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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这是党的十五大得出的权威的科学结论，得到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检验，也得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使我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的绝大多数人深信，邓小平理论及其所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正确性和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鉴于国内外有些人出于极不相同的原因，而对邓小平理论及由此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乃至歪曲；再加上，即使是我们诚心诚意地认同、拥护和学用邓小平理论的人们，对之也要有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学习、领会、深化和统一认识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仍然有必要对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之内在的、同一的和本质上的关联，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

　　第一，国内外仍然有些人对于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其主题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并不认同，或至少是并不真正认同。有些人公开或私下断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搞的“资本主义”。例如，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等人在一篇文章中，在引用了美国摩根斯坦利亚洲公司董事长斯蒂芬•罗奇的话说，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明白无误地认可了资本主义——这个发展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从国有企业到私有公司的所有权的转变”以后，他就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称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于该年年底评出2008年“精选图书”中，只有4种经济学著作，其第一本就是黄亚生先生所写的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 的书。该书的主调，就是把邓小平倡导的中国改革开放，说成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美国知名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于2009年8月在对日本《呼声》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断言“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像资本主义”，说“30年过去了，中国一直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换言之，在这30年里，中国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市场。一个如此开放和资本主义化的市场远远胜过封闭和社会主义化的市场。” 显然，所有这些西方人士，甚至同我们交谈过的一些国外学者，他们大多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把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改革主张和实践，解读为“资本主义的”。

　　国外和境外一些人持有这类观点，来看待邓小平理论，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原因是复杂的。他们或者是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或者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理应作具体分析。就是在我们国内，也有些人站在“左”的或右的错误立场，来理解和看待邓小平理论。例如，有些人公开地说，邓小平理论及其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对当年列宁和毛泽东搞的所谓“暴力社会主义”的否定，是对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伯恩施坦右倾机会主义的“回归”。他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歪曲为以伯恩施坦为鼻祖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且模仿毛泽东、邓小平所讲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吻，公然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错误口号。其实，所谓“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是认为，中国只有照搬西欧和北美的资本主义，我国社会才会有“救”。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等资产阶级“左”派政党执政时，这些西欧和北美国家的社会性质，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而当资产阶级右派政党执政时，这些国家则是“新资本主义” 社会；如此等等。

　　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人持有“左”的、僵化思想和怀旧情绪。他们对改革开放不太理解，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估计不足，而对我国社会在前进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被一些人化公为私、少数干部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拉开的过快过大、一些工人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损等问题），看得过分严重，以偏概全。因而，他们对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往往不同程度地作出“资本主义”的错误解读，主张中国走回头路、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国内少数人私下和公开持有的这类看法和观点，同样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运用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和系统地说明：邓小平理论何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它与马克思主义何以是“一脉相承”，又何以是“与时俱进”的？并且，进而需要说明何为一脉相承之“脉”？何为“统一”的科学体系？

　　应该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从自己的实践和亲身感受中，对我国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邓小平理论，持有认同性的共识和积极拥护的情况，是普遍和基本的。这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同时，有少数人也对之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和错觉。这主要是认识问题，或者是他们自己所在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权益在改革开放中受损较大、或受惠相对较少，而需要逐步加以调整和改善的问题。只有国内外那些敌对势力，以及受其渗透、影响和支持，而顽固坚持“西化”、“分化”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势力，才是与邓小平理论毫无共识和根本对立的。

　　因此，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该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它所受到的责难、诋毁、攻击和歪曲，都在要求我们理论工作者必须有理有据、系统而深刻地阐明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即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同质的继承、运用和发展的关系，它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所应当享有的、当之无愧的历史地位等重大理论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完整准确地学习、领会、掌握和实践邓小平理论，才能够提高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以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一、一脉相承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奠基性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即它以前的、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是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还包括后人对它的继承、运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其观点和学说体系的支撑性的理论要素和基本的理论构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具有普遍而长远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序言”中，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能够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同各国实际（即各国的具体国情及具体实践）和自己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在实践应用中进一步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两个前提、两个基础：其一是现实的条件、前提和基础，也就是，对自己时代和本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及其经验的正确总结；其二是理论的条件、前提和基础，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学习、掌握和坚持。从理论发展的逻辑上看，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新，尽管其理论的着重点、理论的表述和理论的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即有其特点和差别，但都是马克思主义被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用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即在指导实践、服务于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同质的、属于同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内部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一脉相承的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

　　其中，所谓“一脉相承”之“脉”，从字面看，原来是指人体的“骨肉脉通、与体俱生”的“血脉”，后来引申为山势之走向、血统之延续，以及学说之传承等字义。而从其深刻的义理看，显然是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总体发展过程之始终，而且是其中最具稳定性、根本性和实质性的东西。它作为该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的本质的规定性，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标志性的理论内核。

　　按照我们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即其一脉相传之“脉”，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和主体性的理论品格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从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根据看，它取决于认识对象即整个客观世界的、人类社会特别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必将取代它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客观地决定了并将继续决定着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路向，即一种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客观依据，就在于如实地反映、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运用这些客观规律。

　　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品格看，它表现为一种彻底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以主体性的、科学的理论思维逻辑，去反映、揭示和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以形成和不断发展其真理性认识。作为上述两个方面之辩证统一和最高综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我们以为，主要就是它所包含的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走历史必由之路的真正的科学精神；变革社会、谋求劳动解放、实现世界大同的彻底的革命精神；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永不满足现状的自觉的创新精神。这些基本精神，包含和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科学体系之中，包含和体现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中。这些基本精神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脉”。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邓小平理论及其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运用、发展和创新，以及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持、运用和发展，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坚持、运用和发展。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一脉相承的坚持、运用和发展，既保证了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在根本性质上的同一性，也规定了其在理论道路上的正确性。对此，列宁强调说：“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二、与时俱进的创新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坚持、运用和发展，而且是与时俱进的实践超越和理论创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根据实践的需要和发展，而进行与时俱进的实践超越和理论创新，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保持着质的同一性的前提下，又呈现出理论发展的进步性和阶段性。

　　“与时俱进”是一切科学思想的理论品质。这是因为，作为各门科学之认识对象的整个世界及其万事万物，都是在其空间和时间中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所以，各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和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同样，马克思主义作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想体系，当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一般地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在其实践运用中必须随着世界、中国国情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中的“时”，是一种时间性和历史性的连续，是世界和人类社会不间断的、持续发展的历史过程。特殊地说，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我们认为，这里“与时俱进”中的“时”，还包含有时代性和阶段性的发展变化。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创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以，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间，既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和本质上的同一性，同属于“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又具有其进步性和阶段性的特征，是同一个理论体系中认识上的一种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多个发展阶段和多种思想理论形态 。不过，这种阶段性的划分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发展的阶段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发展，决不是为了发展创新而发展创新，而是根据和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和现实的实践需要，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即为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所提出的前沿性、历史性课题，而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成果，并且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的、有历史和逻辑的内在联系的、有阶段性划分的发展过程。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在总结人类先进文化和文明成果，考察和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其中，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和成就，是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学说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和武装，指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才使无产阶级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开始发展到“自为的阶级”，才有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先后出现，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二，列宁继续推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面对的历史性前沿课题，是思考和解决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俄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问题。列宁的历史性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和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他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加剧的情况，提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一国胜利论” 。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崩溃”，是从“比较薄弱的”环节“开始的” ，而无产阶级革命能够首先在这里获得突破和胜利。在列宁和列宁主义指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及其布尔什维克夺取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在苏联第一次由理论变为社会制度，即开始变为社会现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人类历史新纪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整个国家分裂和倒退为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受其影响严重的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历史性倒退。应该说，这决不是列宁主义的过错，恰恰相反，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集团在理论和行动上，逐步背离和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恶果。

　　第三，毛泽东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面临的历史性前沿课题，是思考和解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如何夺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即实现中国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创新问题。毛泽东的历史性的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以及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和平“赎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为主要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而开启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和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进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为此后新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障，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虽然，毛泽东晚年，由于缺乏经验和脱离实际，我们党和他也有过一些失误与教训：这主要是搞建设急于求成、欲速不达，想通过“大跃进”和一些“超阶段”的观念与政策，急于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后来，毛泽东则把主要精力转向政治方面，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发生十年动乱。这就冲击了经济建设，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但从总体看，我国在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功业是辉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其探索精神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也是极为宝贵的。

　　第四，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潮的历史条件下，所要解决的历史性前沿课题，是通过体制改革达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进一步解放和加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题。其中的关键性抉择，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并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作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认识上的新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了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对此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制定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取代单一的公有制，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进行配套性的其他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解决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问题，进一步解放和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体制性“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同样具有其国际影响和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成就，使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大为改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从而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可以认为，在列宁和斯大林之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曲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步入低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进一步作深入而专门的研究。然而，其中一个基础性的原因是，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与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基本适应的，但如果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即体制不够好，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情况，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先后在苏联和中国，通过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在苏联和中国相继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再到邓小平在我国倡导、并实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等理论和实践探索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站在历史前沿，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典范。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进行改革或“革新”尝试的有不少。其中，失败和偏离正道的不少，成功的不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唯独中国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坚持、捍卫和发展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且使其体制改革和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当苏联等一批国家发生历史性倒退之际，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出现了“低潮中的高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一个“奇迹”！

　　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所继承和发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根脉和传统；所顺应的，是时代潮流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所赖以立足的，是中国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实践探索。

　　三、统一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及其由之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然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同时，它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一个发展阶段，所创立、所衍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及其历史性发展进程、发展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实现形式、一种新形态。当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中说过，“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等，如果再搞一个主义，那么世界上具有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而是作先生的，我们做学生” 。这除了当时有尊重苏联“老大哥”的意思之外，实际上也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不管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有没有（如同“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前期和“共产国际”等）“总店”，而实际情况则总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各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传播、掌握、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其整体或全部，都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发展阶段、一种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及其事业，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共产党人共同的指导思想和革命事业。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们党的事业发展的内在联系上，曾经指出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 。

　　邓小平理论隶属于其中的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性，根源和依赖于以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以及这些真理性认识在其内在联系上的普遍性。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和“统一的”，首先在于它是以其科学的实践观和真理观运用于自身，从而不断地从社会实践和各门科学中获得知识基础和客观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的源泉，是永远向现实开放、向实践开放、向各门科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典范” ，是对各国工人阶级运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各门科学成就的最高综合。只有立足现实，从社会实践和各门科学中不断吸取营养、知识和智慧，只有从人类历史上所有时代、国家、民族、阶级的各种思想文化、思潮和学派中不断得到借鉴和启示，马克思主义才能站在社会历史的制高点、站在时代的前列，主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永葆自身的科学品格和理论活力。因此，“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是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谋求翻身解放、摆脱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工人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和“统一的”，还在于它是由一系列正确反映世界和社会（特别是近现代）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构成的严整体系。从创立至今，马克思主义在其160多年的思想传播、实践运用和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已经被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产党人和有关学派所接受、认同、验证和发挥为多种表述方式和结构体系，并衍生出若干新的理论形态。但是，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主要分支学科及其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由其所支撑的基本理论构架，则是普遍适用和相对稳定的。只要马克思主义所研究、揭示的世界和社会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以及无产阶级受剥削的状况还存在和发展着，即只要它提出的现代社会那些重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尚未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么，由其正确反映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总趋势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组成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就不会“过时”和“失效”；它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被驳倒、被“超越”、被取代；而只能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使之丰富、深化和发展。不论是在何国、何党和何派，只要人们所坚持的是真马克思主义，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和真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就应当具有、而且必然具有以下共同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信念，作为自己思想灵魂、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

　　其一，有共同的政治立场。这就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而不是所谓“普世价值”。工人阶级是代表现代化生产力及其发展要求、最先进和最具革命彻底性的阶级。马克思认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实现的”，“工人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 。所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是通过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来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和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一切声称持有“超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和“全民党”的立场，都是欺人之谈。没有工人阶级作为政治主体，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其二，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各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揭示、掌握和运用以全世界社会历史发展、社会形态更替和演进的一般规律为基础，重点研究、掌握和运用本国从资本主义旧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新社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各国这种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三，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基本精神，被我们党归结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奋斗中，其阶级立场和政治智慧，要通过学习、运用和发展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够发挥出来。否则，就没有通过工人阶级解放这种政治形式，以达到人类解放的哲学“头脑” 和共同语言。

　　其四，有共同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的历史阶段。凡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根据本国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实事求是地作出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定位，审慎地制定并坚定地实施切合现阶段实际的社会主义路线、纲领和政策；同时，也必须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理想的长远目标，来给予定向和引领，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地、适时地由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向其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和提升。而“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 ，以达到党的现阶段的基本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内在统一。一切不以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和前进方向的所谓“社会主义”，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都是假社会主义，即“改良”的资本主义。

　　其五，有共同的社会依靠力量。这主要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主义”。工人阶级由其现代化大工业的劳动方式所决定的阶级性质、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基本、最可靠和一以贯之的主要依靠力量。不在理论上真正代表工人阶级，不在实践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就缺乏阶级基础与主体力量，就不可能彻底地消灭一切剥削和消灭一切阶级，就不可能有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而“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以发挥和实现其领导作用。像我国这样农民较多的国度，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仍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同时，还必须依靠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组成“同人数众多的非无产阶级的劳动阶层”的“特种形式的阶级联盟”，作为“反资本的联盟” ，才能更好地坚持、巩固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统一和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构架，是其精神实质的重要体现。我们说“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发展和理论创新，就是因为，它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坚持、运用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理论创新，并在毛泽东时代已有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认为，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深入研究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们深入研究和正确阐明了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就会坚信邓小平理论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真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新形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驳倒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谬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揭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提高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第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中介性的特殊地位。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自从20世纪初期传入我国的近百年来，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应用中不断地在中国化，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其中，邓小平理论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中介性的枢纽地位。因为，毛泽东思想的主题，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随后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这主要解决的是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问题。当然，毛泽东对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曾率先进行过有益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获得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但在总体上未能获得根本性进展，未能成功地找到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其后，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未竟功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从而对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打开了思路，走出了困境，开拓了社会主义新天地。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找到了准确的方向，迈开了大步，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可以说，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是我国由正确的革命道路转向正确的建设道路的历史性转折，是决定当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抉择。而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能否全面和准确把握，是能否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探索的是非得失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后邓小平时代”，能否长期坚持和顺利发展的关键。所以，深入研究和正确阐明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坚持、运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意义极为重大而深远。

　　第三，邓小平理论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前沿，正确地指导中国解决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问题，为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新贡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各国不能正确地、并适时地解决其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问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很好地坚持、前进和发展，甚至可能发生历史性倒退，已经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所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问题，只有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才开始获得正确解决。这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紧迫而关键的历史性课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问题，如能始终沿着邓小平理论的战略思路逐步地得到解决和成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无疑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国际影响和示范效应。

　　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处于低潮。邓小平理论及其所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发展和实践，在总结本国实践经验的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了国外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国际影响，而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具有相应的国际意义。邓小平理论的成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注释略）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5]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编辑：张 桥）

　　作者简介：李崇富（194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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