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光:正确认识斯大林 科学评价斯大林(上)
2023年3月5日是斯大林逝世70周年,特撰写此文以示纪念。对斯大林最好的纪念,就是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经过历史的沉淀,现在是正确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恢复斯大林的应有面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给予斯大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评定的最好时候。
一、对于斯大林的评价是一个重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原则问题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恢复斯大林的个人名誉问题,也不是一个对历史人物的科学定论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领袖,包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乎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全人类的前途命运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
斯大林是一个世界级的历史人物,是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捍卫和建设,对开展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推进世界和平,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记取和借鉴。歪曲、否定和抹黑斯大林,是苏联东欧共产党放弃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最终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政权蜕变、垮台、丧失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一度出现否定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误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思潮,险些造成严重后果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对斯大林的正确评价与错误评价必然会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中国共产党一贯认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只有从理论、实践上搞清楚斯大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苏联共产党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其功过是非,才能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正确评价;才能在对待和评价斯大林问题上树立正确的政治导向、思想导向、理论导向和行动导向;才能批判并粉碎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反动势力及其代言人在斯大林问题上大做文章,散布荒谬观点和观念的行为,揭露其通过“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以达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不可告人的企图,尤其是揭露其旨在改变、演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丑恶本质。
如何认识、评价斯大林,苏联、俄罗斯人民经历了一个由全面肯定、无限崇拜斯大林的阶段,到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阶段,现在又回到了重新认识、评价斯大林,逐步还原斯大林本来面貌的阶段。
正是因为亲历了带来切肤之痛的动荡转型,俄罗斯人民越来越感觉到斯大林评价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给斯大林充分的正面评定。2008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举行了一次“最伟大的俄罗斯人”的评选活动,斯大林高居第三位(第四位至第六位分别是普希金、彼得大帝、列宁),仅次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和彼得·斯托雷平(Петр Столыпин)。2016年年初,俄罗斯联邦政府教育与科学部要求全国中小学在两三年内全部使用新版历史教材,该套教材较为全面地评价了斯大林,强调了他在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近年来,在俄罗斯的公共文化设施中,出现不少以斯大林为主题的城市雕塑,在北奥塞梯共和国、奔萨州、坦波夫州等地,民众自愿筹资竖立了一批斯大林塑像或纪念碑。2016年,正值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以下简称“秘密报告”)60年之际,特维尔州等地竖立起了斯大林雕像。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报道,俄罗斯人对于百年来历届领导人的功过进行评价,对斯大林与列宁、普京均为正面评价,三者并列第一。2017年7月,俄罗斯著名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经过数据分析,指出“目前俄罗斯社会已经出现‘民间再斯大林化’现象”。2019年,列瓦达中心这项长期持续的民意调查显示,对斯大林持完全肯定态度的受访者的比例为51%,为18年来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5月9日,新西伯利亚市市长阿纳托利·洛科季(Анатолий Локоть)为一座斯大林半身像揭幕,该座斯大林塑像位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新西伯利亚州委所在地。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俄罗斯人正在扭转对于斯大林的负面认识。
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存在许多需要全面深入研究之处,应当辩证地进行科学研究,而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表现得更为客观、更为理性、更为全面。譬如,俄罗斯著名传记作家雷巴斯(Святослав Рыбас )认为:“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和他的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斯大林对国家是一个统一经济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象的认知,在后苏联时期中所出现的众多问题的解决中都表现了出来。”更多的俄罗斯人认识到,关于斯大林评价的各种问题,都要在历史材料的精准系统分析中得出合理结论,而不是主观臆想、歪曲事实。如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领导的争论,原苏联作协第一书记卡尔波夫(Владимир Карпов)指出:“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作用在涉及战争进程、做出进行重大战役的决策的各个战略问题上是头等重要的。”朱可夫元帅说:“斯大林在领导整个武装斗争方面,得力于他的天赋的智慧和巨大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战略上考虑问题,抓住主要环节,采取对策,适时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功绩在于,他正确地采纳了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以充实和提高,然后形成教令、指令、守则,推广到部队中去指导实践。此外,斯大林在战役保障方面,在建立战略预备队方面,在组织技术和兵器生产方面,总之在为前线提供一切必需品方面,表现出杰出的组织才能。不承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关于斯大林时期“大清洗”、民族问题等,同样需要进行客观、辩证、全面的分析研究。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斯大林的评价颇具代表性。2009年12月3日,他在电视直播连线交流特别节目中,被问及“您对斯大林的行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时说:“我保留了这个问题……我能看到这里的‘圈套’:你说‘是肯定的’,一部分人就会不满意;而你说‘是否定的’,另一部分人又会不满意。不过既然时至今日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话题仍然争论不休,我就特意留下了这一问题。依我之见,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地下结论。显而易见,从1924年至1953年,这个国家,这个当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诚然,农业未能得以保留,我们大家都清楚地记得农业方面的困境,特别是在集体化的后期,记得人们排着长队去购买食品等。在这一领域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均未给农村带来任何积极的效应。不过工业化的确实现了。我们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怎么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还是要谈损失,你们知道,现在谁也无权指责那些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对我国产生的后果将是惨不忍睹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不容置疑、客观存在的正面的东西……对任何历史事件都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普京的看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毕竟在力争客观、全面、历史地评价斯大林。这里所列举的各方评价所涉及的斯大林的各类功绩,都堪称苏联历史上值得骄傲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永远抹不去的历史记忆,如果依然罔顾事实地对此进行质疑,那就是在可笑地有意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与原苏联和俄罗斯以往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错误思潮相呼应,国际上也掀起了一股全盘否定、彻底抹黑斯大林的逆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一股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暗流涌动,并一度在国际舆论场上起到主导作用。这股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在原苏联和俄罗斯,在国际上,乃至在我国,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领导、反无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沆瀣一气,形成一股顽固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恶浪黑潮。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错误思潮在我国思想政治、意识形态领域曾一度推波助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必须坚决与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的反动思潮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与乘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之机,行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之实的言论和行为,作坚决不懈的斗争。
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属于我们自己阵营内部的不同意见;一种是立场问题,站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立场上,属于反动舆论。对于这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利用对斯大林的歪曲、否定、抹黑,借以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敌对势力的如意算盘和政治手法。对此如果不予以深刻严厉的揭露、批判、防范和纠正,就会坠入其预设的思想政治陷阱,模糊我们的视线,给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对待斯大林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说到底就是在分析与认识历史人物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政治上的历史唯心主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评价斯大林,首先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人民的立场、历史进步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公正的立场。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历史进步的立场、正面的立场、公正的立场上,就会认清斯大林一生的活动所具有的人民性、进步性、积极性和主流性。斯大林的一生是与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事业、与代表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事业相联系的,是与反对一切腐朽、落后的剥削阶级相联系的。从这一立场出发认识和评价斯大林,我们就可以看到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正面的、功大于过的斯大林。
在坚持正确立场的前提下,还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客观、历史、辩证、公正地分析和认识斯大林。对斯大林的评价,必须坚持客观性、准确性、科学性,避免主观性、随意性、情绪性,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历史事实,实事求是地全面分析和把握其所处的历史场景、所发挥的历史作用,防止任何歪曲、想象、妄议、附会、滥加的评价,防止无限放大斯大林个人的缺点、失误,乃至个人性格方面的某些缺憾,防止无限放大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某些问题、某些阴暗面、某些枝节零散的错事,甚至不加区别地把全部错误推到斯大林一人身上,以达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目的。应当充分承认斯大林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于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充分把握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历史规律、历史趋势、历史战略的理论认识和社会实践,还斯大林以正面、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必须坚持全面性、系统性、完整性、辩证性,分清主次,认清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历史人物的局限性,给予斯大林的历史实践活动以整体性把握,既充分承认其应有的历史业绩,肯定其优点、贡献,肯定其应有地位,防止人为削弱其历史作用,又适度把握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失误之处及其复杂的成因和后果,既不能随意将斯大林拔高,同时又应避免将斯大林凭空贬低,把所有脏水一股脑都泼到他一个人身上。对于斯大林的一些指责需要进行辩证、全面、客观的分析和把握,而不是用有色眼镜加以无限放大。譬如,在1937年~1938年肃反过程中发生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但不能完全说成是斯大林一个人的责任,当然也不能完全推掉斯大林的领导责任。在总结斯大林的生活和活动时,首先必须不重复帝国主义的中伤和谣言,以革命的、科学的态度对正反两方面都作出应有的评价。不能用斯大林的错误和缺点来偷换他为党、人民和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对斯大林提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先进性,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价值,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应用及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真理性和价值性,是否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适用性,是否承认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否承认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可以随时随地与不同的国情相结合,为不同的国家所实际运用,并发展创新。对斯大林关于商品、市场、货币、所有制、工业化、集体化、经济政策等重大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理论观点的评价,关系到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基本规律、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是否承认可以结合实际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否承认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总之,对斯大林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科学评价,关系到增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趋势必然实现的信心和定力,自觉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奉者、遵从者、探索者和创新者。
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与对“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密切相关。“斯大林主义”也好,“斯大林模式”也好,无非是一种称谓、名称,严格来讲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定义,对某种社会发展形态、制度、体制、道路、价值方式的定义。斯大林在世时之所以不同意使用“斯大林主义”的称谓来概括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上的继承和建树,是出于他的谦虚,他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不配称“斯大林主义”,所以一直不使用“斯大林主义”的说法。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出于反苏、反社、反马、反共的需要,把攻击斯大林作为打击的重点,在他们对斯大林的攻击谩骂中所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称谓是一种“邪恶”的贬义代称,是对斯大林所坚持、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恶意贬损,对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的恶毒攻击。敌对势力使用的“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是指斯大林所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泛指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是企图妖魔化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妖魔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当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与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斯大林的研究;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也离不开对斯大林的评价,离不开对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建树的评价。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依据苏联的国情,创造了一系列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做法,有成功、可取的,也有失败、可鉴戒的。在斯大林的理论创造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流,某些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面是支流。当然,我们在研究斯大林及斯大林所从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时使用“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提法,与西方敌对势力对斯大林的攻击、抹黑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在正确评价斯大林时,“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的表述也不是不可使用,但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使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但“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毛泽东同志主张,如果说斯大林主义,那就要肯定“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但“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我国理论界一般不使用“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的说法,而是使用“苏联模式”的提法。对斯大林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研究和反思,关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需要以冷静、谨慎的态度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杜绝以偏概全、挂一漏万、鱼目混珠,在研究评价中要做到历史与现实、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主流与支流的辩证统一,增强解释力、说服力和实践力。
为了反击西方敌对势力彻底否定斯大林、贬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种种行为,在普京领导和支持下,2016年由国家审定的《俄罗斯历史10年级教科书》把“十月革命”称为“伟大的俄国革命”,高度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意义;与此相联系,把一度被西方势力贬低为“极权主义”的“斯大林模式”,重新定义为“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无疑否定了西方势力关于“斯大林模式”的贬义提法。教科书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因为苏联体制已经无可救药”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犯下了搞“公开性”“私有化”“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错误。
历史的经验教训最为宝贵醇绵,历史的代价沉重艰辛而令人深思,从历史中不断学习前进是共产党人的必经之途和重要诀窍。斯大林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纵横捭阖、历经铅华而终身矢志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坚持、运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的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理论,带领苏联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稳固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促进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在实践中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力量。历史是客观的、公正的,斯大林的功绩不可磨灭,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所起的历史作用值得总结铭记。值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多种历史际遇复杂交汇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增强历史清醒和定力,不断奋勇前进,必须认真总结斯大林评价中的是非得失,以科学公正的态度恢复历史本来面貌、重新认识斯大林、科学评价斯大林,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二、歪曲、否定、抹黑斯大林,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
带来灾难性、颠覆性、历史性的严重恶果
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是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重大焦点、难点、热点问题,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开了一个极其恶劣、充满危险、带来极其严重后果的先例。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于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后一天抛出了“秘密报告”,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简单粗暴、否定一切的质疑方式,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以反对肃反扩大化和个人迷信为切入点,以“讲事实真相”为幌子,以夸大次要方面、支流而掩盖否定主要方面、主流的相对主义,以非此即彼的绝对主义,以只讲错误和负面的极端片面性的方法,以煽动、挑拨、搬弄是非,造假、销毁和隐匿文件的手段,以非理性、非客观、非历史、非全面、非辩证的方式全盘否定、彻底抹黑了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专政无用论”,以及笼络高官的“治党新原则”、向西方乞求和平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等,全面放弃和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赫鲁晓夫于1964年10月被解除职务,其继承者勃列日涅夫继续坚持非斯大林化,以反对个人迷信、恢复斯大林时期受到处理的某些人物(有些处理是对的,有些处理是错的)名誉为由继续贬低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大搞“彻底颠覆斯大林”运动,全面否定、攻击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大肆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让西方敌对势力在极短时间内得手,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剧变,酿成20世纪的最重大社会历史悲剧。
彻底否定斯大林、大搞所谓非斯大林化逆流的实质并不在于反对个人崇拜,纠正斯大林的错误,而在于以此为借口彻底否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科学社会主义,投入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怀抱。彻底否定、抹黑斯大林给苏联东欧人民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冲击和巨大损失以及无穷后患。1956年3月23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就是说揭开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盖子。所谓“捅了娄子”,就是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丑化和毁灭斯大林的形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的严重错误,造成极端恶劣的后果,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誉和实践严重受损,导致彻底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最终导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分析与预测。“捅了娄子”所造成的恶果大大超过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揭了盖子”所带来的正面效应。
第一,导致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迷乱和丧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旗帜、灵魂和指导思想。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必然首先从思想上、理论上砍掉旗帜、丢弃灵魂、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斯大林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意义和指导意义。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果就是否定斯大林所始终不渝地坚持、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所作的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提出所谓“和平过渡”的论点,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继而提倡抽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带来了巨大的意识形态恶果。他以反斯大林为名,质疑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质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致使许多苏联人长期以来心理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对于过去极其崇拜的党的领袖产生怀疑,使相当多的苏共党员和民众放弃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造成了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和失误。这是苏联党的最高领导逐步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从思想意识上轻松地葬送了列宁、斯大林领导了30多年、好不容易建立和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最根本的思想理论原因。放弃和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必须时时警醒、牢牢记取和全力避免这类历史悲剧的重演。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第二,引发了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怀疑和背离。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真理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决定的,是由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群众选择的,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部分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斯大林时期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必定焕发巨大的活力,具有资本主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能以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来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片面否定和批判,败坏了社会主义苏联的整体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信心。与赫鲁晓夫所掀起的否定斯大林的逆流相配合,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以反对斯大林模式为借口,把科学社会主义贬低为不可能实现的虚假幻想,甚至诬蔑为集权专制加以反对,借助否定斯大林,以达到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反动目的。无论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形态、道路、意识、价值,还是作为实际运动和现实实践,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客观性、必然性、人民性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充分证明。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反斯大林的逆流中被歪曲颠倒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受到极大冲击,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即抽象、空泛的资产阶级价值体系逐步取代了社会主义价值观,造成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堕距和失范,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制度模式、道路走向、战略选择上的明显倒退,造成执政党政治立场的错位、失位,造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丧失,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
第三,造成了对于坚持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和定力的挑战、削弱乃至颠覆、取消。对斯大林的否定,不只是对其个人的彻底否定,更是对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的彻底否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彻底否定,是对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的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否定、抹黑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事业和业绩,否定人民的事业和业绩。人为抹杀领袖的功绩不仅不符合客观历史,而且会造成对党的事业和党本身的损害。按照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社会主义作为全新持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需要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核心权威。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明确提出并十分注重加强党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信念强、作风硬的领导干部,锻造了一个领导有方、能力出众、威信极高的党,形成了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坚强的领导集体,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组织保证。反对社会主义苏联,必然集中力量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中火力否定攻击丑化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袖。
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社会主义苏联屹立于世界之林,蓄谋颠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反动势力,一直就集中火力对准苏联共产党及其最高领袖。对斯大林的怀疑和否定,对苏共的整体形象造成强烈的负面影响,严重动摇了苏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动摇了苏共的领导。1990年2月,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共中央向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公然建议取消宪法第6条关于“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的规定:“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党认为有必要以立法动议方式,就国家根本法第6条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有关建议。”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苏共不再具有法定执政党地位。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新的苏共章程,正式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一直发展到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纲领性声明等,这不啻为引火自燃、自毁长城,把一个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诞生成长起来、执政了70余年的大党在人民心中、甚至在国家宪法中给以了结,从而否定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最终达到取消乃至推翻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目的。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及其后来的“非斯大林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对党的领袖及其权威的质疑和反对,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一系列旨在推翻党的领导的社会动荡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第四,致使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实践的质疑、背叛和放弃。资本主义及其背后的旧势力具有前所未有的顽固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会千方百计采取各种形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用资产阶级专政无情打击和镇压无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代表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革命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以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反对各种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防范化解各种潜在的重大风险,发展社会生产力,维护有利于社会主义稳定发展的社会秩序,最终彻底战胜资本主义。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卫苏联社会主义政权和建设成果的无产阶级专政措施。赫鲁晓夫打着反对专制、反对暴君的口号,看起来好像是在为遭受“大清洗”的人进行所谓人道主义辩护,实质上引发了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性、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怀疑、否定和抛弃,使得苏联和东欧各国在面对各种社会矛盾、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渗透引发的严重挑战时十分被动,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政权遭到蚕食、颠覆,使得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叱咤风云的社会主义的大党大国顷刻间灰飞烟灭。赫鲁晓夫等主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深刻启示我们,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放弃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其险恶用心直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道路、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否定斯大林,也就彻底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提出了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习近平多次谈到总结吸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问题,反复要求在新长征中始终防止犯颠覆性错误,对新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作出了深刻全面的阐述。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他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随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此再次作了强调。
三、《斯大林时代》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关于斯大林评价的问题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毛泽东1946年在延安窑洞与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谈话时讲的一句震撼世界的名言。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不久,斯特朗就针锋相对地撰写了《斯大林时代》这本书,依据大量确凿事实,据理反驳了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论点和论据。
斯特朗是对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抱有深切同情和支持的美国友人。她1885年出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弗兰德城,1921年旅居苏联,创办和编辑了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正面报道苏联人民在联共(布)领导下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1949年她被诬陷为帝国主义间谍,关进苏联监狱,1955年被释放,并被驱逐出境。尽管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她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斯大林本人的感情及看法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她分别于1925年、1927年、1937年~1938年、1940年、1946年5次访问中国,并在72岁高龄时决定离开美国定居北京,直到1970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她一直在国际上宣传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她凭借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在苏联长期居留及广泛旅行的亲身感受,给予斯大林以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她的笔下,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成就跃然纸上。当然她也没有回避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错误,但她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100周年,1979年1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中译本。
《斯大林时代》写于1956年,距今已经过去66年多了,社会主义阵营已经瓦解,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一度跌入低谷。然而,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至今时隔30余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低潮始升高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屹立于当今世界,当代资本主义即当代帝国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进入衰落期,但其本性未改,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阴风已疯狂地刮了多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也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
时光过去了66年,但现在读起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仍然感觉到她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那么的客观公正、那么的合情合理,至今仍然没有失去其深刻的现实价值,时光荏苒反而愈添其珍贵性。在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和人民的事业而进行激烈斗争的今天,重新阅读这本书,让我们重新思考、认识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领会书中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
一个美国公民,一个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直接观察者,能以如此客观、公允、全面的视野,给予斯大林和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以如此肯定的评定,难道不是使否定、贬低、抹黑斯大林的反苏、反马、反共分子的一切恶毒的言论不攻自破吗?难道不是使以鼓吹所谓公正、客观、还历史真相的面孔出现的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们无地自容吗?
读了全书,我们可以看出斯特朗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公正的历史观点评价斯大林。如何正确评价斯大林,首先要解决的是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从什么立场出发评价斯大林,是从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立场出发,还是从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立场出发评价斯大林。
斯特朗站在苏联人民的立场上、站在苏联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看待斯大林问题。她引用了斯大林1937年10月对苏联金属工人演说时的一句话:“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斯特朗坚定地认为,“1953年3月初旬,斯大林去世了,而人民则留着。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要由人民来评定”。
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的历史要由人民来评定,历史人物的功过也应该由人民来判定。斯大林去世后,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极观点:一极是站在人民立场上正确评价斯大林的观点。斯特朗引用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大量事实,引用了大量苏联人民发自内心的对斯大林的好评和怀念,这是认识和判定斯大林的公正态度。与此截然相反,另一极是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观点。全面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问题。当然说到底,任何认识问题都有一个立场问题,都受立场所影响和制约。这里所批判的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是指站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上彻底否定斯大林的观点。斯特朗引用美国反共报纸《洛杉矶时报》的评论:“斯大林去地狱的路条生效了……我们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事,就是发生争夺继承权的内战。”斯特朗用确凿的事实说明,艾森豪威尔总统已经着手去实现这个残酷的愿望。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利用苏联的处境——运用一切宣传工具及其他来煽起俄国内部的纷争,并且使俄国的卫星国脱离俄国。”美国在朝鲜的部队利用了世界各地共产党静默5分钟致哀的时机“发射了猛烈的排炮”。这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的一极对斯大林逝世的极端反应。
来自不同立场的根本对立的评价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发出根本不同的声音。
只有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才能作出客观、公正、全面的历史判断。什么是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就是尊重历史事实的态度。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人民认可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人民反对的历史事实;是体现历史进步、历史真相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体现历史退步、历史表面现象的历史事实;是体现历史主流,而不是体现历史支流的历史事实。什么是全面的态度?全面的态度就是既要看到问题的主要方面,又要看到问题的次要方面;既要看到成绩的一面,又要看到错误的一面;既要看到问题的这一面,又要看到问题的那一面,而不是用枝节的、细微的、次要的、局部的、个别的事实来否定整体、全部的历史事实的态度。什么是公正的态度?公正的态度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客观、全面、公允的眼光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所谓公正,就是不带任何个人阶级偏见的,不偏不倚的,既肯定主流一面,又指出支流一面,公平地评判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斯特朗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客观、全面、公正的态度。立场错了,看问题的观点必然错;立场错了,观点错了,那么评价的结论就一定是错的。
第二,凡是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要求、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历史进步的历史人物,其功大于过,应当给予肯定,而不是否定,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标准。《斯大林时代》一书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第二章为“5年计划”,第三章为“农业革命”,第四章为“新人”,第五章为“大疯狂”,第六章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失败了”,第七章为“使希特勒止步的条约”,第八章为“全民战争”,第九章为“第二次建设”,第十章为“斯大林和斯大林死后”。全书以不容辩驳、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客观、全面地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步性,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全书十章从十个方面的历史事实出发,全面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贡献,同时不加隐晦地指出了斯大林的错误。斯特朗在书中集中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全面肯定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和斯大林的功绩;二是客观、公正地分析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存在的问题和斯大林的失误,明确指出这些问题和错误有其产生的客观和主观的必然原因。
斯特朗在该书前言中把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定义为“斯大林时代”。她指出:“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她认为,在这个时代,斯大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第一位的。她认为,斯大林时代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了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基础,创造了富裕的物质财富和足以制止希特勒侵略的力量,让亚非前殖民地人民能自由地选择发展的道路。她使用了大量的事实论证了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设想如何在苏联成为现实,从论据到论点都令人信服。尽管后来的事实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但这并不等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斯特朗在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的。她分析指出,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接受的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尽管列宁为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设计了美好的远景,认为俄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成功地建成世界上最进步最繁荣的国家。列宁通过领导国内战争,保卫了苏维埃的社会主义政权,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是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俄国人民集中精力投入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争,努力解决国家发展问题的时间很短等诸多原因,造成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人民的生活水平远低于战前沙皇统治下的那种穷困贫乏状态。
列宁不幸去世,但列宁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并没有中断。斯大林接过列宁的接力棒,继续列宁的事业。一开始斯大林曾经认为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努力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够的,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就必然需要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可见斯大林当时还不持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而仅仅几个月之后,即1924年8月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明确提出了“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这个观点得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的坚决反对。然而他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组织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10月到1932年12月又基本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创造力,完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1933年1月,斯大林宣布:“从前的落后的农业国的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国了。”
从1930年到1933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斯大林领导全党全体人民推进了农业集体化,进行了农业革命,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
为了在俄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为俄国争取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然而帝国主义依然发动了剿灭苏联的战争。尽管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前缺少必要的警惕,但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浴血奋战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投入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把俄国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斯特朗以无法辩驳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说明了斯大林的功劳。在用历史事实述说斯大林的功劳时,她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今天没有人能对斯大林时代作出最后的评断。斯大林是那些需要由长期历史来加以评价的人物之一,他的工作离现在越远,其性质也就会越清楚。我们至少知道,他从一九二八年起在一个国家,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是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斯特朗对斯大林的功绩无疑作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定。
第三,一定要把历史人物的过错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评价,既不能扩大,当然也不能缩小或者抹掉,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心平气和地指出历史人物产生错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主客观原因,这才是对待历史人物错误的科学态度。对斯大林的过错,对斯大林个人失误给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严重影响,斯特朗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无限扩大,而是做了客观的描述,实事求是地,同时又是一分为二地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客观和主观原因的必然性。她明确指出,任何历史进步都要付出代价,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退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为了历史进步而付出的代价,她认为:“人类一切进步都是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的,不仅要有英雄们死于疆场,也要有人受冤屈而死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一些坏事,不论是产生于必要、错误或者罪恶,都远远不及西方世界在武装干涉和希特勒侵略中蓄意加于他们的祸害,甚至也不及美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针对反动势力攻击斯大林过于依赖强权和暴力,甚至攻击斯大林“独裁”“暴君”的说法,斯特朗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加以批驳。她认为,巩固和稳定一个政权需要“强力和暴力”,但到底哪些“强力和暴力”是必要的、哪些又是不必要的,哪些多了、哪些少了,必须从大的历史进程中来作判断,而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争论。取得政权难,保持政权同样不易。斯特朗认为,没有必要的“强力和暴力”是无法维持、巩固一个政权的。因为被剥夺的剥夺者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被剥夺的剥夺者使用“强力和暴力”反抗并企图夺回丧失的政权时,只有使用“强力和暴力”才能战胜这种反抗。这使我们想起了一个通俗的比喻,两个拳师博弈,我们很难判断胜者的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又是多余的或失误的,只能用最终击倒对手来作总的最终的判定。
斯特朗没有回避列宁对斯大林作过严肃批评的事实,她引用了列宁的“最后文章”:“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则是不可容忍的了。我建议代表大会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并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要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并且更关心同志。”斯特朗没有认为列宁对斯大林的严肃批评是不对的,但是她认为,从斯大林的现实表现来看,斯大林不愧为列宁最忠实的学生,实践也证明斯大林是列宁的忠诚继承者。斯特朗认为,对于列宁来说,与列宁反对派给列宁造成的伤害,同一些人对列宁所犯的罪过比较起来,斯大林的错误在列宁看起来是可以原谅的。
斯特朗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斯大林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而不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概否定。斯特朗指出,斯大林主持制定苏联第一个民主宪法,这是斯大林的功绩,但同时他又违背了宪法,违反了民主法制。苏联宪法受到它的作者斯大林自己的损坏,斯大林显然是以他的“民主宪法”而自豪,然而他犯了一种奇怪的两面做法的错误。当这部宪法是苏联的根本法,被人民、政府部门和普通法院自豪地遵守着的时候,斯大林却过度使用了政治警察,由斯大林在1922年给予集中权力的机关已经成了国中之国。“它既不尊重宪法,也不尊重苏联任何其他法律。从这里出发就产生了以后这些年的黑暗事件”。斯特朗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但她认为要把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揭露批评与敌对分子的恶毒攻击区别开来,要同赫鲁晓夫把责任全部归结于斯大林区别开来。斯特朗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产生作了客观的分析,她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围剿的存在以及对敌人的戒备,斯大林抱着猜疑的心情进行工作,他默许甚至批准了政治警察对无辜的人的暴行,但迄今为止还提不出证据来说明他是有意制造这些暴行的。这些暴行看来还是由于复杂的原因,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猜疑的倾向和中央委员会不加审视地批准斯大林所说的一切的倾向。
斯特朗严正地批评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并对“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她认为,“现在被斥为过去一切坏事的根源的‘个人崇拜’,不但是被崇拜者身上的缺点,也是崇拜者身上的缺点”。“当把所有能对斯大林提出的批评都加起来以后,我仍然很怀疑:任何小于斯大林从一九二八年起驾驭俄国所用的巨大鞭策力量是否有可能把俄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回顾过去,人们可以看到其他的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是怎样会把俄国引向毁灭的。我认为他们这些人既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对人民的需要的洞察力,也缺乏斯大林所具有的必要的魄力和意志。”“就任何个人能自称对他领导下的事态发展起了决定作用而言,列宁创造了俄国革命,斯大林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缺点可以在现在加以纠正。”
斯特朗引用了大量篇幅说明斯大林一直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但帝国主义者颠覆苏联社会主义的狼子野心不死,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斯大林为了赢得战争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最大的准备就是建设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奠定了赢得战争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斯特朗所说明的一切,都证明斯大林的功劳是主要的,过错是次要的,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对斯大林的科学评价。她指出,赫鲁晓夫虽然攻击斯大林,但“他把事情搞得更糟。他对铁托的道歉、他对斯大林的攻击,鼓励了东欧的一切离心倾向”。正如俄罗斯民谣中所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列宁也曾引用这个寓言讽刺修正主义者。(待续)
(作者:王伟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项目:本文主要论述科学评价斯大林问题。关于全面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与弊端的问题需另外具文全面阐述。)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