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自我革命”。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并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重申“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2019年1月，在十九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深刻内涵。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于是，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党的建设从提出“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到提出“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表明“党的自我革命”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础概念和基础理论。
在中国学术史上，“革命”是自近代以来始终牵动学者注意力的一个重要词汇。无论是革命与改良、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之争论，还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唯革命论”否定，以及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告别革命”、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判断，几乎每一个涉及“革命”的学术命题都会引发高度关注。一段时间以来，“革命”一词成为敏感词而被许多学者有意识地回避，特别是出现了把革命和执政对立起来的趋势，仿佛讲执政就不能讲革命，由此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混乱。然而，中国共产党毕竟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百年大党已经形成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革命话语体系，注定不能回避问题，必须澄清各种理论和实践误区。
一个时期以来，有海外学者以“韧性”、“适应性”、“自我纠错”等概念来解释中国共产党保持生机活力的原因。这些概念虽然部分解释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原因，却无法从本质上阐述中国共产党何以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作为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密码。针对自我革命的涵义，有学者认为，“革命”内在包含着主客体之间的对立，而“自我革命”则是主体把自身当作革命的客体、对象，实现从对立向统一的转化；有学者认为，自我革命是自我警醒、自我否定、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一种积极的、主动的革命性行为；有学者认为，党的自我革命主要表现为围绕反腐败斗争进行的“破”和“立”，除了对内部关系进行调整，更是对诸多重大关系展开重新构造。关于为什么要进行自我革命，有学者认为，自我革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生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艰苦探索；关于如何进行自我革命，有学者认为，自我革命需要特定的动力机制来维系，外生动力显示“刺激—回应”的逻辑，内生动力体现“自觉—回应”的逻辑；有学者认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源泉；等等。
以上文献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一定的贡献和启发，但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话语涵义、历史经验、本质要求、重大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深入，不断形成共识。基于此，本文尝试从梳理党的革命话语体系入手，整体展示其理论逻辑、使命和文化依据、历史经验、最新成功实践以及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党的自我革命的话语涵义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指出，“革”的含义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某种在一定时期内必然要发生的周期性更替；“命”即用“口”下令，从而产生某种秩序。“革命”的本义是指某种秩序的周期性变化。在中国古代典籍文化中，“革命”一词大致用于易姓、彻底变革、王朝更替、汤武革命、天地（周期性）变化等情况，其中，“易姓”或“王朝更替”运用最为普遍。古籍文献《易·革·彖辞》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中的“革命”即“易姓”“收回天命”。古代中国因为家国同构，所以“易姓”等同于“改朝换代”，这是中国革命话语的1.0版本，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合法性”理论。据一些学者研究，在佛教文献中出现过“平等”一词，但从未出现过“革命”一词。宋代以后，宋明理学将天理视为寂然不动的无形之理，“革命”一词很少用于指涉天道的变化。到了清代，随着汉学兴起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革命关于天地变化的思想再次回归，为“天地革命”在近代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隋唐时期，中国的典籍文化由遣隋史、遣唐使带回日本，其中就包括记载“革命”的文献。由于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皇室易姓没有意义，故“革命”一词在日本很少使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全面向西方学习，“革命”一词复活并对应英文“revolution”，革命话语进入2.0版本，即以英法革命为原型，以争取个人权利、个性自由为目标的国民革命。
中日甲午海战以后，大量中国留日学生将国民革命的思想从日本带回中国，助推在中华大地上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国国民党接受了国民革命的思想。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带来了社会革命的全新思想。不久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党在一大纲领中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产生了革命话语的3.0版本。
何谓社会革命？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恩格斯也指出：“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出现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政治上体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经济领域体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两大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得到解决，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带领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才能解决。人民共和国运用国家的力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社会革命是破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革命，是具有终极意义的一场革命。与政治革命相比，社会革命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政治革命成功以后，共产党依然行进在社会革命的漫漫征途上。
社会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长期性，而共产党能否长期执政取决于党能否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坚持自我革命。长期以来，在党的文献中“自我革命”一词并不多见，但常可见到与自我革命相近的表述。党的十八大以来，“自我革命”一词在党的文献中频频出现。据初步统计，“自我革命”一词在习近平总书记公开发表的讲话中，2015年出现1次，2016年出现7次，2017年出现7次，2018年出现28次，2019年出现17次，2020年出现13次，2021年出现34次，2022年（截至10月16日）出现42次。自2018年以来，“自我革命”已经成为高频词，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被并称为新时代“两个伟大革命”。
研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可知，“自我革命”的涵义主要有四种。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达了类似观点。第二，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此观点，此后不断丰富发展。第三，党性要求是党的自我革命。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要求政治局成员要“为全党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战士”。2018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周恩来同志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我们要向周恩来同志学习，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第四，自我革命是从严治军的基本要求。2019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卫戍区视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在四种使用范畴中，全面从严治党是自我革命最普遍的含义，即以自我革命精神实现党的革命性锻造和重塑。
由此，党的自我革命的话语涵义包括：自我革命的目的是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长期执政，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方式是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内容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态度是守正创新、正视问题、刀刃向内，保障是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自信自立、守正创新，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以社会革命促进自我革命的原创性论断，坚定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认识，成功扭转了把革命和执政二者对立起来的认识误区，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中的革命话语体系，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提供了基础概念和基础理论。
三、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逻辑
纵观当今世界数目众多的各国政党，截至2021年6月，能够生存下来的百年政党仅有66个。而能存活下来的百年大党中，有不少不是靠自我革命赢得生机活力，而是靠打点滴延续生命的，有因为该国人民没有更好的选择而无可奈何予以保留的，还有由于该国社会制度或宪法和法律规定使人民无法放弃的。与它们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内在自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让科学理论的思想武器永不褪色；始终坚持社会革命的最高目的不动摇，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不竭动力；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根本途径。
第一，马克思主义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理论武装革命的政党，革命的理论塑造党的革命属性。列宁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例如，坚持人民立场。《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一个政党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必然会在个人利益和多数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敢于放弃个人利益，实现自我超越。《中国共产党章程》在规定党员义务时指出：“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又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领袖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个结合过程就是消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的过程，就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再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敢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对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统一”；运用量变质变规律，为党员、干部提供了“滴水穿石”的革命韧劲，也提供了“温水煮青蛙”的警醒；运用否定之否定规律，为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了内在自觉。
第二，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提出了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最早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时期，即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过渡的时期、共产主义社会时期。列宁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命名为“社会主义阶段”，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时期。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判断，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新发展阶段”，这些不同阶段的划分都属于社会革命的重要时期。由于推进社会革命的方式不同于政治革命的疾风暴雨，革命的主要对象从阶级矛盾转移到体制机制桎梏和生产关系阻力等领域，注定这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社会革命的长期性对党执政的长期性提出了客观要求，要求革命者必须先进行自我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发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1922年2月底，列宁在《政论家札记》中指出：“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同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先锋队要不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要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素养不够，本领不大。”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也提出“要纯洁党的队伍”。这些论述都体现了共产党坚持自我革命的自觉性。
第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找到了一条自我革命的根本途径，即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单列“纪律”一章，制定九条纪律，而且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再制定七项组织纪律。对比当时的俄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最为严格。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都以严格的纪律管党治党，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坚决清除党内腐化变节分子，保持党的肌体健康。1962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党要管党”，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必须从严治党”，党的十四大把“坚持从严治党”写入党章的总纲部分，党的十六大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入党章。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其作为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在百年自身建设历程中，形成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两个传家宝。党的政治建设成果形成了正义的力量，党的思想建设成果成为真理的武器，在党群互动中，党把正义的力量和真理的武器交给人民群众，最终汇聚为推动社会革命的不竭动力源泉；而每一次社会革命的成果，都必然把真理的武器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武器，把正义的力量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螺旋上升，直至把两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党的自我革命的使命依据和文化依据
勇于自我革命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区别开来，也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区别开来。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党的性质宗旨，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主要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承载了自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形成党的自我革命鲜明品格和显著标志。
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际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其产生的独特历史条件决定了党一经成立就必须承担历史和人民赋予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这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说党的初心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如人民立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社会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等将永恒不变，党的使命则是党的初心的历史呈现，是具体的、阶段性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写进了党的二大宣言，体现为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写进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即“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三大历史任务；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从历史合力论看，一切能代表并实现这个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组织都会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一切背离这个最大公约数的政治组织都会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承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把自己的命运与人民、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察得更深，行动更坚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随时准备“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最紧密的联系；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始终保持肌体健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自我革命的使命依据。
从文化依据看，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还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驱动。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各种古老文明形态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和合”文化、修身修心养德智慧、天人合一理念、大同思想、天下情结、民本传统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人必然会汲吮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与时俱进弘扬“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求真精神、“天下为公”的理想情怀、“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进意志、“民无不为本”的民本理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牺牲品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独立人格、“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道德要求等，必然要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塑造与众不同的现代政党鲜明品格。例如，古代中国的修身修心养德文化能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修养的途径，通过内省教育让党员干部加强自身修养，从而实现自我超越。又如，《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正反合”哲学，展示了自然界一切事物内部都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螺旋上升，实现事物的自我进化、自我演变。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原理和中国文化的“正反合”哲学有机统一起来，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把党变成一个统一整体。再如，中华文化具有高度务实的思维特征，注重实干和结果，不尚空谈；中国文化具有唯物辩证法哲学传统，反对非对即错、非输即赢、非黑即白，强调妥协与共识；中国文化崇尚集体，强调整体和团结，倡导超越个人；等等。在这种文化底色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能够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和显著标志。
五、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妙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019年6月24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党的自我革命的八项思想成果；在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三个方面总结了党的自我革命经验。总的看来，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与非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思想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因为不犯错误，而是因为敢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不断察误纠错。大革命失败后党果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遵义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结和反思了“大跃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反思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这些都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的经典案例。延安整风时期，针对有人提出开展党内斗争不符合中国习惯，毛泽东指出：“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这就包含着很大的斗争。好的保留，坏的整掉，就是斗争。一个人也如此，去掉坏的思想，保存建设好的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全党要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党员、干部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亲自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并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自己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给全党作示范。
第二，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的丰富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古田会议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命题，延安整风建立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规范。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党继承和发展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先后制定两部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丢掉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过程”，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丢掉“起点”和“终点”。
第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根本领导制度，也是领导班子根本工作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确保党实行集体领导的根本制度举措。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防止了因为民主不够而犯错误，也防止了因为集中不够而丧失统一意志。苟坝会议是实现党内自我纠错的一次成功探索，是一个领导班子遵循发扬民主、善于集中、敢于担责的经典案例。所谓发扬民主，即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首先要有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所谓善于集中，就是在党内决策中如果出现反对意见，一定要在党内充分讨论和反复酝酿；所谓敢于担责，就是参与决策表决的领导班子成员应该对自己的表决行动承担责任，而且实行终身问责。这样，就能防止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抬头，当每一位决策者都坚持真理时，党组织犯错误的几率就会大大降低。
第四，加强党性修养。党性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有三个途径、一个态度，即从我国古代修身修心养德文化中汲取有益智慧，形成个人“修炼”途径，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形成集体“修炼”途径，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态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人民放在首位、把实践放在首位，从而使全党同志永远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和脚踏实地、奋力拼搏的精神风貌。
第五，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扬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良传统，不断探索党内教育新途径，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古田会议开启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先例，延安整风摸索出一条党内开展集中性教育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经常开展的整党整风运动让党员在接受党内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人民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坚持用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式推进党的建设，探索出一条党内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的党内教育新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形成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建设相得益彰的党建新格局。
第六，加强党内监督。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党内监督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在中央苏区，苏维埃中央政府开展了以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正式开启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按照反腐败条例判处贪污犯谢步升、左祥云、唐达仁死刑。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积极推行党内整风，纠正错误思想。边区政府引入财政预算制度，实施民主的施政纲领，打击贪污腐败并枪毙腐化分子肖玉璧。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并将相关经验写进了2003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了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的党内监督新格局。
第七，接受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诞生百余年来，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探索了民主选举、三三制原则、开门整党等方式，让党员、干部不敢懈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推行开门整党、整风，邀请人民来监督，迅速消除了党的干部作风不正和消极腐败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用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式推进党的建设，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深入探索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各种有效途径。
六、党在新时代坚持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必须长期坚持、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其成功实践经验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自我革命提供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从“新的政治”观武装走向“讲政治”再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始终如一把“政治”定位于“绝大多数人”这个关键词，将站在绝大多数人角度思考问题转变为党的政治路线，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形成磅礴力量。因此，党的政治建设决定了党的建设的方向和力量、效果，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等挑战，党中央审时度势，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并使其发挥统领作用，强调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保持了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解决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找到了确保党在新时代团结一致、步调一致的根本诀窍。
第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为自我革命提供思想武器。思想定魂、理论定神、组织塑形。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中心任务，保持全党在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思想建设方面，中央政治局五次集体学习议题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经典论述，带头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养党员、干部的人民情怀，始终保持对党和人民忠诚；把信念坚定作为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的根本标准；等等。在理论建设方面，全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工作。蕴含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全党同志坚持自我革命的根本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
第三，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从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深入推进整治“四风”，坚决纠治影响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漠视侵害群众利益、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在纪律建设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出现纪律建设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布局，党中央带头从严格遵循党章做起，重点在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其他各项纪律严起来，明确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纪在法前、纪法衔接，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纪律建设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第四，打好反腐败斗争这个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更加注重加大反腐败国家立法，坚持依法反腐；以更大的力度和更坚定的决心反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常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持国际追赃追逃，腐败分子跑到天涯海角也要缉拿归案；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等。经过10年的努力，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军队、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第五，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召开了两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了好干部标准，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建立健全干部人才工作的素质培养体系、知事识人体系、选拔任用体系、从严管理体系和正向激励体系，确保培养一大批新时代事业所需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针对“怎样是好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五条评价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针对“怎样成为好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台阶式、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优化干部成长路径，同时在政治激励、干部日常管理上下功夫。针对“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干部人事工作抓住四个重点环节，即干部“上”与“下”、权与责、“廉”与“腐”、奖与惩，分别对应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管理监督、激励保障环节。这一系列战略性举措的实施，确保锻造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
第六，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党内法规是党开展一切活动的行为准则，为自我革命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完善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了“1+4”党内法规制度，即包括党章这个总规矩和党的自身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的领导、监督保障类党内法规。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一方面，党内法规制定主体应根据实践需要查漏补缺并逐步构建科学的规范体系，及时对规范条文的缺陷和滞后性内容进行修订，适时对规范实施过程中的抽象、模糊条款作出具体、科学阐释；另一方面，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包括中央和地方法规等多层级，包含实体和程序规范等多方面，涵盖职权、职责、权利、义务、责任等多范畴，需要不断健全各层级、方面和范畴的内容。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才能够主动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确保党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美国利益集团理论创始人戴维·杜鲁门在其《政治过程》一书中展示了一个由利益集团控制的美国政治，如何能够在国家方向发生漂移或出现问题时由全国性潜在利益集团站出来主动矫正错误、把稳美国方向之舵的故事。美国的政治逻辑与中国并不相同，其自我纠错的途径也不适用于中国，但其揭示的规律却值得借鉴：一个成熟定型的政体首先应该形成一套内嵌的自我矫正、自我纠错机制。在当代中国，必须形成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新要求，为党的自身建设和治国理政提供了极大的理论和实践空间，找到了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答案。
坚持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意味着我们党必然坚持“大党建”思维，即以党的领导把方向、党的建设给力量，党的领导谋全局、党的建设促定局。把党的自身建设与党治国理政一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党的建设、国家和社会建设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党的建设中，要牢牢抓住党的政治建设和党的思想建设这两个“牛鼻子”，推动社会革命，不断增进蕴藏于人民之中的正义和真理力量，最终通过人民监督，把正义和真理力量再次输入党内，形成生生不息的党的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作出了战略安排，在具体部署上把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摆在第一和第二的位置。在加强政治建设上，作出了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的战略安排；在思想建设上，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坚持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深化拓展党的整体功能，从而形成党的建设合理布局。党的建设布局取决于党组织的功能构成，只有党的整体功能构成成熟定型，党的建设布局才会成熟定型。比如，党的组织具有政治功能、组织功能、服务功能，以党的政治功能把方向、党的服务功能铸活力、党的组织功能塑秩序，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决定了党的建设的科学布局。以政治功能为例，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展示了党的建设新布局，最显著的特征是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并发挥统领作用，实践证明这是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最可靠的保证，特别是成功应对市场经济考验的最可靠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还特别强调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求“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坚持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作出了战略安排，包括强调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发挥党的政治监督和政治巡视作用、落实党内问责制度等。
坚持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实现“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一直在探索把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又作出了新的探索，即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和党的自我革命有机衔接起来。《共产党宣言》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劳动人民整体解放是最终目标，个体解放是根本前提。列宁等通过创立民主集中制原则，把实现个体权利、利益定位为手段，把实现整体权利、利益作为目标，从而破解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难题。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看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工具，实现党的自我革命就必然成为引领或保障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要多听听人民群众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正是基于这个要求，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的支撑下，浙江省继续深化拓展“枫桥经验”的探索，北京自2018年起实行并不断发展完善“接诉即办”，展示了两个答案的结合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行性。当然，实现第二个答案与第一个答案有机结合，离不开法治保障，即为了更好保障党员权利、公民权利，还需要在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结合上下更大的功夫。
八、结 语
党的自我革命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基础概念和基础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党建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自信自立、守正创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的原创性论断，为新时代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重大基础理论，矫正了一个时期以来在社会上形成的把革命和执政对立起来的错误认知，极大推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当前，在“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一级学科之际，提出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正逢其时，填补了党的建设长期缺乏基础理论的困境，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数千年间从“汤武革命”“国民革命”到“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的革命话语体系。其中，革命的1.0版本恰是历史周期率的真实写照；革命的2.0版本试图超越1.0版本，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答案，可是由于其只代表少数人利益、成为少数人的运动而最终失败；革命的3.0版本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并把第一个答案和第二个答案结合起来，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最终答案。
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为世界政党类型提供了新范例，为各国政党发展提供了新途径，为政党长期执政提供了新理论。在新范例上，中国共产党作为始终代表中国人民意愿和要求“最大公约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摆脱了旧式政党只能代表部分或少数人利益的困境，也摆脱了国际学术界把共产党等同于“整体性政党”的旧式历史叙事，依托中国土壤和文化语境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的新型政党类型——最大公约数政党；在新途径上，把依靠党的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确保党长期执政，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探索出依靠政党自律和人民他律相互结合推进政党发展的新途径；在新理论上，政党长期执政既要在外部力量推动下主动求变（如人民监督、法治、市场经济、社会运动、经济全球化、技术创新等），也要通过内部矛盾运动实现自我超越、自觉应变。这既回答了资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不能长期连续执政的新问题，也回答了苏共为什么失去执政权的老问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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