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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与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对比研究，有研究者在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的同时，指出斯大林时期封闭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对苏联造成了不良影响，从而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全面地理解和评价斯大林，不能脱离当时的国际环境，不能忽视国际因素的影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存在失误甚至错误，对苏联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脱离当时的国际因素评价斯大林，难以全面认识。斯大林执政长达30年之久，期间国际风云不断变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落、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紧张状态、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关系状态、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苏联国际影响力的变迁都对斯大林的思想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世界革命转入低潮时期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民主革命，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爆发了民族民主革命，掀起了一场蔚为壮观的世界革命运动高潮。但是，从1919年秋天起，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开始变得很缓慢、很艰难，到1921年革命高潮渐趋消退。1923年保加利亚、德国和波兰武装起义的失败，宣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转入低潮，这表明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世界革命进入低潮。此时，资本主义也出现了变化，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逐渐摆脱危机，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武装干涉苏俄失败后，这些国家暂时不再企图凭借武力颠覆和扼杀苏联。

国际局势的一系列新变化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多国的胜利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苏联不可能依靠世界革命或欧洲革命来巩固自己的社会主义阵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苏联将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就这样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是继续推进世界革命？还是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建设社会主义？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景如何？斯大林对这些难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起初，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看法是，俄国单独一国可以首先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俄国革命的胜利应当激起西方无产阶级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而西方革命的胜利将给俄国革命以大力支援，使俄国易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世界革命转入低潮使斯大林调整了目标，开始从追求多国胜利转变为致力于“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斯大林有时依然表现出了对世界革命的追求，但是，他不得不把世界革命的胜利寄希望于未来。没有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胜利，没有胜利了的西方无产阶级在技术和设备方面的援助，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苏联，一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呢？斯大林的回答是：有，不仅有可能、有必要，而且是必须的。

1924年12月，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时指出：“在其他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还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即使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太发达）内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是可以肯定的。”[1]斯大林认为，“能用我国内部力量来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间的矛盾，在其他国家无产者的同情和支援下，但无须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先胜利，无产阶级可能夺得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在我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2]斯大林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既然当前还没有条件战胜国际资产阶级，那么就应该先在苏联一国战胜本国资产阶级，苏联应该集中力量进行“一国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多次强调，在一个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受到全世界无产者支持的国家里，是能够而且必须建成社会主义的，即使西方不能及时发生胜利的革命而给俄国以援助，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也能彻底打败国内的资本家，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认为，在欧洲革命已经明显处于低潮的情势下，苏联必须坚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不知道前进的目标，我们就不能前进。没有前途，没有既已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就能把它建设成功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建设。没有明确的前途，没有明确的目标，党就不能领导建设。”[3]斯大林指出，把革命胜利的着眼点放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把国内矛盾看作要靠世界革命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对本国工人和农民革命力量的忽视，必然导致对革命前途的悲观失望。如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迟迟不来，苏维埃政权岂不是只有在同农民的矛盾中“苟延残喘”或在等待世界革命中“连根腐烂”！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以高度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展开了一场气势恢宏、规模浩大的工业化建设运动。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鼓舞下，苏联人民相信：他们不必依靠外国力量，而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向西方和全世界指明人类前进的道路。为了保卫苏联的独立和生存，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奠定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尽管存在着不足，但是在当时，一国能否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适应了国际国内形势的要求，当时欧洲革命已明显处于低潮，一些人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能不能依靠自身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当时广大党员和群众需要有明确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给予了苏联人民极大的希望和精神慰藉，鼓舞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热情。斯大林提出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在当时对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信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巩固和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执政初期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关系状态对斯大林的影响

斯大林执政初期，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特别是苏联与美国的关系、苏联与英国的关系对斯大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从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胜利起，它便把自己置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把消灭资本主义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斯大林更是极力渲染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不断宣传和夸大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斯大林看不到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过分强调两种制度的对立性。斯大林的政策加深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不信任，造成了两制对峙的紧张局势，对苏联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斯大林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的确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国际局势的紧张氛围、西方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敌视与对立也不容轻视，并对斯大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斯大林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1925年被称为是世界承认苏联之年，但是，事实上，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对苏联持敌视对立立场。尤其是美国，在整个20年代，美国政府不仅在外交上拒绝承认苏联，而且阻挠其他国家与苏联改善外交关系，要求这些国家在对苏政策上追随美国。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苏“冷战”从1917年已开始。美国曾想办法破坏1920－1921年苏联和英国的贸易谈判。1923年12月，即在英国承认苏联前不久，美国总统柯立芝还在宣称美国政府不打算同苏联政府进行往来，还继续向英国和已经开始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施加压力。1924年2月，英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英国和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同年8月，苏英签订了条约，两国的相互要求问题在条约中基本得到解决。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从中作祟，1924年底上台执政的鲍尔温政府拒绝批准英苏条约。从1926年夏天起，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当时美国政府竭力促使英国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一些人制造舆论怂恿英国工商界对苏联采取更强硬措施。1927年5月，英国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与商务关系。

美国还阻挠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24年，苏联打算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统治集团担心，苏中接近会加强这两个大国在远东的地位，削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于是，美国政府对苏中谈判公开进行干涉。在美国的阻挠下，本来已经同苏联签订初步协定的中国政府停止了谈判，美国报刊宣扬苏中谈判将彻底失败。美国的干涉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在民众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不顾美国的反对，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1924年，在苏联与法国进行外交谈判之际，美国政府也从中作梗，竭力阻挠苏法关系正常化。美国国务院向法国政府暗示，法国承认苏联将是一种“错误”。《人道报》在谈到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时说，国务卿休斯毫不含糊地声称，法苏接近的任何尝试都是美国所不喜欢的。1924年夏，休斯还亲自前往法国，干预苏法建交谈判[4]。

20世纪20年代，维护和巩固苏德关系是苏联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苏德关系的稳定性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化，由于英美对德国的政策的影响而经常受到冲击。英、美对苏德合作十分不安。1924年8月在伦敦会议上通过的《道威斯计划》，显示出英美等国对苏联的险恶用心。道威斯计划力图把苏联沦为给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原料的附属地，使苏联的工业依附于西欧，不让苏联工业化。他们认为苏联应该从德国和其他国家购入工业品，而苏联则向它们提供原料和粮食，继续成为一个农业国。美国和英国的垄断集团希望借助于德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使它反对苏联。

1925年10月，在英国倡议下召开的洛迦诺会议和签订的《洛迦诺公约》明显显示出对苏联的威胁。英国希望通过给予德国一些让步和诺言，把它拉入反苏联盟，这一公约事实上规定了这些参加国在进行反苏战争时互相给予援助。洛迦诺会议的召开使苏德两国的合作关系受到重大挑战。

美国在阻挠苏联同拉丁美洲国家关系正常化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积极。在美国的压力下，本来已经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墨西哥和乌拉圭政府于1930年初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

在这一时期，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国家想建立和平解决争端、调节冲突的机制，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1928年8月27日，英、法、美、德、意、日等15国签订的《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一公约又叫《非战公约》），签字国一致谴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并同意在相互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但是，由于公约不反对防卫性战争，各国又作了重大保留，因此，《非战公约》并未能像其所宣称的那样意在消除战火、维持和平。

在这一时期，尽管未爆发大规模反苏战争，但英美对苏联的敌视行为并未停止，国际上常常是反苏高潮迭起。英国张伯伦政府发起了美、法、德、日、意等六国外长会议，提出“和共产国际作斗争”的口号。1927年，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趋于紧张，苏联多个驻外使馆和商务机构受到袭击，5月，英国同苏联政府断绝外交关系；6月，苏联驻波兰大使在华沙被刺身亡；12月，中苏关系破裂。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斯大林的危机感不断加强。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继续坚持对苏联的敌对立场，美国则一直持不承认苏联的立场，并采取敌视对立政策。

西方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关系紧张状态还反映在经贸关系中，即使在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期间，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往来也不怎么顺利。1930－1931年，西方国家掀起了一股抵制苏联货物之风，他们说苏联实行“低价倾销”、“强迫劳动”和“财政破产”等。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的持续紧张关系，使斯大林始终具有一种迫切的危机感和严重的孤岛意识。1927年下半年，当英国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后，斯大林立即认为这是武装干涉苏联趋势加强的表现，认为“和平共居”的时期正在过去，而让位于对苏联进行袭击和准备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时期。斯大林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国际形势极为紧张的新时期，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强调苏联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武装干涉的现实危险，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战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斯大林的结论是：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必须准备应付一切危险，要准备好自己的军队，这就是国际形势要求苏联做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斯大林以非常手段在国内开展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加快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增强应付不测事件的能力。斯大林始终认为苏联的安全受到威胁，他认为国际资产阶级“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为了应付外部的威胁，斯大林坚决实行高度的集中，苏联始终处于备战状态，斯大林需要的不是争论，而是绝对的服从和迅速的行动，不如此，他的方针政策就不能顺利地推行——对斯大林来说，这将意味着苏联的灾难。

三、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破坏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资本主义的岌岌可危、资本主义政府的新变化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

1929年爆发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以致命的打击，这场危机波及整个西方的银行业、商业以及本来就处于困境中的农业。由于工业危机、农业危机和信贷危机同时并发、相互交织，导致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更加恶化。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不断发生，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巨大的危机。据统计，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40%以上，几乎倒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水平。

在西方世界面临巨大危机之时，苏联则向全世界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拥有巨大的活力和潜力，并为人类开创了新的通向未来的道路。与危机期间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在以资本主义国家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国民经济。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只用了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顺利完成。在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先后建立了车里雅宾斯克、库兹涅次克和第聂伯河水电站，车里雅宾斯克铁合金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和库兹涅次克冶金联合企业，斯大林格勒、捷尔任斯基、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业机器制造厂，莫斯科和高尔基汽车厂等一批大型重化工业企业。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特别是工业设备需求强劲。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的最大买主。例如，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30%，到1932年这一比重上升为50%[5]。美国是苏联所需的机器和设备的主要提供者之一。1929－1930年，美国有36个州的几百家企业参与制造苏联的订货。据统计，1931年苏联所购买的美国机器设备约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其中拖拉机出口总额的77.3%、金属加工机床的57.3%、其他金属加工机器的46.3%和采矿设备出口的近1/4，都输往苏联。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对比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发及危害，苏联集中国家财力物力进行工业建设的计划经济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让计划经济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对计划经济给予了研究，1929年美国经济学家弗·曼·泰勒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性计划”这一概念。他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如果采用“指导性计划”来对市场经济加以宏观调控会大有好处。

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对资本主义政府产生了重大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面临诸多危机之时开始借鉴苏联，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一些调整和改良，以挽救其制度危机。1933年初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推行了“新政”，开始实行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挽救措施，并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进行了一些让步，这一系列措施被称为“罗斯福新政”。罗斯福采取政府干预经济的办法，运用一系列财政手段，控制和引导经济活动，刺激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调节收入分配，逐步把美国引出了困境。在此之前，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受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由所谓“看不见的手”来支配，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在苏联成功经验的影响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有化、计划性，加强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遏制了经济危机的势头，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1945年英国进行的改革也仿效了苏联的一些做法，主要有：实行国有化，将矿山、银行、交通运输、钢铁生产等收归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国有成分达到20%；实行高额累进税，使总收入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再分配；实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免费医疗，实行失业、伤残、生育、年老、死亡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及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化。

在资本主义世界陷于经济危机之时，苏联显示出的生命力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虽然有短暂的发展与繁荣，但经济危机和战争频发，市场经济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一系列危机，让斯大林、让苏联、让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认识到，应当摒弃市场经济，实施计划经济。苏联借助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以高度集中的计划方式配置资源的新的发展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年代中显示了独特的优越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四、战争的阴云与斯大林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战争的阴云开始逐渐扩大。经济危机使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危机使一些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滋生，为转嫁危机，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家的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发展，国家经济日益转向军事化。日本率先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在欧洲，希特勒法西斯势力在德国上台执政，逐步走上了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积极扩张的道路，对美国和欧洲的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在帝国主义包围下，在战争的现实威胁下，斯大林提出了告诫：现在又像1914年那样，新的战争显然逼近了，苏联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障国家以防止突然的事变。斯大林的危机感最终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德国法西斯疯狂入侵苏联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短暂和平，又被战争所取代了。

战争对于斯大林是挥之不去的阴云。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帝国主义者随时会发动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一方面又担心世界战争的爆发。受到战争笼罩的国际环境的影响，为了国家的安全和生存，斯大林认为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快速发展重工业，来加强国防力量。1925年，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6]斯大林认为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生存下来，必须要自己武装自己，尽快建立自己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国防！这就是斯大林的决定，这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这就是斯大林为了迅速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而确立的发展目标。在1927年前后，苏联领导人最担心的可能爆发的反苏侵略战争并未爆发，在这难得的喘息时期，斯大林也曾想过改变搁置轻工业的方针，同时加速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但30年代初日德两大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又构成对苏联的现实威胁，使斯大林又一次感到战争的逼近，使得这一转变最终没有实现。可以说，由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随时可能爆发的反苏战争的威胁之中，联共（布）多数领导人是支持斯大林基于备战而确立的经济发展战略的。

斯大林对苏联的基本认知是：“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50年甚至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打倒”，如果不愿意被打倒，那就必须抓紧时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是要挨打的”[7]。因为“我们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会在哪一天进攻苏联，打断我国的建设。他们随时都可以利用我国技术上经济上的弱点来进攻我们，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而能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在苏联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即苏联富强的基础。党不可能等待和应付，它应当实行最高速度的政策”[8]。正是这种对随时可能面临战争的危险处境的高度戒备使斯大林的许多政策都带有战时色彩。斯大林也看到从发展轻工业开始，然后逐步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优势，但是，苏联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战争的阴云又开始逐渐扩大，使斯大林再一次坚信，要取得战争胜利必须有强大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因为这是发展一切经济部门、加强国防力量和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福利的可靠基础。这对国家是生与死的问题。在斯大林看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更便于国家在临战或战时调动一切必要的人力、物力以应对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在战争中的伟大表现，也对斯大林的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斯大林看来，战争胜利结果表明，在最初几个五年计划中，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执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是正确的和英明的。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9]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列举了战前1940年苏联可以用来进行战争的经济基础，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3年取得这些物质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二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政策。战争证明，重工业是苏联国防力量和苏联武装部队强大的基础。苏联在前所未有的短促的时期内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才抵挡住了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的进攻。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鲜明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极大优越性，这一胜利意味着，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取得了胜利，它光荣地经受住了战争的严重考验，并显示出它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五、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的胜利推进对斯大林的鼓舞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辉煌胜利，社会主义由一国走向多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影响，一度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大好形势。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胜利造成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斯大林。1917年，社会主义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4%，领土占全世界领土的15.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约占全世界的35%，领土占全世界的26%。社会主义国家在消除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提供充分就业、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资本主义世界中出现的低发展、高失业率以及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照。1956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采煤量占全世界的37%以上，钢铁产量约占1/4，棉花产量约占1/3。社会主义各国的谷物收获量约占世界的40%[10]。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谱写的辉煌显示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声望。

苏联积极援助东欧和亚洲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联合，斯大林强调：“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11]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通过实施一系列措施，签订一系列友好互助条约，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推动社会主义的国际联合。1947年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人党成立欧洲九国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苏联与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同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950年2月11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了为期30年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形成，对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此，斯大林积极促成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合。最终，在斯大林逝世后，1955年5月，苏联与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阿尔巴尼亚八国在波兰华沙签署《华沙条约》，形成统一的政治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确立。

社会主义在多国的胜利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苏联不再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与西方世界对垒，而是依靠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斯大林高度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的合作互助关系，他认为，“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结果，在这些国家中便有了高速度的工业发展。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这样的工业发展速度之下，很快就会使得这些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会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入他国。”[12]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走向多国胜利，显示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崩溃了，苏联摆脱了国际孤立状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联合使斯大林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理论。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13]。他认为，战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和联合，使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西方的经济封锁使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更加巩固，它不仅不需要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入，而且自己还有大量的剩余产品输往他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缩小；由于日益狭窄的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逐渐加强，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完全可能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首先爆发。

六、冷战的对峙格局对斯大林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不存在来自外部的现实威胁了，而斯大林仍然固守着充满弊端的经济政治模式，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发展战略存在问题，但此时的苏联不再有外部威胁了吗？是苏联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对手，走上了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道路吗？是苏联还是美国发起了冷战呢？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上，理论界存在着争议。本文认为，无论是谁发起了冷战，冷战的对峙格局影响着斯大林。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苏联遭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苏联在战后希望以最大精力用于恢复和发展经济，并希望在经济上与美国继续合作。然而这时的美国为了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已下决心与苏联走向公开对抗。战后初期，斯大林主张保持苏联同西方国家之间在战时结成的联盟，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加强各方面的合作。1947年4月，斯大林在同美国共和党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的谈话中指出，社会制度的差别对美苏合作来说并没有什么妨碍，“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是相同的，然而它们之间却发生了战争。美国和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同的，但他们彼此并未作战，而且在战时还相互合作。两种不同的制度既然在战时能够合作，在和平时期又为什么不能合作呢？”[14]不仅如此，在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存在着各方面差别的基础上，斯大林还提出了一种非常宝贵而且迄今也不失其价值的思想：共处的各方“不应醉心于批评彼此的制度。每一国的人民都维持着它所愿意维持和可能维持的制度。哪一种制度更好——历史会证明的。应该尊重人民所选择和赞同的制度。美国的制度究竟是好还是坏——这是美国人民的事。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合作”[15]。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提出的处理两制关系的思想是正确的，符合苏联的现实利益。

然而，能否真的和平相处并不只取决于苏联和斯大林，还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苏联对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声援和支持，社会主义从一国走向多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苏联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却是西方资本主义不愿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股极端反共情绪在一个时期内席卷美国等国家，在一些人眼中，苏联的强大实力是共产主义威胁的具体表现。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的富尔敦发表演说，攻击中东欧大陆已经“被苏联用铁幕笼罩起来”，呼吁英美结成联盟，有效遏制苏联的扩张，这场演说正式拉开了东西方冷战的序幕。随着冷战的开始，斯大林很快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开始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两种制度对立和斗争的不可调和性。1947年苏联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苏联与美国的关系完全破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各国实行遏制封锁政策。1948年，美国对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商品实行个别许可制。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作为西方15国对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禁运的协调机构，禁运物资一度多达1000多项。同年，美国国会还制定了“出口管制法”，禁运商品达2800种，1951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共同防务援助控制法》，规定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的战略物资达313种，还规定美国将对向苏联提供禁运物资的国家停止经济、军事和财政援助。另外，马歇尔计划出笼以后，美国政府还修改了《约翰逊债务违约法》，只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私人信贷的限制。1951年的贸易协定延长法又规定对社会主义各国的商品实行进口限制。一系列行动之后，世界最终形成了以苏美为首的两种体系、两个阵营和两个对立的经济集团和军事集团，两制国家进入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全面对峙时期。

冷战的对峙局面，影响了斯大林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经济联系途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如何保证苏联本国安全和既得利益，同时保证新解放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被帝国主义颠覆，成为斯大林关心的重要问题。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明确提出了世界已形成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可以说，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提出首先是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回应。斯大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瓦解，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立的局面，而这种阵营对立的经济结果就是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互不往来的市场。斯大林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的必要性，他指出，是“美国、英国及法国自己促成了这个新的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巩固，当然这不是出于它们的本意。它们对于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体系的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经济封锁，想以此窒杀它们。事实上并没有窒杀得了，反而巩固了这个新的市场”[16]。

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关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格局，并充分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贸易往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这一理论在冷战环境中出现是合乎逻辑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粉碎西方的遏制封锁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统一以及经济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理论又存在致命的缺陷，就是它并没有正确认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在科技进步的带动下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斯大林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排除在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最新科技进步成就之外。这一理论在一定时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问题，但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一理论违背了世界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负面影响。

可以看到，国际因素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当代，我们在反思和批判斯大林时，不应该忽视国际因素、时代条件对他的影响。当时世界正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性危机，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又引起了一系列革命，斯大林领导苏联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曾经取得过轰动世界的成就。俄国这个欧洲最为落后的国家之一，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但战后苏联仅用几年时间就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工业基础，也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社会主义凯歌高奏的时期，苏联代表着现实社会主义的形象，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当然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应当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扩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经济增长较长时期保持较高速度，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社会经济政治形势较为稳定，而战后斯大林继续推行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没有跟上国际国内新形势的新要求，当时代已经开始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时，斯大林及其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停滞，最终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危机，这一教训应当深入总结并记取。

参考文献：

［1］《斯大林文集》（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2］吴恩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关系析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8期。

［3］刘金质：《冷战史》（上、中、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4］伊·费·伊瓦辛：《苏联外交简史》，春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5］郑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1992年第2期。

（编辑：张晓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