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初步思考的结果,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学界关于《手稿》的浩若烟海的研究中,私有财产起源的“循环论证”问题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从“循环论证”问题的第一次公开提出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是学界依然没有公论。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难解,归根结底是由于不同观点折射着研究者解读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不同立场。
一、《手稿》“循环论证”争论的内容与底层逻辑
所谓私有财产起源的“循环论证”问题,指的是马克思在《手稿》当中对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关系的论述是否存在“倒因为果”和“倒果为因”的问题。在持“循环论证”存在观点的学者看来,马克思在《手稿》中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得出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即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但显而易见,那个使得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不属于他自己,使工人的劳动属于别人,使他人成为统治工人的异己力量的真正原因就是私有财产,因此私有财产导致了异化劳动。但马克思在论述完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后得出的结论却是“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简化这一逻辑链,就会得出“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过程,所以马克思在这里陷入了逻辑学上的“循环论证”。对于为何马克思会在《手稿》写作中陷入“循环论证”,学者们提出了三类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知识上的相对匮乏;二是认为异化理论的内在缺陷导致了“循环论证”问题的产生;三是认为根源于马克思对于“人的类本质”的设定,因为所谓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预设,这使得马克思在涉及私有财产起源问题时只能以思辨逻辑来论证,最终导致了“循环论证”。当然,也有很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表达了反对的立场,认为《手稿》中马克思的论证不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大体而言,论证《手稿》不存在“循环论证”问题的证明路径也有三种:一是对作为“循环论证”主体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概念进行拆解;二是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所谓“循环论证”过程本身进行拆解;三是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循环论证”的前提即《手稿》的文本主题进行剖析,指出“私有财产起源”问题本来就不是马克思的考察对象,以此立论的“循环论证”问题当然不存在。
“循环论证”问题争论的双方其实在证明路径上是存在本质差异的,持“循环论证”存在说的研究者论述时往往不限于《手稿》文本本身,而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思想连续性的问题,“循环论证”的存在是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还不成熟的证明,这种“不成熟”恰恰是与《手稿》之后的作品对比出来的。他们或者是认为《手稿》承袭了黑格尔式的乃至黑格尔左派式的自我异化概念的意义内容,或者是认为《手稿》仍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那个旧哲学,主要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的旧术语、旧形式、旧观点的遗迹。也就是说,在《手稿》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这是持“循环论证”存在说的研究者或是言明或是隐含的最底层的逻辑。但与之相对,反驳“循环论证”说的学者的论证大多集中在对《手稿》文本本身的解读,力求通过对文本的“再阐释”使看似矛盾的“循环论证”变得逻辑通畅,却很少对于“循环论证”存在说的底层逻辑作出直接回应。正是这种证明路径的差异,使得长期围绕“循环论证”的争论始终在两个层面各自发表意见,难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观点碰撞。
二、《手稿》前后马克思思想发展连续与否的基础命题辨析
为了彻底厘清《手稿》的“循环论证”问题,本文将《手稿》前后马克思思想“断裂”论的核心论点归结为以下三个基础命题,并对这三个命题逐一加以辨析。
1.《手稿》的研究方法辨析
《手稿》前后马克思思想“断裂”论的第一个论点是,《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虽然试图“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但由于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使得他在分析经济事实时不得不回头求助于黑格尔(或者费尔巴哈)的思想资源,用哲学批判替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考察《手稿》的研究对象,因为“阐述”的形式“取决于阐述的对象”。在进入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正式阐述之前,马克思用了“笔记本I”的前三节来引出他的研究对象。在第一节“工资”中,马克思揭示了在社会发展的所有状态下,不论社会财富是增长还是收缩,依赖工资谋生的工人始终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的现实。在此马克思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矛盾,“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在第二节“资本”中,马克思则揭示了,在资本积累的各个环节,不论资本家处于竞争还是垄断状态,被统治的、被支配的并且也因此遭受苦难的,依然是工人,“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第三节“地租”中,马克思考察了随着欧洲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土地作为一种在封建时代还存在着人格关系外观的资产转变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变成资本。不仅资本本身基于雇佣关系统治工人阶级,而且地产也必然以资本的形式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死的物质”完成了对“活着的人”的完全统治。正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开始展开“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论述,可见《手稿》的核心问题是私有财产的统治的秘密。为什么作为物的东西现实中却仿佛取得了独立的外观并且在自身的运动中统治人、支配人?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种种社会乱象的概括总结,是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物的依赖性”社会本质特点的感性表现。马克思在《手稿》中把私有财产的统治作为问题来深入挖掘,实际上是要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去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本质规律。
理解了《手稿》的核心问题的实质与马克思的动机,就会发现《手稿》在研究“私有财产的统治”问题时运用的其实是后来被公式化了的理论方法,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到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是当我们面对像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时把握其本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当我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出发,我们直接面对的通常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我们会在分析中不断抽象出一系列越来越简单的概念,直至达到一些最简单的同时也是最抽象的规定,这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但是,当具体表象被抽象为一系列简单概念之后,概念所指代对象的社会历史性也被抽离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保留了残片和因素,抹杀一切历史差别的结果是无法把握这些抽象的规定“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次序地位,只能代之以“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的顺序或是“它们在‘观念上’……的顺序”,这就无法达到对现象进行本质的揭示。因此马克思强调,“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用《手稿》的话说就是要始终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呈现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内部的结构,实现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对具体的客观真实的再现,彻底地把握具体的本质。马克思在《手稿》中其实已经对自己采用的这种方法进行了强调,比如,“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而在由异化劳动推导出私有财产之后,马克思再次强调,“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马克思对“概念”(Begriff)一词的反复强调就是为了说明他在此处的论证要揭示的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也就是本质层面的结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前文中对国民经济学提出的质疑,国民经济学虽然声称自己从国民经济事实出发,但并没有正确地描述“当前的经济事实”,他们只是从外观上判断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却没有真正地揭示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结果”的本质。也因此,当马克思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时,恰恰不是某些论者所说的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逻辑上的“退缩”,而是对私有财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层面和现象层面不同运动轨迹的揭示。
综上所述,《手稿》中的论证不是纯粹的哲学论证,而是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次“尝试”。
2.《手稿》的“人”的概念辨析
《手稿》前后马克思思想“断裂”论的第二个论点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人的类本质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规定仅仅考察了单个人的劳动及其对象,说明《手稿》时期马克思的理论出发点还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现实的、社会性的人”还没有进入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这表明马克思此时思想还达不到唯物史观的高度。对于这一观点,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剖析。
第一,从《手稿》的文本主题看,“人”在《手稿》中首先是作为现实的矛盾体呈现的。一方面,不仅是国民经济学家这么说,而且是国民经济事实的直观告诉我们:人,劳动着的人,他们生产产品,为产品赋予价值,创造财富,用双手改造着这个世界,使自然界越来越表现出人的特性,通过人的劳动使自然界受人支配,神的奇迹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私有制的条件下,工人不仅遭受着直接的压迫,而且日益表现为非人化,“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更有甚者,那些看似压迫着工人的资本家和地产所有者,要么在市场竞争中破产然后面临和工人一样的境遇,要么被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所统治,私有者完全服从于私有财产。于是在国民经济现实中呈现出普遍性的人被物统治的图景。作为《手稿》主题的私有财产的统治秘密对应的也就是人在现实中的非人化、奴隶化,在对“现实的人”的追问中引申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相关论述。
第二,从人的类本质看,“人”在《手稿》中是通过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从自己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中、从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确认自己的本质力量的自然存在物。这里马克思的认识既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黑格尔虽然正确地把人的类本质的实现理解为一个过程,但黑格尔所理解的唯一的人的活动的形式就是抽象的精神活动,因此人的本质在黑格尔看来就是自我意识,而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人的对象化的活动在黑格尔那里反而被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外化也就是异化,成了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成为绝对的否定性。因此黑格尔的人是能动但抽象的人。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类本质”主要是用于论证由于人拥有意识而导致的人相对于其他动物的绝对的独特性,强调那种能够认知“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并且将其当作对象的反思能力。从反思能力的角度,费尔巴哈在人的类本质的规定中设定了人的完善形态,一个“真正的存在者”。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人的感性先在性,但他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认识却是唯心的,人的感性先在性相对于人的类本质而言仅仅起到了前提和载体的功能。因此,费尔巴哈的人是双重的人,他的感性部分不体现他作为人的本质,而体现作为人的本质的那部分是非感性的。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不同,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不仅强调人的感性先在性,而且对人的能动性、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进行了感性的改造,使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在感性意义上得到了统一。在马克思这里,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但马克思并不把这些潜在的力量直接地同时也是抽象地作为人的本质,而是把感性原则或者说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正因为人是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而非抽象的、思维的存在物,因此这些存在于人身上的天赋和才能只有在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中才能表现出来。人只有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展现自己的本质。
第三,从人的类本质的实现形式看,《手稿》中的人在从事现实性、感性的、能动的对象性活动的同时还与他人发生着关系,并且只有在和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实现和表现对自身关系的类存在物或者说社会存在物。人的类本质必须借由人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够得到实现这一观点也是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人的自我意识,本质上是跟对别人的意识连在一起的。但由于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是人的意识、人的反思、人的情感,因此费尔巴哈对于人与他人的关系实现形式就只能认知为人的情感的对象化,也就是爱与被爱的关系。马克思则在认知“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强调这种关系必须通过感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本身生产人,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社会表现着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了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由此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状态。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由于每个人都按照自己作为工人、自己把自己当作工具的类意识来观察和对待他人,由于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呈现出来,具体的、感性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抽象的、偶然的关系。在私有制的社会中人不仅感觉不到自己是社会存在物,相反由于他们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的普遍性利益处于尖锐矛盾之中,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的普遍意识与他们的现实生活相敌对,作为抽象的东西的那种“社会”与个体相对立、相敌对。而在扬弃了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是人从非社会的存在向社会的存在复归,社会性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要求和普遍性质。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不再是那个与个人对立的抽象的东西,而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明确必须从现实的人出发,由此国民经济事实下人所表现出的矛盾状态正是这一时期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的反映。一方面,人的自然性表现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是劳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是人对自身的关系由此得以展现;另一方面,实现和表现着人的自然性的现实的人的社会性却表现为人的非自然性和非社会性,人和他人、和社会的分离与敌对,人自身的本质力量的丧失。因此,对人的这种现实的生存困境的改善必然意味着社会的改变,意味着私有财产的扬弃,意味着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3.《手稿》的异化劳动的性质辨析
《手稿》前后马克思思想“断裂”论的第三个论点是,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从作为价值悬设的人的类本质出发,虚构了道德上的“应然”与现实的“实然”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异化的结果,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异化理论的变体。固然“异化”“外化”“二重化”“非现实化”等术语并非马克思的独创而是来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但异化劳动是否可以与之等同呢?
第一,异化劳动起源于“当前的国民经济事实”,是对“现实的人”的实然状态的客观描述。为什么马克思要提出异化劳动?马克思不是在毫无前提的情况下纯粹基于个人的主观价值判断提出异化劳动的。《手稿》有一个明确批判对象即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家在理解劳动的时候只看得到劳动的积极方面,他们赞颂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赞美工业的能量和发展,承认人、人的独立性、人的自主活动等,赞扬人的“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这种认识既是片面的,又是伪善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国民经济事实中的劳动是什么呢?劳动不是表现为人的活动,而是表现为作为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工人越是努力劳动,他就越表现为客体,私有财产就越表现为主体,越来越作为主体而自在自为地活动。因此,国民经济学对劳动的肯定是对作为私有财产的活动的劳动的肯定,与此同时是对作为人的活动的劳动的否定,而劳动本身也因为这样呈现出两面性,在积极的方面之外还有消极的方面,并且对于人、对于工人而言主要表现为它的消极的方面,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首先是对这一客观存在的国民经济事实的描述。
第二,劳动的异化不是马克思基于抽象的“应然”的“设定”,而是现实的劳动本身的抽象化。首先要指出的是,基于价值悬设的异化的“设定”恰恰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批评黑格尔的地方。由于黑格尔从自我意识出发来理解人,因此异化或者说外化在黑格尔那里就是自我意识的自我设定对象的过程,而被自我意识设定的那个对象也不再是现实的、自然的对象本身,而是自我意识外化所设定的物性,即只是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退一步说,仅就劳动的异化这一论题本身,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劳动异化并不是现实的劳动和他观念中的某种“应然”价值的差异,而是现实中劳动本身的抽象化的理论表达。现实的生产过程是人们一方面生产着作为劳动的人的活动,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是异己的活动的生产”;另一方面生产着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对象,“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这两个方面都是抽象的,劳动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资本则抽离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内容,作为纯粹的抽象而存在。在封建社会,劳动虽然处于地产的统治之下,但还保存着具体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成为“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并因此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成为抽离了一切具体规定的劳动一般或者说一般劳动,只有在这个时候,“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因此,劳动的异化“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它只不过是对现实的、历史上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的国民经济事实的理论表达。
第三,异化劳动的扬弃不是以人的本质为立足点的纯逻辑推论,而是建立在现实的私有财产的经济运动的经验基础上。固然异化劳动理论中内含着马克思的价值立场,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私有财产统治下劳动者的“非人化”境遇,批判了物对人的全面宰制,把“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也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和历史发展的目标。但马克思并不像费尔巴哈那样,把同自己的价值立场相异的现存的东西看作“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相反,他依然承认私有财产的现实性,“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并且强调私有财产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挥的积极意义,“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规定并不是出于价值立场的逻辑推论,不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某种“应当确立的状况”,或者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共产主义运动是现实的私有财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也就是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手稿》中并不是把异化劳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不是把异化当作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异化的棱镜去观测现实,而是倒过来,是从国民经济事实出发,从异化劳动去解释现实的异化,去解释那些国民经济学没有说明或者当作“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问题,去揭示“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现象背后的经济本质,从而为现实地改变人的生存境遇提出可行方案。
三、马克思思想发展连续性视角下“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之关系
通过对《手稿》的研究方法、“人”的概念和异化劳动理论这三个基础命题的分析,不仅证明了《手稿》前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不存在“断裂”,而且恰恰是这些被指认为证明马克思思想发展存在“断裂”的“证据”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而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的角度,不仅可以对《手稿》的“循环论证”问题也即“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更能够从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的角度重新评估《手稿》中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论述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题”的初步思考和回答的成果。众所周知,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难题”发表意见的难事。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依然视私有财产是自私自利的狭隘利益,但他亲眼目睹了“高高在上”的理性国家和法是如何随私人利益、私有财产摇摆。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立法权”部分考察了“长子继承制”以及背后的地产财产,“长子继承制”的立法反映了作为私有财产的地产的内在本性,“政治制度就其最高阶段来说,是私有财产的制度。最高的政治信念就是私有财产的信念”。不仅如此,私有财产还让伦理观念在现实中成了私有财产的宗教。此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提出了——虽然还只是基于对封建社会地产制度的考察——私有财产(即地产)对人的统治的“颠倒”,地产“在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中是永恒的东西,即实体。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占有者实际上是偶性”,“主体是物,谓语却是人。意志成了财产的财产”。《论犹太人问题》是《手稿》之前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一次集中审视,马克思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尽管相对于封建君主专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局限性,它虽然不是建立在宗教迷信的基础上,却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马克思再次提出了“私有财产的统治”的问题,并且把当代的“犹太人问题”归结于此,指出犹太人真正的解放不在于宗教解放,而在于如何让社会从“犹太精神”——私有财产在人精神上的反映——解放出来,否则即使犹太人从犹太教中解放出来,这个社会依然会不断生产出“犹太人”。在写作《手稿》以前,马克思已经逐渐将自己的“物质利益难题”凝结为关于“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的基本命题,深刻地认识到私有财产对人的全面统治是一种“颠倒”,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反过来支配人、压迫人的现象。并且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相对于宗教对人的统治和封建君主对人的统治而言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同时也是现时代越来越显著的统治,因此相对于已经完成或者正在进行的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而言,人类解放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解放指向的就是从私有财产对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手稿》文本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是在青年马克思对于私有财产现象的不断深化的思考和研究的语境下出场的,它不是作为抽象的学术问题孤立地存在于马克思的脑海当中的。
沿着上述思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基本观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私有财产是劳动的结果,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使在社会现象层面私有财产表现为这种关系的“颠倒”,表现为独立的、外在于人并且统治人的东西,这样的私有财产归根结底也依然是人的劳动的结果,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进一步地,既然源头是劳动,是从事着劳动的人,马克思由此对人的解放作出了合乎逻辑的规定,“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马克思在《手稿》中对之前零散的思想进行了系统化整理,不仅对于先前的问题作出了解答,而且也为之后的研究确立了从经济层面特别是人的劳动、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出发考察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方法论原则。
那么该怎样理解“私有财产→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逻辑链呢?一方面,在解读《手稿》的时候必须要区分作为现实出发点的私有财产和作为理论出发点的异化劳动(准确地说,是从事异化劳动的人)。现实的私有财产是引发思考、提出问题的现实的出发点,但从理论论证的角度而言,它是理论论证的目标,是需要通过论证来证明、来揭示的结论性的东西。理论的出发点是人,是从事着现实的、具体的、对象性活动的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的时代,现实的人就是从事着异化劳动的人,由于他们的异化劳动,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被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抽象范畴来表示这一过程就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我们不能因为作为现实出发点的私有财产看似是全部问题的前提,就认为它在马克思的逻辑论证链条中也必然在先。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应的其实是人通过异化劳动生产出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对应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反作用于人的互动过程。但从观念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规律的角度说,私有财产只能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这个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另一方面,解读《手稿》还要注意区分经济范畴基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次序和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前文提到,马克思在《手稿》中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行考察,因此当马克思说“异化劳动”决定“私有财产”时,马克思揭示的是二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并不等同于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事实上,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时特意强调“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因为私有财产也好、劳动也好,作为社会事实这两者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二者都与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己产生了本质上的区别。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正因如此,由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实际的次序往往“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正属于这种恰好相反的情况。如果考察历史次序的话,《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接近于雇佣劳动、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条件的产物,而“私有财产”的起源远早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在《手稿》当中还专门论述了前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私有财产的“根源”(Wurzel)的地产问题。当然,由于《手稿》是未完成的手稿,并且存在诸多的片段遗失,我们不能排除在未发现的文本或者马克思原本撰写的计划中他曾经或打算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根源进行考察,正如马克思所设问的那样:“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只是现存的《手稿》文本中,马克思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是始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讨论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框架不仅是马克思对自己先前思考的问题的一次总体性回答,而且也成为《手稿》之后马克思持续深化自己的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基点。
首先,“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标志着马克思已经确立起科学的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出发点,为唯物史观的创立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前提。马克思在《手稿》中之所以要花大功夫从异化劳动推导出私有财产,主要就是为了破除包括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在内的各种把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引向人之外的“实体”的迷信。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进一步的,马克思不仅实现了从“物”到“人”的“颠倒”,而且还确立了这个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人必须是现实的从事着感性活动的人,是与建立在抽象类本质基础上的费尔巴哈的“人”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人”。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于这一理论前提的阐释还是原则性的,对于“现实的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但这正是《手稿》之后马克思研究深化的方向。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在论述商品交换时在异化的也就是否定性的方面理解以交换形式出现的人的社会联系,但同时又借助交换范畴正面论述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感性形式,并且创造性地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些个人是怎样的,这种社会联系本身就是怎样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强调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内容进行了规定,“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在《提纲》中,马克思一方面重申了之前的观点,即“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另一方面对人的本质问题作出科学表达,“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实的人”何以成为理论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马克思正是从《手稿》所确立的理论出发点出发,创立了考察“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科学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其次,“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规律的首次尝试,沿着《手稿》确立的方向不断深挖使马克思最终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手稿》的主题首先是揭示“私有财产的统治的秘密”,但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于只是揭示“物”的关系背后 是“人”的关系,在“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基础上,马克思还要从人的发展的历史的角度回答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运动规律以及前途命运等一系列问题,而此时他采取的分析思路是从作为异化劳动的外化和结果并因此成为主体的私有财产及其内在矛盾运动关系入手,以私有财产的自我运动为线索考察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表列了潜在地包含在私有财产关系内部的劳动和资本从“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到“二者的对立”再到“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的辩证运动过程。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份成果,马克思此时还在使用国民经济学的经济范畴和概念,而这些概念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目标的实现是不够的。后来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以“劳动”为例说明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在分析资本主义规律上的缺陷,“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模棱两可的、不完全的”,“把商品归结为‘劳动’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它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必要劳动以交换价值进行计算”。但是,要求马克思在《手稿》中就达到《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水平显然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虽然《手稿》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早期成果,是稚嫩的,但“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比如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初次运用,比如对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前提即把商品理解为劳动成果的原则性坚持,比如异化劳动概念中蕴含的劳动的抽象化为区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奠定了基础,比如私有财产的主体化与资本的人格化的思想关联,比如“拜物教”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财产的统治”问题的科学阐释,还比如从对私有制的前提性反思出发才有可能被发现的剩余价值理论,等等。虽然这些思想大多是以碎片的形式零散地分布在文本中,但马克思正是沿着从《手稿》开启的道路不断深入,最终才能够将这些思想碎片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最后,通过“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论证,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蕴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尽管《手稿》之前马克思就已经表现出为人类求解放的人民立场,但《手稿》在把握“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财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和作为人的发展过程的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的角度,对作为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作出了以下规定:一是共产主义的基础是经验存在的现实世界,“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二是共产主义本质上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是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能动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三是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只可能建立在充分吸收人类实践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四是共产主义的目标归根结底是使“人作为人”,从个体而言这一目标要求解放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从社会而言这一目标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摆脱物的中介而组成“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普遍性的利益之间达成一致;五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只能通过现实的改造世界的实践,共产主义“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六是共产主义必须坚持彻底的辩证法,“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完成形态。《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对于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原则规定,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的思想源头。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