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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1884年10月29日，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把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时期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称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1920年，列宁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词。2018年，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称誉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反对并推翻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争取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实践。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建立政党、夺取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彩演绎的三部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并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实践中，“革命”是其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之一。革命的主题是解决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的作用是牵引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的宗旨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革命的最主要问题和革命的目的则是国家政权问题。关于政权，列宁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政权问题既不能回避，也不能撇开不管，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发展中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而“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其根本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取得过辉煌成就，有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凯歌行进，也遭受过严重挫折，有过“二十年比一天长”的徘徊迂回。究其原因，关键在党。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都是重大时代课题和战略课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一再表明，衡量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最根本的就在于看其是否拥有科学的理论、杰出的领袖和铁的纪律。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会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科学理论是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列宁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指出：“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鲜明地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的认知、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认知，且一以贯之。

　　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政党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政党或共产主义政党更是如此。恩格斯还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习近平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上的先进性。”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这个党撰写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向全世界阐明了共产党人的观点、目的和意图，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思想的精髓，“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共产党宣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真正的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要解决时代课题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一个时代的科学理论，“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而且要“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他们思考和回答的时代课题是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列宁生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他思考和回答的时代课题是帝国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存在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中国，它思考和回答的时代课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理论的产生源泉只能是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产生动力只能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实要求。正是在对这些社会矛盾和时代课题的探索与求解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西欧一隅的运动逐步拓展为全球性的运动，共产主义政党从无到有、从一到多，马克思主义从只是对世界工人运动有着一定影响的理论学说之一逐步成为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运动，同时也是反对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斗争。在革命运动和理论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得到重视和坚持，共产主义政党就会得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被忽视和放弃，共产主义政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解散。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具体体现为：其一，提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觉悟；其二，指导共产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和策略，同时指导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正确认识运动和领导运动；其三，校正世界工人运动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批驳错误的思潮和倾向；等等。是坚持还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苏联共产党的解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经验弥足珍贵，教训极其深刻。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共产主义政党是不断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约有400名党员，主要是德国人，还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美国等七个国家的成员，曾在欧美地区的八个国家建立了其地方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虽然很小，但它是共产党的真正源头。“同盟的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列宁指出，同盟“虽然很小但却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1864年9月建立的第一国际“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因此，“第一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史上是永存的”。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此后，世界工人运动中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批遍布多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或社会主义政党，大都取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并于1889年组建了其国际性组织，即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到巴黎公社革命时期都已奄奄一息。第二国际的建立，恢复了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工人阶级之间长期中断的国际联系，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逐步占据指导地位，第一国际的事业得到继续和发展。但是，由于对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新变化、新特点以及工人阶级斗争的新战略、新策略的认识不统一，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后，统一的国际工人运动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种倾向和三个派别。社会民主党的左派更名为共产党，各国先后建立了一批共产党，并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这一世界共产党组织，各国共产党是其支部；中派和右派最终结合在一起，仍然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由此，国际工人运动沿着两个方向行进：一是共产党人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二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民主社会主义运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但各国共产党并没有随之解散。如今，虽然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党员数量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共产党是多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截至2022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比上年净增132.9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06.5万个，比上年净增12.9万个。历经百余年风雨和新时代十余年的革命性锻造，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党的组织体系日益严密，党的执政根基不断巩固，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辨方位而正则。”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弊端与各种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论断。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历史地看，“两个不可避免”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趋势而言的，“两个决不会”则是就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而言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依据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不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他指出：“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存在某些弊病“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些实际上是马克思所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条件。恩格斯还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恩格斯在这里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与后来列宁所论述的社会主义具有不同的内涵。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这个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因为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创造“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经过各方面努力，等到这些条件具备时，“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列宁指出：“神奇的预言是童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共产党人深刻懂得，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时指出：“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双方走的是不同的路。这种不同不是今天才有的，今后还会继续存在。”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社会主义信念的清醒和坚定。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政党。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又超越了时代。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迄今，这一理论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极其鲜明的特质，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列宁在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时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马克思主义之后，列宁创立了列宁主义，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来到俄国，有一个适应俄国的水土即俄国化的问题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也有一个适应中国的水土即中国化的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一个政党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更是如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是靠科学的理论、严明的纪律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不是“个人的偶然凑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重视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与党的领袖的关系，特别重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特别重视充分发挥党的领袖对人民群众及其创造历史的活动的引领作用，特别重视维护党的领袖的核心地位、维护党的领袖的思想的指导地位，并把它作为攸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生死存亡的“命门”。

　　如何科学认识和理解“人”，直接关系到如何科学理解和把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四重规定性的论述，即人是自然存在物、人是类存在物、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是社会存在物，充分彰显了“人”之存在的全面性、丰富性、深刻性，体现了马克思对于求解“人之谜”的哲学自觉、哲学主动。从实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人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必须全面、具体、历史地考察和分析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列宁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止于此，而是正确引入并广泛使用了“人民”这一概念。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唯物史观透过历史的表象，深入到了历史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中，“人民”既是一个政治范畴，也是一个历史范畴；既有质的规定性，也有量的规定性。其一，“人民”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包括一切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民”的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其二，“人民”不仅改造客观世界，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改造主观世界，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其三，“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由众多人组成的集合体。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人民群众队伍将进一步扩大，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唯物史观是正确认识杰出领袖与人民群众关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维护领袖权威这一重大原则的哲学基础。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领袖是群众的一员，始终是革命事业的参加者、先行者，并在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被群众所拥戴、为历史所选定。马克思曾借用克劳德·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在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领袖人物以其卓越的历史洞察力、思想引领力、政治组织力，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往往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思考得深，承担历史任务的愿望比别人更强烈、更主动、更坚定，能够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指明革命、建设、改革的方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起着领导核心的作用，能够大大加速历史的发展进程；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袖往往既是实践家又是理论家，既是人民的领导者又是人民的公仆，既具有卓越的个人才能又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的素质提出这样的要求，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丽事业，也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条件最薄弱、成长壮大最艰难、遇到问题最复杂的事业，必须由最坚强、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袖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总的来说，“成功的领袖都有明确的方向，他们按照这一方向去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那样：“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正如列宁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那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正如斯大林评价列宁的那样：“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组织经验”，“毫无疑问，列宁完全保持着这个原有的品质……也只有列宁，才是现在世界上最强大最有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字句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正如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那样：“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正如习近平评价邓小平的那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所有这些评价，都是实践的结论，也是历史的公论。马克思曾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懂得，愚蠢在革命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坏蛋又是如何善于利用这种愚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之上，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客观规律的昭示。

　　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权威、维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的权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且至关重要。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道：“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马克思还说过：“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列宁在总结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时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毛泽东指出：“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邓小平也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无论是17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还是100余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都告诉我们：拥有一个全党公认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涌现出来的杰出领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就在于有习近平领航掌舵，全党有了顶梁柱，14亿多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的领航人、掌舵者。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了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核心就是灵魂、就是力量，思想就是旗帜、就是方向。中国共产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新时代最重大的政治成果、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最客观的实践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应对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两个确立”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领袖的感情、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政治品质。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以最广大人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这样的新的政党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是：“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党的纪律主要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的重大原则是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推进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而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起来的。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问题。《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必然要求全党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始终保持集中统一，从而成为“一块坚硬的钢铁”。《章程》第二条对盟员的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保证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这是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的所有力量，如果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党就只能陷入瓦解，就不能成为坚强统一的组织。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首先要实现党的思想上的统一。党的思想上的统一，是党的团结统一最深厚、最持久、最可靠的保证。最深厚，是因为它建立在共同理想信念、共同政治目标和共同组织纪律之上；最持久，是因为它建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建设事业的实践基础之上；最可靠，是因为它建设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之上。列宁指出，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首先，必须做到巩固的思想一致，排除意见分歧和思想混乱”。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统一，那么建立和巩固集中统一的党是不可能实现的。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列宁在创立俄国共产党并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强调：“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必须有极严格的真正的铁的纪律，否则，“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党是“人民的代言人”，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既是无产阶级最优秀的、先进的、有觉悟的部队，又是有组织的部队，具有严密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是由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统一体系。党是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团结起来的战斗组织，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组织，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党的严密组织体系作为统一的物质力量，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确保了党的理论能够转变为巨大的物质能量，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就。列宁还着重论述了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对坚持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放弃了集中统一领导原则，实行所谓的各级党组织自治，使党从思想混乱演变为组织混乱，最终导致这个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困难和矛盾之多、经受的挑战和风险之大是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党的理论、党的领袖、党的纪律的作用就愈加凸显、愈加重要。党的纪律建立在党员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和自觉服从的价值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纪律性，重视纪律建设。作为依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逐步形成了以“四个服从”为核心内容的组织纪律，以及不断丰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队纪律。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强化革命理想、锻造革命队伍的纪律性，把廉洁政治建设贯穿到苏维埃政权和边区各项工作之中。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强调纪律性对于革命胜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严肃党的纪律。1957年7月9日，毛泽东指出：“我希望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邓小平曾回忆道：“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端正党风，严肃党纪，把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着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指出：“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要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都要贯彻严的要求，既让铁纪‘长牙’、发威，又让干部重视、警醒、知止，使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高度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下，2024年4—7月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的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即“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具体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强调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对违反党纪的问题，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强调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极大的耻辱；强调深化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形的重塑、神的重铸，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才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科学的理论到运动的实践的演化，才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初创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建立与发展壮大。正是因为有了列宁和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才有社会主义从运动的实践到制度的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初现以及后来多国实践的蓬勃发展。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论，才有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的结论，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贡献。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科学理论指引、有杰出领袖掌舵、有铁的纪律锻铸，才有了钢铁般的团结统一，才有了在攻坚克难中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正是从理论的深沉呼唤中、历史的深刻启示中、现实的深切需要中，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两个确立”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政治判断，提出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大政治要求。这是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必然逻辑和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总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本文系2023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委托项目“‘六个必须坚持’与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研究”（项目编号：2023MYB003）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双月刊）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