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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长达30年，是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和实践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长期关注。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学者关于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进行了一些介绍，但是对西方学者关于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的看法关注得不够。我们了解和正确评价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的看法，有助于我国学术界深化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科学认识20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

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西方学者在苏联解体之前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研究先后经历了“极权主义”和“重评主义”研究范式，本文的前两部分分别介绍和评析这两种研究范式。随着苏联档案资料在1991年之后逐步解密，斯大林思想与实践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的西方学者将这一时期的研究范式称为“后重评主义”，本文的第三部分则介绍和评析1991年以后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思想和实践研究的新方向，并对我国学术界如何深化斯大林思想研究谈一些我们自己的看法。

一

西方学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时就对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予以高度关注，但是，这时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左派”学术界，这时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多布的《革命以来俄国经济的发展》[①]。英国学者马克·布劳格说，“这本书差不多是唯一认真研究苏联经济发展的专著，它曾冠绝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加深，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重视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美英等国甚至形成了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苏联学”(Sovietology)。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 说：“美国苏联学在战后发展很快，是由美国政府慷慨资助，这是因为‘了解敌人’的重要性”，“在苏联研究领域，斯大林是学术界首先研究的中心问题”[②]。在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1年出版的《极权主义的产生》的思想影响下，极权主义范式（totalitarian model）成为西方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主要范式，正如刘易斯·西格勃劳姆（Lewis Siegeblaum）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西方苏联学通过极权主义来看斯大林时代。”[③]

极权主义范式的西方研究者最初来自不同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西方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力图共同研究斯大林思想和苏联社会经济体制。但是，这种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研究斯大林思想的状况并没有持续下去，“后来，部分地由于从苏联内部获得社会数据的巨大困难，这种跨学科的努力失败了”。“政治学家支配着美国的苏联学”[④]。有的学者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认为极权主义范式就是西方政治学家建立起来的。凯文·麦克德莫特(Kevin McDermott)曾经指出：“在50年代和60年代大多数西方苏联学者是在‘极权主义模式’影响下，这种模式是由哈佛政治学家卡尔·J.弗里德里奇和兹比格纽·K.布热津斯基建立起来的。”[⑤]同时，这些研究者都有各自的研究兴趣，探讨和分析斯大林思想和苏联体制的不同方面：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研究了斯大林下的饥荒和政治压制；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研究所谓斯大林主义；伦纳德·夏皮尔（Leonard Schapir）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亚当·乌拉姆（Adam Ulam）研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些研究者甚至就同一个问题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一些人强调意识形态比权力更重要，从而理解推动布尔什维克和苏联领导的东西。其他一些人不强调意识形态，将布尔什维克革命特别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看作是特定的国家主义的和反西方的现代化形式[⑥]。

极权主义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理论界一种的普遍思维方式和趋势。尽管西方研究者最初来源于不同领域，关注的问题也存在不同，但是他们关于斯大林思想的看法具有一些共同的理论倾向。

第一，斯大林对苏联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领导。西方学者根据极权主义模式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等同起来，认为斯大林时期极权的政府与分散的、无抵抗的社会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种范式解释政府如何缺乏民众支持和合法性，但是仍然掌权”[⑦]。他们认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基本特征是：官方意识形态完全否定先前存在的秩序并号召全体社会公民团结起来建成一个新世界；由一个人(独裁者) 领导的唯一的群众性政党是按寡头政治原则组织起来并与国家官僚体制紧密地结为一体的；不仅对制度上的“敌人”,而且对党的领导人指定的一切人施以恐怖性的监视；党对一切大众传媒手段实行控制；党对一切武装力量实行控制；对经济实行集中化的官僚主义管理[⑧]。斯大林通过社会“原子化”和大量的、无情的“灌输”来实施他的思想和权力。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说：“在极权主义模式下，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研究领域对权力有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法：它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个体制的统治者垄断和对民众实施权力。”[⑨]

第二，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是俄国现代化的中断。极权主义研究者认为，俄国的现代化开始于沙皇时代，斯大林在苏联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这个过程的断裂。就拿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来说，“集体农庄被官方自称比小规模的农业进步，但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监禁，对农民来说是‘第二个奴役’。”[⑩]

第三，斯大林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极权主义研究者认为十月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下层民众在缺乏蓝图情况下发动的一场政变。斯大林坚持了列宁主义，强调群众运动和党内斗争。戴维· L. 霍夫曼说：“许多极权主义理论家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谴责斯大林主义的残暴和恐怖。这种解释将斯大林主义看作是十月革命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不合法地政变掌权，继续将他们的意识形态强加给民众。”[11]在极权主义研究者看来，斯大林思想起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共识，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去讨论它的起源。正如博夫在回顾极权主义研究斯大林思想的历史时说：“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本身就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形成的；它的起源不会再讨论了，因为很多年以来实际上没有人关注它。”[12]

马克思说：“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13]极权主义范式的研究者坚持自由主义，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偶然和政治精英在形成国家命运的重要性的假定基础上”，“自由主义的学术研究主要关注精英的形成上，将其作为历史变化的首要因素”[14]。因此，极权主义范式的研究者从他们所秉承的“一些公式”出发来研究斯大林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显然是不正确的。

西方学者在极权主义范式下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和意识形态偏见。首先，美国和英国在20世纪50－60年代进行斯大林思想研究的主要是来自于流亡或移民到这些国家的所谓“极权主义”国家学者。马克思指出，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种个人的经历对他们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戴维·希勒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对苏联实践的敌对源于他们个人的经历，也源于他们的学术和意识形态背景。这些学者的一些最突出的人来到英国和美国，或者都来自于苏联和法西斯统治下。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是悲惨的和具有英雄色彩的。独裁统治下的个人经历对他们花费学术生涯来研究这个现象的学术方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15]其次，极权主义范式的西方研究者配合西方国家的“冷战”需要，对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充满敌意。斯大林思想中确实存在一些错误地方，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16]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17]但是，如果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等法西斯主义者等同起来并将他们都看作是极权主义的实施者，那么就完全抹杀了斯大林思想中的正确方面、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和他在世界反法西斯中伟大贡献。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曾经也清楚地看到了极权主义范式的研究者的意识形态偏见。她说，在极权主义研究者看来，苏联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政治任务就是表明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是正确的。相反，“在西方，主要的意识形态是冷战的反苏联主义，政治任务就是表明苏联体制的罪恶。”[18]极权主义的研究者因此受到西方政府的重视，“最终极权主义学者给人留下的是官方代表的形象，在针对苏联现实上存在绝对主义的问题。”[19]

二

20世纪60年代末，新“左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学者对斯大林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研究又兴起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重评主义范式（revisionist model）。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曾经指出：“重评主义的政治倾向是右派批判的焦点。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反越战）思想体现在这代美国历史学家中，但是，问题并不是个人的政治加入，而是研究的政治倾向。”[20]重评主义认为过去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充满冷战偏见，而“传统的苏联学认为重评主义者是苏联的美化，失望地注意到其中一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21]。

重评主义者主要由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构成，对斯大林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都展开了研究。但是，他们对斯大林思想的认识也存在着差异，甚至出现了第一代和第二代重评主义者。还有的研究者最初是重评主义者，后来对重评主义产生了怀疑，正如希拉·菲茨帕特里克所说：“我是20世纪70年代的重评主义者之一，在80年代中期我对重评主义的一些方法提出了质疑”[22]。尽管重评主义者内部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对极权主义范式提出挑战。戴维·希勒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前，盎格鲁-美利坚历史研究中自由主义与重评主义之间的分歧是众所周知的。这种分歧反映了冷战的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反映了代际和方法上的差异。”[23]重评主义者在斯大林思想研究上都得出了与极权主义研究者不同的看法，也发生了许多争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研究中的极权主义与重评主义的争论存在多种层面。”[24]但是，重评主义主要针对极权主义范式的研究者的主要理论倾向而提出不同看法。

第一，斯大林对苏联的统治既有“自上而下”过程，也包含着“自下而上”的过程。重评主义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权并不是管理和动员的被动过程，它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和“来自下面的动力”，也就是存在社会和政权之间协调的可能性。戴维· L. 霍夫曼说：“一个修正主义趋势强调十月革命中工人和战士的作用和他们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这一研究将布尔什维克掌权看作是民众的革命而不是暴动，所以认为苏联政府具有大量的合法性。”[25]希拉·菲茨帕特里克说：“重评主义历史学家的‘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二分法是一个进步，尽管它的二分法也有一些简单化，对于这个的‘下面’是如何低也是模糊的。”[26]因此，重评主义者提出了与极权主义范式研究者相反的看法，认为斯大林的政权是软弱的；斯大林的恐怖带有非策划的性质，大清洗是由全面混乱引起的，由地方当局的为所欲为和下层群众要求政权采取类似决定的压力引起的；大清洗的规模以前被夸大了，清洗主要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人；群众积极参与了大清洗的实施，当局的立场和人民的意愿相吻合[27]。

第二，斯大林的思想和实践是俄国现代化的继续。重评主义“从不发达社会和现代化的角度的更宽广的角度来考察斯大林主义”，因此，“斯大林在30年代的社会政策——有时甚至包括清洗——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的现代化、俄国落后和党的现代化角色背景下计划”[28]。重评主义研究者将斯大林的理论看作是现代化理论的变种。重评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摩西·莱文(Moshe Lewin)认为，斯大林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党宣称它的“任务就在于将苏联农村从以前饥荒中摆脱出来”，而斯大林通过一系列实验、运动和“冲击”来实现这个过程，突出体现在城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被农村化”和党蜕变为“行政和管理机构”[29]。

第三，重评主义认为，斯大林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背叛。重评主义认为十月革命是真正的民众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种革命运动在斯大林时期面临着抉择：一是布哈林坚持列宁的思想和道路，强调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可能性；一是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布哈林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从列宁的革命走向反面。根据这种看法，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传统是相脱离的，并不是它的继续。重评主义尽管承认斯大林时期政权具有合法性，但“强调斯大林主义并不是革命的逻辑的结果，是共产党内的更为温和的替代”，“这些学者将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区分，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中解脱出来”[30]。

重评主义范式的西方研究者既批判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批判西方极权主义范式，“重评主义者批判这两种偏见，使它们主张‘客观性’。”[31]但是，我们看到重评主义研究者一般都得到西方国家的资助，因此他们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客观”。 戴维· L. 霍夫曼说：“在冷战时期，关于什么导致斯大林主义的争论被高度政治化了。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罪恶是讨论的中心。”[32]

马克思曾经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33]苏联解体之前，西方学者接触斯大林时期的档案以及甚至公开出版的资料都受到很大限制。到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允许使用1920年之后的苏联档案”[34]。后来，“中央政治档案（苏联共产党的记载）和中央政府档案大部分仍然不对外国研究者开放；甚至在允许外国接触到档案的地方，他们也不允许看到目录，所以必须将他们的材料进行排序。走向各省是很困难的，省里的档案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触不到的；系统的口述历史以及各种各种的调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35]极权主义研究者和重评主义研究者长期使用的研究资料主要有斯摩棱斯克档案(the Smolensk Archive)、侨居西方的苏联人的回忆录、苏联官方的统计数据和资料等。但是，由于西方学者长期缺乏大量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西方“苏联学”在政治界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学术界的影响，他们对斯大林思想和实践的研究成果也长期受到质疑。美国学者M.哈根指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苏联学家形成一种印象：他们所从事的知识领域被冻结在落后的精神、理论和方法论状态下”，“有关于俄国历史（尤其1917年以后的历史）的学术著作质量低下”[36]。

三

苏联国家和党的档案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西方学者开放，但是并没有立即掀起利用利用档案资料研究斯大林思想和实践的热潮，“学术界到这时将它的注意力放在更迫切的问题上，如苏联体制的崩溃和后来的它的转型问题”[37]。随着苏联档案的进一步解密，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斯大林思想和实践。西方在苏联档案解密之后对斯大林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与过去相比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西方学者在新时期的斯大林思想研究更多地依赖于苏联解密档案资料。1992年，美国的胡佛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和俄罗斯国家档案局（the State Archival Service of Russia）达成一系列协议，胡佛研究所掌握了近一万卷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档案的缩微胶卷。西方学者认为：“由于新苏联档案可以得到，学者更少地依赖于单一的方法，而是批判地重新审视从1917年起的苏联历史和政治学。”[38]同时，西方学者认为苏联档案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斯大林的一些决定，没有粉饰党的官员的不当行为，因此他们对苏联解密档案给予高度评价：“苏联国家和党的档案构成了它的建立者的宝贵材料。命令体制是由写出的命令、指示、报告和研究来运作，尽管许多重要的决策是由斯大林的个人研究做出的，并没有记录。但是，大多数行动都在纸上进行了记录，并且这些记录由一代代档案人员保存下来。官员和档案人员不愿意抛弃这些档案；所以，档案揭示这个体制的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与纳粹体制避免记录它的犯罪行为不同，苏联档案坦率地记录了宣判、清洗、恐怖、死刑和臭名昭著的劳改(gulag)体制。”[39]

当然，也有一些西方学者对苏联解密档案对于斯大林思想研究的意义提出质疑。科特金(Kotkin)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警告那些对开放档案感到兴高采烈的做法：“不是所有的档案都保存下来，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记录在纸上。接触到总统档案并不会解决某些斯大林统治时的困惑。”[40]

其次，西方学者在新时期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趋向多元化。从参与研究的学科看，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都参与到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中。如果说极权主义范式研究者主要是政治学家，重评主义范式研究者主要是社会学家，那么，“苏联档案向历史学者开放，也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学者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41]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很少有经济学家关注斯大林思想，但苏联档案解密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家——运用这些档案的相对后来者——现在可以运用它来研究仍然并没有得到很好理解的斯大林主义命令经济的运作。”[42]从思想理论倾向看，西方学者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从苏联解密档案研究中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认识。有的西方学者开始对斯大林思想进行了正面的评价，而有的学者则对基层民众对斯大林体制的“抵制”进行新的研究。霍夫曼指出：“苏联档案的开放对于研究特别重要。运用以前保密的档案，学者已经发现广泛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包括工人罢工、农民抗议和对斯大林和统治集团的轻蔑，更不说对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各种被动的抵制了。”[43]

我们认为，苏联档案的解密为研究斯大林的思想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历史材料并不能替代科学的、严谨的艰苦探索。恩格斯曾经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44]西方学者面对大量的苏联解密档案，仍然局限于西方主流思想和研究方法。保罗·格雷戈里（Paul Gregory）是西方研究斯大林经济思想的重要学者，但是，他研究斯大林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彼得·伯特克（Peter Boettke）在评论格雷戈里的著作《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时，一方面肯定他在“不愧为第一个具有分析工具和接触到档案的研究苏联体制的经济史专家”，另一方面指出：“他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框架，运用从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观点，努力理解他挖掘到的大量数据。”[45]显然，一些学者尽管掌握了一定的苏联档案，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并不能正确地驾驭这些档案资料和科学地研究斯大林的思想。

斯大林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体制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我们认为，当前深化斯大林思想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研究我国已经翻译和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同时要科学而全面挖掘苏联解密档案资料。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但是并没有按计划全部出版[46]。后来，我国在1962年编辑出版了《斯大林文选》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斯大林全集》未出全的缺憾。但是，苏联解密档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斯大林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1883年9月18日，恩格斯在和考茨基通信中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这一点您有时在您的文章里做到了；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很多很多的了。”[47]恩格斯的这一科学思想对我们充分挖掘苏联解密档案资料，深化对斯大林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顾海良主编：《斯大林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刘书林等：《斯大林评价的历史与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3] 郑吉伟：《斯大林经济思想研究——兼评西方学者的观点》，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

[4]  van Mawdsley, The Stalin Years: The Soviet Union 1929-1953, second edition,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Jeffrey J. Rossman, Worker Resistance under Stalin: Class and Revolution on the Shop Floo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编辑：汪世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