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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主要收集了弗·恩格斯之间1883年4月-1887年12月大约5年381封的书信。此时马克思已经于1883年3月与世长辞。我主要学习1886—1887年2年间弗·恩格斯同其他人的通信160封通信，集中在6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对于当时经济危机“十年规律”的新变化和危机前景作出判断。

对于当时经济危机的前景，恩格斯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其中再次提出了“每十年爆发一次的”规律，“生产过剩给市场造成压力己经是第八个年头了，情况不但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恶化。再也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形势比以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上的危机时期己经结束了。如果说危机从急性的变成慢性的，同时又不失去其强度，那末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当堆积的商品销售之后，就必定到来一个新的，不过是短暂的繁荣期。我倒很想看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我们己经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旧社会来说，要比每十年就重复一次危机的时期危险得多；第二，当繁荣到来时，它对英国影响的程度将比过去它在世界市场上独吞油水的时候要小得多。而这一点在英国看清楚了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就会在这里真正地开展起来，但决不会更早。”[1]其中指出的经济危机的新变化和新发展对分析判断今天国际经济危机也有借鉴意义。

恩格斯指出：“如果美国工人不看他们本州的劳动局报告，而只相信政治家们从这些报告中所做的摘录，那末谁也帮不了忙。可是我认为，目前那种看来是无穷尽的经常萧条，如在英国一样，也会在美国表现出来。美国必将打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不管它还留下点什么)，但是美国不可能独占这种垄断地位。除非有一个国家垄断世界市场，至少垄断决定性的实业部门，否则从1848-1870年曾经在英国这里存在过的那些相对有利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重现，即使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一定会逐渐地日益恶化下去。因为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向市场供应全部商品需要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兴趣地注视着目前危机的发展”。[2]对于今天，则是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大国在争夺世界市场，其间的竞争、垄断，以及工人阶级状况的恶化等情况也有相似之处。

恩格斯继而对英国的危机与未来作出判断：“工业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在加深，人们开始越来越明白，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即将结束。由于美、法、德作为竞争者出现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实施的高额关税阻止外国商品流入其他正在发展的工业国的市场，这种垄断地位什么时候结束己经不难推算出来了。既然一个工业大国，又占有垄断地位，尚且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那末有四个这样的大国，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是每10/4年一次危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危机。这可能对我们有利。”[3]

他因而指出，“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也可能遭到破坏，“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这至少对制铁业来说是直接的，对其他部门则是间接的——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但是，只要六个月，这个前景就会结束，然后我们也许又要经历一次急性的危机。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崩溃而外，新的交通联络工具，如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末不仅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被关死，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会触及到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4]今天看来，他的预判是准确的。

二、对街头运动、议会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看法。

恩格斯晚年一直比较重视议会斗争，“在和平时期，我们永远也推选不出完全合适的人到国会里去，因此，党通过对议员先生施加压力所给予我们的帮助，确实是无法估计的。这种压力告诉他们，他们必须避免任何重大冲突，并且在关键时刻确信这一点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可以不受损失地采取果断的行动。”[5]这种策略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因为各国议会及全国“两会”越来越难以选进一线的或非“贵族化”的工农代表，从外部寻找同情工农的利益代言人并施加压力不失为斗争策略之一。

例如，谈及1887年的德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1887年2月21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得774000票，比1884年选举中多得了225000票。但是，由于不民主的选举法，重选之后，社会民主党议员人数总共只有11人），恩格斯即表示：“对于德国的选举，我们可以感到非常满意。选票的增长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在不仅来自政府而且也来自工厂主的强大压力下，工厂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迫使工人面临或者被解雇或者被迫选举俾斯麦分子这样的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再获得一些席位，只有经过战斗才行。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席位的多少，而在于通过统计证明党在不可遏止地成长。”[6]

而对于街头暴动式的革命，恩格斯再次表示了反对，并将一些闹事者称为“暴徒”和“骚乱”：“参加下午三点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都是些什么人：有东头大量介于工人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之间的贫民；也有暴徒和无赖这种乌合之众，他们足以把全部群众煽动起来随时去‘瞎开心’，直到无谓的疯狂骚乱。就在这种成分占了上风的时候（当时在场的考茨基说：‘本来的集会己经结束，开始打起来了，我便走开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自作聪明的蠢货，领着这群暴徒排队经过派尔—麦尔和皮卡第莱，到海德公园去举行另一个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集会。但是暴徒们一路上自行其是，捣碎俱乐部的窗户和商店的橱窗，先抢酒铺和面包店，然后又抢一些首饰店，以致我们那些革命大人物在海德公园不得不呼吁‘保持安静和节制’!当他们大讲好话的时候，在公园外面从奥德利街一直到牛津街，都在又砸又抢，警察终于在牛津街进行了干涉。”

恩格斯继而批评了他们的“革命观”和“革命方式”，“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如召开塞满了人的大会，在报刊上撒谎，以及拉上二十五个人来支持他们呼吁群众不管用什么方式尽量‘起来’，不是具体地反对哪一个人而是笼统地反对一切，结果如何全凭运气。”他指出：“在这方面，英国法律规定得很明确：你愿意发表多少议论都可以，只要不随之发生什么事情就行；但是一旦随之发生骚乱性的‘明显行为’，你就得对此负责。”[7]这和今日美国“占领华尔街”等运动类似，运动只有在法律允许的氛围内才被允许，即有“言论自由”而无“行为自由”。并且这种“言论自由”也并非没有限制，例如，英国“这里根本没有办法传播你的关于俄国的演说，因为你知道大报是不登我们的东西的，而《公益》月刊的篇幅又太少，无法登这类东西。你们只好自己在那里想办法，比如说，同《旗帜报》的记者联系一下，例如象龙格在巴黎同《每日新闻》的记者克罗弗德老太婆建立了联系那样。”[8]

他接着批评组织这类活动的组织和领导人是“政治冒险家”，“社会民主联盟毕竟是一个极其软弱的组织，虽然其中也有些优秀分子，可是领导人则是一些文人政治冒险家。”他指出：“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一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9]而这类行为“得到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公众把社会主义和抢劫看成是一回事，即使这不会使情况大为恶化，但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10]

但对于有产者的“慈善”行为，恩格斯也认为不解决问题，“虽然自由党人干脆否认贫困，而保守党人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企图利用贫困，但贫困现在是大家公认的了，因此很明显，即使为了装装样子，也得做一点事情。可是，市长公布的募捐款数到星期六为止总共约为两万英镑，如果把所有无以为生的人都算上，这点钱恐怕连两天都不够用！但这再一次证明，不使有产阶级感到惊慌恐惧，有产阶级对群众的任何疾苦总是无动于衷的，所以我还拿不定，是否有必要再更厉害地吓唬他们一下。”但紧接着他又说：“现在谈谈法国的情况。上星期那里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情：议院里成立了工人党。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激进派分子支持他们，但是有了一个开端，阵线分明了。”“这样，现在我们在巴黎的议会中也有自己的人了，而且我不仅为法国人高兴，因为这会大大地帮助他们前进，也为我们的党团高兴，因为它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从法国人那里学习行动起来的勇气，现在国外也有了榜样，我们可以拿来指责我们那些胆小鬼和懦夫。”[11]看起来，恩格斯晚年还是钟情于合法的议会斗争。他断言：“激进主义即褪了色的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啊，要是马克思能够看到，他的关于民主共和国现在无非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战场这一论点，正在法国和美国得到证实，那该有多好啊！”[12]

但是，恩格斯也批评了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空想社会主义和机会主义等“传统社会主义”，“不管激进派（一个主要是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主张限制工作日，颁发残废抚恤金和实行其他一些具有社会经济性质的措施）是跟工人一刀两断，还是对工人作一些不大的让步，再观望一下，他们都会失去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传统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地盘也将随之消失，从而人们的头脑就会去接受新思想……”他指出，“激进派”首领“克列孟梭和他那一帮人既已同内阁同流合污，就传染上了议会病；他们再也不能认清波旁官和卢森堡宫墙外发生什么事情，波旁宫和卢森堡宫对他们说来现在是整个运动的中心，而议会外的法国在他们看来是次要的。”“他们就只能是机会主义派的仆从，为机会主义派火中取栗。但是，只要给每个工人发一枝枪和五十发子弹，那共和国就永远再也不会在危急中！”[13]而“只要士兵有枪而工人没有枪，那共和国就将永远在危急中。”[14]

对比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似乎看到，他虽然反对街头运动，但也不迷信议会斗争，例如，他对奥伯温德等拉萨尔分子的“普选万能”提出了批评，“此人（即奥伯温德）可以说是一个从未违背过自己的观点的拉萨尔分子：1）他相信普选制万能，因此他支持过奥地利自由党人；2）拉萨尔要求工人在王室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站在王室一边，因此，奥伯温德就是俾斯麦的拥护者。既然拉萨尔主义在德国正在消失，为什么这个老拉萨尔分子不能象接受过奥地利自由党人的钱一样去接受俾斯麦的钱呢？不过，只要他一拿了俾斯麦的钱，他就会发觉他是在跟一个比他厉害得多的人打交道，他掉进了虎口。”[15]

因此，可能的策略是，要么不动、要么暴动。至于何时采取什么形式，则“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这在法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16]对于今日流行的运动应在法治范围内进行的观点，恩格斯则评论说：“只要庸人（资产者也好，工人也好）主张在法制范围内行动，那就可以预料，下一次示威将非常软弱无力，闹不出什么名堂来。”[17]

三、对于欧洲战争、革命与和平的看法。

一般认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恩格斯对此事什么态度呢？在分析当时的欧洲战争与革命形势时，他指出：“法国需要战争作为扼杀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俄国沙皇一样，革命的威胁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看到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他分析道：“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而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停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毫无疑问，这一切归根结蒂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表明态度，“如果您想知道我的看法，那末，对我们来说肯定无疑的是，这场战争如果开始，其目的只能是阻碍革命：在俄国，是要预防斯拉夫主义者、立宪派、虚无主义者、农民这些不满分子的总发动；在德国，是要支持俾斯麦；在法国，是要压制社会主义者的胜利的运动和（象整个大资产阶级所打算的那样）恢复君主制。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将不是我们。”[18]

恩格斯后来又写了一篇《欧洲政局》的文章谈及此类问题，“这篇文章向法国人指明，战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共和国的毁灭，只有在极其有利的情况下战争才会引起欧洲革命，但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所根本不希望的。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了。”[19]这一定程度上也和今日资产阶级对战争与革命态度类似，他们发起战争，但却担心革命。

此外，世界格局已经发展到“谁要是首先动手，谁就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时代己经过去了”，那些堂堂的国家要人“对于一场世界性的战火毕竟有些害怕，因为其后果是无法预料的，甚至普鲁士的和俄国的军队也控制不了这场战火。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唯一的和平保障。”[20]但是，“大家都摆出要打的架式，可是谁也没有胆量动手。不过在这场赌博中，战争可能不依各国政府的意愿爆发起来，危险就在这里。”[21]可见，今天的“大国战略平衡”、“核恐怖平衡”等思想在恩格斯那里已有了端倪。

四、对于未来社会的推演。

对于未来社会的推演，恩格斯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和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和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一致的。[22]但他同时强调：“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23]。

对普鲁士的大土地所有制，恩格斯认为，“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虽然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他谈到了这种“合作社”与拉萨尔等人宣扬的“合作社”的区别：“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表明了他对土地等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态度，既不成为集体的，就会成为资本家私人占有的。而对于集体所有制和全民（社会或国家）所有制的关系，他认为，要“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24]

对于塞尔维亚人“氏族共产主义”的分析，也同样可看出恩格斯对俄国“公社土地制度”瓦解的看法：“塞尔维亚人六十年来生活在奥地利的官僚主义制度下，这个制度既没有给予他们有力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给予他们独立的农民(农民的土地都己经抵押出去了)，反而破坏和瓦解了曾经使他们具有对付土耳其人的力量的氏族共产主义的残余。相反地，在保加利亚人那里，土耳其人并没有触动这些多多少少带有集体主义性质的制度；这也是保加利亚人比塞尔维亚人更勇敢的原因。”[25]

对于不同国家实现变革的方式，恩格斯认为应因地制宜，例如对于荷兰，就有可能经由“自治”而非“革命”实现变革，“除了英国和瑞士，荷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唯一的非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欧国家，因此有它某些优越的地方，其中残存的地方自治和省的自治就没有法国或普鲁士气味的那种真正官僚机构。这对发展民族性格，以及对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只要稍许起一些变化，劳动[人民]就能够在这里建立起自由的自治，而这种自治在变革生产方式时应当是我们的最好武器。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根本没有这种优点，在那里这还得要重新创造。”[26]

而对于美国，恩格斯则批评了认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观点，“美国毕竟是一切资产者的理想：一个富裕、辽阔、正在发展的国家，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没有固定的、血统的无产阶级。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或商业，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由于这里在此以前还没有利益对立的阶级，所以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象欧洲那样变为地狱。”[27]因此，美国工人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件极不寻常的事。他宣称：“美国人投入运动以及法国运动由于三个工人议员和德卡兹维耳事件（即1886年1月-6月，在法国南部有两千名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罢工是阿韦龙矿业公司资木家残酷剥削工人而引起的）而出现新的高涨——这是今年（即1886年）两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28]

对于小资产阶级在斗争中的态度，恩格斯指出：“必将来临的被大富翁剥夺的威胁，无疑会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推向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使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己。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29]

五、关于党的建设。

这时间，恩格斯一直关注着美国工人运动和政党建设。对于美国工人党的发展，恩格斯分析道：“鉴于在美国的德国人决不是德国工人的真正的和恰当的典型，而不过是一些被国内运动所淘汰的人——拉萨尔分子、灰心失望的野心家、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者，所以我就没有因为美国人开始摆脱他们，或者至少摆脱他们的领导而感到惋惜。德国人能够而且将会象酵母那样发挥作用，同时，他们自己也将经受大量有益的和必要的发酵过程。在美国，‘劳动骑士’是必然的起点，他们是真正的力量，而且肯定会成为运动的雏形。他们不合理的组织和极不可靠的领导人——这些人习惯于玩弄腐败的美国党派伎俩——会很快地在那个组织内部引起危机，然后，一个更合适、更有效的组织会从中发展起来。我认为，这一切在这个美国佬的国度里不会持续很久；最大的收获是，工人阶级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30]这对于今天共产党如何保持纯洁性也有借鉴意义。

恩格斯谈到党内“核心”、“独立性”和“领导权”的问题，认为“劳动骑士”“己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因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31]他强调，“只要想一想，法国、比利时、西班牙及其他国家的工人，经过了多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上组织成一个独立于一切其他政党并同一切其他政党相对立的党，才能取得胜利，那么美国人在运动开始后的六个月，就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进行活动，并在纽约获得了六万八千张选票，在西部地区的选举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的确是今人惊叹的。”[32]这对今日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也有指导意义。

对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恩格斯指出在美国的“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33]他继续批评“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百万工人在明年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理论上十全十美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34]他告诫道：“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由于这些分歧而结成一些固定的宗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愈少愈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35]因此，他对美国工人运动提出要求：“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36]。

因此，恩格斯在斗争中认识到，“如果社会主义同盟能够培养出一个由精通理论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那会大大有利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的发生现在己是指日可待了。”[37]这和毛泽东的要求以及今天“马工程”对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群体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对资产阶级对其个人的污蔑，恩格斯强调：“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凡是可能被说成是向某个工人组织请求给我们以个人帮助的事，都从来没有做过。其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为了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经常造谣诬蔑，说什么‘煽动家们骗取工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为自己个人的目的花用’。因此，我将不得不通知执行委员会：这个请求，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是受我的委托。”[38]他后来并解释道：“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参加了运动，但不慎同工人发生了金钱关系，这种人是会吃苦头的。这必然会发生一场现金账目方面的争吵，而且马上就会被夸大为试图剥削，要是这个‘资产者’在理论问题或策略问题上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甚至少数人不一致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因此，“马克思和我不论在哪个国家里总是力求避免同党发生任何金钱上的关系。”[39]在今天，不少对毛泽东同志在资产、稿费等方面的传言可能也有这一目的。

另外一段则表明了恩格斯的谦逊品格。对布鲁诺·舍恩兰克在《新时代》上发表的著作中将文章题献给恩格斯的做法，恩格斯表示：“题献的做法一般说来已不兴时，其次，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敬意表示，总是使马克思和我感到有些为难。特别是现在，我的心情正是这样，因为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太过了。谁有幸在四十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40]

六、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译工作。

这一时期，恩格斯主要从事《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译工作，说是“己经根据手稿作了口授，但其中极重要的几章还得做很多校订工作，因为许多地方只是汇集在一起的原始材料。这是唯一能给我带来愉快的工作。”[41]

但是，和马克思非常重视《资本论》法文版和不主张出版精简版不同，恩格斯似乎更重视德文版和简述本，“现在谈谈翻译本身的事。首先，为我们德国工人编的《资本论》简述本一定要根据德文原著，而不能根据法文版来搞。其次，杰维尔的书对工人来说部头太大，而且译文，特别是后半部，读起来会象原著一样困难。因为它是尽量用逐字逐句的摘录编起来的。这本书对法国适用，因为在法国大多数术语，不是外来语，而且那里有许多读者不是真正的工人，但他们却希望通过简易的形式，而不去读大部头，就能对内容有所了解。” [42]

对此，他解释道：“手稿上的意见大部分就是马克思在第三版付排本上所写的那些意见。其他一些意见主要涉及对法文版的增补，我没有全部采用：（1）因为第三版的工作进行得晚得多，因而对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因为马克思当时考虑到书要在美国翻译，他无法关照，因此他宁愿让一些困难的地方根据简化了的法文本正确地译出来，而不愿根据德文本译错了，这个考虑现在己经成为过去。”[43]因此，恩格斯“早就建议威士涅威茨基夫人把《资本论》中最重要的地方改写成若干通俗小册子。只要人们多少走上正确的道路，《宣言》就会立即发生作用，现在它只能对少数人产生影响。”[44]

对于文本翻译的问题，恩格斯曾提到：“我那本旧书（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有很多半黑格尔式的语言，不仅无法翻译，而且甚至在德文中也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意义。所以我尽可能把这些语言现代化了。”例如，“书名最好索性译为：《一八四四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5]10个月后，他仍然强调：“至于书名，我不能省略‘1844年’，因为这会使读者对他们所期待的东西产生一种完全错误的概念。我写了序言和附录就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不能同意删去这个日期。”[46]这里非要加上年限的译法表明了恩格斯的严谨。

“至于反对我们的文体和我们的标点符号用法的那位纯洁主义者，他既不懂德语，也不懂英语，否则他就不会在没有英国式词句的地方找到英国式词句了。他所赞赏的那种德语，是过去学校里硬灌给我们的”，“现在就是在德国也完全处于衰亡之中。”[47]这对于今天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学和文本翻译研究的方式方法也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