增长率已降到0.7%,法国、意大利和美国降到0.9%,英国降到0.8%,1972年原联邦德国的死亡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出生人口。
表1(Ⅱ) 1970-2004年十国民用劳动力总数(单位:万人)及其年平均变化率
国 年 | 1965 | 1970 | 1975 | 1980 | 1985 | 1990 | 1995 | 2000 | 2004 | |||||
美国(A) | 7445.5 | 8277.1 | 9377.5 | 10694 | 11546.1 | 12584 | 13230.4 | 14258.3 | 14740.1 | |||||
加拿大 | 720.7 | 839.5 | 997.4 | 1172.5 | 1283.5 | 1404.3 | 1443.9 | 1563.2 | 1695.6 | |||||
澳大利亚 | 468.9 | 547.8 | 616.9 | 669.3 | 730 | 844 | 899.5 | 959 | 1024.4 | |||||
日本 | 4678 | 5073 | 5253 | 5574 | 5882 | 6305 | 6599 | 6699 | 6576 | |||||
法国 | 1965 | 2080 | 2177 | 2293 | 2362 | 2416.5 | 2474.3 | 2607.8 | 2687* | |||||
德国 | 2636 | 2624 | 2643 | 2726 | 2802 | 2941 | 3898 | 3930.1 | 3969.8 | |||||
意大利 | 1990 | 1972 | 2009 | 2112 | 2180 | 2267 | 2257.4 | 2335.7 | 2406.5 | |||||
荷兰 | 448.7 | 521** | 534 | 587 | 625 | 665.7 | 720.8 | 814.9 | 845.7 | |||||
瑞典 | 374.4 | 390.9 | 412.3 | 431.2 | 441.8 | 459.4 | 446 | 448.9 | 457.6 | |||||
英国 | 2524 | 2511 | 2593.9 | 2675.8 | 2758.1 | 2877.3 | 2813.5 | 2895.7 | 2974.8 | |||||
合计(C) | 23251.2 | 24836.3 | 26614 | 28934.8 | 30610.5 | 32764.2 | 34782.8 | 36512.6 | 37377.5 | |||||
A/C(%) | 32.0 | 33.3 | 35.2 | 37.0 | 37.7 | 38.4 | 38.0 | 39.1 | 39.4 | |||||
十国年均变化率% | 1965-70 | 1970-75 | 1975-80 | 1980-85 | 1985-90 | 1990-95 | 1995-2000 | 2000-04 | ||||||
1.36 | 1.43 | 1.74 | 1.16 | 1.41 | 1.23 | 0.99 | 0.59 | |||||||
美国年均变化率% | 1965-70 | 1970-75 | 1975-80 | 1980-85 | 1985-90 | 1990-95 | 1995-2000 | 2000-04 | ||||||
2.23 | 2.66 | 2.81 | 1.6 | 1.8 | 1.03 | 1.55 | 0.84 | |||||||
注:*系2003年的数字;**系1973年的数字。资料来源: Comparative civilian labor force statistics, 10 countries, 1960-2004. Table 2, prepared by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May 13, 2005, http://www.bls.gov
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一个数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相统一的过程。综合以上估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70年代,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承续了各自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化”趋势,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受雇佣者从数量上说在持续增长。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开始了新一轮的“信息化重组”过程[17]。这轮重组中的“无产阶级化”,也体现在数量增长与构成变化两个方面,并更多地体现在内部构成的变化方面。
三、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化
应当说,前述关于工人阶级概念的理论争论,有其客观的社会依据,即工人阶级内部构成日益复杂和多层次化以及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信息革命的影响和作用,日趋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企业内部分工带来的雇佣劳动种类不断扩大,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呈现出多种类和多层次的复杂化趋势。在此,我们遵照传统的研究框架,将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分别从三个方面予以考察:部门结构、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
1.部门结构的“服务化”——服务业工人占主体
工人阶级的部门结构是指工人阶级在社会各劳动部门的分布,这是一种横向结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作为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以不同的比例分别就业于以下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包括狭义服务行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含电力、煤气、供水等)、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政府部门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和产业部门结构的变化,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部门分布发生很大变化,这从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的部门结构变化中可以得到反映。
1970年美、英、法、德、日五国的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比平均为9.32%,2004年已下降到2.64%,三十余年里减少了近7个百分点。目前在发达国家从事农业经济活动的人口已经非常之少,农业工人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中已处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了。
同时,第二产业即工业的劳动力比重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其中英国最为突出,从1970年的43.2%下降至2004年的22.9%,下降幅度惊人,达20个百分点。到1990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劳动力比重下降至25.1%到31.1%之间;而德国和日本比较特殊一点,工业就业比重下降程度较小,分别达到38.9%和33.9%。平均来说,1970年五国工业就业比重平均为39.82%,到2004年则为24.66%。构成第二产业主体的制造业的变化趋势类似于第二产业总体的变化趋势。平均来说,1970年五国制造业就业比重为31.1%,2004年则为16.4%。
与农业和工业下降的变动趋势相反,服务业就业比重显著上升。1970年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皆已达到一半左右,其中比重最高的美国达到62.3%,最低的德国也达42.8%,各国的平均比重达50.82%。2004年五国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平均上升到72.7%,其中美国达到78.4%,德国仍最低,为67.3%,各国平均上升近22个百分点。这说明,1970年以来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目前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已经从事服务业的经济活动,就业人口已经“服务化”了。
上述就业人口部门结构的“服务化”,在服务业内部的表现也有很大不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就业结构变化差异很大,就业的增长不是在产业间和行业间平均分配的。有学者将服务业内部区分为四类[18]:经济网络型服务(如交通仓储、批发业、零售业、广告业)、最终需求型服务(家庭服务、旅馆和饮食服务、修理服务、洗衣服务、理发和美容、娱乐休闲、房地产和其他个人服务等个人服务以及医疗和保健业、医院、教育、福利和宗教服务、非赢利机构、邮政、其他专业化服务等社会服务)、生产者服务(工程和建筑服务业、R&D、设计、信息处理等其他“经营服务”)、交易成本型服务(如政府、会计、法律服务、管理服务等)。数据显示[19],从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占全部就业情况看,除交通通讯业略有下降外,其余五类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全部趋于上升;而从服务业内部看,上升最快的是新兴的金融保险和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的商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交通通讯业的就业比重也显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总量看,零售、旅馆酒店业和政府服务业(含政府办的工业和农业)两类合计已占整个服务业就业量的一半以上,而零售、旅馆酒店业、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业(含政府办的工业和农业)三类服务业的就业量合计已占整个服务业就业量的75%。而这三个行业的生产率提高速度是最缓慢的,其增加值相加仅占整个服务业的57%。
通过部门结构和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就业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服务业特别是零售、旅馆酒店业、政府、社会服务和个人服务业已成为工人阶级就业的主要部门和行业。
2.职业结构变化——白领工人占主体
工人阶级的职业结构主要指工人与职员、公务员的相互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通常把中下层职员、公务员划入工人阶级的范畴,称为白领工人[20]。在美国劳动部官方统计中,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大体上分为4部分9个类别:一是所谓白领工人,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销售员、办事员(或职员)等5个类别;二是所谓蓝领工人,包括技工和维修工、机器操作员和司机、勤杂工等3个类别;三是服务人员;四是农业人员。其中,专业人员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教师、律师、法官等等;而警察、警卫和消防等从业人员被列入保护性服务阶层;交通运输业的司机等则属于操作人员阶层。
我们挑选美国1900、1980和1999年三个年度上述四类职业从业人员的人数及所占比例,反映这四类人员的人数在20世纪的变化情况。数据显示[21],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白领工人数量迅速扩大,到后期已大大超过蓝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主体。美国白领工人数量1900年为508万人,1999年增加到8010万人;同期,白领工人在美国就业总数中所占比重从17.1%上升到59.6%。蓝领工人1900年为1069万人,1999年为3324万,所占比重从36.0%降到24.7%。显而易见,白领工人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在迅速增长,而蓝领工人虽然绝对数有很大增长,相对数却一直呈下降趋势。
蓝领工人中技工、维修工类别和操作员、司机类别,在工业化时期和信息化时期的变动形式有所不同。1900-1970年期间,其绝对数均有较大增长,所占比重略有上升;而在1970-2000年期间,绝对数已基本稳定或略有扩大,所占比重则开始下降。粗工勤杂工类别则存在相对量长期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工业化和信息化对有技术的蓝领工人的影响不完全相同。
在白领工人中,有数量可观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变动情况与蓝领工人存在明显差异。不论是在工业化阶段还是信息化阶段,他们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在不断增长,到2000年已占白领工人的一半以上。他们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也比较高,因此,有人把他们中一部分(通常是在企业任中高层经理或高级科技人员、会计师及律师等)称为“金领”。销售人员也有较快的增长,而且是在信息化时期(特别是1970-1987年间)增长最快的一个类别,其绝对数和相对数的扩大均大大快于工业化时期。一般办事员则相反,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增长最为迅速,而在信息化时期已在绝对数上趋于稳定,所占比重则迅速下降。总的来看,白领工人相对于蓝领工人的不断增长趋势,在整个20世纪是始终持续的。
20世纪中后期,这种蓝领阶层的衰落和雇佣劳动者的“白领化”曾被一些学者作为工人阶级消失的证据,而提出如“专业管理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新阶级”等理论,认为以非体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的崛起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失效。而究其实,职业结构的“白领化”,只是工人阶级就业的职业结构的重组,工人阶级远未消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白领雇员在劳动条件、技能水平和工资待遇等方面都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越来越接近传统的蓝领工人[22]。
3.社会结构变化——女工和移民日益重要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第三种内部结构是社会结构,这是一种纵横交错的结构。由于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地区不同,工人阶级内部客观上存在一定差异。这种自然差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社会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工人阶级的团结。在此我们主要关注两种最主要的差异,即性别差异与种族/民族差异。
(1)性别结构:女工日益重要。20世纪最后30年劳动市场的女性化趋势,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指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化是过去20年来最深刻的变化之一”[23],“过去的20年的新劳动市场的基本特征之一,乃是女性被大量纳入有薪工作”[24]。统计数据中女性劳动力参与率(civilia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的变化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从十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5],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妇女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力量,接近一半。美国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由1973年的44.7%提高到2004年的59.2%(2000年时曾高达59.9%);英国从45.8%增加到2004年的55.9%;法国从41%上升到2003年的51%;日本从47.3%增加到1990年的49.1%年后又有所回落;德国从39.5%增加到2003年的49.1%;意大利从26.1%增加到2003年的38.3%;加拿大从42.4%增加到2003年的57.1%;荷兰从28.5%增加到2004年的57%;瑞典从51.7%增加到2003年的59.9%;澳大利亚从41.9%增加到2004年的61.7%,而成为全球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最高的国家。
就美国而言,过去的一个世纪,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就业大军的行列。美国女性职工人数及其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都呈现稳定增长趋势。女性劳动力从1950年的1840万人和29.6%,增加到2004年的6842.2万人和46.4%。女工在美国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顶点46.5%后趋于稳定[26]。
女性就业具有相当的集中性,妇女劳动力越来越多地成为白领工人特别是办公室工作人员。一方面,妇女进入劳动市场使劳动力后备军每年追加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为低工资的办公室职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办公室工作的日益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办公室工作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不高,中学毕业或受过短期训练的妇女即可胜任。因此,在发达国家,妇女从事着大部分的办公室工作。据普查[27],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二;1971年,美国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女性达1010万人,而男性仅为330万人,女性承担了四分之三以上的办公室工作。
女性在职业中的分布类别远远少于男性。半数以上的就业妇女云集办公室和服务行业[28]。女性担任办事员的成功率比男性高出5倍,有人把白领阶层的女性称之为“粉红领”。占80%以上的女性从事秘书、出纳员、理发员和小学教员等职业。美国劳工部1985年调查显示[29]:在多达300多种职业中,10种粉红领的就业女性雇员占28%;在44种相似的粉红领职业中,女性雇员接近一半。在法国和瑞士,总计300多种职业中,只有50种职业接纳妇女劳动力。在联邦德国,四分之三从事职业活动的妇女集中于12种职业集团中,其中有一半职业妇女集中于4种职业:办公室辅助人员、商店职员、清洁工、医疗保健服务人员[30]。
应强调的是,妇女从事职业活动大多受到性别歧视。许多妇女在短时工劳动岗位就业而没有社会保障。零工、半日制工作对于那些希望兼顾职业和家庭的妇女来说,往往成为唯一的选择。在美国,大多数女性职工从事的是非规范性工作,如非全日制工作、临时性合同工作、小时工等。据统计[31],55%的女性在临时性辅助代理机构工作,而70%的女性则从事部分时制工作。这些非规范工作通常工资较低,劳动条件较差,很少能够享受全日制工人所享受的福利待遇。由于工作所得难以维持家用,许多女性不得不同时从事多份工作。1989年至1995年之间增加的女性劳动力中有85%从事一份以上的工作。1995年,在所有从事多份工作的工人中,47%的人是女性,而1973年时这一比例只有20%。据统计[32],在英国、丹麦、瑞典和挪威,经常有40%的女性职工从事短时工劳动,在联邦德国,这个比例为三分之一。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法律上已经规定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但事实上,男女工资上的差异仍然很大。2004年,美国中等收入妇女的年收入为31223美元,而同类男子的年收入是40798美元,妇女是男子的77%[33]。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女工工资相当于男工工资的比例在47.5%(日本最低)和83.2%(瑞典最高)之间,均未实现同工同酬。据统计[34],英国企业每年从这种工资歧视中获利12亿英镑,德国企业获利400亿马克,美国企业获利630亿美元。
(2)民族和种族结构:外籍移民日益重要。劳动力市场日益女性化的同时,少数民族、移民的数量也大大增加。皮奥雷(Michael Pioer)认为[35],现代发达国家已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入、高保障、劳动条件好的工作;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动力不愿进入下层劳动力市场,因此需要移民来填补。
汇总1990和2001美国等16个经合组织国家外来人口和外来劳动力的数量及其比例的数据显示[36]:各发达国家中,外来人口和外来劳动力人数及比例比较高的是美国(2001年人数为3181.1万人,比例为11.1%)、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英、法、德、奥地利等欧盟国家,日本的数字最低(1990和2001年人数分别为107.5和177.9万,比例分别为0.9%和1.4%),卢森堡的比例最高(1990和2001年人数分别为11.3和16.7万,比例分别为29.4%和37.5%)。
在欧洲国家中,移民对于各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非常重要,他们大部分属于工人阶级,并构成工人阶级的下层[37]。例如德国的大多数移民主要受雇于大公司从事物质生产,干脏、累、重、险的非技术或半技术工作,工资最低,失业率高,居住条件差,得不到充分的受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他们是工人阶级中特别受歧视的部分。右翼执政时采取对移民工人更为不利的政策,限制他们的居留权和避难权。统治阶级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制造对移民工人的偏见,他们成了大规模失业的替罪羊和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暴力行为的目标[38]。
具体到美国,移民和少数民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拉美职工和黑人职工数量的增加。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越来越多来自拉美国家尤其是墨西哥的移民,拉美职工数量持续扩大;同时,来自加勒比海和非洲的移民使黑人职工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但是,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基本的就业格局却依然如故[39]。1950年,黑人、拉美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职业:操作工(18.6%)、家务工(17.7%)和其他服务性工作(16.1%);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只占3%,管理人员只占2.5%,营销人员占1.2%。美国国会颁布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30多年后,上述就业格局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99年,墨西哥、波多黎各以及其他拉美籍职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0%,黑人职工占11.3%,这两类人一般集中在保健服务、食品加工等服务性行业,或充当建筑服务业工人以及制造业中的操作工、装配工和辅助工,更多的则是出租汽车或公共汽车司机。在几种职业(如托幼、瓦工、砌墙工、食品加工、纺织服装)中拉美人要占总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以上。虽然墨西哥籍务农的只有7.5%,但已占到美国全国务农人口的46%。黑人在以下几种与服务相关的职业中至少要占从业人员的五分之一:营养师、社会工作者、实验员、鞋类销售人员、邮局职工和保安。另外,全国的护理人员中有35%是黑人,35%以上的环卫工人也是黑人。与50年前一样,某些职业如重型设备操作、设备与钢模制造、金属锻造、土地勘测等在总就业机会中所占比重不到5%,但其从业者几乎清一色都是黑人和拉美人。
另外应指出的是,信息革命也使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结构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专家的流动已成为当今劳动力流动的新现象,流动的方向主要由欧洲和其他国家流入美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移入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半数以上来自西欧各国。仅在1949-1966年间,从各国移入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就有10万人之多。在个别年份中,移入的科技人员占美国高等学校科研人员的6%-8%。这期间英国是欧洲向美国提供专家的最大供应者。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英国移民占移入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数的15%左右,占来自西欧移民的30%左右[40]。外国出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成为美国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绿卡的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队伍的比例从1988年的0.3%增长到1993年的0.6%。1992年以后的5年中获博士学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几乎有1/4(24.3%)是外国出生的[4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科技专家的移入,对美国在信息革命中的领先和获益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
四、工人阶级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负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使命。然而,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工人阶级内部构成的演变,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命题提出了诸多质疑。
一是工人阶级消亡论[42]。沙夫等认为,社会主义主体存在“空白”,即找不到所依赖的阶级。沙夫强调,科技革命促进了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导致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随着生产和服务领域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和传统无产阶级正在消亡。操纵未来生产过程的学者、工程师、技术员、经理人员并不取代被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成为生产资料和信息的占有者,他们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
二是工人阶级不革命论[43]。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之一马尓库塞认为,西方工人阶级已不是革命派,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政治上尤其是意识形态上已被资本主义同化、融合,而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了。社会革命寄希望于新工人阶级、青年学生甚至社会边缘人。今天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动因和主要依靠力量,社会主义革命要寻找非无产阶级基础。
这些质疑在左派学者中遭到严厉的批驳。许多学者指出,工人阶级并未消失,只是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仍是当代发达国家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关键社会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工人的深度参与。曼德尔曾指出[44],(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工人阶级总数超过 10 亿,远远超过了1914年、1940年或1968年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就世界范围和长期发展看,无产阶级不是趋于削弱,而是趋于壮大;不是趋于涣散,而是趋于联合。按照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工人阶级,仍然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战胜资本主义,在威胁人类的灾难面前拯救人类和实现更高文明的社会力量。
我们应该认识到,工人阶级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力量,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历史地看,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也是“工人阶级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是工人阶级组织工会以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斗争成长和发展的历史”[45]。在不到200年的时间中,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在组织工会和自身政党的同时,创造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工人自身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的重大改善。在与其他对现存制度不满的社会阶层的联合下,工人阶级在争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权利、维护社会公正、反对非正义战争、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取得过许多重大胜利,甚至也显示过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革命力量。
我们应辩证地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它在历史上呈现出一定的高潮和低潮的交替。在30余年的退让后,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再次有所显现[46],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资本的强势进攻和对工人造成的伤害,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开始有所复兴,世界范围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对美国宣扬的新自由主义和顽固推行的新帝国主义展开了反思。前者如法国1995年的运输、邮政及电信员工罢工、2005年岁末的骚乱和2006年年初的“学潮”,美国1997年的邮政快递工人罢工,2005年岁末的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2006年3月的百万市政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11月的200多万公务员大罢工,等等。后者如美国和世界各国反对美国侵占伊拉克的反战运动,拉美国家左翼政党先后上台执政,等等。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工人阶级仍是当代发达国家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工人阶级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克服自身的不团结和不统一,寻求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的广泛联合,加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我们相信,不管历史的进程如何曲折、复杂,社会进步的潮流终究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必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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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倪力亚:《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3] 布雷夫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4] 陈跃、熊洁、何玲玲:《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报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9期。
[5] 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编辑:刘德中)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1] 《列宁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页。这句话在新版中译为“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在此旧译更合适。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7-428页。
[2] 在本文中,我们基本上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同等看待和使用;另有学者从马克思理论的哲学背景,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渊源,重新解读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概念的哲学内涵,在此我们不予涉及。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09页注(70)。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2页注①。
[6] 有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尔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给出工人阶级的明确界定,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35页注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5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10] 倪力亚:《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86-88页。
[11] 布雷夫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35页。
[12] 法共中央经济部等编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宇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72页。
[13] 转引自潘培新:《国外关于工人阶级问题的争论》,载《国际共运》1985年第3期。
[14]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受雇佣人口中,有少数人是领取高薪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通常握有相当数量的股票,就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看更接近于资产阶级,而与大多数中下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有所不同。后者构成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5] 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征庚圣、袁志田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16] 转引自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17] 孙寿涛:《信息革命:称谓及其历史地位》,载《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8] 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53页。
[19] 转引自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20] 另有灰领工人的说法,指的是生产企业或商业中从事仓库保管等介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或手脑并用的这一类型的雇佣劳动者,在此我们不予涉及,仅就官方统计资料来讨论白领工人相对于蓝领工人的变化。
[21]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22] 孙寿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白领化”特征》,载《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2期。
[23] 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陈冬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24] 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信息时代三部曲第一卷),夏铸久、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05页。
[25] Comparative Civilian Labor Force Statistics, 10 countries, 1960-2004, table 4, prepared by: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May 13, 2005, http://www.bls.gov
[26]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5, Table B-36, 254.
[27] 布雷夫曼:《劳动与垄断资本》,方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0、316页。
[28] 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0页。
[29] 卡尔:《美国阶级结构》,彭华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30] 转引自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31] 转引自李会欣:《论美国工会中女性力量的增长》,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年第10期。
[32] 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33]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Issued by U.S. Census Bureau in August 2005, in: http://www.cencus.gov
[34] 转引自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7页。
[35] 转引自曾少聪:《美国华人新移民与华人社会》,载《世界民族》2005年第6期。
[3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7] 王裕宗:《西欧外籍工人与西欧经济》,许征帆、张步洲、程小莹主编:《怎样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6-175页。
[38] 工力编写:《当前德国工人阶级的几个问题》,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期。
[39] 陈聪编写:《美国近50年来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8期。
[40] 法明斯基:《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影响》,戴有振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281页。
[41] 阿特金森、科尔特:《美国新经济——联邦与州》,焦瑞进、刘新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0-81页。
[42] 沙夫:《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戈尔巴乔夫、勃兰特主编:《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105页。
[43] 李青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44] 芒德尔:《社会主义的状况和未来》,戈尔巴乔夫、勃兰特主编:《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该书将Ernest Mandel译为欧内斯特·芒德尔,更常见的是译为曼德尔。
[45] 曼德尔:《社会主义的现实》,尼科利奇编:《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46] 孙寿涛:《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工力量演变趋势》,载《北京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