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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发布时间:2023-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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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系统论述了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六个必须坚持”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强调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开辟了新时代新征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谱写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绚丽的新篇章。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回答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理论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体现在它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做了全新、全面的总结和概括。
  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括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八个明确”是基本理论,“十四个坚持”是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将“八个明确”扩展为“十个明确”,首先将原来第八个明确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分开讲,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放在第一位作为第一个明确,另外将习近平经济思想单作一条列为第七个明确,这样就成为“十个明确”,将基本理论讲全面了。但是《决议》没有讲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论述的“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而是讲新时代“十三个方面成就”。十三个方面并不单纯讲成就,还讲了我们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新认识、新理念、新举措,讲这些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体现出用伟大理论指导伟大实践、取得伟大成就,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又反过来证明和检验伟大理论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十个明确”的基本理论,也包括“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还包括“十三个方面成就”,这就体现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性和全面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1](P16-1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回答重大时代课题,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思想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复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是谁、为了谁?”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这些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鲜明政治品格。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2](P407)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作出了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判断,要求我们要统筹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我们既要构建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又要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习近平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3](P470)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党的十九大对我国未来发展作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接续奋斗,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4](P72)《决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就是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是谁、为了谁?”“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些就是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形成了新时代的新思想。
  《决议》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由一组变成了三组。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5](P2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变化,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和战略指引。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建成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推进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要求我们,要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定历史自信,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
  “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的目标是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6](P62)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回答,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伟大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的科学认识,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4](P48)
二、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体现在它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来认识和把握。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P18-1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组织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共产党宣言》时,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都发表了重要讲话,都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过程中也论述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思维方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又深刻论述了“两个结合”,并且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又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P1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来“两个结合”也写进了《决议》,但是怎样结合、结合些什么以往还没有过专门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两个结合”进行了深刻论述。
  习近平论述了第一个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1](P17) 如何做好第一个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因为没有结合好是吃过大亏的。在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的四年间,“左”倾教条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僵死的教条,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不会结合甚至反对结合,结果给中国革命和战争、给我们党和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1](P17)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活的灵魂和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作为背诵和重复的具体结论和词句,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因此我们要做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首先是要反对教条主义。最为重要的是,要做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应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1](P17)着眼解决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习近平论述了第二个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P18)我们以往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的一部分,认为中国具体实际包含独特的国情、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没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重点单独拿出来讲。在实践中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出现过偏差,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简单地把传统文化作为糟粕都给破除掉、抛弃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渐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凝聚纽带,是我们的精神瑰宝和文化标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在对中华历史、考古工作、文化典籍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等重要论述和讲话中,要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色,是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次新的飞跃的重要标志。习近平认为,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蕴含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独特智慧,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习近平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讲道:“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7](P315)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的结果。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P18)习近平在这里列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10个核心理念,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有一种契合性,要做好第二个结合就要在“贯通”“融通”和“赋予中国特色”方面下功夫,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同时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要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就要做到“六个必须坚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就是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具体体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人民至上等。在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又论述了党的理论的人民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1](P19)理论被人民所喜爱、认同和掌握,就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人民观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这里要求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和坚持独立自主,但是强调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需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实践来解决,“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P19)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发展。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里讲清了守正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P20)守正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到三个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要增强问题意识,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发展。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强调:“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1](P20)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结合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实践,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个别和一般的关系等,发展了矛盾的辩证法。习近平结合新时代的新实践,要求“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1](P20)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发展。他还要求我们拓展科学的思维方法,“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1](P20)综合运用这七种思维,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胸怀天下就是不能局限于一域一地、一时一事狭隘地看问题,而是要用一种全球视野、世界眼光看问题,树立正确的宇宙观、世界观、天下观、社会历史观和人生观。同时,胸怀天下还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性和开放性,一方面,它不仅继承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结升华了新时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还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作为初心使命;另一方面,它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
  习近平对于“两个结合”和“六个必须坚持”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新的概括和总结,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三、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体现在它形成了系统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特征,明确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原则,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开明宗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里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开始了,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孜孜以求,带领人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3](P6)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习近平强调,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作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我们不能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用一个否定另一个,它们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两个不同阶段。同样,中国式的现代化也可以分作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阶段。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8](P63)“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8](P64)这里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新中国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两个奇迹,带领14亿多人民摆脱了贫困,2020年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二十大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目标,同时还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P21)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说明现代化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他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3](P9)第一点,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第二点, 我国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第三点,我国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第四点,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五点,我国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一次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征说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好的,每个国家都应该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为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九条本质要求,这九条本质要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坚守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把握好方向道路问题,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要求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统筹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搞好五大建设,即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是要求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为世界作出贡献,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还强调,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那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五条重大原则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史上,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没有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过如此全面的论述,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四、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贡献体现在它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又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1](P6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七个方面的任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在这里有许多新提法新论断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决议》提出的“十个明确”中讲到“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这是第一次将全面从严治党确定为“战略方针”,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这也是第一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体现为既包括490多万个党组织、9 600多万名党员,也包含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方方面面,“从严”体现在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治党”体现在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建立起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时,也全面总结了十来年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成就: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1](P13-14)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系我们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全面、系统、整体加以落实。”[1](P64)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第一位的,而党的全面领导最核心的是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突出特点,核心内涵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党的建设七个方面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的首要任务。
  “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1](P63)与“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1](P65)我们党是建党百年、执政70多年、有9 600多万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民的大党,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如何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使党成为我们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并能够长期执政,这是大党独有的难题,这也是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难题,我们党应该“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7](P541)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还要继续以伟大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其主要内容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1](P66)这将使自我革命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1](P67)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严密党的组织体系,重点在基层。党的十八大以来,统筹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以重点带动整体,突出抓了农村和城市、国企和高校、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两面、两线、两新”六个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1](P67)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1](P69)“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1](P6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重要讲话、谈话和发表的文章中几十次论述过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在有的场合自我革命是指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的场合自我革命是指全面从严治党;有的场合自我革命是指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有的场合自我革命是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更多的场合自我革命是指正风肃纪、强力反腐、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这是自我革命的主要含义。所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1](P69)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加强基层党建和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党建理论。
结语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P1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九大总结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行动指南。《决议》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进程中又一次新的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推进理论创新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它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体系作了全面总结和概括,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来认识和把握,形成了系统全面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又提出了许多新论断新举措,丰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作者简介:冯俊,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越访问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