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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是同义语，在严格语境下，“科学”二字往往是可以省略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学说、运动和制度的统一。在这里，我仅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来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一种领会和把握。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深刻的和多方面的学说。”同时，它也是统一和严整的科学体系。就其基本分支学科而言，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划分为其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从主要由恩格斯所著、并得到马克思赞同和合作的《反杜林论》的篇章安排和逻辑结构上，以及从后来列宁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名论文中，都能获得理论上的根据和观点上的确证。而就其统一性和整体性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并不是三足鼎立的，而是可以主要地理解为以其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经济学作为两大理论支柱所支撑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即用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从后者的视角看，我们应当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中轴”，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对此，本文主要以三个方面的理由为据。

　　一、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结构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核心”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一个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和多层次结构的有机整体。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中，其哲学世界观和政治经济学，都是极为根本、十分重要、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但这两者的理论任务，都是作为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和付诸实践的理论支柱，是各国共产党人确立社会主义信念、形成共产主义理想，制定和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基石。

　　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发现了世界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而产生、发展和存在的历史正当性和历史暂时性，以及它终究会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而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经济剖析，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发现了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即产生阶级矛盾，进行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使命，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的经济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和更替的一般规律，同剩余价值理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衰败的特殊规律的有机结合和内在统一，为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科学基础。

　　对此，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根据“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并在总结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的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阐明了构成“这门科学”的若干基本原理和原则及其内在联系，既使空想社会主义得到了革命性的改造，又立足于社会现实进行理论创新，才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和“核心”内容。

　　例如，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主要标志的《共产党宣言》，其主旨就是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石、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为立论根据，论证和阐明了工人阶级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实行两个“最彻底的决裂”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这里，所谓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指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而所谓“传统的观念”，则主要是指根源于和服务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以私有观念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被彻底消灭，而不能死灰复燃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才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迟早终归要消失。所以，共产主义革命同传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同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客观基础和现实前提。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个论断是扼要和精辟的。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命根子”；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则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是否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水岭，是区分其社会形态性质的根本的经济基础，是最为根本的经济根据。

　　因为，如果现代社会的生产资料（包括企业股份和股票），主要由私人企业主、财团大亨、金融大鳄等少数资本家个人大量占有，那么，大多数劳动者就势必成为被雇佣的工人，社会上也势必存在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说过：“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与之相反，科学社会主义依据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它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和不相容性，力主在生产资料上“消灭私有制”和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核心主张，意味着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要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建立和完善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通过消灭经济剥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成果，才具有经济上的制度保障；意味着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通过工人阶级实现彻底解放，从而实现人类解放和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具有根本的经济前提和现实的物质基础。

　　又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一部回应“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身份”自居的杜林向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挑战”的批判性的名著。杜林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的实际成果出现的”。因此，恩格斯说，“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以及“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杜林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工合作的产物，其中所阐发的哲学世界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三版序言》中写道：“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正是在马克思的合作下，恩格斯才在《反杜林论》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他两人“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加以强调和论述。马克思指出，《反杜林论》“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后来，恩格斯将此书压缩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独出版。马克思在该书所加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中写道：“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可见，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与杜林论战的问题很是广泛，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乃至一般科学的很多领域和问题，但是论证的出发点、落脚点和“主题”，无论是在《反杜林论》中，还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其理论结构中的“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

　　二、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是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目标体系”

　　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社会实践中，是包括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原理在内的整个科学体系综合地发挥作用的；不过它们发挥作用的理论功能却各有其特点和侧重。大体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是基础性和工具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共产党人的科学思维工具，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头脑”。列宁说：“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有了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仅使整个马克思主义有了科学的、牢靠的哲学论据和理论基石，而且也使共产党人有了认识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社会现象，从而揭示其实质的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则是论证和支撑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支柱。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把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深远意义之所在。而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其中，他的《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和引领。马克思在1859年1月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过，“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1845年1月25日送达驱逐令——引者注）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就是他随即仅仅用相当于795个汉字的本国文字（德文），言简意赅地概括出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经典表述。

　　1894年，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文中，在全文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个经典表述后指出，“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直到《资本论》问世后，唯物主义历史观才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因为，《资本论》“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是用唯物主义方法科学地分析一个（而且是最复杂的一个）社会形态的范例，是大家公认的无与伦比的范例”。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作用，不仅是基础性、支柱性和支持性的，而且在逻辑上又是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理论，从而更好地为共同论证、支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服务。这就是说，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为之奋斗的目标性理论，是其理论的主体和主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内容、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开创、发展和成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这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又包含着一系列循序渐进、环环相扣和逐步实现的“目标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此，“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现代化生产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和“三大差别”，并且使政治国家得以自然消亡，以最终实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个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人民长期奋斗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历史起点，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中，有一个从首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进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从首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不发达的和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进而转进至建设更高级的、比较完全和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直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进程。相应的，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也就存在着多个直接实践的、并且循序渐进的现实的奋斗目标和终极的奋斗目标，即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必须坚持其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

　　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地包含着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目标体系”。而且一切理论和实际工作，都必须围绕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目标为中心而展开。故而，马克思主义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发展的目标体系的具体贯彻，体现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纲领、指导路线和社会政策制定的直接实践上，即在直接实践的社会目标上，是不能超越其发展阶段的；但在理论指导上则是同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对此，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清了这种辩证关系。他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这就是说，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要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其后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上，都必须始终以共产主义理想作为长远和终极的目标。一切不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不朝共产主义目标逐步靠近的社会主义，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开创和保障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及其主体力量的充分发挥

　　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作为主体力量，开辟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使该国家和社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朝着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行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首先要靠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规范、引领和保障。其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必须在现代化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这就是说，任何社会的独特性质，都是由基于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以其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所直接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不例外。据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要求：“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正因为在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时候，还必须考虑社会生产力及其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问题，所以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长期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相应地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该说，坚持这“两个主体”，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底线”，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且能够在大体上维护社会主义性质之起码的、低水平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的保障。

　　其次，无产阶级国家要坚持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坚持不断革命，以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时存在、并行不悖、不断进行的。他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四个达到”，是很高的要求、很艰巨和很彻底的革命任务。它包括必须在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而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同私有制经济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并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根本改变、逐步取代由旧的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显然，这“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坚持和逐步做到这“四个达到”，就是坚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最后，最为直接地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则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及其政治路线的正确引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够团结、带领和充分发挥各个劳动阶级、全体劳动人民及其知识分子，成为开创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主体力量。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灵魂和思想旗帜。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都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不断取得胜利。其中，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因为，最为直接地规范全党和全国人民实践活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即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理论和实践都表明，我国在新时期之所以能够抵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政治冲击，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主要是依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特别是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的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指导和引领。只要我们全党真正做到“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兴旺发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的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立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体现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人类进步利益的统一、历史必然性与无产阶级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目的之历史使命的统一。为此，列宁曾要求一切共产党人：“应当时刻不忘我们的最终目的，随时进行宣传，保卫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被歪曲，并使之继续发展。”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

　　据此我认为，应当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核心”和“中轴”，来领会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概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理体系。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义为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应当通过怎样的道路和途径代替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应当和如何经历哪些发展阶段、如何由其低级阶段向更高阶段演进，以及如何由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即如何使人类由“必然王国”跃升到“自由王国”等重大问题，来概括和表述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理体系，并如实地作为一个有严密逻辑和内在结构的科学整体，来加以全面把握、正确运用和深化发展。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