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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坚持“三个坚定不移”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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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发表的南方谈话,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关键时刻,而发表的关键性的重要谈话。说它是“关键时刻”,是因为当时离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垮台了,其他9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剧变,都复辟了资本主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全中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并对此作何战略应对;说它是“关键性的重要谈话”,是因为邓小平的这个谈话,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全面和正确地回答党内外、国内外的政治关切,解决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继续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从而多方面地丰富、发展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这个重要谈话,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成熟,对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按照我的学习和体会,对其基本精神,我概括为“三个坚定不移”:
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大胆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这是邓小平谈话的最鲜明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邓小平提出和阐明了“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个为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提供直接的理论基础的重要见解;论证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提出了一些振聋发聩的论断。他甚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够是死路一条。”故而,他要求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因此,他主张“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为此,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重申了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手段”的重要主张,要求解放思想,多引进一点“三资”企业,以“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才能够“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这些基本精神,使全党全国人民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开阔了眼界,意义极为深远。它把我国改革开放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坚定不移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用以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这是邓小平谈话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立足点。在谈话中,邓小平重申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坚信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信毛主席所讲的“实事求是”。他说:“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这表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据此,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思考、回答和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包括他把“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我认为,这五句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可以分三层来理解和把握:“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性内容,并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提供物质前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性内容、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总体功能的科学概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目标,是社会主义根本的出发点、落脚点和价值取向;而且,他提出:到20世纪末当我国“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实现,就是要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如果离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离开坚持公有的主体地位,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那就既不符合邓小平的原意,更无法做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当然也就无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因为,邓小平之所以说深圳“特区姓“社”不姓‘资’”,就在于“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邓小平还认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当然,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在当代中国,这首先和主要地是指: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来保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左”和右的等错误倾向的斗争,以便为推进改革开放扫清思想政治障碍。这是邓小平理论得以贯彻、党的领导得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的思想政治条件。邓小平在倡导和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开辟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为扫清思想障碍,统一认识,他主张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两点论,同一定条件下的防“左”重点论的统一。他认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强调反对“左”的错误倾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历来没有放弃和淡化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在这个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的这些教导,我们时刻都要牢记,决不能放松警惕。
其实,我们党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实质,就是要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们党和国家搞和平演变、搞西化和分化的政治图谋。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是,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邓小平在提倡搞好党内外普遍性教育的同时,一语中的地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为此,他特别强调党“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和主张讲的是何等的深刻和准确啊!而今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切实而有效地、一以贯之地付诸实践和行动。

 

责任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