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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以生态理性重塑社会的基本原则，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他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批判中出发，找寻社会主义重建的有效方法与途径，展现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理论志趣，即通过批判还原现实的、合理的社会制度、人性内容以及价值判定标准。因此，生态社会主义也是要以批判为武器，建立对于人类全局而言更为合理的方法论基础、社会发展基础，展开生态化社会主义的前提性试探。

　　一、社会主义反思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最佳”社会形态的探讨，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人类对于合理化社会形态构建的努力尝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高兹，也同样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形态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自相矛盾，这种矛盾指的正是人类的社会与人类存在之间的真实矛盾。两种社会制度并没有给予人类更多的生存利益，而是都在一定程度上偏走在经济的边缘之上。所以，引以为傲的社会主义也同样值得批判，这种批判使我们不得不思考，社会主义的真实原则究竟为何? 如何对社会主义作出正确的判断? 他指出，“作为一种体系，社会主义已经死了。作为一种运动和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它行将结束。它曾经提出的所有目标都过时了，支撑它的社会力量消失了。它已经失去了它的预言尺度、物质基础和‘历史主体’;正在导致即使不是无产阶级，至少也是工人阶级消失的历史和技术的变化已经表明，它关于劳动和历史的哲学被曲解了。”①这是他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 的经典批判。高兹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真正消失的东西仍然同资本主义一致，即建立在真正人性基础上的合理的社会目标、价值追求。作为社会主义的先驱，苏联社会主义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只是手段上作出了改革，“计划”经济取代了资本主义经济却仍然发挥着经济理性的“潜规则”。“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本特征的滑稽的放大图。它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的，它试图使这种追求合理化的方法是，用精心计划的、中心化的、外在的整体经济控制的市场取代了自发的外在控制。在一切行为领域中，它使得体系的全面合理性所要求的功能行为与个人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相互分离。”②从根本上说，这样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畸形的，在一种异己利益的支配下，仍然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样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异曲同工”，并不能代表人类所要追求的社会形态。然而，资本主义更加具有全面异化的典型性。高兹决心使社会主义的应然内涵真相大白，试图从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典型社会形态的深刻批判中找到一种全新的理念以矫正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真正合理性。这一合理性的社会主义即是生态社会主义，它体现的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的和谐，体现了人的生存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内涵的深刻延续。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社会主义合理形态形成的前提动力与必要理论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的本质框架下找出何以成为阻碍社会合理形态发展的症结，才能使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澄明，为社会主义的构建提供有效的动力。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形成“动力”——经济理性批判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就是对社会形态重构的前提。高兹把这种前提使命赋予了对经济理性这一资本主义核心理性的批判之中，整个批判构成了合理社会主义的形成动力，即高兹明确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的原始动力。他认为，“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和核算……从我的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起，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于是，计算和核算就成为具体的合理化的典型形式。计算与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下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是考虑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考虑它所要求的成果的性质;不考虑人们与劳动产品之间的感情和美的关系。……人们的劳动取决于一种核算功能，而不顾及他们的兴趣和爱好。”③经济理性逐渐摧毁着人类应有的生活世界和人性本身。同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危害的认识一样，高兹也认为基于人自身之外目的的劳动带来的后果不是劳动与自身价值的相分离就是人的合理理性屈服于经济理性的局面。无论是从何种层面切入到这种人性危机，都显示出了思想家们对于同种制度下不合理因素的强烈质疑。因此，高兹指出，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合理性是‘认识—工具合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仅错误地把体制行为扩展到它所不能适用的行为领域，它还使得社会统一、教育和个人的社会化所依赖的关系结构‘殖民化’、物化和残缺不全。”④人类的真正理性受到压制，人类本应合理的行为变得不合理，而“计算机和机器人具有一种经济的合理性，确切地讲，它以尽可能有效地使用生产要素的经济需求为主要特征。……这种合理性的目的在于使生产要素发挥作用时更加经济化，它要求用简单的度量衡单位标准对生产要素的使用加以衡量、计算和规划。这个度量衡单位就是‘单位损耗’，这种损耗本身就是劳动时间的一种功能，而劳动时间又体现在产品和用来生产产品的手段之中。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由于所使用的手段的日益有效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节省下来的工作时间构成了这样一种工作时间，它可以用来生产附加财富”⑤。随着对经济合理性认知的改变，即把可计算作为衡量的标准的确立，人类的应然理性受到挑战。即对于人类的应然理性而言，它具有无限性、不可穷尽性、主动性、创造性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随着市场操作规划的破坏改变，人的应然理性——人的主体的能动性不得不体现为当下的使然理性，从而人类的主体性可以不依赖于主体而沦为计算机化和机器人模式，人类的理性脱离了人的主体而依靠于他物，结果必然造成人的一切价值和意义的丧失。

　　理性主体缺失，理性的目的自然就偏离了轨道。“与从事具体劳动导致的自由的丧失相比，挣钱所带来的满足更重要。赚钱成为工作的首要目的，人们不会从事任何没有经济补偿的运动，金钱取代了其他价值并且变成了资产阶级唯一的衡量尺度。”⑥主体性的丧失导致了人的价值观、自由观的变异，自由不再是建立在对自身发展有利的方面，而是为了成就人之外的外在利益。为此，人的理性的初衷在此发生改变。这样一种经济理性支配的社会，既不能真正满足人的需要，又不能体现现代社会的真实内涵。人类只有在不断地破坏自然以显示自身的使用价值时才能得到暂时的满足。“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产也就是破坏……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就是生态危机……资本的逻辑就是不断地追求增长。……过度积累的危机被再生产危机加剧，再生产危机最终又根源于自然资源的匮乏”。⑦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无止境地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而这种消耗又不可能被经济理性支配下的人自觉地察觉，结果生态危机出现，生态问题与经济增长必然纠缠在一起。

　　在看到经济理性的缺陷之后，高兹试图寻求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方式和思维方式，而生态理性能给予我们很好的启迪。经济理性侧重于生产的全方位开展，把生产活动看作是一切活动的基础，由于放大了生产活动的功效，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在经济理性面前消减为单一的活动。在这种思考模式下，生态环境当然只被作为以支持生产活动为主的附属活动，生态活动的目的也是为了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为优先考虑因素，而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被包容于经济活动之中，环境成为手段，它的发展不仅停滞且被割断了。而生态理性给予我们另一种思维的空间，它以自身为发展的原则与目的，二者的一致使得社会的整体意识趋同，社会合力的一致使得社会的发展必然呈现向上的趋势。生态理性在前提原则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狭隘眼光，它凸显的不再是单一社会环节的增长而是社会的全面协调和人类的普遍合理性，就是人与自身环境的和解。社会主义在生态的维度找到了新方向，坚定了新原则，展示着现代性的新精神。

　　三、生 态 社 会 主 义 的“核”——生 态理性

　　经济理性显示出了与真正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的态势。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原则必须首先确立。社会主义在前提上必然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深层目标、原则上，社会主义如果不跳出资本主义的牢笼则必然还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的目标不再是以追求经济利益、少数人的权力为主，而是要实现真正的维护人类的真实生活样貌，也就是实现生态化的社会主义，以这样的目标来支撑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说社会主义的原则是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另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与以往传统社会主义的阐释。

　　高兹在充分反思了经济理性的合理性之后，认为只有认清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虚伪面具下的真相，才能对这种理性进行谨慎的批判，从而找到一条合理的出路，这个出路将通往未来的社会新形态。高兹把这一希望寄托在对生态理性的阐发上，“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当经济活动侵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现象”⑧。生态学无疑是从另一侧面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的内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润时忽视了造成利润的外在自然条件的损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轮的能源、资源的竞争，而竞争在追逐利润、资本的欲望下不断扩大，愈演愈烈，自然资源的不断减损不但没有使竞争的脚步放慢，反而加剧了竞争，结果造成一种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资源的严重匮乏打破了生产的企图，人类进步最终沦为空话。内在矛盾体现在经济理性自身成因的两大方面，即利润与利润前提条件之间的矛盾，而矛盾成为矛盾的前提无疑是没有生态地看待人类的发展，也就是在失衡的比例中追逐超越应然条件下的不可能利润。“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判然有别。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采取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的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相反，经济理性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生产效率消费和需求最大化的基础上。只有通过这种最大化的消费和需求才能获得根本的增值。结果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整个经济领域浪费日益加剧。从生态观点看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从经济眼光看则是增长之源……从生态观点看是节俭的措施……用经济眼光看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减少，就是没能充分利用资源。”⑨而生态理性则正是要告诉我们，更多的不一定更好，“特别是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并非必然导向更好的生活，从而发现还有着比工资需求更为重要的需求时，他们也就逃脱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价值都可以量化，认识到金钱并不能购买到一切，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最本质的东西，‘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⑩。在高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正是资本主义对于利润增长规律盲目地异想天开，而没有把握人与自然的全局关系，导致一种必然的理性合理性的丧失。在这一点上，他与马克思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也同样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对国民经济的研究中，他指出，国民经济学呈现出来的处处是机械的公式，试图取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真实思考，它的确是一种对规律的抽象，但只是抽象，丧失了对于经济发生学的思考。马克思超越了它，并且在这种超越中，他看到了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大地位，看到了分工的实质以及剩余价值的意义。而这些都是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有利证据。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矛盾从深层上挖掘，体现在人的真实需要与现实需要的矛盾上。“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指望别人生产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1】在私有制之下，人的需要从自身的自我实现转嫁到异己的他在实现，需要也如同利润一样可以舍弃对己的价值内容、对己的意义层面而成为可通过外在力量实现的商品化事物。在需要层面上体现了经济学中的成本最低，但也恰恰由此忽视了成本以外的人性需要。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与人的本性需求相矛盾，资本主义运营原则与人类的全面发展相违背，这种固执一端的做法最终也必然走向人类社会非生态化的陡坡。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现象，通过批判打开了走向未来社会的有效之道。

　　高兹与马克思都对资本主义怀有“别样”的认识，他们都从生态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可谓之制度的生态化(这里的生态不是自然维度的表达而是一种理解方式)。同时，二者不仅对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但笔者侧重以经济为例) 的批判认识有着相似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看到了作为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的恶果，也就是看到了人性的生态化的可能并试图澄明这种可能的必要性与必然性。资本主义是人性的不断彰显还是人性的不断压抑? 这是高兹和马克思共同思考的问题。高兹认为，在经济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彰显完全被物的创造所取代，人性不能在本真的意义上得到认可，只有通过计算模式加以量化。效率、数量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人性的降格伴随着资本的增加，“进入生产过程的工人将被剥夺他们的人格和个性、他们个人的目的和欲望。作为简单的劳动力，他们是可以交换的并且可以与其他工人的劳动力相互比较，他们所服务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因而对他们来说是毫无关系的目标”【12】。人的意义的丧失作为一种后果不得不出现。经济理性支配下的人看似有着整体性，但他们本质上不但没有整体性，反而更加没有总体性，因为其整体性建立在自身以外的目的上，他们作为人的真正差异被取消了，差异不再是人格上的而是物格上的，因此，随着人格被取消，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努力也被取消，人还不如机器精准，人不如机器人，人只是在物的意义上获得了总体性。马克思同样认为，资本主义中的人性是被物化遮蔽的异化了的人性。“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3】这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提不是建立在人的发展之上而是以物为先驱和主题来发展，人性的压抑与否不是资本经济所要顾及的。结果必然造成人性在物性膨胀中逐渐丧失。同高兹相似，马克思承认人的特性首先是一种整体性，即不仅把人的活动对象化地来看待，也把自身当作对象来对待，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人区别于他物的自由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作用于自身是反思与自我认同，而把一种反思认同对象化便产生了自觉的人类活动，人与自然在这一环节上的结合才是具有“生态”意义的，否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外在的，只能说构成了为着某些人、成就某些人的生产线，而不是一个人与人紧密结合的社会。所以，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4】人与自然必然不是简单的结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种“正当”关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实的人类社会，才能在这样一种人类社会中凸显人对自然作出生态化的努力，即不单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己层面，更要顾及在双方关系中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性的合力彰显、适时的发展。无论是高兹还是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就是人性持续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单单表现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实，更重要的，人性的异化已经由一种被动形态转向主动趋势。而生态理性的提出恰恰为一切异化的根源得以回归应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态理性秉持着“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则，就是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时，量度而行，以“关系性”的维度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为原则的“求和”，这种“求和”也正是生态理性的根本目的。

　　此外，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生态化、人性的非生态化在整体社会层面体现为价值取向的非生态化。高兹认为，在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观的定位往往是由外至内的强制后果，人们有一种“不得不”的情结，而缺少了“应当”的维度。在高兹所批判的核算经济理性之下，人们的价值标准被同一化、统一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经济原则为先导，价值判定被具体化为以量为度，以利润为成果，人在其中没有一个仅适用于人类特性的价值标准，而是统一于商品标准，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占据了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所以高兹强调“需要重新划界”。“对经济理性所发挥的领域施加新的社会限制。只有这种限制才能确保劳动者的完整性，确保他们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自我决定自己怎样度过自己一生的权利。”【15】这种划界提出了价值观生态化的可能，人类在这样一种限制下可充分思考“应当”的问题。这种划界同样也是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的尝试，在社会的一个整体层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的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经济理性只可能提供一个层面的发展空间而忽略了其他，而生态理性在适用范围上则远远大于经济理性，高兹对于经济理性的划界，实际上就是要为生态理性作为全社会的合理理性提供可能。同样，在马克思那里也有价值生态化的蕴意。马克思一再强调人与动物不仅在生命活动上有着区别，在审美体验以及对外界改造的能力上也是区别巨大的，总的来说，“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6】。值得注意的是:人在改造对象的活动中证明着自己的本性;并且人的这种改造活动必然出于自觉。没有这种自觉，改造活动便仅仅作为一种生存活动开展，没有一种内在指向。而这种指向不仅指向外在事物，更多地指向人的内在价值观。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在对这种指向剥夺的意义上成了异化，使劳动丧失了根本的价值追求，人们对于所产生的商品既没有使用权又无感情而只作为交换条件的外在物。这种间接价值的获取最终导致劳动者对劳动本身的异化和劳动者价值观的异化。因为在间接的需求下，对最直接也是最无用产品的制造才是现实的，除此之外无法实现个人需求。这样一来，价值便被隐藏在资本主义的巨大利益阴谋之下，价值观急需被生态化。所以，高兹提出了一种批判，也同时倡导一种未来的可能，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

　　四、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建构前景

　　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对人性异化的深刻揭示以及对价值观的理论表达，都显示出了生态理性作为另一种社会主义视角的“核”的合理维度。同时也应看到，高兹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形式与传统社会主义形式的，所以，理解社会主义，不能把社会主义单纯地看作是一种社会形式，否则就犯了苏联模式的错误;要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是具有内核的社会各个层面共同发展的总体，是内容性、本质性的对于人类应然生存状态的理解。社会主义更是一种态度。只有从这样的维度去理解社会主义，挖掘社会主义的“核”，从而尝试着构建另一种社会主义，才是对人类发展有益的。

　　高兹在批判经济理性之后要求进行生态重建，虽然他仍把精力放眼于经济方面的生态重建，但是他重建的自身原则值得重视。他认为有两种重建的道路摆在面前:一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但是这种重建有一定的“副作用”，“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生活的‘自然’基础的再生产，使自己工业化并且发展为一种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像其他消费品工业一样遵循同样的盈利规则。换句话说，即不仅满足基本需要并且尽可能合理化，而且有盈利商品最大可能的流动。生态技术法西斯主义还可能通过人工替换自然圈层，把自然转化为商品来再生产生活基础，简直就像按照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把生命的再生产，甚至人类生命的再生产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17】。这就犹如负

　　债的累加，用一份新债务去填补旧的债务，不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使问题扩大化。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只能是技术上的开放，无法改变的是危机背后的原因，因为改变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这种制度下的生态观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扩大化的帮凶，而不是救世主，这样的生态化解决的不只是暂时的危机，很快新的危机便会出现，当人类解决问题的速度远远小于危机出现的速度，适度的崩盘便可想而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则不同，从一开始它便不是单纯的“环境主义”行为，而是把生态作为指导社会一切层面的原则。生态化的前提批判了一切资本主义累积的冲动，社会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稳定地求发展而不是为着发展而发展，这正是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共通之处。所以，高兹提出了许多未来乌托邦的构想，从政治到居民生活，但无论未来社会如何发展，高兹认为都应遵循这三个基本点:(1)“我们更少地劳动”;(2)“我们必须消费得更好”;(3)“我们必须把文化重新整合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来”。【18】这些基本点都指向在生态前提构建下的社会发展的更多可能性，这些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实现的。高兹虽然有些理想主义，没有全面地说明生态理性的现实可行性，但在他用生态理性构筑的未来社会的图景中可以看出“生态”这一理念对于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意义，生态社会主义启示了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以压倒性的经济理念支配社会的整体发展，任何仅仅符合单一领域的社会原则只能造成社会的更大漏洞，真正的合理的社会理念是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方方面面能够协调一致的，能够普遍有效的，高兹告诉我们这种普遍化的力量就是生态，是生态化社会的前景性预期。生态社会主义突破了以往社会形态的狭隘认识，包含的正是这种具有普遍化力量的社会前景，因此也可以说，生态社会主义在此意义上是跟现代性精神协调一致的，是现代性精神社会形态层面的集中体现。

　　注释: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12】【15】【17】【18】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Verso，1994，p. Ⅶ，p. 42，pp. 109 － 110，p. 107，p. 2 － 3，p. 46，p. 107 － 108，p. 16. ，p. 2 － 33，p. 116，p. 20，p. 38，p.42 － 43，p. 44 － 45.

　　【11】【13】【14】【16】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0 页，第 51 页，第 83 页，第 58 页。

　　（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