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这里，第一次对意识形态的内涵、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由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形成。在随后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虽然把意识形态纳入“观念上层建筑”之中，并阐述了其由经济基础决定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批判和《资本论》中，“意识形态”术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却逐渐淡出，尤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甚至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一词，那么如何看待马克思这种研究思路的转变？这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中断还是深化？这也是本文力图思考的问题。
一、《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源自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学说）。从字面上讲，指的是观念的学说。马克思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是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在这里实际上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空洞的假设”。只不过，这时候马克思并没有对意识形态进行专门的研究。３０—４０年代，马克思开始转向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当然，在这以前，马克思曾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由于“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而一度抛开了它，并转向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想主义。但因为后者远离生活，使他不得不再度回到黑格尔。1837年夏秋，马克思在生病休养期间“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但马克思从来也没有无保留地接受过，而是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某种批判的态度。1843年马克思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批判了黑格尔把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思想，之后又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同时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新的世界观已经呼之欲出。而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形成。主要表现为：
第一，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从“虚假的意识”或者“幻象”理解意识形态，即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系列虚假的观念体系。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表现为没有正确认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指出的：“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虚假观念”，就是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德国主要表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此，马克思指出了德国哲学家们思维方式上的重大缺陷，他尤其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错误思想，认为青年黑格尔派表面上大讲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和变革，但是，“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或反对的，都只是一些抽象的观念。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二是指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必然反映统治阶级的思想主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同时，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意识形态把自己的利益装扮成全社会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三是革命阶级的阶级意识。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革命的阶级要在革命的进程中取得群众认同，进而发动群众就需要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当然，“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例如，资产阶级在在革命的过程中就曾宣称代表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利益。但随着资产阶级统治阶级地位的确立，它同被无产阶级的矛盾也开始呈现出来。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就必须通过革命，使无产阶级自身经受革命的洗礼，并在革命中不断增强自身的阶级意识。
第二，阐明意识、意识形态的发生史。意识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其中意识形态是意识的系统化表达，意识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意识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而意识形态则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产生的。关于意识的产生、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唯心主义认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里，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不是青年黑格尔所理解的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并不是纯主观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而就意识形态而言，意识形态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分工，其中一部分专门从事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其本质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第三，指出了意识形态的消亡的条件和途径。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不仅造成了城乡之间的严重对立，而且也直接造成两大阶级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掩盖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的工具。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无产阶级必将起来推翻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基于此，马克思强调：“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换言之，只有在剥削制度消灭，阶级消亡，只有人类的普遍利益得到真正的实现，意识形态的对立才能得以消亡。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某种意识形态的消灭不是通过精神的批判就可以解决的，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也就是对无产阶级来说，必须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既是无产阶级的使命，也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必然要求。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深化和发展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那么，在其后的理论创作中，尤其是《1857—1858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不朽的著作中，马克思不仅开展了复杂的经济学论述之外，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其意识形态理论。这种丰富和发展不仅表现为进一步深化了对意识形态本身的认识，同时也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主要表现为：
第一，对意识形态内涵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并进一步拓展了意识形态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一是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物质方面，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它包括：（１）自然地理环境；（２）人口的增长及其密度；（３）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这当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物质生活的主要条件，它规定和制约着另外两个条件，而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方面，是指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观点。对于两者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进一步把意识形态建立在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上。二是将意识形态概括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层次。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的认识上，不仅将其看作一种“虚假的意识”或者“幻象”，而且明确将其纳入上层建筑中去，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上层建筑的构成，即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主要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其中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的内容。并且他还对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了明确的说明，即“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这里，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而且其本身就是现存统治关系的组成部分。三是对意识形态的变化条件进行了阐述。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它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因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要实现意识形态的变革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同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必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第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是具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反映资产阶级经济要求和阶级本性的理论体系。具有代表性的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们对政治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第一次宣布了劳动创造价值，并在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诸如工资、利润、地租等具体范畴，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其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使得它们的理论带有根本的缺陷。（１）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是研究如何用稀有的资源去生产更多的财富，而看不到物的关系后面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也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条件下，生产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结成一定的经济关系，才能进行物质生产。但在资产阶级政治学却不顾生产的社会性质，而把生产理解为单个的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的生产。这种“孤立的个人”是一种虚构，也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因为，只有在生产关系的视域中，才能认清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内部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在经济思想史上，亚当·斯密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他强调“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能的真实尺度。”但是，斯密又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经济中，价值由劳动所决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属于劳动者，而要与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共享，为此，他把商品的价值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 三部分。很显然，斯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李嘉图坚持了斯密的“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正确观点。
但是，他没有研究过这种劳动的性质，从而没有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已成为商品，因而也不可能认识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正是要透过现象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本质关系。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资本主义是自然的和永恒的社会制度为研究前提，否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总是考虑着不顾一切地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生产力，但却不同时考虑生产承担者的命运。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这样，“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而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可以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机理的剖析，从其内在矛盾的历史演进中宣判其命运”。
第三，批判资本主义拜物教。拜物教在英文中是fetishism，指人们对某种特殊物质的崇拜，类似意识形态概念。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拜物教的表现。
（１）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认为，在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商品交换的经济体系中，劳动产品转换为商品。商品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些物具有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它控制着商品生产者，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为商品生产者崇拜和迷信。因为在商品经济中，社会个体要想获得社会共同体的认同，只有在生产中才有可能，也就是在商品交换得以体现。这样，交换价值就成为了衡量万事万物的标尺。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这种神秘性称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性质根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质。私人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从这方面说，商品拜物教的本质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反过来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由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而控制人，商品也由此具有了神秘性的特征。（２）货币拜物教。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是一个必然过程。在商品生产社会中，人们生产关系的物化，最初是通过商品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的产生使商品关系变得更加复杂。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的社会权力成了货币持有者手中的私人权力。原来是商品支配人，现在是货币支配人。生产关系货币化，货币被神化了。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货币拜物教使得货币变得独立而神秘，人们疯狂的追求货币拥有货币，货币因而成为一种“符号权威”，从而使人被货币所奴役。（３）资本拜物教。资本运行的一般公式是Ｇ一Ｗ 一Ｇ’，资本是要实现价值增值，即要获取剩余价值的，它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但是，由于它采取生产资料等物的形式，进而给我们一种错觉，似乎这些物天然就是资本，它本身就具有一种自行增殖的魔力，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不断地由协作、分工和使用机器而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却被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于是剩余价值好象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剥削无关了，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神秘化加深。而Ｇ一Ｗ 一Ｇ’被也被简化成Ｇ一Ｇ’了，正是由于这种缩减，使物主体化、主体物化、因果颠倒，掩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性质。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与此相适应的资本拜物教的神奇魔力完完整整地表露出来，相应地产生了资本的拜物教。因此，资本不仅是一种“物”，更是一种颠倒的社会关系。资本拜物教的产生也进一步促进人更加彻底的异化。
三、总结与思考
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为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化开启的一个新的视野。它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的唯物史观，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尤其是在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拜物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替身”出现的，进一步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拜物教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不仅进一步将意识形态纳入“观念上层建筑”之中，并阐明其由经济基础决定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实现了由“外在”的批判向“内在”精细分析的转变，使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审视进一步回落到“市民社会”之中，在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第一，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分工和国家视角上看来意识形态产生，即认为随着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在阶级内部出现了该阶级的思想家，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那么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化，马克思视野中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并非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虚构”了，而是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这不仅表现为他把意识形态纳入到“观念上层建筑”，并阐述其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思想，而且还体现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现实的运动中。这样，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虚假意识”的认识进一步由认识论的层面推进到资本主义内部经济的运行之中。同时，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不仅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更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内在的矛盾。这种批判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资本主义“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正是在这种批判中得到不断发展”，也由此将无产阶级的思想学说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第二，进一步分析了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的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赋予了普遍的形式。那么无产阶级如何突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呢？对此，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不断增强自身的革命意识。但这里，还没有从日常生活意识角度来认识无产阶级，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拜物教问题，也低估了无产阶级冲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束缚的难度。在经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后，尤其是通过运用了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层层梳理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机理基础上，马克思阐述了资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经济样式，即上述所提到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由此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存在社会基础，即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其实只能按照日常生活的认知来认识资本主义，难以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自身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双重束缚之中。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的批判也正是对这种日常意识批判的集中表现。它还告诉我们，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日常生活意识构筑了意识形态存在发展的基础。因此，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不仅要批判其意识形态的本身，同时需要批判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意识。
第三，相比较《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一般的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更加注重探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点”或“泄密处”，即寻找资本主义的“反证”。如资本主义虽然宣称民主和自由，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民主、自由等社会权力，在金钱至上的现实中，实际上只是有钱人的私有权力。” “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比如“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背后是劳动者“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再比如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但却“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等等。通过寻找资本主义的“反证”，马克思不仅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同时把这种虚假性进一步嵌入融入到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中，使资本主义社会中“颠倒的意识”更为充分地暴露出来，也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根本利益。
第四，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尤其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资本论》中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从表面上看，意识形态隐遁了，但从深层次看，马克思不仅没有放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反而将其沉降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了由“外在”的批判转向“内在”精细的分析。因此，“从本质上看，这种隐遁实际上是一种由外向内的‘侵入’或‘浸润’。”意识形态也从高高在上的天国被拉回到世俗世界中，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诸样式分析的具体化和现实化。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意识形态反而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
来源：《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5期
网络编辑：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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