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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奎:以新质生产力为着力点助推高质量发展

发布时间:202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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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确立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就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它的实现不是一马平川,而是需要我们付出艰苦努力。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实现经济与科技的现代化,而这必须依靠发展新质生产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居于关键地位。因此,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也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核心内容。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关键驱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广泛,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但是经济建设是其中心,只有经济持续发展与科技不断进步,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取代要素投入和投资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新质生产力正是凝结各种创新要素、居于最前沿并构成产业制高点的生产力类型。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发展,在微观层面将促进产品与服务技术含量与档次的提升及其生产成本的下降、管理水平的提高,并促进企业竞争力由依靠低成本竞争力向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核心竞争力转型;在产业层面将优化产业关系结构,促进产业内部结构升级;在宏观层次将体现为在保持适宜的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国家民族复兴的现代化,要实现赶超就必须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现代化模式不是整齐划一的,既有西方式现代化,也有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沿袭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串联式”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国家民族复兴的现代化,属于“并联式”现代化。一方面,通过加速技术创新特别是关键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在传统产业领域实现技术追赶乃至反超;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以颠覆性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积极占领产业制高点,并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这两者的实质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独特特征的现代化模式,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关系密切。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无论发展特征,还是追求的目标,都与西方式现代化具有本质区别。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比西方式现代化更加密切。例如,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走西方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发展过程中就高度重视绿色发展问题。绿色发展是新质生产力的底色,我们必须依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保证较高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当前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的三大战略性任务
  当前时期,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重点解决三大战略性任务:
  一是科技全链条创新效率提升问题。随着产业的成熟与技术水平的提升,技术创新特别是复杂程度较高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以及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相关的前沿技术创新,其研发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链条前端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环节,只有提升科技创新全链条水平,才能实现技术创新水平质的突破。这是当前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解决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从实践看,受制于科技创新前端链条基础研究活动游离性高、产学研合作部分体制障碍尚未完全消除造成合作效率低下等因素,我国科技创新特别是复杂程度高的科技创新效率较低。一方面,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前端环节集中于高校与科研机构,其内部的管理激励制度倾向于重视论文产出数量、研究项目立项等,而对研究成果的后期转化重视不够。在当前科研体制框架下,基础研究前端环节与应用研究后端一系列环节的对接不畅,进而导致科研成果脱离实际倾向突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性扭转。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全链条效率提升的另外一个突出制约因素便是部分企业在合作中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习惯于以客户的身份对高校和科研机构提出相应的要求,更愿意以委托研发的形式参与合作。这导致的结果便是造成部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固化,无法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影响到技术创新整体效率提升。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大链条上各自研发效率提升基础上实现有机协作,达到整个创新链条效率最大化。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与零部件的制约问题。当前时期,制约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面临关键核心技术与零部件制约问题。尽管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迅速增加,科技实力快速提升,许多技术领域已经由“跟跑”转变为“并跑”甚至“领跑”。但是,目前部分领域依然面临关键核心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从根本上改观的问题。受到美国对我国技术禁运的影响,芯片等数字经济关键核心零部件外部供应渠道受阻,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健康发展造成阻碍。同时,考虑到芯片的研发与制造涉及一系列尖端的技术创新与精密制造环节,要在短期内依赖自身力量实现全面突破,难度极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采取有效、高效的措施,尽快解决关键技术与零部件对我国产业发展的限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是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新兴产业特别是未来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皇冠上的明珠”,其自身发展水平及赋能传统产业的能力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很大。但是,部分新兴产业以及所有未来产业具有产业发展程度与技术成熟度不足的特征,从而使其发展的不确定性问题突出。由于许多未来产业以尖端技术为基础,无论技术研发,还是产业相关的各项投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如果在产业与技术均未成熟时对其发展进行提前谋划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投资,则失败风险较大,潜在损失数额也非常大。这样,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就特别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政策鼓励扶持与其依照市场经济规律自然发展的关系。
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速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有效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解决阻碍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各项因素,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此,我们应积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践状况,采取广泛措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一,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整体能力与水平。以建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制度体系,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为目标,不断完善当前科技创新体制,特别是对高校、科研机构等处于科技创新前端链条的组织的相关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提升科研人员工作自主性和积极性。首先,要根据提升研发质量的要求,积极改革当前高校与科研机构中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体系、奖惩机制、财务报销制度以及科研成果的利益分配制度,保证科研人员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避免不合理制度对其精力造成的分散效应。其次,清理当前阻碍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的障碍,建立高效、无缝衔接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最后,要加速新型举国体制探索。新型举国体制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的关键举措。作为兼具有计划组织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研发项目组织方式,它的成功有赖于复杂的因素,因此当前应该在事前规划准备与勇敢尝试之间做好平衡,加速其具体机制的探索,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服务。
  第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动力与能力。完善的企业制度,是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与水平的基础。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完善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体系,强化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责任,发挥国有企业规模大、融资能力强、风险承受力大的优点,加大国有企业创新投入。另一方面,应积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企业各项体制机制,特别是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建立并不断完善自身的科研体系及相关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企业科技创新水平。
  第三,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断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促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政策向功能型政策转型,通过强化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环境、完善市场经济相关体制,增强企业技术创新动力。
  第四,深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各种创新人才的有力协作,但是整体来看,我国在各类创新人才培养、激励等方面均存在不足,如现有的教育体系注重知识灌输,对于科学探索所需要的各项精神培育则十分不利。因此,应该加快各级学校围绕强化学生自主创新能力逐步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短期内则需要加强对各类人才特别是当前紧缺的科技人才、企业家人才的培养,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第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培育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关起国门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去发展新质生产力。相反,我们要积极落实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各项政策,加强国际信息、技术和资源交流,积极利用国外的各项资源,使其为我所用,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河南日报》2024年7月24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