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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了尽快摆脱危机的困扰，纷纷出台增税、降低劳动者收入、削减社会福利等对策，引发社会动荡，更引起对于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将带来更为严重的消费低迷、经济难以重振的担忧。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中，在中国经济同样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之下，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却明确而坚定地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也是党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富裕的决心与自信。这一目标同样成为国外媒体热切关注的主要内容。

　　一、国外媒体的评论

　　11月8日，十八大报告刚刚公布，外国媒体就纷纷对这一目标给予了高度关注，德国《明镜》周刊网站以题为“中国党的总书记承诺带给人们富裕”进行了报道，日本广播协会网站同一天也以题为“中国召开党代会 提GDP倍增目标”予以了关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则在报道这一目标时，引用英国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刘阿英的话说，从中国经济过去几年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个目标是可能实现的。刘阿英认为，要实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最大的先决条件就是社会必须稳定，不能出乱子。并且，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每年只要维持在大约7.2%至7.3%左右即可，而通货膨胀在中国来讲，其实也不算特别严重。现阶段中国经济降温，从每年大约9%下降到“保八”，到现在仍超过7%，可见达成此目标并非不可能。让他担心的是，目前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中国社会的隐忧。

　　11月9日，这一关注持续升温。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题为“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予以报道，并比较10年前十六大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5年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但两次大会都没有对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这次是首次。报道还给出了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5919元人民币的数字。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一目标时，认为胡锦涛似乎对于中共继续发展壮大很有信心，只要它能继续创造与过去20年相类似的高经济增长率。这种高增长率已经成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来源。事实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过去的30年间以近10%的速度递增。但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其他社会不公引发民众的不满，促使共产党第一次将人均收入纳入经济增长目标，试图让更多的人分享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

　　俄罗斯《生意人报》以题为“中国社会主义已成超级市场——中国新的优先方向是人均收入和个人消费”做出分析，提到专家指出，中国的经济方针正朝着建设更加“社会化”的国家转变，未来将更加立足国内消费，而非外部需求。指出这一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因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而引发的不满。同时该报道也给出，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977元人民币。世界银行估计，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约合31500元人民币）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大大放缓。专家一致认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将使中国工业无法以过去的速度发展。不过，在实现中国领导人屡次承诺的取消对金融领域调控的情况下，极高的储蓄率可能成为新的增长来源。

　　11月12日，国外各家媒体继续对这一目标予以解读，德国《时代周报》称，这等于中国到2020年会增加一倍的繁荣。法国《诺曼底新闻》评论说，这说明中国正着手从“世界工厂”转型，在2020年前将低端工业产业转移，高端制造业则得到更多政策倾斜和发展。瑞士《新苏黎世报》说，这意味着中国仍致力于成为世界经济的新成功模型。法新社的报道说，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到2020年将有7亿中国人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人均年收入最高可达2.3万美元。

　　面对国内外对于这一目标的肯定、猜疑，我们不妨先看看日本是如何制定并实现他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

　　二、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

　　1、目标：1960年，日本池田勇人内阁为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采纳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场新经济运动被认为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该计划的目标概括起来有两个：一是从总量上，通过增加就业，迅速将国民收入增加一倍，并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二是在收入分配结构上，不断缩小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在生活水平和收入上的差距。前者以扩大就业为突破口，后者以缩小收入不平等为落脚点。

　　2、措施：为实现这一计划，池田在内阁主要采取了五项措施：1、充实社会资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前五年的4.2倍。2、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扩大技术先进的企业规模；支持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确保有秩序地购进海外原材料。3、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池田勇人内阁实施了贸易和外汇管理自由化。4、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大规模投入研发应用科技，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产业转型奠定基础。5、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从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增加教育和医疗的直接支出等。

　　2、结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10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

　　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

　　总之，对于我国这一目标的提出，国内外质疑的声音也不少，主要依据是国际上经济危机的困局尚未见打开的希望，国内诸多问题和矛盾凸显，面临经济转型困难等因素导致经济增长率难以维持高位，今年国家就主动将GDP的增长率下调至7.5%。在国内外的困境中提出这一目标，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然而我认为，更为困难的是如何才能够制定出具体的实施计划，并认真、不懈地执行。因为中国的情况比日本更为复杂，如何制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计划、政策将是更为艰巨的任务。日本的经验虽可借鉴，但一方面要注意吸取其教训，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中国目前所处的与日本当时所不同的国内外现实状况，制定出灵活、有区别、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望实现这一目标。

　　

　　网络编辑：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