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复苏之路依然崎岖艰辛。一方面，全球价格水平总体稳定，就业状况有所改善，跨国直接投资止跌转增，企业并购活跃；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债务水平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提升。2016年世界经济预计仍会面临诸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
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回顾
在世界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的总体态势下，各经济体增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3.1%，比2014年低0.3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增速回升至2.0%，但回升势头减缓。其中，美国预计增长2.6%，比2014年提高0.2个百分点；欧元区增长1.5%，比2014年提高0.6个百分点；日本增长由负转正，预计增长0.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下滑为4.0%。其中，印度维持了增长势头，预计增长7.3%，俄罗斯、巴西则陷入衰退，增速分别为-3.6%和-3.0%。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陷入了整体负增长境地。
全球经济增速的差异性在就业上也有所反映。2015年10月，美国的失业率为5.0%，比一年前下降了0.8个百分点。欧洲劳动力市场也在持续改善过程中，欧盟整体失业率2015年9月降到9.3%，比一年前下降了0.8个百分点。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没有明显改善，也没有恶化。与之形成对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巴西的失业率明显上升，从2014年10月的4.7%上升到2015年10月的7.9%。俄罗斯的失业率为5.5%，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南非的失业率则仍然徘徊在25%左右的高位。
全球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长率持续下降。2015年9月同比增长2.4%，比2014年同期下降0.8个百分点。导致这一结果的主因是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下降，2015年9月竟降至0.02%。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同比增长率2015年10月为0.1%，欧盟的消费价格调和指数同比增长率2015年10月为0.1%，可见发达经济体通缩风险显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总体保持稳定，2015年10月，南非、印度、巴西、俄罗斯分别增长4.7%、5.0%、9.9%、15.6%，巴西和俄罗斯已表现出典型的滞胀特征。
国际贸易步入负增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5年1—9月全球出口总额按美元计同比增长-11.0%。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欧盟和加拿大相对较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的出口下降幅度相对较小，俄罗斯、印度、南非、巴西、阿根廷相对较大。贸易增长大幅度下降，提升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结束，最早会在2017年生效。这是20多年来首个大规模诸边贸易投资协定，其影响将逐步释放。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所增长。2015年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异常活跃，达到4410亿美元，比2014年上半年增长136%。2015年全球投资政策仍然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在各国出台的新投资政策中，85%以投资更加自由或促进投资为方向。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在航空、电信和电子商务领域进展较大；限制措施主要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投资领域使用一些审批规则。2015年新达成的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均有关于国际投资的内容。
全球政府债务状况没有明显好转。2015年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2014年的104.6%微降至104.5%，其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从3.4%下降到3.1%。尽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不高，2015年仅为44.3%，但是其引发危机的债务阈值也相对低很多。
全球金融市场经历了猛烈震荡。2015年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各主要股市均经历了先涨后跌的剧烈波动。全球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在2015年发生了较大波动。美元指数在2015年前三个月上涨9%，随后进入长达数月的震荡盘整期，但整体仍处于高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货币在2015年集体走低，巴西雷亚尔累计跌幅超过30%，位居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之首。主要发达经济体超低利率政策，货币政策深度分化特别是美联储加息预期，高债务重压下市场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都放大了市场波动，提高了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度。
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从2014年9月至2015年9月的1年时间里，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共下跌了39%，能源价格指数下跌了49.6%。各类非燃料大宗商品价格在2015年也大致保持了一致的震荡走低趋势。金属类大宗商品初级产品价格指数下降25%，农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同期下跌了18%。预计2016年大宗商品价格将在低位继续震荡，且略有上扬。
2016年世界经济运行和趋势展望
综合研判后可以得出如下判断：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维持在3%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爆发各种类型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高于20%，但如果金融危机真的爆发并且具有较强传染性，世界经济增长可能还会在此基础上下降1.0个百分点。至于石油价格走势，2016年在低位徘徊后略有上升的概率较高，支持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大，以及美国加息后对美元汇率预期的相对稳定化。此外，需要引起重视的不确定性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达经济体需求管理的政策效果令人忧虑。为应对金融危机，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从2007年开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种以降低名义利率和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为主要手段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危机初期对遏制衰退和促进复苏发挥了一些作用。然而，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基础却不甚牢固。据美国大型企业联合会估计，美国全要素生产率过去3年增长速度几乎为零，未来10年工作年龄劳动力增长率将从0.6%降至0.2%，加上目前革命性科技突破仍在酝酿之中，这都意味着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处于趋势性下降通道。在美国已经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并且转入加息周期之际，欧洲和日本与美国背道而驰的需求管理政策之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对发达经济体增长前景产生忧虑，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它们长期过分依赖极度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做法，将会引发一系列有害于甚至断送经济复苏的后果。
第二，超低利率引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美英等发达经济体的超低利率不仅构成股市持续上涨并且大起大落的直接原因，而且成为不受或较少受到金融监管的影子银行业不断扩张的重要原因。金融稳定委员会最新发布的《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指出，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中介机构”总资产2015年已升至全球经济总量的128%，与2008年历史高点仅差两个百分点。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也受到低利率的诱惑而大举借入美元债，为货币错配进而引发危机埋下了伏笔。极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使一些本该倒闭的企业得以勉强维持，同时本该进行的结构改革与调整一再推迟。一旦发生新的危机，各国央行的利率操作空间将十分狭小。
第三，全球超高债务水平对金融稳定带来威胁。低利率和高负债是一个自我强化并终将崩溃的组合。债务水平高企必然要求维持较低水平的利率，这又促使借款成本降低，反过来加速债务累积。低利率还和资产价格上升并存，使资产负债表看上去不那么捉襟见肘。这一方面提升了进一步负债的空间，另一方面刺激了泡沫的形成和积累。然而，一旦利率、负债水平和资产价格组合中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比如加息、杠杆控制和流动性不足或者资产价格下跌，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式的金融市场波动甚至崩溃。一些经济体目前已经出现低利率、低增长和高负债这一“有毒组合”不断积累的趋势。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5年前10个月跨国企业债务违约99起，近15年来仅次于2009年的222起，防止债务进一步积累的趋势已迫在眉睫。
第四，美联储2016年加息的时间、速率和力度仍存在不确定性。促进增长与就业、维持物价稳定，构成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双重目标。然而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和通胀率所显示的信号是相互矛盾的。2015年10月失业率已经低至5.0%，经济增速也基本令人满意，这和对高额负债的深度担忧一道，成为美联储在2015年底加息的基本原因。与此同时，美联储实现物价稳定的具体目标是把通胀率控制在2%以内。虽然扣除能源和食品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在2015年10月已经同比增长1.9%，但个人消费支出同比仅增长0.1%，相比2014年同期下降了1.3个百分点。这表明美国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的余地仍然较大，加息造成通货紧缩的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加息的时点和力度如选择不当，可能给脆弱的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伤害。
第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出现持续下滑趋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放缓与周期性放缓叠加的局面。结构性放缓是指潜在增长率偏离历史平均水平的变化，即潜在增长率下降，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中长期因素；周期性放缓是指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其中起作用的是一些短期因素。未来几年，中长期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安排、基础设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等四个方面；短期因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因过度担心通胀和抑制资产泡沫而引发的经济低迷风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自身金融过度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金融动荡风险，以及各国为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可能奉行的竞争性汇率政策。
第六，许多经济体内外政策和结构改革不同程度地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掣肘。经济政策的政治化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但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所谓“民主国家”，内外政策的高度政治化更多是在发挥负面作用，固化或偏袒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必要的改革。一位欧洲政要在希腊债务危机最严重时说的话颇具代表性：“我们都知道该做什么，但不知道做了以后能否获得连任。”在此，政治考虑先于经济考虑，短期需要压倒了长期目标，做正确的事让位于做于己有利的事，党派诉求高于国家诉求，本国利益超越全球利益。这种经济政策不断政治化的倾向迟滞了各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也加大了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难度。 （执笔：张宇燕）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求是》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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