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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首峥嵘岁月，倍觉成就辉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中国共产党建党、兴党、强党百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作为党全部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哲学依据与思想指南，战狂风恶浪、过激流险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百年历史。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实践创造了中国理论，坚持、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了21世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一、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依据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曾掷地有声地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理想与信念、理论与路线、实践与斗争的思想基始点和理论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100年，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不懈奋斗的100年。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四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件大事，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三件大事，历经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第四件大事，推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复兴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四大方面建设成果。一是物质文明建设成果。进行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打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枷锁，建立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过努力拼搏，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16万亿元，消除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脱贫，为世界减贫作出重要贡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2021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了前提和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近可见、即在眼前。
二是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与中国国情现实，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攀登了人类思想文化的最高峰，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先进、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再次飞跃发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该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中，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形成了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教育程度、科学技术、卫生体育、道德水准、文化艺术、文明素质、社会风气等方面创造了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三是社会文明建设成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在革命根据地创建了具有先进社会形态雏形的社会新文明。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初步建立了具有新风貌、新气象的新社会文明。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初步创建了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体现在制度文明建设上，创立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推进工业、农业、国防、文教、科技、体育、卫生等的全面发展；航天、潜海、人工智能、高铁、5G等高新科技日益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有的已经进入世界前沿；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施科技强国、教育强国战略；依法治国，重视德治，德法相辅，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创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等。这些先进社会文明成就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也为解决世界难题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四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同志就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始了改变旧中国破碎、凋零、脏乱的自然环境的伟大斗争，经过60多年的改造与建设，中华大好山河迸发出新的生命、美的风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战略，制定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任务和举措。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述指导下，坚决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补上生态环境保护这块最大短板，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天更蓝了，祖国生态环境更优美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办成四件大事，取得四个方面的伟大成就，极其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把唯物史观成功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实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伟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接受、所运用，并与中国实践发生紧密结合，转化成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力量的过程。众所周知，在人类思想史上，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也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的第一个伟大贡献。正因为唯物史观第一次在人类思想史上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预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工人阶级及全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提供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为工人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照亮前进方向的启明灯。
正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使现代唯物主义成为最完备的、最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攀登到人类哲学思维的最高峰；正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揭开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预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趋势；正因为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指出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正确道路……归根结底，正因为唯物史观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现实作用、理论品格、实践价值、指南功能，对于苦苦探索、寻求解放于水深火热苦难之中的中国人民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实践中所率先接受和运用。可以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率先接受的是唯物史观，并把唯物史观成功地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一块整钢，是不分先后、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有了辩证唯物主义才有历史唯物主义，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才有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唯物史观的思想过程中，同时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武器。
为了圆中华民族复兴之梦，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图强图变的中国仁人志士作过多种多次努力，但最后都失败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试图强国富民的中国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求救国富民之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是农民阶级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一次集中反抗，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缺乏先进的思想指导，决定了其最后失败的命运。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变法，是在保留封建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进行局部改良，这场改良也根本不可能成功，维新百日便遭到镇压，这条路走不通。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窃取，中国仍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为什么这些努力总是失败？是由世界已经进入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发展大势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帝国主义不允许，封建地主阶级也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独立国家、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的重任。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的结果告诉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必须选择新的“主义”，指导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指导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各种思潮先后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注意对各种思潮进行比较,以尽快找到振兴中华之路。
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很多先进知识分子出国留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人去了日本，一些人去了欧洲。李大钊1913年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同一批有志之士一样，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唯物史观。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是选择非马克思主义唯心史观的思想斗争过程，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传播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灌输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理论教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与中国革命产生联系、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的作用过程。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并大力介绍、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力图运用唯物史观解开中国问题之谜，指导解决中国问题。1919年5月11日，《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重点介绍了唯物史观，明确赞同科学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第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檄文。顾兆熊的《马克思学说》、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渊泉翻译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也纷纷面世。
十月革命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启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三次大论战：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要改良还是要革命；第二次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之争，实质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实质是是否必须建立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振兴之路。这三场大论战都聚焦于中国的重大现实社会问题。
当时，中国现实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找到正确的答案，而唯物史观则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最直截了当、最迫切需要、最锐利管用的思想武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答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重要著作被大量译成中文出版发行，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都被摘译出来，传播开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在中国广为传播。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到1926年，共印了17版。1921年5月前后，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和《社会问题总览》，这是当时宣传唯物史观的两本代表性著作。《唯物史观解说》有一篇附录《马克思唯物史观要旨》，李达在附录中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翻译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恩格斯1888年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作《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重要原材料，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建党立党、开展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武器。
为了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开始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思想武器。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发展到150人左右。研究会按专题分10个组进行专题研究，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史、俄国革命与建设等，研究的问题都集中在社会现实问题上。被林伯渠誉为“登高一呼群山应”的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热情宣传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潮流：“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迪教育下，成长起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阶级斗争。1920年2月，李大钊、陈独秀“相约建党”，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主张用“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赞同。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法国致信毛泽东，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元旦，长沙新民学会召开会员会，讨论中国和世界应当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问题，列举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式，经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占绝大多数。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指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
三次大论战的结果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的是坚持把“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而不是把“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费边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展开对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革命”而不是“改良”“合作”；是成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尊崇无政府主义。一句话，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选择的结论。
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唯物史观那里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崇高信仰和坚定信念；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唯物史观那里找到了中国走社会主义这唯一正确的道路；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唯物史观那里认识到中国必须展开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解救中国；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唯物史观那里认识到只有从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通过武装斗争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正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唯物史观那里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认识到了谁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谁是革命的依靠阶级、谁是革命的同盟军、谁是革命的敌人，确立了展开革命斗争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正是唯物史观所内含的一系列科学原理和观点，使得中国先进分子义无反顾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论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选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改换了发展方向，中国人民谋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领路人和先锋队。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披荆斩棘，砥砺前行，“其中有危难之际的绝处逢生，有挫折之后的毅然奋起，有失误之后的拨乱反正，有磨难面前的百折不挠，既充满艰险又充满神奇，既历尽苦难又辉煌迭出”。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的光辉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个经典命题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二、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战狂风恶浪、过激流险滩，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定海神针
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阶段的关键转折点，依靠唯物史观指南，攻坚克难、转危为机，中国共产党战胜了一次又一次艰难险阻，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腐败的上层建筑束缚着中国的社会进步，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求解放，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为中华民族振兴而奋斗的初心和使命，制定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章程和目标。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区分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三大决定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促成了国共合作，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掀起了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运动高潮。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确立了明确的初心和使命、理想和信念、纲领和策略，在大革命的斗争中，推动了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大无畏的斗争精神，确立了党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
（1）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蓄意发动“七一五”反共大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处于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认清国民党右派镇压革命力量的现实，断然与国民党右派分道扬镳。党正确判断大革命失败的形势，召开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八七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之后，党毅然领导并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发动了秋收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始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又与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会师于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党从此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2）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封锁和军事围剿，党、红军和根据地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的重压。毛泽东同志从长远的、根本的、大局的、辩证的唯物史观视角出发，抓住了历史发展大势，于1928年10月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论证了红色政权和人民军队存在并发展壮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针对有人担心“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他又在1930年1月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述了革命阶级的革命行动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总会由弱小走向强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必定战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的历史必然性，表达了革命必胜的信念，引导红军官兵登高望远，拨云见日，顺应大势、树立信心，砥砺前进。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古田会议，确定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党指挥枪等建党建军基本原则，为开展革命战争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在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连续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红色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工农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3）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误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和根据地遭受了重大损失，红军被迫长征，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红军陷于敌军重围，中国革命处于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分析了红军面对的紧迫形势，批评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于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力挽狂澜，使形势发生逆转，危难之际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
（4）当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内流行“恐日病”，被悲观主义笼罩，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领导党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准确把握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已经由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提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的主张，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优势与劣势，高瞻远瞩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提出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山地游击战争，在国统区放手发动抗日群众运动，坚持持久战的科学判断，作出了中国必胜的结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为抗日战争提出了正确战略和策略，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最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军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了。
（5）当抗战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盼望和平，蒋介石反动集团倒行逆施，撕毁和谈协议，坚持官僚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悍然发动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内战，中国正面临前途命运大决战的转折时机。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遵循唯物史观，先后召开了党的七大、七届二中全会，发表了《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认真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已从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矛盾；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制定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路线；提出了废除封建和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解放全中国，完成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战略和策略；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经过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新纪元。
（6）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五年国民经济恢复，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中国的人民政权，处于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的重要关节点。毛泽东同志领导党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原理，提出不间断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和政策，制定了“一化三改”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展现在人民面前，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激发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7）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剥削阶级作为整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重大任务摆在全党面前。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基于唯物史观关于主要矛盾及其转化的原理，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认为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同时，由于缺乏经验，尽管及时作出了一些调整和纠正，但“左”倾冒进错误倾向的蔓延，使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制度和物质基础。
（8）“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怎样才能拨乱反正，开创出一条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路，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正处在历史关键点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作用和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观察中国社会矛盾的现实状况，恢复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决心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认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存在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上层建筑存在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实行改革开放，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的历史新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立于世界东方。在建党100周年前夕，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每到关键转折关头，可以清楚明了地看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那样：“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成功的重要经验总结。
三、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伟大理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观察、说明社会历史问题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了社会发展一般客观规律，指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方法，但并没有提出认识并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方案。中国方案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不断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彻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真理性。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伟大实践丰富、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第一，客观、全面、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特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状况，形成了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阶级、阶级斗争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唯物史观对我们党的创造者、领导者影响作用最大的重要原理之一。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他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怎样开展阶级斗争革命才能成功？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特殊性、解决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特点，明确指出谁是革命的领导、谁是革命的主力、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科学道理，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正是在唯物史观关于阶级、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坚持武装斗争，没有照搬俄国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变化，阶级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阶级斗争也不再是主要的社会斗争形式了。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必须警惕“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既不能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又不能无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了，不能搞战争年代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但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会很激烈。国际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和斗争的主线。《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明确提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当今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较量，两个阶级的斗争依然具有主导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结合新的实际，坚持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担负着经过无产阶级国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创造性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郑重地提出来。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不可动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们成功地战胜了国外反动力量的经济封锁、武装包围、军事进攻、和平演变，成功地组织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正是靠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坚持、丰富和发展。
第二，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社会矛盾理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了贯穿一切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揭示了社会矛盾的普遍性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一切社会，当然也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原理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曾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解决办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所谓“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再也不具有对抗性质了。他还认为，未来社会矛盾不能用“政治革命”形式来解决，“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本解决办法。但是，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实践的局限，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
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提出了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命题，并作出深刻的论证和阐述。1956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办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达到新的团结。这是我党第一次公开阐明的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性观点。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三大改造”，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突出了。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着重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总题目。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前进。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一面。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对立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创新。
第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在第一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坚持、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生产的观点和生产力理论。
生产的观点和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和基石，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历史问题、解决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正是从唯物史观的这个最基本的观点和原理出发，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生产观点和生产力理论创造性地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把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进步与否、衡量政党的路线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通过革命和改革，改变束缚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创造性地把生产力作为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应，判断政党及其路线、政策是否正确，社会是否进步的根本标准，创造性地把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就，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生产观点和生产力理论。
第四，坚持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环节和方面，扩大开放，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原理。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在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规律、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态度和实践精神发动并实施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我们党历史上一次新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伟力！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掌握政权以后，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就要把“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即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力，不必再考虑调整和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在这里，他阐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基本的方面是相适应的，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同时还有相矛盾的一面。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体制还不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还有束缚人的手脚、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经济体制，其最大特点是高度集中，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由于原来的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管理权限过分集中，地区和部门分割，对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重视不够，日益束缚我国生产力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党已经察觉到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并努力加以调整。但以往的调整仅仅是初步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得原有的体制弊端日益凸显。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原理，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作出相应的改革，革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部分，从深度和广度上为发展生产力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我们党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的原理，深刻认识到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87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指出，改革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开展了两次伟大的社会革命。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革命是第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第二次伟大的社会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立了新中国。紧接着又不间断地展开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伟大社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制度上得到彻底的解放。
改革开放是第二次伟大社会革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举措，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对外开放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内陆，层层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就，GDP年均增长95%，实现了226倍的经济增长，由世界进出口贸易排名第32位的贸易弱国发展成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追赶世界”到“引领世界”的伟大转变，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亚洲问题专家阿富塔布·希迪齐对记者说：“中国用40年完成了一段无与伦比的精彩旅程，向全世界证明40年前实施改革开放这一勇敢决策的正确性。”
第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理念，创造性地提出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理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既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为人民谋福利、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是根据唯物史观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作出的正确判断。一切为了人民的富裕幸福，是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理念，这些核心理念凸显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追求，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坚定信仰。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强调尊重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强调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民，必然把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作为党的初心和目的。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就必须依靠人民，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宣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汇集成千军万马，向着民族解放、人民翻身、国家独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进军。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民观具体化，形成了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我们党形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共产党员带头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人民群众为了保卫共产党员、保卫革命军人、保卫革命果实，不怕流血牺牲，党和人民建立了深厚的“鱼水关系”。
密切联系群众，永不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格外重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的建设作为战胜一切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把党的建设作为伟大工程抓紧抓实抓好，教育全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注意党群关系，高度警惕党可能产生的各种消极现象，采取坚决措施予以防止和纠正。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他们所施放的糖衣炮弹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革命意志薄弱者。”要求全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信念，才能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才能自觉抵制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除了要接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外，还要接受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的考验。为了防止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自觉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格外重视党的建设，始终坚持抓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求全党永远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永不脱离群众，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加大反腐力度，对腐败“零容忍”，力争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
第六，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相对落后的国家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树立了中国样板，提出了中国方案，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原理和共产主义学说。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指南，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基本标准，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直接考察了社会生产关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性质和特征，揭示了社会形态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变的一般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经过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形成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所达到的最高目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奋斗争取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
人类社会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只是一般规律，并不排除某个国家、地区、民族社会形态发展的特例。“五形态说”只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必然历史趋势，然而具体某个国家、民族、地区的发展又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至于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某个地区是否可以有特例、有偶然的情况发生，是否都要依次经过同样的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绝对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以认识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为满足，而是努力进一步探索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一般地说，像英国等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同时又预言，像俄国那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并不排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依各自具体的历史条件所采取的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并不排除某些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变革的可能性。他们告诉我们：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国家要从本国具体国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思想具有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
正当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开始缓慢地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时，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先于中国而进入资本主义的西方列强为了自身的利益，绝不允许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国内反动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绝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处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力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担当不起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任。囿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特殊国情，中国不可能独立自主地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只能由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世纪之问、时代之问、复兴之问明明白白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唯物史观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为中华民族指出了必须走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目标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发展方向。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帝国主义已经把殖民地瓜分完毕的世情、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中国所走的道路，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的道路，也不同于相对落后的俄国所走的道路，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没有指出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具体道路。他们在研究西欧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西欧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取得胜利。后来，他们研究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时，指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到底怎么走，马克思恩格斯并无亲身实践，只是提出了设想。列宁在相对落后的俄国，走出了一条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把相对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当然，由于复杂的主客观原因苏联最后解体。那么更为落后的中国到底怎样才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呢？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于中国具体实际，形成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先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按照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正确战略，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成立了新中国。
在不间断地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赎买政策、通过和平方法，创造性地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过渡办法，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循序渐进地改变了旧有的生产方式，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一化三改”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第一步。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走了一段弯路，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以新的实践丰富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为实现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理论。
第七，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制度克服、制约市场经济的消极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原理。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40多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显示出这一创举的强大威力。
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人类历史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它继承和吸收了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在内的人类一切制度文明的优秀成果，能够克服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一切旧制度的弊端，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应具有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一切已有社会制度所不可比拟的优势。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创造了有利条件，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生产力系统中人的因素高度活跃起来，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各种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然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不是从一产生就能够完全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能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有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历史的过程，需要一个不断探索、完善、发展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者艰苦奋斗和实践探索。
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走过弯路，遭遇过曲折，甚至付出巨大代价。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有过一些错误的做法，甚至遭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人从挫折和教训中深刻醒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需要适当的体制才能发挥出来。传统的、高度集中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窒息了社会主义制度应有的优越性，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必须进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环节和方面的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经济资源配置的经济。历史和现实有力地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历史阶段。与其他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至今配置经济资源最有效率的体制。市场经济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积极有效合理的配置和调动，市场经济能够激发经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市场经济是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取向的经济体制，能以最小的生产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实现最高的效率，有利于充分激发经济主体的自主创造精神和实践创新能量，推动各类经济主体改进技术，加强自我管理，节约社会资源，提升产品质量，推动经济创新和社会创新。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市场经济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市场经济本身带有强烈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无法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计划、稳定和平衡，甚至引发恶性竞争，导致经济危机；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短期性、滞后性，难以保证人类社会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难以完全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加剧贫富矛盾，导致两极分化，直至流血、战争与社会危机。
历史上的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放大了市场经济的弊端，极大限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使私人资本的逐利性和自私性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阵发性、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暴力和战争。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
市场经济的有利一面为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了取得成功的可能空间。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制约市场经济的消极弊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最佳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程中所作出的最佳选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两种优势的同向共振效应，增强最优效果，可以真正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可以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里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并取得了伟大成功。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市场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和特殊运行方式，始终坚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也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积极性结合在一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对市场经济在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弊端，可以用社会主义制度加以控制。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国民经济保持高速、平稳、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实践与理论，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重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现实，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建设问题、中国发展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百年历程及其辉煌成就，给世界人民以启示：唯物史观是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旦为人民群众掌握和应用，就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推动社会向着客观规律规定的方向发展，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逐步臻于理想境界。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实践进程中，在实践与理论双向互动中，中国共产党又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创造了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争取独立、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理论、中国方案和中国模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百年成功是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伟大胜利。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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