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7日、9月30日、10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分别召开了第二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会议主题为“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中方与会代表31人，在各分论坛作交流发言计36人次。德、法、意三国正式与会代表46人。各国学者围绕以下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 一、关于对中国道路的理解与思考
上海社会科学院潘世伟研究员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三个大的周期阐述了中国的变革和发展。
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教授多米尼克·洛苏尔多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绝对意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的前15年，我们看到了接踵而至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和经济全盘集体化。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模式治理着中国很多地区。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创新了社会主义模式，使几亿人民脱离贫困，缩小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
《马克思二十一》联合主编娄德烈·卡托内认为，马克思主义通过十月革命、通过基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就像毛泽东在1930年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产生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新理论、新的道路。一个新社会不会从白纸上产生，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成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丰富发展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借助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自己的政体形式。中国道路会变得更加持久，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长久性和复杂性的过程，包括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可以加强、丰富两国的文化、传承与交流，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发展。通过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吸取有益的经验。
有意大利学者指出：习近平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积极性，毫无疑问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这种思路也能够帮助意大利面对和解决21世纪存在的社会问题，更好的发展和更新马克思主义。1881年马克思在与查苏利奇的通信中谈道，社会主义产生于所有现存的生产过程中。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这样理解。中国道路产生于当代中国现实，能够解决经济危机发生时的社会问题，展现了实际效果，虽然很艰辛，但它是通向成功的道路。
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河南师范大学孙景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瑞琴、谭扬芳研究员等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他们强调，中国道路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路，与世界和平发展之路紧密相联。
二、关于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挑战
德国左翼党成员沃尔佛拉姆·阿道夫说，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力量在欧洲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但在东方特别是中国却大不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政权，而且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就。他还指出，从1994年开始，已经出版了八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图书项目，不仅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收录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收录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的内容。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就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并强调指出，中国目前积极倡导通过全球治理稳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进一步推进国际金融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治理。
历史学家、《马克思二十一》科学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赫博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后的中国与意大利”为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国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巨大，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上的伟大转机。中国是否实行多党制，如何使共产党走向新的发展，要视中国的国情而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因素。中国道路对于意大利是值得借鉴的。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刘建武研究员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最根本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法国巴黎第十大学荣休教授之一、国际信息与前景预测研究中心委员米歇尔·阿利耶塔对中国经济问题很有研究，他说，1995年－2010年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国际化。当时中国劳动力充足，积累率高，低成本持续发展了15年，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2012年中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约48%的份额，制造业降为426%，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以制造业为主发展的阶段，进入注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在西方，已很久没有国家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效。中国一直在实行着五年计划，完善增长方式，现在中国要跨越这个阶段，进入小康社会，需要接受新的挑战。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科学荣休教授之一的托尼·安德雷阿尼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创新发展要引入计划性，需要多种计划考虑经济发展，集中开发民营企业、集体经济。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会带来不可预期的结果，因此必须加强市场监管，不能放松。可以简政，但必须控制，特别是对用工市场、税务等方面。还必须加强反腐败、反浪费，监管广告产业等。企业融资不一定都靠股市，可由合作银行提供。中国股市的发展不能代替银行贷款，有时股市很难监管。中国政府必须运用国有资源，避免短期的投机性事务，用计划的方式改进贷款系统。 三、关于中国道路成功因素的分析
中国学者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道路成功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使国外学者更充分、全面地了解中国道路，如中国社科院马研院邓纯东院长所说，通过这个机会，把中国道路的真实情况，全面准确地向欧洲作介绍。中国道路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也需要倾听欧洲朋友的建议，这对于丰富中国道路的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山东社会科学院唐洲雁研究员阐明了全面小康与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问题，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轩传树研究员从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等，说明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一条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之路。
河南师范大学王桂兰教授重点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力，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所起的作用。
广西师范大学钟瑞添、张艺兵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时刻注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实践。
厦门大学张有奎教授和冯霞教授、大连理工大学魏晓文教授、兰州大学王学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李春华研究员等中国学者从不同方面论述了中国道路成功的因素，使外国学者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道路。
四、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的讨论
意大利经济学家、《马克思二十一》撰稿人之一帕斯夸莱·奇卡莱赛对中国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举措及实践进行了研究。他说，中国一方面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对抗美联储的巨额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另一方面实施强力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涨工资，6万亿美元的城镇化计划，户口改革和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从而保证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性。在新一届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促进国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海外投资，来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产业方面，实施1.7万亿美元的巨额转产投资。这些都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积极举措，应该得到赞赏和支持，意大利也将从中受益。
意大利经济学家、欧洲研究中心主席弗拉迪米洛·贾凯指出，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事实上是由新兴国家买单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仍然主宰着新兴国家。这不断激发中国对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超越，并且正在以两种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双边协议强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其次以金砖国家而非欧洲、美国、日本三角为核心组建多边发展银行。这些银行的战略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缩小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释放世界经济增长的潜能；另一方面，构建向更为平衡的国际金融秩序过渡的金融基础结构。
法国欧洲议会荣誉议员弗朗西斯·乌尔兹肯定了中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理念，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合作项目，把各个国家都联系在一起，是与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不同的做法。共产主义者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类的利益。需要唤起公众，引发希望。
德国律师罗尔夫·盖夫肯对“中国劳动法的道路”作了认真回顾。他认为，自从2008年中国颁布劳动合同法后，劳动者拥有了更多的自信，甚至不依靠法律自发的组织运动。与西方的劳动法相比，非常重要的是，中国的法律已经不再认同口头协议，一定需要书面的劳动合同。而在德国，劳动法甚至没有。
上海社会科学院姚建华研究员着重阐述了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桁林研究员介绍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情况。
五、关于中国的民主、多党制、国家治理等问题的讨论
邓纯东研究员从四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民主的认识。他认为，民主在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健康地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决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从中国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以及实行多党制的危害性。他说，中国近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表明，领导中国最成功的就是共产党。就言论自由而言，中国目前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也是多渠道的。中国社会拥有政府和民间的对话机制，中国人民合理诉求的实现，有很多途径，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堵塞言路，但任何人的言论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弗朗西斯·马林乔说，近年来，中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迁。但在西方，人们对于中国的变化，惯常使用的描述性话语（如左与右）常常是不恰当的。可以说，当中国人变得有那么“一点西方”的时候，西方还在原地不动，没有意识到应该去改变，去获取能与这个世界相沟通的话语体系。明显的例证，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西方媒体对此最流行的解读就是，把反腐视作清除政敌的工具。实际上，反腐败斗争要深入得多。由于同时反资本外逃，反利益集团，反腐败还有阶级斗争的意义。此外，清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腐败，有利于强化党的形象，推动经济改革与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化。西方总是指控中国是一党主导的专制国家，却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指责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阻碍改革和发展。西方应该做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发展进行具体且实在的观察，而不是继续拿西方的政治标准套用在中国的情况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戴立兴副研究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按照“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树立良好形象的一系列做法。
法国社会学家、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让-路易·洛卡提出，应该严肃看待中国，没有真正的理解，就不会有正确的评价。中国所经历的是西方18世纪－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是一个大变化、大转型，所以，概念上理解的困难是存在的。一方面，中国完全像别的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比如中国社会收入差别过大，但是和印度、巴西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很多，做中国人比做印度人、巴西人都要好。中国的城市建设、工业化发展，劳工关系的现代化、婚姻法的制定等，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必把民主和非民主对立，把中国和西方对立。并不是有个民主机制就一好百好，别的国家也有很多的示威和抗议。
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谈了他对中国目前进行的治理模式的理解。
一名来自海地的法国协会成员说，感谢中国同志的包容和睿智，他们有自己的成功和困难。我们为什么一直拿西方的模式来套中国？中国已经找到自己的出路，已让上亿人摆脱了贫困。光靠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与会学者还就中国与全球化问题、中国崛起对西方陈旧思维的冲击问题等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最后，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以真挚、热情的发言，结束了意大利论坛的讨论。他说，中欧论坛意大利会场在这里，可以说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就是让全世界了解中国。中国是最想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家，最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没有哪次会议像今天的论坛这样，能够真正体现世界走向和平的意愿。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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