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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荏苒。2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视察我国南方，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及时地回答和解决了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今，20年过去了，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总结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继续坚定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和“共同富裕”的构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特别需要指出，在讲这番话之前，邓小平阐明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途径是什么？保障是什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邓小平看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根本前提和条件；以公有制为主体又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前提和条件，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因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丰富的物质条件，使共同富裕有了可能；而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只有公有制为主体，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构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有许多发展的机遇和优势，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相比，差距就更大。这是历史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齐头并进实现共同富裕，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这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和一部分人，如何帮助还没有富裕起来的地区和另一部分人，也能走上富裕之路。这是一个重大课题。邓小平提出了问题和构想的思路，同时也告诫全党，不要形成两级分化。这些，都已是邓小平留给我们的理论财富。

　　二、随着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已出现

　　目前的中国，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据资料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以广东为例，二十年前，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希望广东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今，广东经济发展的总量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1998年就超过了新加坡、2003年超过了香港，2007年又超过了台湾，“亚洲四小龙”中，广东已经超越了三小龙；从总量上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平均水平。广东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45636亿，折合近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行列。不仅如此，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又以长三角的浙江省为例。2010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35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303元，扣除价格因素，分别比上年实际增长7%和8.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0年居全国第3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各省区第1位。在宁波地区，那里最穷的县，却是中国的百强县之一，足见当地的富庶程度。

　　上述资料表明，一些地区和一部分人确实已经富裕起来，表明邓小平的构想目标已经部分实现。下一个重点任务是解决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问题，因为共同富裕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应该看到，随着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已经富裕起来，严重的贫富差距也已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仅次于美国，但仍有几千万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2005年，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名列其中。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看，中国的收入差距正从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基尼系数0.20的高度平均，迅速扩大到目前基尼系数0.447，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0.40警戒线的现状。

　　还可举出若干资料来支持上述结论，这里不需赘述。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论点是站不住、行不通的。还有某些人将目前国内形成两极分化的趋势，认为是邓小平的主张所造成的。对这些糊涂和错误的认识，需要正本清源，需要为邓小平的观点作几点辩护。

　　这里面有三个问题：一、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国情，中国人能不能一起共同富裕？二、出现的两极分化趋势，是不是邓小平理论造成的？三、邓小平对两极分化提出过预警没有？提出过什么解决办法？

　　事实上，现实的中国要么一起贫穷、要么一起富裕起来的平均主义，这种捆绑式的贫富模式已经被实践所证明是不可取的。科学现实的选择，致富自然有先有后。由于历史条件不同、现实基础不同、思想觉悟不同、方式方法不同，也就决定了结果不同。这是极为正常的社会现象。一起同时富裕当然好，但不现实也不可能。问题的另一面是发展起来以后，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党和政府的态度是坚决遏止。对此，邓小平提出过预警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只要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能克服两极分化。”邓小平还曾提出利用税收来调节贫富差距。这些都说明，不是邓小平的理论不科学、不正确，而是我们没有十分坚决、不折不扣地执行邓小平的决策和主张，是我们偏离了邓小平理论，至少是忽略了他的预警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三、缩小贫富差距和避免两级分化的办法和出路

　　(一)贫富差距问题，已上升为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是中国社会现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诚然，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蛋糕确实做得很大。但是蛋糕的分配不公，特别是大多数人所得不多，而少部分人得到了大部分，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民怨沸腾乃至社会震荡。不重视贫富差距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付出重大代价甚至是惨痛损失。我们从党和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投入看，资料显示，仅辽宁省2009年全省财政投入维护社会稳定的资金，就增幅15.5%，投入223.2亿元。虽然社会动荡不一定都是分配不公造成的，但是作为其中的重要因素，潜在的危害极大。

　　(二)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从分配问题入手是必要的，但必须治本。

　　目前我们已部分地解决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成绩不容否定。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看来，还需要在治本上下功夫。缩小贫富差距，扭转两极分化趋势，强调国家财政调节手段，是必要的。但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远远不够。现在的问题是，调节手段滞后，例如税收问题，相当一部分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纳税意识不强甚至上缴税额较低，调节、提高他们的上税额度，还远远没有做到。即便是做到，还不是从根本制度上遏止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

　　(三)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解决所有制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所有制作为经济制度，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所有制的性质体现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分配关系反作用于所有制关系。也就是说，所有制决定分配制，财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财产占有上的差别，才是收入差别最主要的原因。

　　所有制关系、财产关系决定分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强调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正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辅助以私人产权发展和非劳动要素（主要是资本）参加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体”，这里的“主体”是不能动摇的。有了它们，贫富差距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失去了它们，贫富差距就会恶性发展直至两极分化。

　　对此，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政治家，看得很清楚。邓小平多次强调，“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些非常深刻的论断，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渐行渐远，这种偏离是十分有害的。我们今天重温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是要从理论上搞清楚，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还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责任编辑：客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