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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人简介

李崇富，男，汉族，1943年生，湖北省鄂州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2004—2014）和名誉会长（2014—），国家社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科评审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及其专题研究的首席专家、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编写课题组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他早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1981年获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院任教；1983年底至1988年底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工作；1989年至1997年中在清华大学工作，任社科（哲社）系副主任。1997年7月奉调回中国社科院工作，历任院马列所副所长、党委书记兼副所长、所长（1997-08—2005-12）。曾是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大、首师大等10余所高校的兼职教授；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主讲人之一。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著作有：《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获院第四届科研成果二等奖）、《论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上下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谈谈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主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研究》（执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合著，获院第二届科研成果优秀著作奖）、《认识发生论》（合著）、《思维世界导论》（合著，获北京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社科专著一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程》（主笔）、《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主笔）、《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主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合著，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上下册，合著，获获院第六届科研成果二等奖）、《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党建卷》（主编之一，获院第八届科研成果特等奖）、《马克思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主编之一，获院第九届科研成果三等奖，国家译成英文、俄文版推介）；主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读本》《马克思主义150年》等论著20多部；译著《非生物界的反映》；发表《反映范畴与信息的本质》《多元化与自由化》（获北京市第二届社科成果二等奖）和《“三个代表”——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执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论文和理论文章近300篇，收入《李崇富选集》等3部个人文集共有143篇。

牧歌声藏少年志

重重乡情深，遥遥星汉远。正如李崇富教授自己所说：“在从放牛娃到学者这条人生路上，我经历了不少坎坷。”在悠悠牧歌声中，他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崎岖山路，攀过重峦叠嶂，终见人生坦途。

1943年，李崇富教授出生在素有江南明珠、东楚重镇之美誉的鄂州市东部杨叶镇的一个贫寒农家。旁边有座胄山——相传当年秦始皇“赶山填海”，驾临此地，遇胄山不遵旨意，怒打三鞭，仅削去个山尖，留下了“三鞭抽不走胄山”的神话。当地山青水秀、人杰地灵。胄山有铮铮傲骨，不屈服于世俗权贵。一方山水，养育出代代有志儿郎。生于斯长于斯的李崇富教授，虽屡经挫折而不移求学之志。

解放之初，他作为贫寒的农家子弟，求学之路显得格外艰难，直到九岁才发蒙上初小。面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十分珍惜，勤奋学习。四年制初小，仅读三年，跳级一年；1958年以优异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到鄂城第十三中学，一年后随校合并到燕矶中学。在这段岁月，贫困一直如影随形，面对许多困扰和挑战，“这时期特别困难，连吃饭都成问题”，主要靠生产队集体供口粮。他读高小至高中8年，前五年都是自带米、菜（干咸菜），后三年主要靠每月5元的国家助学金，来维持学业。高小至高中都是寄宿住校，离家各有约3、15、30到45里路程，周末都是步行往返，没坐过一次车船。有时边走路、边看书，在农村土路经常摔跤，常常走回家或到校了，一本书也就看完了，这是导致他双眼近视的一个重要原由。

李崇富教授曾似开玩笑地回忆说：他和周围的同学，从小到大，没有吃过苹果，直到高中毕业临分手前，他们三个同学凑了一角钱买一个苹果，三人分着吃，才第一次尝到苹果的味道。

当年临近初中毕业前，由于经济原因，他甚至萌发了不想报考高中的念头。然而幼年时，村中耆老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箴言，早已使读书、求知、进取的种子植进他内心深处。他从小就随父亲在大江上驾船谋生，常常行进在长江的水天一色之间，身处“四通八达地，通江达海处”。滔滔江水、心潮浪逐，送来万千期许。他怀揣男儿“立志出乡关”、想看外面大世界。抱着这种为家乡争光、为家庭争气的朴素信念，李崇富教授在求学之路上、才能坚毅向前。1961年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鄂城一中(高中部后独立为鄂城高中)；1964年毕业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是本乡第一名大学生。

李崇富教授在求学起步路上，必须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为了减轻家庭困难，而支撑上学，从高小到高中，长期坚持半工半读，利用假期和周末，干一些有报酬的体力活。包括在生产队干农活、在码头做搬运工、做基建小工、到集镇出（贩）卖蔬菜等农产品。为着生计，如此奔波，并没有让他放松学习要求。李崇富教授在学术自传中写道：“我出于对党和人民由衷的感恩之情，而且深知家贫求学不易，所以我学习比较勤奋和高效，各科成绩都较好。整个初一学年，正处于农村最困难而基本无主食的年月，我几乎天天要下湖挖野藕，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故此，平时基本没上学。直到学年考试前10余天，我才回校参加复习考试，而且包括语文、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在内的各科成绩，居然在年级都名列前茅。这使老师和同学们大为不解，而作笑谈！”。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学生干部，当过少先队大队长、班主席，团支部书记等。李崇富教授曾经说过读高中时的一件趣事：一次，老师出了一份较难的物理试卷，同年级四个班中，只有他一人得了满分。这位老师很高兴，为了奖励他，要拿出自己读大学时穿的一套西服作为奖品。

据李崇富教授回忆，他当年能坚持到底，没有辍学，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良好的学习成绩给了他信心，感到中途放弃就太可惜了！并且，李崇富教授在求学路上，遇到多名良师的器重和鼓励，也是不可忽略的。就读燕矶中学时，他遇见了终生难以忘怀的一位恩师——校长李家铨老师。当他想在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之时，李家铨老师曾想方设法地鼓励和劝说他报考高中，同时也曾无私地资助他去应试，继续学业。李崇富教授始终铭记着老师的恩情，在多次采访中都表达出对老师的感谢与怀念之情。他曾经说过：“如果不是李老师，我肯定就辍学回乡了，以后的人生际遇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40年后，他回鄂州时，曾多方打听，只为再见老师一面。奈何岁月蹉跎、人事变迁，竟未能面谢。这成了李崇富教授心中一个永远的遗憾！

1964年，李崇富教授参加高考前夕，母亲因为罹患癌症去世。但他忍住无限悲痛，刻苦复习，最终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在当时是门显学，是很时髦的学科。当年湖北考生中，有近800名考生第一志愿填报人大哲学系，但人民大学在湖北仅有一名招生指标，最后李崇富教授凭着自身较过硬的实力，才有幸被人大录取。李崇富教授爱上哲学专业，还颇有些机缘巧合。由于自己理科成绩不弱，他最初想报考的是理工类专业，志在成为一名工程师；但由于山乡信息闭塞，县城的体检医生说近视不能报考理工科，他却信以为真，但又不愿意放弃理科学习，考虑到学哲学需要文科和理科的学识，于是就报考了人大哲学系，从此踏入了哲学殿堂，并一生为之付出。

在人大求学期间，李崇富教授一直勤奋努力。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人大哲学系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而受到肖前、李秀林等老一辈哲学家的器重，他是该班学生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过理论文章的四人之一。可惜好景不长，时代的尘埃落在了他们肩上，“文革”开始后使他们中断了学业。风头过后，李崇富教授和一些同学迅速冷静下来，由红卫兵变成“逍遥派”，并利用这段自由时间，潜心自修，读不少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多年后，回忆起在那段时间曾给自己提供了知识基础的书籍，依然历历在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两卷本）、《资本论》《毛泽东选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式逻辑》《中国通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等，以及一些中外古典名著。这样比较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和自学，使得大学六年成了李崇富教授未来治学和攀登科研之路，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功底。

1964—1969届大学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70年夏天才毕业分配。李崇富教授由此离开了北京，先分到湖北省革委会政工组报到，随即安排到武汉部队防化团接受“再教育”；1971年底，他被再分配到湖北省黄石市文化馆工作，曾参与编写汉剧剧本《矿山货郎》；半年后，调到市文化局机关，当了七八年局秘书和理论教员。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招录研究生。得知消息后，在同楼办公的市教育局干部中有多人报考，而文化局却无人报考的情况下，在他作为秘书列席的局长办公会上，局领导就劝说和鼓励他也去报考，意在为本局争光。于是，李崇富教授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面对再一次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黄石市有300多名考生，李崇富教授过关斩将，成为那一年黄石市唯一被录取的考生。时隔多年，岁月流转，李崇富教授再一次踏入了学术殿堂。

此身直立风骨扬

“读书做学问，认准一个方向后要坚持不懈地追寻。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切莫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科学上的每一个发现、发明，都是向真理的逐步靠近，而不是终结真理。学习无止境，追求真理也无止境。陶侃惜寸阴，不要虚度时光。”这两句话，来自李崇富教授的两位恩师——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赵凤歧先生、夏甄陶先生。两位导师的教诲，銘刻在李崇富教授心中，落实在点滴行动上，一生坚守，永志不忘。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黄埔一期”，处于国家改革开发刚起步之时，教育也是从动荡中初展新机。当时研究生院是借房建校办学，其硬件和生活条件极差。李崇富教授戏称当年哲学所（系）办学是“打游击”，曾先后在陶然亭旁边的北京工会干校、通州北苑旅店、西郊十一学校等处借用房屋场地办学。然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研究生院名师济济，其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在当时就初具雏形，并被弘扬和沿袭至今。良好的学术氛围，陶冶和培养了李崇富教授那一代学人的独立思考和矢志科研的心智和能力。同赵凤歧、夏甄陶两位先生的师徒结缘，使李崇富教授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做人方面都深受熏陶和感染。大师肩上的责任与担当代代传承，一身风骨如明月皎洁，不失不散。

1981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李崇富教授也走上三尺讲台，留校在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任教，半年后定为讲师；1983年底调往上海市委党校工作，1985年晋升为副研究员；1988年12月调清华大学任教，1993晋升为教授；1990年至1993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主任，1993至1997年任哲学与社会学系副主任，同时兼哲学教研室主任，主持校哲学理论课的教学工作。自此，李崇富教授在清华园中，同全国拔尖的莘莘学子一起，有幸度过了十个春秋。这期间，他同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形成了一个学术团队。他们立场坚定，步履不停，一边学习切磋马列经典，一边在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并由他执笔写成10多篇反对和剖析错误思潮的政论文章，以“吴戈”“李征”等笔名，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用以护卫党的思想理论阵地。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和全国部分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后，李崇富教授被选派至中南海，在中宣部领导同志指导下，同其他一些理论工作者一道，观察和分析动态，讨论若干思想理论问题，努力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任务。

1997年7月，李崇富教授被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因其曾以往在此就读和工作经历，使他对社科院格外亲切，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是回了“娘家”。 从1997年10月到2005年12月26日，李崇富教授曾先后担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等职务。他深切感到：“伟大的实践在呼吁理论发展”。当今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既是理论发展的难得机遇，又对理论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国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面临被边缘化和空心化的威胁。因此，建立一个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以振奋士气，重新整合和配置科研力量，发展思想理论阵地的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党中央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关心和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2004年初，党中央颁发3号文件，确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做出了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策，并在全党全国加以贯彻和落实的大背景下，李崇富教授等三位学者提出、并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决定作为本院学习和落实3号文件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而向党中央呈报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建议。这项建议，受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的大力推动，从而得到和院党组的认可、采纳和上报，获得了党中央批准，有关主管部门也尽力支持。

在陈奎元院长亲自指导下，由副院长冷溶同志担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李崇富同志担任其筹备工作小组组长（后期为双组长制，程恩富教授被引进后也任组长），有序地推进筹建工作。李崇富教授作为马列所所长，在以原马列所为基础，扩大人员编制、成批引进骨干人才、整合科研力量、重新设计和完善组织架构，而在筹建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做了些具体工作。由此，在全院机关和全所同志齐心努力、大力支持下，而建构成了一个具有全国积极影响的、能够更好地推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学术交流的较大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建立和发展，拓展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巩固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并作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在全国“马工程“建设中助力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院，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于神州大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探索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创新，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魂”。在市场竞争、贫富分化的冲击下，在面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必须不忘初心、承担使命，争做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护卫者、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和捍卫者。共产主义是崇高、神圣、美好而艰难的伟业，需要一代代的共产党人，信奉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长期而韧性的奋斗。李崇富教授说，他只是党的一名平凡的理论战士，能够在其中尽了一点微薄之力，是自己人生之幸。

在一次访谈中，曾有人问起李崇富教授：“是什么支持和鼓励您走到现在？”李崇富教授对此说：“首先是得益于党和人民的教育和培养，因为‘学者的成长与党和人民的命运密切相连，没有党和国家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成长’。”其次，他在求学治学的过程中，能怀揣家国情怀，不只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行个人奋斗，才能不断提升人生境界。对自己求学志向的动因，李崇富教授认为有三种境界：第一是为了改变家庭的贫困现状，而走出山乡；第二是为了改变国家和人民落后现状，感到匹夫有责。特别是每每读到的中国近代的屈辱史和光荣的奋斗史，都深深地刻入他的心中，这才开始把个人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思考；第三是逐步有了人生“信仰”，在上了高中、大学以后，他开始走进马克思主义，先后入团入党，认识到为国家为民族工作和奋斗，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而是凝结成毕生的理想信念，立志为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做些实事。

李崇富教授既立足于讲台，为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践行者，而贡献一份力量；又立足于庙堂，力图为毛主席等老一代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争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谈及当年自己参与治系、治所的工作经验时，李崇富教授有着清醒而理智的思考：必须尽力集思广益，抓住要领，推动一般。他认为，在科研机构中每个管理者和带头人，本质上依然是一名学者，当其手中有点权力，决不能颐指气使、高高在上，应当作为服务者，全心服务于科研工作，着眼于组织和推进科研工作，争取出多人才、出成果、出思想。李崇富教授在自己的科研管理中，就力求这样做。他敢于讲真话、坚持真理，既有党性意识、原则意识，又有包容意识、爱才意识，力图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看待人才，看待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看别人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李崇富教授谦虚自省，认为自己在工作中仍存在缺点，认为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在学习中，提高和完善自身。

岁月匆匆，如白驹过隙。李崇富教授如今已七十七岁高龄，他说过：“学习无止境，斗争未有穷期。尽管我年过古稀，但决心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把我院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发挥余热、尽绵薄之力。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党的理论战士，应当始终如一地努力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争取有所作为。”

居安资深得三昧

李崇富教授一直强调“学者要摆正做学问与做人的关系”，把做人放在首位，在写好专业文章之前，要先写好人生文章，而做人又要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他的这一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紧密相连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问，是有党性和阶级性的学问，首先要解决的是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们要从人民的和党性的立场，来适度地考虑个人名利问题。李崇富教授做学问的出发点不是名利，而主要是事业，尽量摆正“职业”和“事业”的关系，以党和人民的大业为重。

因为重视理论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使得李崇富教授不囿于书本，不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学究。李崇富教授认为，“读书做学问，特别是搞社会科学的，一定要贴近现实，服务社会。”坐在象牙塔中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没有出息的，象牙塔无法给社科工作者答案。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玩起“解构”和“消解”哲学的花样，李崇富教授明确指出，哲学源自实践，又服务于实践，绝不是仅供哲学家们自我消遣的智力游戏，否则会走向反面。李崇富教授曾经用学富五车的例子来说明务实的重要性：“学富五车并不难，古人的书是刻在竹简上的，一本书重几十斤，一车也只能装一二十本书，五车也不过几十、百把本书。孔夫子搬家就是搬的竹简书，而不是现在的印刷书。当然，学富五车只是个比方，不过它蕴含着这样一个道理：读书要有一定的量的积累。就一个专业来说，如果你能将本学科有代表性的百十种著作读懂、读透，也一定会学有所长、学有所成。”这样风趣的话语却道出了李崇富教授的治学态度，一要踏踏实实，不能浮躁，不务虚名；二是要找准方向，钻研下去，持之以恒。他认为做学问要“扎扎实实，实实在在，应该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做老实人。”同时做学问也要有专长，真正的学者是不可替代的，在治学的过程中，李崇富教授强调对真理的追寻，坚持真理不是固执己见，而是坚守真理底线，不断修正错误，争取有所进步。这样的治学态度，让李崇富教授身上具备了严谨的学风。李崇富教授上述所提的治学态度，并非是空谈，是真正体现在他的治学历程中的。

李崇富教授，从读大学入门到研究生深造，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而在专业上做出了调整和转变。由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转为对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1.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现代化的前沿问题探索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李崇富教授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重点，致力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涉及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期间，我国哲学界对认识的本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存在比较突出和尖锐的学术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视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机械的唯物主义”、“直观的旧唯物主义”，即使是能动的“反映”概念，也是在指一种“光学现象”，是“拟物式比附”。断言“认识的本质”，不是主体人对外界客体的“反映”，而是主体头脑的“选择”和“重构”等看法。1987年，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和西北大学哲学系在西安举办的“反映论和现代科学”全国研讨会上，李崇富教授与王振武等学者发生了是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反映论，还是以主体的信息“选择论”、或“重构论”颠覆和代替它的争论。为了有力地回应这类责难，就须以对当代实践和最新科学成就的总结为基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其反映论现代化，深入而系统地使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阐述得到精确、深化和发挥。

为着配合夏甄陶先生从哲学“目的”范畴入手，对认识的根本基础——社会实践作结构性分析，以进一步阐明认识的主体性，李崇富教授则从列宁提出的“一切物质都具有在本质上跟感觉相近的特性、反映的特性”的科学假说着手，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借鉴古人和国外的有关思想资源，以当代信息论、控制论、量子力学、电子计算机理论、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分子生物学、人工智能和仿生学等科学成就，作为知识基础，以给予进一步的论证和阐明，努力使之成为得到众多科学事实支持、证实的一种正确的哲理性学说，进而较深入地论述了人类思维的一些机理，以及它同“机器思维”的内在联系和本质区别。据此，他在有关论著中，提出或进一步阐明了以下一些观点和见解：

（1）从哲学上，对人类认识的反映机理进行了论证和阐述，并给予“反映”范畴以明确的哲学界定，认为“反映”范畴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本体论意义，并力图揭示出“反映”和“信息”的本质联系。而这为正确理解现代人工智能、自动控制和所谓“机器思维”中的信息过程的哲学本质，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2）以科学实证知识为前提，比较深入和系统地论证和阐述了反映形式的阶梯性的多级质变和历史性的进化过程，阐明了思维发生的自然史前提；

（3）提出和阐述了为各种反映形式所共有的本质特性，即反映的选择性、反映的相符性、反映的能动性，以及它们随着反映“主体”的历史性进化，而发生过的多质态的进化、飞跃及其相互联系的机理。这有助于认识和解释人类感觉、表象和思维的一些功能之形成机制；

（4）力图在现代科学的水平上，进一步阐明了人类思维的个体发生对于思维的系统发生的重演（律）关系，以深化对思维规律的认识；

（5）概括、提炼和初步论证了“人类认识格局的系统建构”，以“主体势”和“认知定势”概念的阐明，而对认识史上康德提出的思维“图式”问题，力求给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改造和发挥。这样，就能够在坚持和发展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基础上，对思维的科学抽象、理论概括、信息选择、逻辑构造、观念创新和社会遗传等功能，给予更有力度的论证和阐明。如此等等。

他曾经参与了《认识发生论》《思维世界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时代》的研究和写作，主编和合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教程》《现代哲学思维的智慧》《毛泽东人生价值理论研究》，翻译出版了《非生物界的反映》，论文《反映范畴和与信息的本质》曾经在80年代中期的《哲学研究》上发表，并推动一场关于认识本质（是能动的反映论还是所谓“建构论”“选择论”）的学术争鸣。其重点工作，是力求结合总结当代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新成就， 探索“思维模拟”即人工智能的哲理阐释，致力于认识论现代化研究。

2.谱写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后来，因为李崇富教授长期从事教书育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学生的需要解答问题不单单是哲学方面的，更多的则是对现实中提出的种种疑难问题的思考与追问。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三大分支学科，是紧密相关、相互联系、互为支撑的，“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就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不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体系和构架。”，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中的“虚”与“实”、“博”与“专”的关系问题。为了更好的引导学生，培育马克思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李崇富教授将研究方向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到科学社会主义，再转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李崇富教授在注重结合实际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问题；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由理论转化现实的哲学前提即实践基础问题；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某些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所倡导、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行探索、其人生价值观问题和党建的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而其重点，则对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并包括对邓小平理论及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研究和论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与解决、化解社会矛盾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观点，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制度与体制机制和具体制度的关系问题，对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等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要言之，我认为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体系，即在我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即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尤其是坚持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既要脚踏实地从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起步、而发展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最终目标；如此等等。

李崇富教授在进行学术重点转向后的这些方面研究、探索和论述，主要体现在撰写了专著《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沉思》，主编了《马克思主义150年》和《社会主义150年来的重要变化》，发表或出版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读》《论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等论著，其中《马克思主义150周年》是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就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进程，所进行的粗线条的梳理和概述。而其《论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上下册），则是针对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试图做出自己的研究和分析，既高度肯定和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树和成就，又努力梳理和分析与之伴生和积累的、并令人普遍忧虑的重大问题。即思考我们党和人民如何始终如一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坚持和解决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色”的关系问题。即必须在改革和建设中，始终如一地坚持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包括立足于集中精力做好当前改革和建设的同时，还应当从理论构想上、从长远战略上、从实践准备上，预见到和逐步创造条件，以期做好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同将来更高阶段（比较完全、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直至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顺利地实现历史性衔接的问题。

在对这种转变的回忆与反思中，李崇富教授认为这个转变是必要的，正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各分支学科的广泛涉猎，让他能更好的把握学术的前沿问题，发现学术的发展新空间，补齐学科空白，更好地对所里的科研工作做出组织与指导。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依然是他的主要兴趣和把准学术方向之关键所在。

3.对于马克思主义所遇挑战和国内外形势的思考

李崇富教授始终将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而奋斗，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无论是大量著作的出版，引导更多人学用马克思主义，还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守护好马列主义阵地，都体现出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的忠诚和忧患意识。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所遇到的挑战，李崇富教授也有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思考。他指出，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历来采用反动的软硬两种手段来对其进行打击。其中，一手是力图扑灭和扼杀马克思主义，另一手则是企图软化和曲解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生活的时期开始，从普鲁士政府到此后西方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都曾交替地采用过这两种手段；到了苏联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最初试图用武装入侵和经济封锁，旨在瓦解这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待到苏联稳定下来以后，改而主要采用的是和平演变的手段，直至把苏联及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有步骤地加以分化、瓦解和变性。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遵照邓小平在80年代初指导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他提出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应当站出来说话”、“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的要求，他从1983年就开始撰写和发表了诸如《“共产主义渺茫论”的方法论剖析》等论文。特别是“八九”政治风波后，他同四位较他年长的学者一道，自动组成一个笔名为“吴戈”的研究小组，大家议论、由他执笔，在同年6月4日前，就写出了题为《从政治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长篇时论文章，发表在同年6月5日付印的《学习》月刊上；此后，由他执笔或个人独立撰写，并接连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大多以“吴戈”或他个人的笔名和实名，发表了题为《善良的爱国愿望为什么会走向反面？》《“美国之音”的表演与“和平演变”的策略》《关于“比”的方法论问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多元化与自由化》《评“真理多元论”》《评资产阶级“多元化”观点》《“新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坚定信念要以科学的世界观为基础》《牢记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坚持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导向》《资产阶级民主与政治多元化》等20余篇理论文章，发挥了较大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的被新华社发通稿，有的被多家报刊转载，有的在央视“新闻联播”中也被提及，有的还被美国合众国际社置评。

此后，李崇富教授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反‘和平演变’的战略沉思”的立项资助，出版了专著《较量——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战略思考》，书中所论述的主要是如何依靠党和人民团结奋斗，自觉地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国家政权，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西化和分化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既坚持、巩固和发展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又借以推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都力图作出自己的思考、论述和展望。他将这些认识落实到对中国实际的研究之中，曾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为例，指出美国将矛头直指中国，在武装侵略失败后，就改为以其实力为后盾，主要是从思想和政治进行渗透、打压和诱变。面对资本主义自由化一波波的错误思潮之袭来，李崇富教授就一直与党和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坚决与其作斗争，针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和攻击、对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丑化和诋毁，李崇富教授坚决地予以反击和批驳。他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的政治前提和生命线，必须始终坚持，一以贯之；而毛主席提出的反对和平演变的理论和实践，与其晚年某些失误，必须严格地加以区分，不能一概否定。毛主席作为一代伟人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辉，都是永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其中反和平演变的思想理论，意义尤为重大。这体现了毛主席作为伟大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英明远见和政治睿智。

李崇富教授提出，我们反对和平演变，最根本的是要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巩固何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同时还应该从政治上、思想上筑牢多维、立体的防线，正确的处理好阶级斗争、不断革命与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对于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优势地位，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状况，李崇富教授能理智看待。他强调现实社会主义各国，在集中精力搞好本国的改革和建设，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文明发展的同时，还要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视野，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团结奋斗，坚信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是暂时的，只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传播，必将走出革命低潮，迎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4.积极参与实施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从2004年开始，在实施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李崇富教授被确定为“科学社会主义概论”课题组成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成员及其专题研究首席专家。曾参与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已于2011年审定出版）的研究和前期的撰写，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部分起草了初稿；而后作为首席专家和主持人，则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进行后一项任务的专题，即“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基本观点”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从2005年年初至2008年12月20日，由该课题组的同志参与收集材料，由李崇富教授主持和编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论述选编》；在这基础上，由李崇富教授执笔撰写出《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基本观点》（综述报告），并以前者为根据和附件；进而结合当前国内外的现实情况，由李崇富教授撰写出题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研究报告”，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由该课题的组织和责任单位中央编译局组织专家三审通过，予以定稿；专家们认为这份“研究报告”已经做到了“四个分清”（即在该理论问题上，做到分清哪些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错误的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而给予很高评价。以上两个报告，先后已于2008年1月8日、2008年12月20日通过中央编译局审定和上报。

由于该项研究成果本身的是否公开出版和发表要待上级决定，所以，课题组将其基本精神和理论观点改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丛阶级和革命的基本观点研究》第10辑，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李崇富教授本人也以“访谈”和“论文”等形式，发表了在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正确地理解、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论见解。

5.推进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新发展

李崇富教授曾担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主要领导工作9年，他团结和组织学会会员和有关理论工作者围绕现实重大问题，开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在李崇富教授主持工作期间，除了指导和组织学会及其各研究分会和专业委员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开展灵活和小型的研讨活动以外，每年都坚持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需要相结合，选定一个中心议题，召开一次全国性、较大规模的学术年会。会上，通常先由他作主题演讲，继而开展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会后，通常由他作第一主编，把研讨的主要理论成果，选编和出版一本论文集，在全国公开发行。这些文集主要有：《“三个代表”与历史唯物主义》（200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邓小平理论》（2004）、《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唯物主义》（2005）、《历史唯物主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6）、《改革开放三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2007）、《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008）、《新中国六十年与历史唯物主义》（2009）、《生态文明研究与两型社会建设》（2010），《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90年》（2011），等等。

另外，在李崇富教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的管理工作期间，以及退出管理岗位后，他一方面在国内同行间经常进行的一定形式的学术合作和学术交流，承担和完成上级交办的某些任务。另一方面，也曾经多次率团或参与社科院组团，到多个国家进行过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其间，也接待或参与接待过多个国家、多批次外国学者和友好人士来社科院、马列所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

潜学务实育桃李

李崇富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于1990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8年正式开始带博士研究生，2009年开始带博士后，指导硕士、博士、博士后、访问学者共40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奉献。《怎样当研究生》一文，是李崇富教授结合自己三年研究生经历所写，是对于研究生学子的肺腑之言，字字珠玑，读来能感受到李崇富教授对于后辈的深深关怀之意。在这篇文章中，李崇富教授从最贴近研究生学习的三个方面——知识的积累、方向的选择、方法的养成着手，用最平实的语言分享自己的经验。对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李崇富教授充分肯定他们自觉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事业中，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的可贵精神，多次向他们提出要求，“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还需要练好内功”，在五个方面上下功夫：做人，要做正直的人和坦诚的人；学习和掌握基本原理，“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没有‘终南捷径’。我们要想真正地认识、理解马克思这位‘千年第一思想家’，唯有从认真地研读其原典开始”；了解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实践需要，学习、研究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用以解决现实问题，“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守正和发展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和主攻方向；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使马克思主义薪火相传。

李崇富教授怀有一颗授渔之心。他在多篇文章中分享自己的治学经验，担当年轻学子的引路人；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作为“中南海讲师”的一员，他们这代学者，将自己的治学的体会和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们，让世界充满身桃李芬芳！（撰稿 |黄媛毓 王富军）

参考文献：

[1]本刊记者.努力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表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崇富[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2):8-13；

[2].近年最具影响力的30位马克思主义学者[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4):158-159.

[3]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怎样当研究生—大学生学习法与文献检索.

[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上册）[M].方志出版社,2007.

[5] 中国社会科学网.李崇学术自传[EB/OL].http://scho.cssn.cn/xr/xr_xbwy/201311/t20131118_836282.shtml,2011-10-18.

[6]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科研局.李崇富集[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青马先声微信公众号202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