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循着作为“时代声音”的“问题”开展理论研究的实践，对于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学术理论创新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
1843年，当德国哲学家们还沉浸于批判德国的宗教所取得的成果时，马克思就敏锐意识到德国的“问题”已经发生改变。马克思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已经基本结束，而随着“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如何“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主要“问题”。马克思认为，基于这种“问题”的改变，哲学家们的批判活动也应该做出相应改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改变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因而，它对于哲学家们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和无足轻重的。换言之，开展“对尘世的批判”，“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已经成为“时代的声音”。这一“时代的声音”成了马克思后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引。
在开展“对尘世的批判”中，马克思遇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在哲学观上，马克思一开始深受以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们的影响，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这些“哲学家们”关于世界的不同“解释”，无助于世界的“改变”，这促使他开始全面清算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就哲学性质来看，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马克思在哲学观上的转变与对这种性质的哲学的反思、批判密不可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清晰认识到，青年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在于抱有一种天真幼稚的空想，即认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进而认为只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就能相应改变世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确把握“哲学”与“改变世界”的关系，必须实现“历史观”的转变，从强调“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和“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变到强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和“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依循问题导向开展理论活动的结果。
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资本论》正是如此。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可以说，如何把握“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把握好这个问题，不但能够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其发展趋势，而且能够揭示无产阶级自我异化的根源，找到消除这种自我异化的途径。换言之，马克思要想开展“对尘世的批判”、探索“此岸世界的真理”，必须把握“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诉诸政治经济学。然而，不但这一问题最初并没有进入马克思的视野，政治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一开始的主攻方向。马克思这样回忆，他在大学期间的专业虽然是法律，但最喜欢研究的是哲学和历史。在《莱茵报》当编辑期间，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成了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后来的理论工作使马克思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是关于法的关系的研究，还是关于市民社会的解剖，都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全面理解把握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并由此得到“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可以说，正是为了把握和阐释这个重大问题，才促成了《资本论》的创作。恩格斯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中指出，《资本论》的伟大在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可见，一项理论成就的大小，与它能否合理解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息息相关。
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我们要把握时代脉搏，把准重大问题，将问题导向贯穿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全过程。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作为学术理论研究的着力点、着重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
其次，善于抓住和阐释那些具有必然性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的出现具有偶然性，这些问题当然需要研究和解决，但相比之下，更应重视那些具有必然性的问题。恩格斯指出，“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即“必然性”意味着“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具有必然性的问题，之所以应该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具有真正的现实性。例如，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所以是《资本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就在于马克思看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是一种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的对立。马克思指出：“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也就是说，只有当“无产和有产的对立”上升到“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时，这种对立才具有必然性和现实性，才成为一种必须加以认真对待和研究的问题。
最后，着力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而言，由于那些具有必然性、现实性的问题往往也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因此，坚持问题导向，要求我们着力研究这样的重大问题，并在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
（作者：竭长光，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百年传承与探索研究”〔21AKS003〕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0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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