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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发布时间:202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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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立足省域政治建设的实际和特点,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视和加强地方立法,充分发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和作用;加快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服务型政府,积极推进县级政务公开,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认真总结,在省域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和系列实践,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认识前提、理论素材和经验基础,是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系列论述的重要理论源头与实践源头。立足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系统梳理在此期间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揭示新时代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理论脉络,对于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创新,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更好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从“各部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到“党是领导一切的”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自觉坚持和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是习近平同志一以贯之的理念和行动。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围绕坚持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的先声。
  1.“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各部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决议,并结合福建实际深刻揭示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内在依据。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顺利推进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同志认为,只有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才能协调推进福建的各项改革事业,为改革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可靠保障。因此,习近平同志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推进福建改革开放的前提,指出“实现我省‘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关键在党。只有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十五’计划任务的圆满完成,确保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习近平同志结合闽东人民“翻身解放”和“摆脱贫困”的历史经验,揭示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历史依据,指出“历史的经验证明,是党带领闽东人民取得了翻身解放,也只有党才能带领闽东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首先,人民翻身解放、站起来,离不开党的领导。通过回顾和总结闽东地方革命史,习近平同志认为,闽东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闽东、福建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实践充分说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不可能实现的”。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认同和拥护。其次,人民群众摆脱贫困,离不开党的领导。面对“老少边岛贫”的区情和“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窘境,习近平同志强调,“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提出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建设好农村党支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为此,习近平同志带领宁德地委一班人,不断加强地方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扬“滴水穿石”的闽东精神,树立“弱鸟先飞”的追赶意识,践行“四下基层”的工作作风,历时两年基本解决绝大多数贫困户的温饱问题。
  第三,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习近平同志提出,“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政治优势”,“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就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活力。在推进福建林改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强调,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由书记亲自抓。根据这一指示,武平建立了“县直接领导、乡镇负责组织、村具体实施、部门积极配合”的林改机制,形成三级书记抓林改的格局,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结合起来,依靠党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组织力,保证了林改的成功。其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能够集中各方力量和资源,上下一心,高效有力地办成一件件大事。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优势与作用,着力谋大局、抓大事。积极推进山海协作,治理“餐桌污染”,开展“生态福建”和“数字福建”建设,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等方面办成了很多大事。
  上述重要实践和相关论述为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奠定了重要经验基础和认识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问题进行系统阐述。他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 他把“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认为党的领导直接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变色、不变质的根本保证,深刻揭示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表明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
  2.加强党对各领域各方面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始终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核心议题和首要任务来抓,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于地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充分发挥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了党对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的全面领导。
  第一,基层党员干部要把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习近平同志认为,基层党员干部的实践经验多,但是,把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再从理论高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核心作用的发挥。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著,尤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理论的高度才能拥有战略眼光和宽广视野。同时,还要重视实践,以行求知。要善于从群众的实践中汲取营养,获得真知,把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提炼升华、为我所用、增强本领。只有具备深厚的理论和实践积累,在工作中才能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又能脚踏实地,注重实效性,实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这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前提。
  第二,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领导是通过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来体现的,而我们的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党委是本地区的领导核心,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的重任。要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地区得到正确、全面地贯彻落实。第三,不断完善执政方式。党的领导通过党的执政来体现,不断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积极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他尤其强调要重视规律,按规律办事,认为领导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要“深入了解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找出其规律,谋而后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并为此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他提出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继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立健全党领导一切工作的体制机制。
三、从民主是具体的、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坚持党的领导还是依法治国,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福建工作期间,围绕人民当家作主问题,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释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揭示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路径,为新时代深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认识和经验基础。
  1.深化与拓展社会主义民主内涵
  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掌握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与核心要义,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认识论前提。习近平同志认为,民主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有阶段性的,其形式是多样的。这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涵。
  第一,民主是具体的,“不能笼统地喊民主”。民主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治范畴和历史范畴,没有离开具体国家、阶级、政党和人群而单独存在的抽象、普世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也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是适合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民主,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包括一切爱国的阶级、阶层在内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习近平同志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角度深刻揭示了民主的本质内涵,认为民主都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不存在极端化、绝对化的民主。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现,而不是某一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意性。”“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其实就是只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而自己则可以不受任何的约束,对别人和国家不负任何的责任,这行得通吗?……所以民主本身不能是绝对化的,它要有一定的约束。”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制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民主的认识,明确提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对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内涵的认识和理解提升到了新高度。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主重要性和民主价值认知的升华。
  2.丰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努力实现、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他在实践中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途径,有力地推进了地方民主政治发展。
  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习近平同志指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 他明确提出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实际工作中,习近平同志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部署和要求,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扩大人民民主为目标,结合当地实际,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人民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为此,习近平同志要求进一步探索人大工作规律,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坚持民主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开展多层次的参政议政,发展协商民主。
  第三,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体现,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政务、厂务、村务公开,切实保证基层群众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在指导武平“林改”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提出“村民的事情村民办,村民的事情自己说了算,不包办代替”,要求村里的改革方案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通过,“林改”的程序、方案、内容和结果都必须向全体村民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途径做了进一步拓展,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他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能够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重大创新,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四、从重视制定地方性法规到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途径,切实推进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指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是实现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根本保证”。
  1. 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根本保证”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把依法治国与实现人民群众政治利益联系起来,多角度阐释了依法治国的内在依据和重要性。他认为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顺利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首先,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习近平同志强调,依法治国为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地位提供了制度化、法律化的保障。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利益就能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地位就能得以充分体现。其次,依法治国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有序推进提供了制度和法治方面的保障,通过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以法治规范改革行为,以法治确认、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引领、推动和保障改革开放的良性发展和顺利进行。最后,依法治国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法治以他律的方式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言行举止,有助于培养全民的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依法治国可以通过国家强制力惩恶扬善,净化社会风气,有利于促进人们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2.认真落实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
  习近平同志立足福建当地实际,积极推进党委和政府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推进司法改革,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创造性地开展依法治国的地方实践。
  第一,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要求福建省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共福建省委《关于依法治省的决定》和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治省的决议》,严格依法行政,大力推进依法治省进程”。第二,“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全面监督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其核心是对行政权的监督,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办事。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使人民群众的监督得到法律的保证。” 第三,推动全民守法。全民守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石,也是依法治国的最高境界。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把抓好普法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作为实施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每当国家新法律和新的地方性法规颁布之时,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均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举行座谈会、印发小册子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法律、法规的具体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依法治国新思路。
五、从充分发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作用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充分发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作用,对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指导地方人大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立法和执法工作,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积累了鲜活的经验。
  1.“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新形势下要继续改进和加强人大工作,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战争年代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这一制度,而不是对制度本身有任何的怀疑和削弱”,要“努力把人大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首先,“人大要善于抓大事、抓关键”。习近平同志认为,人大要“抓住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抓住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根据人大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认真行使职权,切实抓出成效”。在福州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带领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对诸如科教兴市、“菜篮子”和“米袋子”工程等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议、监督和检查。“抓住对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保护等社会难点问题和海内外华侨、归侨、台胞、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反映较大的有关房产权益保护问题,开展执法检查,对出现占用教育用地问题进行研究,协调解决。”
  其次,创新地方人大工作制度。在宁德工作时,习近平同志支持建立了“人大工作联席会制度”,为宁德地区人大与各省市、各地区人大沟通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要求定期研究讨论人大工作制度,建立了福州人大常委会党组每季度向市委汇报工作、遇到大事批准执行等具体制度。
  最后,切实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习近平同志认为:“人民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发挥人民代表作用,是搞好人大工作的关键所在。” 针对宁德地区农民代表比重大、文化程度偏低,且居住分散、活动困难的现实情况,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帮助他们更好地履行职权,提高代表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要使代表不但在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有活动,而且在会前会后也参加活动。
  2.加强地方立法、严格执法
  地方人大既要保证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又要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执法等工作。
  第一,地方立法是对国家立法的必要补充,“要加快地方立法进程” 。“相对于国家立法,地方立法可以更充分、更直接地反映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对法制建设的要求,因地制宜地解决地方的实际问题。” 为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加快地方立法步伐,重点是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方性法规体系,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产关系、信用关系和契约关系,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平竞争。” 在习近平同志直接领导下,福州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如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福州市保税区条例》《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福州市城市部分社会事业设施建设和保护规定》、保障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福州市保护城市中学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若干规定》《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满足民生需要的《福州市蔬菜基地保护条例》等。第二,严格执法。为使各项法规条例真正付诸实施,充分发挥地方人大的职能作用,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执法工作,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有效推动了福建依法治省的进程。到宁德工作后,习近平同志明确强调要严明执法,提高执法质量,杜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等现象,坚决摆脱“老好人主义”,实现“万法皆明”。同时,他强调要加强对执法的监督检查,“人大要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权,确保宪法、法律和法规在本行政区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全局出发,进一步思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提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在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方面,他提出要“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人大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
六、从“始终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到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人民群众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各级政府都是人民的政府,“群众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政府工作的着力点;人民所需要的,就是政府的使命” ;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于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建设人民满意的廉洁高效政府。
  1.“要始终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习近平同志抓住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深刻揭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施政理念,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把政府建设成关注民生、服务民生的政府。
  首先,心系百姓,“把心贴近人民” 。各级政府要真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焦点,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我们要把它作为难点、热点、重点集中力量搞好,人民群众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为此,习近平同志倡导建立了“四下基层”工作制度,推动党员干部到基层听民声、察民情,解决了很多困扰人民和政府多年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三进下党”,实实在在地帮助乡里解决困难;全力推动连家船民上岸,积极推进茅草房改造和易地搬迁的造福工程,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状况;推进实施“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改善福州百姓居住条件;推动福州市委、市政府自1990年起每年都为城乡人民办20件实事,积极践行“以百姓心为心”的行政理念。其次,滴水穿石,久久为功。习近平同志要求各级政府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有滴水穿石的韧劲。“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一件一件地办,坚持不懈地办,努力让群众理解、谅解、高兴和满意。” 最后,甘于奉献,大公无私。“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 广大政府工作人员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福祉、谋利益,做到“为官一场,造福一方”。
  2.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势在必行。为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认真组织实施市县乡机构改革,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真正把政府的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上来。”
  第一,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强化服务效能。“根据精简、统一、效能和责权一致的原则,周密组织实施政府机构改革。” “加快完成市县乡三级行政机构改革任务,大力推进政企脱钩、政事分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 2000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担任福建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开展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方面取得新的突破,省政府各成员单位内设处室精简了近20%,行政编制精简了47.4%。
  第二,加大行政审批改革力度。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定位出发,对省市县权限内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清理,做到应清尽清、应减尽减。“让政府从那些不该管的事项中解脱出来”,“对取消的审批事项,要加强后续监管”,“对保留的审批事项,要致力于管理创新,减少环节”。习近平同志推动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在福州探索并形成了“一栋楼办公”“马上就办”的制度化常态化运行机制。
  第三,推行政务公开,提高行政管理的透明度。“重点抓好县级政务公开,积极推进各设区的市和省级政府部门的政务公开,并带动村务公开、校务公开、厂务公开和院务公开等。”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四,为政清廉,建设廉洁政府。习近平同志始终把为政清廉作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提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在他主持下,宁德地委、行署出台《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廉政建设的若干补充规定》,严肃查处了一批以权谋私、严重违纪的官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立足政治体制改革新进展和新要求,针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关于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认识,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论述和创新性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在“为官一场,造福一方”等论述基础上,他提出要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广大政府工作人员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秉持“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基本准则,夙夜在公,造福人民;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改革政府机构、转变政府职能” ;在廉洁政府建设方面,他提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努力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七、从尊重政协、支持政协、倚重政协到“要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非常重视人民政协在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要“积极支持政协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 ,围绕着如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独特优势等问题开展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
  第一,尊重政协、支持政协、倚重政协。习近平同志认为,无论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要高度重视人民政协的作用,做到尊重政协、支持政协、倚重政协。首先,充分发挥政协“人才库”“智囊团”的优势,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智力支持。习近平同志认为政协委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提出的意见建议一般具有理论根据和一定的事例佐证,我们必须虚心倾听、慎重接纳。其次,积极推进政协职能的规范化制度化。在习近平同志指导下,经过党委、政府和政协的共同努力,福建全省上下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部门配合的良好工作氛围,政协工作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第二,推进政治协商,加强民主监督,积极参政议政。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做到先协商后决策:“重大决策要协商在党委决定之前,人大通过之前,政府实施之前” ,最大限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不断加强民主监督,“要进一步坚持民主监督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办事透明度和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坚持定期通报制度。每年七八月间省政府都要向省政协通报一次全省上半年经济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工作计划,请省政协提出批评和建议。第三,积极参政议政。习近平同志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政协参政议政,广开参政议政渠道,积极邀请社科专家向省政府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对策;发挥妇联优势,支持妇女参政,完善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途径。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期间的重要论述和实践,为新时代深化关于政协工作的理论认识和创新实践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高度,提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要求全党重视和支持人民政协事业,“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极围绕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不断提高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水平。
八、结语
  “对丰富生动的实践经验加以抽象概括、高度凝练,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普遍化,从而实现经验总结与理论建构的统一,是理论形成的一般规律。”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根据党和国家的统一部署,立足国情省情,围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为党在新时代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和思考提供了经验基础和理论素材,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的重要实践源头和认识源头。福建也因此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萌发地。
  我们党的每次重大理论创新,乃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次重大飞跃,都是持续探索、长期积淀的结果,都有一个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过程。只有细致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的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探寻其产生的实践源头和思想源头,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历史地位和理论贡献,增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作者简介:聂家华,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