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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姚顺良教授日前在接受中央编译局《国外理论动态》记者采访时提出，应重视和加强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他认为，今天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的历史演化和思想遗产，不仅对于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而且对于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科学地认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提出要从第二国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来认识研究第二国际的意义。在他看来，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比作一个链条，第二国际就是这一链条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它既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的全盛时代，也构成了从“原生态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阶段；既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从欧洲走向世界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分化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共产主义”的时期。

　　姚顺良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第二国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他认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如果不研究第二国际，就不可能研究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的来源；第二国际时期三个具有代表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批判理论，即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的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构成了后来列宁《帝国主义论》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理论背景；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第二国际事实上开启了对东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他认为，过去我们一般认为是由于“第二国际的背叛和最终破产”，导致“社会民主主义”与“革命共产主义”的分化。其实，这种分化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社会主义运动在由欧洲向世界范围扩展过程中必然带来的分化，是第二国际“过渡性”历史使命的完成。与其说“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分子和“工人贵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不如说其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分裂是东西方社会发展的歧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改良主义，“革命共产主义”实际上反映了东方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要求。

　　

　　（庞晓明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