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和越南自1991年关系正常化以来，到2006年的十五年间，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其间，1999年两国领导人提出了指导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十六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这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5 年，两国领导人再次提升两国关系，提出永远做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的“四好”精神。2008 年 5 月，胡锦涛总书记与来华访问的农德孟总书记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中越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在“十六字方针”和“四好”精神指导下，发展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自此，指导新世纪中越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三个支柱框架已经形成。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上任后，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越南，双方达成了多项合作协议。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访越，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越关系的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在越南国会发表《共同谱写中越友好新篇章》的演讲，指出，中越两国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再次详细阐述中越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精神，倡导双方应坚持以中越友好大局和两国发展大局为重，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越南历来把对华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而且深刻认识到两国关系友好才符合其战略目标，而对于中国来说，越南不但是我国的一个邻国，而且同为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国家，两国文化相通、命运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东南通道沿岸的重要国家，越南还是我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战略和正在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外交新布局的重要环节。因此，挖掘中越关系出现波动的原因，并找到稳定两国关系的方法与出路，无疑具有迫切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启示
涉及到中越关系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关于中越关系历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又可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关于中越宗藩关系的研究。戴可来教授认为：宗藩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华夷秩序”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产物, 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是儒家“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理念在对外关系中的延伸。〔1〕陈双燕在《试论历史上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2〕一文中论述了中越宗藩关系形成的心理基础、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历史上的中越宗藩关系是产生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特殊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为中越宗藩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心理基础；儒家文化中的“华夷之辩”及其所体现的文化中心主义，导致了以华夏为世界中心的国际秩序观的形成，这是中越宗藩关系的理论基础；而儒家以“和” 为主旨，以“王道”治天下的价值体系又为中越宗藩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些因素的结合，便构成了中越宗藩关系的文化心理基础。越南学者陈重金〔3〕、明峥〔4〕和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5〕编著的越南历史书中，存在对中越宗藩关系不同的看法。这些研究表明，中越两国一千多年的宗藩关系在人们的观念中打下了烙印，因此对当前两国关系依然具有深刻影响。
第二类，关于现代中越关系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胡志明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领导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的资料整理和相关研究，阐释了中越两国“同志加兄弟”情谊，如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6〕、李家忠的《胡志明传奇的一生》〔7〕等。二是对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两国关系恶化-战争-对峙时期进行研究。主要文献有沈志华、李丹慧等编著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8〕、沈志华、李丹慧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 1973)》〔9〕等，这些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阵营条件下中越两国之间的关系。
（二）对越南实行革新以来中越关系发展情况进行跟踪与评析
国内学者对正常化以来的中越关系的研究有五部。较早出版的有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10〕、古小松著《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11〕、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新时期》〔12〕介绍了中越关系发展的主要情况；潘金娥著《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13〕一书的第三部分概括性地阐述越南外交战略的演变、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与现状以及中越经贸关系；文庄编著的《中越关系两千年》〔14〕一书提供了研究古代和上个世纪70年代之前的中越关系的一些重要史料。可见，系统研究越南外交和中越关系、尤其是近年来的中越关系的专著较为稀少。2006年以来，中越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我国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成果却很少见到，这一方面是由于涉及中越关系的图书和文章往往被当成敏感话题而难以公开出版，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大家对引起两国关系波动的原因认识还不足。
从越南方面来看，研究中越经贸关系对越南经济产生的影响较多，并且多数观点对两国关系的评价转向消极。越南学者阮怀秋在《大国阴影：<越南中国研究期刊>对越中关系对认识》一文中概述了越南学者们对中越关系的看法认为：“表面上对中国的认知不再承受帝国入侵的阴影，代之而起的，却是某种大国的影子”；“大国不重视自己，而且带来负面影响，感觉中国在压制越南”；“越南学者对中国的认识可以说正处于疑惑不解的状态之下”。〔15〕该文实际上反映了越南学者和民众对中越关系的心态。过去几年，越南社会科学院专门针对未来10年中国崛起将会对越南产生的影响出版了系列成果，如阮廷廉所著《面对中国崛起的越中关系》，对未来十年中国崛起将对中越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6〕此外还有其他学者的《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对越南的影响》〔17〕、《崛起过程中的中国政治及对越南的影响》〔18〕、《崛起过程中的中国外交及其对越南的影响》〔19〕、《中国军事的崛起及其对越南的影响》〔20〕等，这些课题成果集中反映了近年来越南学者的对中越关系的研究水平。而越南前驻华外交官刘文利所著《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21〕对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和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尽管观点在中国学者看来有失偏颇，但亦有助于我们了解越方对于那段历史的观点和态度。实际上，这也反映出中越两国学者对于两国关系存在分歧。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中越两国学者合作研究中越关系的成果，至今未见面世，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三）从一般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探讨中越关系
美国学者布兰德利·沃马克在《非对称性与中国的朝贡体系》一文中分析了1407-1427年明朝对越南战争失败而后重新恢复朝贡关系的原因，认为是“带有顺从性的自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此后两国关系在这种均衡状态下维持了400多年。文章的结论是，曾经的中华帝国在处理与其小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远比战国时的合纵连横或冷战时的两极格局更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局势 。〔22〕该文对我们构建新时期的中越关系有很强的启示。刘思思在《身份认知与不对称冲突》一文中，对沃马克的不对称理论做了进一步分析，提出不对称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而身份认知是影响行为体爆发冲突的关键因素；行为体对身份的认知发生错误（包括自我优越、刻板印象、愿望思维三种特征）将导致双方陷入不必要的冲突困境之中，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中越边境冲突 。〔23〕
近年来，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兴起于1980 年代。它不是单纯的政治学理论，而是同时吸收了许多学科的营养。建构主义有三个核心命题：其一，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物质结构是行为体的实力分配及其相对位置；社会结构则是指行为体占支配地位的信仰、规范、观念和知识等文化因素。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内才能具有意义。其二，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决定和改变国家行为、国家认同和国家利益的不是体系的物质结构，而是在国际政治互动中不断产生的社会结构。其三，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互为构成关系。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化活动的模式。〔24〕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温特认为：观念主导国际行为体的表现。温特的建构主义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第二，有目的的行为体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25〕 权力和利益是国际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但是权力和利益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在文化环境中建构起来的观念使然。关于文化，温特认为它不仅是行为者行为的原因，更建构了行为者，因此文化既有因果作用，也有建构作用。温特认为任何社会体系结构都包含三个因素，就是物质条件、利益和观念。他认为国家也是有意图的行为体，国家具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国家也是人，这一点影响着国际体系的本质。温特强调国际体系的观念分配，他认为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观念的分配，认为国家之间的合作基础是文化，国家利益是建构而成的而非天生的；建构主义坚持从整体主义上协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并进行化解。因此，建构主义理论对于具有共同文化基础的中越关系的构建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通过身份认同来软化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的观点，则对化解两国利益冲突，例如南海冲突，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与建构主义相关，正在探索过程中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认为儒家治理观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理顺关系——管理关系网络并使之通畅运行。〔26〕 秦亚青提出：“关系”是儒家文化体和实践体的产物，是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积淀下来的文化要素和背景知识。我们将其提炼出来，称之为“关系性”。关系性意味着任何社会人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是关系，是依其此时此地所处的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以及这一位置与关系网络中其他行为体的相对关系来判断情势和进行决策的。秦亚青教授提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27〕秦亚青的观点得益于建构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和文化。他没有忽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将其与中国的规范和实践相联系，提出了一种普遍适用的观念。不难看出，秦亚青为代表的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和思路，对于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的中越关系的解释和构建，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上述关于中越关系历史模式的追索、现实变化的特征、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和构建等各种研究成果中，笔者得到一个启示：我们是否可借助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主义、不对称理论和中国学派的理论观点，通过挖掘中越两国关系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深层内涵，揭示两国关系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原因，并结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以期通过构建两国文化、心理和社会认同，重新构建具有文化内涵的新型中越关系，彻底厘清两国关系中纠缠不清的问题，推动中越关系长期平稳良好发展？
三、构建中越关系的新思路
（一）基本思路
在两千多年的交往中，中越两国的身份发生了四次变化：朝贡体制下的宗藩关系、越南争取独立斗争时期至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两国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末的敌对关系、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一般民族国家间关系等。其中，朝贡体制下的宗藩关系是一种等级关系，因而是不平等关系，但却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模式；“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是由于面对共同的敌人和外来侵略而结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尽管亲密，却也正是由于这种“亲密无间”而导致很多难以说清楚的家庭式的纠葛；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关系则是国际关系规则支配下的一般国家间关系，由于时间不长因此可以认为是处于相互磨合期，其间也难免出现一些波动。
2007年以来中越关系出现的波动，可以说是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出现的。从当前来看，中越两国国家身份地位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因而对两国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和定位，但两国却未能及时调整两国关系框架，因而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当这种失衡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在外部因素和突发事件的诱导下，尤其是领土主权争议这一容易激发民族情绪的问题出现时，便激发了严重冲突。
建构主义强调从社会心理的“身份认同”上认识和解决问题，因此借助这一理论框架来解释和建构中越关系，无疑将是对症下药，有利于化解两国之间的信任缺乏问题，重新构建新时期条件下顺利发展的两国关系框架。
（二）核心观点
在越南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越南外交路线将“万变不离其宗”，即坚持以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思想，而胡志明早已把中越两国关系定位为“同志加兄弟”。因此，从越方来说，“同志加兄弟”是胡志明定位的中越关系的坚固传统，也是一条现有制度下不可突破的红线。因此，在构建新型的中越关系时，应结合时代因素，继续在充实“同志”和“兄弟”的内涵方面做文章。与此同时，中越两国新型的关系应具有传统特色和时代特征，具有两国间的特殊性和一般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简而言之，就是要把“政治理想、传统友谊、现实利益”等因素综合考虑在内，以“团结（基于社会主义制度）+共识（基于儒家文化的传统或宗藩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合作共赢（基于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为主要内涵，辅助以网络时代的科技手段，综合考虑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格局新变化等因素，进行综合创新，构建新时期的新型中越关系。
（三）研究方法
构建新型的中越关系，首先要从历史和现实对中越关系进行全面考察，总结两国关系的历史渊源、主要特征、经验教训；其次要综合借助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的不对称理论以及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挖掘古代朝贡体现中的有利因素，对中越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构建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型中越关系框架。
具体来说，首先是组建包括中越两国研究知名学者研究团队，课题成员应该具备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党政研究与新闻媒体观察的知识和学术背景。其次，采取文献分析与田野调查、问卷访谈相结合，研究成果有充分的文件、历史资料、统计数据和访谈资料等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力求把握中越关系中的实际想法、说法和做法，力求研究成果更具有全面性和客观性，并且中越双方都能接受，之后上升为官方意志。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两国关系存在的问题，推动两国关系长久平稳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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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潘金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党政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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