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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其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的思想资源等。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作为直接的思想资源，在马克思科学价值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研究中，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1851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道：“你必须把对蒲鲁东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可见，在马克思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他依然持续关注蒲鲁东的最新动态和理论观点，虽然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中，他将蒲鲁东判定为在哲学上和经济学上双重无能的理论家。因此，深化对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形成和发展历程的认识，在思想资源方面，不仅需要关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之影响，也需要重视其中的蒲鲁东因素。

　　自巴黎公社失败后，蒲鲁东及其学派逐渐式微。在2010年3月20日法国哲学会上，西巴黎拉德芳斯大学教授罗伯特·达缅用“令人不堪”一词精当地概括了蒲鲁东在当下社会主义谱系中的境况。应该说，正是蒲鲁东的这种不堪处境，使马克思同蒲鲁东的思想关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一种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聚焦马克思形成科学价值论的关键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尝试围绕《哲学的贫困》和《伦敦笔记》中的《反思》一文，详细探究批判蒲鲁东的货币观对于马克思制定自身科学价值理论的复杂作用及哲学意义。

　　苏联学者格·阿·巴加图利亚和维·索·维戈茨基虽然没有充分展开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形成中的蒲鲁东因素研究，但他们注意到，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形成自己的价值理论时，“是以批判蒲鲁东的‘劳动货币’论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理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对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解的夸张形式开始的”。这提示我们，深入探究蒲鲁东因素在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形成和发展中的具体作用及哲学意义，把握蒲鲁东的货币观是一个必要的理论前提。

　　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货币观得到较为系统的阐发。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以所谓的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货币观。在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后，蒲鲁东从经济学家那里了解到价值的“两重性”,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受竞争和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会出现反比例增减的现象。据此，蒲鲁东认为，价值并非如经济学家所说的，只是一种“两重性”的存在,它更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并且，正是由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总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社会中才会产生人所共知的市场竞争、产品过剩、财富悬殊和贫困现象等一系列问题。既然如此，在蒲鲁东看来，合乎逻辑的解决思路就是：调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寻求两者的“合题”,而这个合题便是蒲鲁东的发明，即构成价值。蒲鲁东把财富类比为因某种化学作用而处于化合状态的物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则如同处于化合状态的物体内的不同元素一般，它们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以不同的比例参与化合。因此，所谓的构成价值，其实可以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财富整体组成中的比例关系。在蒲鲁东看来，我们无需对价值能否达到构成状态感到怀疑，因为这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倾向,我们所要做的是探索那种能够按照一定比例把财富的各种元素配合起来组成一个同质的财富整体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是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曾经大费笔墨加以称颂的“劳动”。在把劳动确定为构成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后，蒲鲁东产生的幻想是：劳动要成为福利和平等的保证，“劳动所交换或购买到的价值始终只能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也就是说，不同的劳动并不存在质的区别，只要使一切产品都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换，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就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处于平衡或协调状态,价值自然也就达到了构成状态。

　　蒲鲁东认为，贵金属货币既是构成价值的重要例证，也是价值达到构成状态的第一种商品。这是因为，贵金属的价值是由生产贵金属的劳动量决定的，并且在实际的交换中也是基于贵金属自身的价值进行的。根据蒲鲁东的理解，贵金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货币，使它具有以下两点特性：第一，贵金属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是一种代表劳动的标志，凭这一点它就可以作为共同的估值标准，作为交易的中介物”。第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贵金属货币率先从“某一系列”中脱离出来，因而垄断了充当交换手段的职能特权。在蒲鲁东看来，贵金属货币独占了普遍交换手段的特权，它的存在便成了实现平等原则的阻碍。所以，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虽然将贵金属货币指认为构成价值的例证，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于贵金属货币的现实，而是致力于重建“系列”,试图将脱离“系列”的贵金属货币重新引回到“货币的真正原理”,即构成价值规律上。已如前述，这其实就是要求一切产品都像贵金属货币那样，按照它们在生产中消耗的劳动时间直接进行交换。在这个意义上，以所谓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蒲鲁东货币观，也可被称为“劳动货币观”,其实质是以“劳动货币”替代贵金属货币，消解贵金属货币的特权，从而实现产品同产品的直接交换。

　　毋庸赘言，蒲鲁东的劳动货币观具有鲜明的空想性质，但在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形成中，这种货币观却是无法轻视的。这是因为，蒲鲁东劳动货币观有意识地吸收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所以也就营造了一种“科学”的假象。1846年11月1日，俄国作家帕·瓦·安年科夫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中的经济学观点表示赞赏,足见其观点的迷惑性。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把蒲鲁东在该书中所提炼的货币的两点特性，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相关论述加以对照，两者不乏相似之处。虽然相似并不意味着相同，但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到这种相似之处，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才会煞费苦心地将价值形式的分析延展到所谓的“第四种价值形式”上。马克思指出：“如果每一种商品都使自己的自然形式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成为一般等价形式，那么，一切商品就使一切商品都不具备一般等价形式，从而使它们本身不具备它们的价值量的社会有效表现。”不难发现，从逻辑上看，关于一般等价形式的“普遍化”分析正是直指蒲鲁东等人关于货币的那套幻想。可见，即便在马克思已经制定了科学价值理论的《资本论》时期，蒲鲁东的货币观也依然是马克思需要重视并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理论观点。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货币观进行了初次批判，但蒲鲁东并未接受，而是继续沿着《贫困的哲学》的思路阐发其关于劳动货币的构想。1848年3月下旬，蒲鲁东便借二月革命之势迅速出版了三本小册子：《社会问题的解决》《民主》《信贷和流通组织》。其中，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中，蒲鲁东将贵金属货币、王权和所有权视为“君主制的三位一体”,并将这三项指认为二月开创的革命事业所真正应当否定的内容。蒲鲁东认为，成立一家能将所有贸易活动集中起来的银行，发行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银行券，使需要各种中介的间接交换变为直接交换，是降低利率、股息、租金和工资，解决困扰法国流通媒介短缺等诸问题的关键，也是确保革命以和平方式进行下去的重要途径。概括地说，蒲鲁东的社会改革方案正是他在《信贷和流通组织》一书中所强调的，“我们所需要的、我以全体工人名义所呼吁的是：互惠、等价交换和信贷组织”。

　　更为重要的是，蒲鲁东的劳动货币观不只是停留在理论构想层面。从1848年4月起，蒲鲁东开始寻求各方资助，积极筹建所谓的人民银行(交换银行)。1849年1月31日，蒲鲁东的人民银行通过了巴黎公证处的公证。次月11日，银行正式开业。这标志着蒲鲁东的社会改革方案由理论设想落实为初步的实践行动。在试运营的前六个星期内，蒲鲁东的人民银行收获了近六万的客户，预定资本高达十万法郎。不过，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不仅迫使蒲鲁东主动关停人民银行，也使其错失了以实践检验其理论构想的机会。在狱中完成的《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一书中，蒲鲁东将人民银行的实践看作其参加过的“最光荣的一场战役”,而且深信，“一旦它嫁接到旧社会的枝芽上，就能使旧社会从它的原则中吸取崭新的生命力，从而使旧社会逐渐得到改造”。综上，对于持续关注蒲鲁东的马克思来说，蒲鲁东的货币观在短期内实现的由理论构想到初步实践的转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刺激作用。在马克思形成科学价值论的关键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种理论刺激具体表现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反思》这两个文本中的两次批判。对于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形成来说，这两次批判的对象都是蒲鲁东以构成价值论为基础的货币观，但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呈现出的哲学意义，却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对于不是特别了解政治经济学的读者来说，由于蒲鲁东有意识地吸收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其货币观取得了一种“科学”的外观。这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清算和批判蒲鲁东价值论的缘由之一。在严格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史中，蒲鲁东的价值论和货币观或许是不值一提的庸俗见解，但对于马克思重新审视和评估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来说，却是一个“有益”的反面参照。

　　我们知道，在青年马克思尚无法领悟经济现实的历史观意义前，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总体上是持外在批判态度的。但是，在对待不同经济学家的态度上，青年马克思却有着细微的差别。由于李嘉图更加彻底地贯彻内在劳动价值论，因而呈现出最不人性的理论特质，即对工人死活的完全漠视,所以，相比斯密等其他经济学家，青年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对李嘉图的反感程度显然要更甚。经过《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的理论跋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阐发唯物史观的重要文本中，马克思虽然已经完全接受了劳动价值论，但他主要还是通过斯密的“窗口”,而非李嘉图的“窗口”来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此时依然无法理解更为“刻薄”的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深层意涵。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当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幻想用构成价值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并强调“任何人的劳动都只能购买相当于本身所含价值的物品”时，他也就以一种极端“浮夸”的方式加深并暴露了斯密的错误。斯密的错误在于，提出了两种相并列的价值尺度，即时而以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价值尺度，时而又以“劳动价值”为价值尺度；而蒲鲁东的荒谬则在于，试图让产品中包含的一定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价值”直接相等。蒲鲁东把斯密提出的两种价值尺度混为一谈的做法,使马克思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相对价值是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因而李嘉图对斯密所提出的第二种价值尺度的批判是正确的。与此相关联的是，李嘉图在批判斯密的基础上，如此坚决地认定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虽然使人降格为“帽子”,但这决不是李嘉图价值理论之刻薄性的显现，而恰恰是“现代经济关系”之刻薄性的展露。“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青年马克思曾责难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言词刻薄，但在此时的他看来，它恰恰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此时在价值理论上已经完全转变到李嘉图的立场上了。

　　在《哲学的贫困》中，上述转向不只为马克思驳斥作为蒲鲁东货币观之基础的构成价值论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理论武器，还包含了以下两点重要意义：其一，进一步确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以现实为出发点的原则。表面上看，蒲鲁东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家不同，其所探讨的并不是抽象的词句，而是直接的经济现实问题。但在马克思看来，当蒲鲁东试图以构成价值为出发点来建造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时，他其实就已经背离“现实社会”这一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科学出发点了，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理论家的阵营。正因为如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便成了一个重要的反面示例，它让此时的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边界及其拓展方向，即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只能为研究现实提供方法论引导，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成熟，须臾不能离开现实社会这一既定前提。其二，锚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性理论起点。已如前述，通过蒲鲁东的理论中介，马克思此时不仅能够正视把人变成“帽子”的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且也辨识出李嘉图价值理论相对于斯密价值理论的科学性所在。因此，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一再强调，“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此种定位表明，马克思此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对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还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剖析，都必须以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这一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制高点为批判性理论起点。可以说，这既是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存在的理论局限的自我纠偏，更是其对后续科学价值理论建构的重要定向。

　　遗憾的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并没有充分展开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批判性研究，反而在同蒲鲁东的论战中大量“采用”了李嘉图的观点。这一不足之处，使马克思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许多李嘉图理论的缺陷。在马克思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批判上，上述理论局限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蒲鲁东将贵金属货币视作构成价值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例证，所以从逻辑上看，只要能够论证贵金属货币并非由劳动时间所决定，那么蒲鲁东关于货币的那套幻想便会不攻自破。在这一点上，李嘉图背离其价值理论的货币数量论，即认为货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取决于货币的数量,正好是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否定。历史地看，在不久之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还在批判施蒂纳的过程中特别指出，贵金属货币“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然而，坚持这种观点无助于马克思此时对蒲鲁东货币观的批判。于是，我们在《哲学的贫困》中看到了这样的表述：“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由生产费用来确定的商品；这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因为金银在流通中可以用纸币来代替……李嘉图非常理解这个真理……确定货币价值的不是实物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只是供求规律。”这表明，为了驳斥蒲鲁东的货币观，马克思不加批判地采用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由此而来的结果是：马克思此时对货币的理解必然存在较大的理论缺陷，而他本人科学价值理论的建构也尚未开始。

　　综上，《哲学的贫困》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初次批判，为马克思重新审视和评估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并最终转到后者的立场上，提供了重要的反面参照。就此而言，在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形成中，蒲鲁东构成像费尔巴哈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之梯的最后一步。然而，马克思此时其实还不具备“连根铲除”蒲鲁东货币观的实际能力。正因为如此，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进一步反思和批判，才会作为一项未竟之事，内嵌于马克思的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并进一步对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形成起到独特的中介性作用。

　　由于《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货币观本身的初次批判并不成功，而蒲鲁东的劳动货币构想在《贫困的哲学》后又迅速完成了向初步实践的转化，再加上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因1847年经济萧条再度围绕货币问题而产生的广泛争论、工人运动因1848年革命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而日益走向低谷等因素，当马克思于1850年9月开启第三次政治经济学研究时，货币问题就成为他的主要切入点之一。《伦敦笔记》是这一时期的著名成果。其中，写于1851年3月的《反思》一文，作为马克思《伦敦笔记》中反映其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一篇文章，集中展现了马克思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再批判同针对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中心是围绕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反思与批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语境及其独特的理论价值。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相比《哲学的贫困》中的初次批判，《反思》中马克思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再批判，绝不是一种“老调重弹”,而是批判本身的推进与深化。从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推进看，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已经不再是可以直接“采用”的理论工具，而恰恰是需要清算和批判的对象。马克思此时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因为他在19世纪50年代初看到了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在实践层面上的破产，而这种实践正是建立在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他本人对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之间论争的研究。具体而言，在货币理论方面，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基本上是相互对立的。通货学派奉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减反比例地影响货币的价值，同时，在将货币具有的流通手段(国家纸币及其流通)和支付手段(银行券及其流通)这两种相异的职能等而视之的基础上，坚决捍卫银行券兑换贵金属货币的义务，主张完全按照货币流通规律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与此相反，银行学派则对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持批判态度，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减并非货币价值和物价变动的原因，同时，在区分货币不同职能的基础上，否定银行券同贵金属货币相兑换的充分性，强调前者是执行支付手段的信用货币，后者则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因此，银行券的流通有其自身的规律，其发行不应按照货币规律来调节。不难发现，是否支持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正是这两派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正因为如此，上述研究进一步动摇了马克思此前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的认同，促使他在《伦敦笔记》中有意识地同李嘉图的理论划清界限。在《伦敦笔记》的第IV笔记本中，当马克思再次直接面对李嘉图的货币理论时，他此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同其价值理论是相矛盾的，并且，李嘉图在对货币价值的理解上，存在着循环论证的问题，即时而认为货币价值由它的数量决定，时而又说货币的数量由它的价值决定。可想而知，一旦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本身成了马克思此时需要清算和批判的对象，那么《反思》中马克思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再批判，也必然会发挥出不同于《哲学的贫困》中的批判的作用和意义。概括地说，这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其一，对蒲鲁东货币观及其银行改革实践的反思和批判，内嵌于马克思对银行学派的批判性研究当中。在《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相应地，危机也必然无法通过对流通领域内的任何调整而得到根除。但是，不管银行学派如何正确地揭露通货学派的理论问题，两派化解经济危机的思路却都是一致的，即立足流通领域调整货币制度。而这也是蒲鲁东货币观及其银行改革实践的真实要义。在这个意义上，银行学派(也包括通货学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的解决思路，恰恰为蒲鲁东的货币观及其银行改革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论证。因此，对于此时的马克思来说，银行学派同蒲鲁东的理论在深层逻辑上的同构性，无疑会令他以更为审慎的态度面对银行学派。事实的确如此。在《伦敦笔记》的第IV笔记本中，马克思在对威廉·杰科布的摘录中写道：“只有劳动可以自由交换货币，也就是说，只有同雇佣劳动制度联系在一起，货币制度本身才是纯粹的。”这就清楚地表明，银行学派对货币不同职能的区分虽然为马克思克服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提供了很多启发，但他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思考。所以，在对货币问题的理解上，马克思没有跟随银行学派陷入纯粹量的维度，而是深入货币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得出比银行学派更为深刻的货币观点。

　　其二，在同银行学派的相互比较中，马克思更为精准地定位到银行学派与蒲鲁东的理论症结，从而真正地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视域。当马克思通过对两派争论的研究逐渐摆脱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并对货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之后，他便在《反思》中合乎逻辑地转向对银行学派和蒲鲁东的理论错误的清算。银行学派止步于流通领域，只是从能否生息这一数量关系维度来区分资本和货币：在“真正贸易中”,即实业家与实业家的贸易中，货币能够生息，因而是资本；而在实业家与消费者的贸易中，货币不能生息，因而是货币。由此，从危机中实业家与实业家的贸易无法全部实现的事例出发，银行学派很自然地断言，危机中缺乏的是资本，而非货币。针对银行学派的观点，马克思在《反思》中批驳道，“在真正贸易中的通货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通货”,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两者都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货币。更进一步，从流通领域看，危机时期的全部问题，在于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不能兑现为货币。“事实上缺乏的是通货，而不是资本。”然而，问题的根源并不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绝不能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将货币的缺乏肤浅地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因为“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产方式为基础”。“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这就是说，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组织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而流通层面上的货币危机不过是这一生产关系固有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以此来看，立足流通领域对货币制度的任何调整都只能是不触及根本问题的改良主义措施。

　　紧接着，马克思终于将批判的矛头再次对准蒲鲁东等人。在《反思》中，马克思十分愤怒地评价道，蒲鲁东和格雷等人是“蠢驴”,他们只知道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面亦步亦趋。蒲鲁东、格雷和包括银行学派在内的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实是一丘之貉，他们都“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在篇幅上，这寥寥数语虽然不及《哲学的贫困》那般厚重，但如果结合上述马克思对银行学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反思和批判，那么此处针对蒲鲁东等人的批判，恰恰直击了蒲鲁东之流的“阿基里斯之踵”。在这里，马克思想要表明的是，蒲鲁东等人从来没有超出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他们始终无法透析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因而只能停留在流通领域理解货币并寻求社会改革方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批判推进到这一层次，也就表明，相比《哲学的贫困》时期，马克思此时已不再拘泥于社会关系中的交换、流通和分配领域了，而是真正深入社会的生产关系维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反思》中马克思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批判，才构成对《哲学的贫困》中的初次批判的推进和深化。

　　总体而言，《反思》中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再次批判，使马克思真正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视域，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建构科学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无法在社会历史观上完成从交换、流通向生产关系的视角转换，那么也很难突破钳制蒲鲁东毕生的资产阶级视野，更遑论深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制定科学的价值理论了。就此而言，《反思》中针对蒲鲁东货币观的再批判，是马克思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建构起自身科学价值理论的关键一步和必要的理论前奏，其思想史意义需要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蒲鲁东及其学派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马克思与蒲鲁东货币观的斗争对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深化对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形成过程的研究，需要我们首先改变普遍忽视蒲鲁东因素这一现状。

　　第二，以《哲学的贫困》和《反思》为中心，考察马克思对蒲鲁东货币观的两次批判，能够发现，这两次批判发挥着大不相同的作用，具有不同的哲学意义。《哲学的贫困》中的初次批判，对于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制定来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使马克思公开转向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如此便确定了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批判性理论起点，即李嘉图价值理论；《反思》中的再批判，推进并深化了《哲学的贫困》中的初次批判，呈现了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所实现的由交换、流通向生产关系的研究视角转换，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建构科学价值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这两次批判所实现的理论进展，为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鉴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因此也要看到，《哲学的贫困》和《反思》中的两次批判，同时还为马克思以后彻底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关系概念的全部内容，完整把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详尽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此而言，这两次批判对马克思后期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成熟，具有一种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四，回溯和重思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的形成历程，不是纯粹的思想史考古，而是试图再现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形成过程之复杂性，领悟其背后闪烁的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变革的思想智慧及价值。马克思通过批判蒲鲁东的货币观这一理论中介环节，逐步建构自身科学价值理论的过程，启发我们，要使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更好地走向当代，需要直面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的一系列质疑和挑战。当然，前提依然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科学价值理论背后的哲学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把握之上。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6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