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各位嘉宾，各位专家学者：上午好！

　　作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英文版的作者，在这里，我首先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莅临本次研讨会，感谢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厚爱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感谢内蒙古大学陈建康教授、李满亮等教授的悉心帮助，感谢程恩富院长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同仁的鼓励和鞭策，特别感谢责任编辑章红立主任的辛勤付出。与此同时，我向诸位以及所有参会的同志，致以衷心的谢意！

　　借此机会，我想谈两点体会，发言的题目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尽职尽力”。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的认识和实践

　　

　　时间追溯到1994年秋天，当时，我已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室”工作。在一次会议上，马列所所长兼该研究室主任靳辉明教授指出，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必须有广阔的国际视野，要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要注重比较性的研究，注重国际社会对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反映。应该说，这是我们比较早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的思考。此后，继任的傅青元所长和李崇富所长也强调过这个问题，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逐渐重视起来。1999年在我担任邓小平理论研究室主任之后，我们开始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2000年12月，我有机会访问越南。在与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中心（现改为中国研究所）交流时，发现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翻译成英文的 china-coloured socialism 即中国有色彩的社会主义，与我们的译文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明显不同。越南学者的这种译法显然不妥。出现这样的翻译错误，我意识到可能与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宣传不够有关，应该在学理上说清楚“中国特色”这个问题。

　　回国后，2001年8月16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版发表了《正确把握“一般原理”和“中国特色”范畴》的文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的含义。此后，我多次在各种场合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特别是2002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作了大会发言，专门论述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02年11月前后，我们邓小平理论研究室6位同志，赵智奎和孙应帅、徐文华和陈东、张剑和范强威，先后在英文版《China Daily》上发表了3篇文章，题目分别是：Nation advances with ideological breakthroughs （国家的进步和思想的突破）；Developing Party’s solid foundation（发展党的坚实基础）；Progress against corruption （反腐败的进展）。这一时期，研究室聘请了英语老师辅导大家英语，多次组织英语沙龙，讨论如何用英语写作、交流问题。

　　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德国时代周报一位资深记者的采访。这位记者问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后，我又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类似采访。我发现，对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外国记者甚至包括学者、政要，往往都不能正确理解，这一方面可能出于他们的偏见，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对外宣传和阐释不到位有关。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撰写一本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文版著作。

　　2004年11月以后，我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座谈会。赵启正主任在这次会议上，就对外宣传问题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事情的起因，是中央编译局的一位领导率团参加了2004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第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他发言时，曾被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多次打断，指责中国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资本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局的这位领导回国后给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加强对外宣传。国新办召开的会议，就是讨论对这样的言论要不要回应、怎样回应的问题。我在会上发言时，特别强调应该撰写一本英文版的《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正面阐述我们的观点。这个发言当时得到了赵启正主任的肯定和支持，他说，我们现在的对外宣传不能只是中国的旅游风光，应该尽快转变这种局面。他希望我们把这本书写出来。

　　2006年2月，我担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部主任之后，即开始落实这个写作计划。由于当时各种指令性任务居多，主要是与浙江和广东的合作课题前后费时两年，紧接着又完成院重大课题《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六十年》等，没有时间进行写作。直到2010年9月，在“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论证会上，决定把英文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列入出版计划（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申报），这才正式写这本书。2011年2月，金民卿同志担任研究部负责人以后，对这项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此外，研究部“走出去”的工作不断推进和深入，也促使该书的写作进度加快。

　　这些年来，受程恩富等院领导的委托，我作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者，已在国内各省市机关、高校、军队、企业、农村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近百场。先后接受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乌克兰、澳大利亚、古巴、日本、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电视台和报社记者的采访，回答他们提出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作为访问学者，先后到俄罗斯、越南、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进行学术交流，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近几年，我曾多次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给外宾讲课，回答外宾提出的问题；先后有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以及塞浦路斯、印度、多米尼加、古巴、秘鲁、委内瑞拉、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听讲。

　　在接受国内外采访和给国内外听众讲课的过程中，我更加坚定了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理论工作者的份内职责，我们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尽职尽力。

　　二、关于写作本书的体会

　　体会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大众化，理论工作者要努力尝试，付诸实践。

　　当中文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成之后，我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在开始写作这本书时，我曾试图写一部深入浅出、适合普通大众读者的通俗易懂的学术著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这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还要有科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对此，本书还有不小的差距。当然，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结合了作为学者的我亲身经历，来阐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这样写后记，多少有为自己不够大众化开脱之嫌，但本书确实利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来阐释理论问题。说明自己是朝着大众化方向努力的。

　　体会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需要丰富的实践作为积淀，不断积累，从点滴做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是空洞的说教，必须以丰厚的建设成就和事实作为基础和铺垫；而这些最好都有自己亲身实践的经历和体会。我所说的需要丰富的实践作为积淀，就是这个意思。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积累，从点滴做起。事实上，这和我们研究部始终倡导和实践“走下去”是相辅相成的。马研院成立以来，“走下去”调研，是我们研究部工作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常态。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可能不断丰富实践经验，增进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和理解。我认为，理论自信，是以鲜活的、丰富的社会实践为支撑的。

　　我们坚持常年调研，除了浙江、广东的大型合作课题调研之外，其他小范围的短期调研，不计其数。以我个人为例，河南省的刘庄村前后去过十几次，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去过近十次；前年以来，山东省莱芜地区的莱芜钢铁集团公司，已去过7次；发达的东部地区和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的市县，曾去过多次。对这些调研，一般都有比较性的理论思考。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几乎是我每年必去的城市。按照时髦的说法，这些就是“接地气”，实践证明，确实必要，事半功倍。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大众化和“走出去”，都是从根本上的尝试和实践。我们今后还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争取以更多更好的成绩，贯彻落实党中央“走出去”的战略决策，贡献我们的力量。

　　体会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被译为好的外文书，需要有外语能力强的“高手”或团队的支持，译者就是第二作者。

　　最为学者，如果能够直接用英语写作本书，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遗憾的是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本书的译者，是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建康教授指导和李满亮教授带领的团队。我对陈建康教授仰慕已久。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内蒙古大学有幸聆听了美国总统卡特顾问的来访报告，现场口译者就是陈建康教授。他以严谨流利的翻译并妙语连珠，赢得了全场师生的赞誉，而我则为之倾倒。请陈教授出山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知能力和把握的水平较高，他非常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国际传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并期待我们有新的作品出现。我们为有像陈建康、李满亮这样的教授的支持和帮助，而感到荣幸和骄傲。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去”研讨会暨《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英文）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网络编辑：嘉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