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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由改革派将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罗斯的“救世灵方”和“灵丹妙药”。他们宣传，推行非国有化，建立私有制，就能快速融入西方。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提出，私有化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加速进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规，不考虑后果。盖达尔和丘拜斯认定，必须把所有权从国家和官僚手中夺过来。因为“如果强盗变成自己资本的有效主人，他就不会再做强盗了……”

　　20年前，俄罗斯年轻的改革派极力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寻找理论依据。他们的幻想与西方自由派谋士的主张不谋而合。盛行一时的所谓“华盛顿共识” 借机宣传自己的样板，推销理论。

　　出于自私的政治目的，俄罗斯自由派抛开法律和多数民众的意愿，开始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为极少数贱买和瓜分国有资产打开大门。

　　几年过后，自由派吹捧的私有化非但未能减轻政府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和社会财富大量流失。上世纪90年代末期，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15％，由以前年产400架各种类型的飞机，缩减到年产不超过20架。据估计，1996年俄罗斯经济的损失相当于苏联在二战中损失的2.5倍。

　　私有化过程中权钱交易严重，社会后果极其恶劣。俄罗斯私有化实际上成为一些国有优势企业的“大拍卖”，为瓜分国有资产开启了“合法”的大门。私有化蒙骗了绝大多数百姓，而少数人却得以借机暴富，进而演变成“财团控制经济、财阀收买媒体、寡头插手政治”。

　　俄罗斯私有化暴露出的问题，不仅激怒了俄罗斯百姓，甚至为西方社会学术界所不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学俄罗斯经济教授马歇尔•格德曼等多次对误导俄罗斯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运动提出批评。乔治•索罗斯经常对俄罗斯私有化提出批评，称其为“掠夺式、强盗式、野蛮的”。索罗斯几次在公开的场合直面俄罗斯新生寡头，咒骂他们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盗窃”。这位美国金融大亨对“俄罗斯寡头这种粗暴野蛮和凶恶贪婪的行为”感到震惊。索罗斯写道：“国家瓦解了，而每个人都在千方百计偷窃国家的财产。”

　　（作者：张树华中国社科院信息情报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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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编辑：谭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