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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石，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层面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物质本原设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哲学伦理观念，再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抉择，呈现为系统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和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 

　　一、 生态物质本原设定：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与建基于人与自然主客二分关系的近现代哲学观念不同，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表达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个维度，是强调秉持自然世界物质本原性质基础上的人类个体、社会与文明同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表征：“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相应地，对于现实的人类社会和文明而言，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实践活动则必须以科学认识和尊重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为前提。 

　　1.自然是生命之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必须始终明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人类作为社会与历史实践主体对自然的能动性认知改造关系，还是人类作为生物性存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依存性关系。人靠自然界生活。大自然孕育抚养着人类，而人类则理应以自然为根。现实生活中，自然界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比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比如各种形式的生产原材料和劳动工具。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来说，大自然对于人类生命及其存续具有本原性决定意义。人是自然存在物，首先体现在它是自然界长期演进的产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此做了详细阐述。“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可以说，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诞生本身，首先是自然物质世界不断运动与演化的历史性结果，只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它才逐渐呈现为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过程。 

　　在当代人类社会和文明中，尽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是自然存在物”这一自然和物质法则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或生命性存在，依然离不了适宜的自然生态环境，比如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和健康的土地。另一方面，大自然仍以多种方式向我们提供着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或原材料，比如不同种类的动植物和微生物食物。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我们必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2.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 

　　承认并强调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先天（现实）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及其实践只能是一种被动性的存在和活动，而是必须时刻铭记，“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 

　　首先，人类生产或经济活动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与自然世界的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一方面，人类劳动实践或经济生产活动具有显著的主体性特征，能够通过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构想、设计与制造出自然世界中并不现成存在的丰富产品或物质财富，从而满足自身不断发展着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一直提供着作为人类劳动或经济生产活动构成要素的生产劳动对象、生产劳动工具，并且以自然客观规律或外在必然性的形式制约着劳动或经济生产活动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呈现为一些无法突破的终极性约束。因此，人类劳动或经济生产活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互动或相互形塑过程，还关涉到如何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问题。 

　　需要指出，当今世界变得日益广泛或重要的数字劳动和虚拟经济生产，最终也还是离不开自然物质资源方面的实体性投入和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依托保障。“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其次，人类现实生产生活需要及其满足，同样是一个与自然之间相互塑造的互动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自己的动物属性而成为一种文明性存在，从根本上说就在于逐渐形成了社会历史性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因而，从最一般意义上说，人类社会与文明条件下的生活及其发展，就是不断改变自然界所给予的各种“恩赐”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追求并不断丰富拓展这种需要追求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出越来越多物质文化产品或财富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需要，创造出越来越多优质生态产品或福祉以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但也必须看到，人类始终是在自然界之中生产与生活，因而其现实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还必须是一个自觉认识并受制于自然生态规律、节奏与限度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也就是说，社会历史性的生产生活需要追求及其满足，也不能超越或违背自然生态方面的客观规律性和终极性约束。总之，只有当人类善待自然时，自然才会持续不断地馈赠人类，反之，自然一旦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正是基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时特别强调，“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沿黄河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这种对自然客观必然性的承认与遵从所体现的绝非简单是人类向大自然力量的“低头”或“屈服”，而是同时对自然生态规律的尊重、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尊重，是真正发挥和实现人类主体力量或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最后，人类社会和文明的整体发展进步，也是一个同大自然之间协同进化的互动过程。“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并在与大自然的长期相互作用过程中，逐渐创造和发展了当代人类文明。在这个漫长历程中，人类社会与文明的发展进步，同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社会历史性进步相伴而行、互为支撑，尤其是后者经历了从原初的高度依附顺从到后来的较大规模开发利用，再到今天的更多强调和谐共处的发展过程。当今时代的文明革新或绿色发展，既包括基本经济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全面深刻绿化或“大转型”，尤其是走向绿色未来社会的变革努力，也包括在一般现代社会之中构建更加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生态发展的制度政策架构及其动力机制。 

　　因而，当前的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话语与政治，其实质就是要致力于系统性地解决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日益显现的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之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或地球生命共同体。而它的终极理想目标则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具体到作为上述世界性变革趋势的重要区域性或时态性呈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看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既不能走老路，又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就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实现可持续发展，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3.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财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也强调，必须把现实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来理解和对待。这其中，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狭义上的社会关系，还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在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人与人关系的动态性映现，也会对人与人关系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 

　　从历史的演进来看，人类社会和文明的发展始终与自然界密不可分。在采集和渔猎文明阶段，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看似和谐融洽、实则艰辛异常的关系，艰难致力于实现自身（物种）的生存繁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逐渐学会利用周围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条件并欣赏自然生态之美，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人类在创造出巨量物质财富、大幅度提升自身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形成了试图超越并征服大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不断加速对自然资源的攫取利用，并造成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当代社会，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地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一系列全球生态环境难题，人类逐渐意识到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并采取多种制度与政策措施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修复生态，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也逐渐成为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性理念准则。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社会）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彼此作用、相互影响。依据唯物史观，一方面，某一历史阶段的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体现着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整体水平，因而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而社会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会由于各种具体因素影响而处在不断演变过程之中。另一方面，某种具体形态的社会关系的确立与稳定，又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要影响或干预因素。“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很显然，这种相互作用的典型体现，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不同境遇。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都具有促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共同意愿和目标追求，因而，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和高效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一种普遍的目标与进路选择。但另一方面，无数事实证明，无论是就现代化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框架，都提供着十分不同的实践方法论与进路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二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三十个、人口不超过十亿。在我们这个十三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 

　　二、 哲学伦理观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第二个维度或层面，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的合逻辑推论或延展，也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这些观念既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绵延流长的根脉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导下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最深刻经验概括与理论总结。 

　　1.尊重自然 

　　“尊重自然”的哲学理论意涵非常深厚，强调的是当代社会与文明条件下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性元素的尊崇性认知、实践与伦理态度，或者说一种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历史观与价值观。而它的主要公共政策与个体行为规约意涵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生活要充分认识和遵从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元素的规律、要求与容限。尤其是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工农业生产、城乡建设还是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都要以科学认识和充分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要求为前提。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与文明因尊重自然生态规律而受益、违背自然生态规律而受损的实例众多。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详述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居民和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的例子。前者为了获得耕地而砍伐森林，但未曾想到的结果却是，这些地方后来成了不毛之地，因为一旦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后者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但没有预料到，他们也因此毁掉了当地高山畜牧业的根基，并进而导致山泉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的枯竭和雨季更加凶猛的洪水。基于此，恩格斯发出严厉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在中华文明的长期发展历史中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也有着太多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丰富的生态文化，并创造出像自先秦一直延续至清代的虞衡制度、始于春秋时期的江南桑基鱼塘系统、战国时期的都江堰等生产生活实践的杰出成果。但另一方面，我国古代一些地区也确有过生态衰而文明衰的惨痛教训。古代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如今已经被埋藏在万顷流沙之下，而河西走廊、黄土高原等地的生态环境，也曾由于长期的毁林开荒而遭到严重破坏。结果，自唐代中叶以来，我国经济中心逐渐向东、向南转移。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人类社会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大幅度提高自身物质文化水平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诸多方面的深层次矛盾。比如，自20世纪30年代始，许多欧美国家相继发生的多起环境公害事件，损失巨大，震惊世界，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问题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评反思。因而，恰恰是在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与文明条件下，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依存、和谐共生本质，意识到了尊重自然生态条件及其客观规律的极端重要性。 

　　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认识，从“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的演进，所突出体现的正是对于自然生态规律及其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也就是整个社会尊重自然意识水平与践行能力的提升。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首次被明确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尊重自然”也被列为需要全社会牢固树立的生态文明观念。自此，“尊重自然”被列入了包括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和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等在内的权威性文献之中，并成为党和政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系列重大决策的思想基础之一。 

　　比如，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制定实施“（持续深入）打好（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战略行动的基本依据就是，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但也出现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十分严峻的整体形势。全国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突出表明了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变得日益尖锐的人与自然矛盾，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因而，治理环境污染、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既是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是意在不断树立与增强全党全社会的尊重自然意识。再比如，创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作为我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很显然，这一制度举措不仅具有促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重要推动作用，也将会进一步推进全社会范围内尊重自然、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生态保护第一等理念的践行落实与孕育扩展。 

　　体现我国尊重自然意识与行动的典型实例，是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建设。该林场位于首都北京的正北方，就像一只展开双翅的绿色雄鹰，紧紧扼守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并与河北承德、张家口等地的茂密森林连成一体，构成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水源卫士。20世纪50年代的塞罕坝，曾是草木不见、黄沙弥漫，但自1962年建立林场以来，靠着三代人的艰苦努力，这里建起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同样重要的还有逐步得到修复的草原、湿地交错带自然生态系统以及天然植被群落，而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正在使塞罕坝成为天然的动植物物种基因库。支撑这一荒原变林海“人间奇迹”的思想基石，正是作为塞罕坝精神即“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有机组成部分的尊重自然意识。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因而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恢复的能力，而要想彻底治愈人类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就必须充分认识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给大自然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休养生息。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在建设塞罕坝机械林场过程中，既坚决采取科学与实事求是的态度先后突破了育种、造林和护林上的一系列技术难题，也将适度人工修复措施限制在那些生态受损严重、依靠自身难以恢复的区域，从而为自然自我恢复创造条件和环境。 

　　2.顺应自然 

　　与“尊重自然”相比，“顺应自然”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应当主动适应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性元素的特点、节律与变化。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生态系统及其构成性元素往往具有自身的属性特点和结构特征，因而客观上要求人（社会）与之形成具有各自特点的关系架构。比如，尽管森林与草原都是生态系统的基础性构成元素，人与森林的关系和人与草原的关系，仍具有许多方面的不同。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社会与文明形态基础的自然生态条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在永不停息的演进过程之中，因而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作出主动适应、因时顺势而变。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顺应自然”的核心性实践与政策规约要求是，“要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不断触及自然生态的边界和底线。要为自然守住安全边界和底线，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 

　　在主动顺从与适应自然生态环境上，其基本目标要求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方面的主要实践与政策抓手，就是党和政府系统制定并持续推进的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按照这一战略部署，与全国生态环境功能区划相对应，我国的国土空间开发构架，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四大部分，然后依此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与脆弱区划定并严守生态红线，从而逐步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推进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石，是“生态红线”或“顺应自然”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观和人与自然关系理念的划时代变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观念意识层面上的深刻革新，这一战略举措将很难落到实处。其结果则是，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趋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已经设想制定的其他生态环境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 

　　对于“顺从自然”的深刻意涵，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时，就着重强调了“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的方法论意蕴。具体地说，上游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要重点做好黄河三角洲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此外，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入海口考察时，还特别强调了因地制宜的耐盐碱作物培植——从治理盐碱地转到培育适应植物——的重要性，指出耐盐碱作物发展对保障中国粮仓、中国饭碗具有重要作用。 

　　在主动调整与合理化城乡规划建设上，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发展建设对城乡自然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比如城市范围内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等生态要素，尤其是要通过顺应自然而不是打破自然系统，来避免或抑制人为原因所导致的缺水（水污染）或大气质量问题。另一方面，“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搞新农村建设要注意生态环境保护，注意乡土味道，体现农村特点，保留乡村风貌”。因而，就像城市发展建设中应尽量避免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一样，新农村发展建设中也要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因为，这些做法并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获得的只是一些“假生态”“伪景观”，消失的却是真正的城市风景、乡村美景。 

　　在主动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上，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像其他生态环境问题一样，归根到底是现代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因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应对与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之策。但另一方面，“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这里的关键点是，必须承认，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生活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因而，无论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履行国际责任还是地球公民义务的角度来说，我们都必须认真对待、勇于担当、真诚合作。而这其中，除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积极抑制，还包括对于这种变化及其影响的主动适应。比如，我国近年来日益频繁出现的极端雨雪事件和炎热天气，大概率是一种难以逆转的持续性或趋势性变化，需要我们作出更具前瞻性的具体制度与政策响应。 

　　3.保护自然 

　　与“尊重自然”相比，“保护自然”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在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理应尽可能保持与维护所处其中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循环与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以便享有更加舒适宜居的生态环境。一方面，当代社会中包括各种公共管理制度与政策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都首先是面向和服务于提升人类生活福祉的。也就是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普遍的民生社会政治关切，也是最普惠、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或民生福祉。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又基于并体现为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构成性元素的客观状况、性质与规律的尊重和顺应，因而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的绿色规约。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拓展和公众环境社会意识的日益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科技含量和生态意蕴要求都在逐渐提升。总之，“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依此，新时代新征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保护自然”理念原则，将聚焦于如下四个公共政策议题领域：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体化保护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协调统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整体推进。不难发现，系统性、立体化的生态环境保护或治理理念尤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特质。 

　　在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上，需要着重做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持与修复，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还自然宁静、和谐、美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既是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必然要求，也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的重要手段。因而，十分重要的是，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持续与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比如“三北”防护林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战略举措，尤其是大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上，需要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让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必须明确，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尤其是实质性解决了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一系列突出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但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改善，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坚持不懈、奋发有为。因而，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保持战略定力，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上，需要以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和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结构的调整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逐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能源体系、技术体系和大众生活方式。同时，还需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 国家发展战略抉择：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视域下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崭新生态物质本原设定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哲学价值与伦理观念，还蕴含着或指向极其深刻的人类社会和文明革新意义上的国家发展战略实践。具体地说，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1.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也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因而，深化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观念的重要实践指向，就是增强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认识。 

　　一方面，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地，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热切期盼，就成为执政党的新使命新追求。也就是说，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为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社会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做好了，在国际层面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加分项，并会大大增加中国式现代化方案与道路的吸引力。与欧美西方国家现代化理念与模式相伴生的，是一种肆意攫取性的和严重不公正的人与自然关系构型，并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因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总目标及其现实推进，将同时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 

　　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因而，我们既不可能简单接受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和物质生活消费标准，如果那样的话，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也无法简单模仿少数工业化城市化国家走过的发展老路，而只能走科学发展之路，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我国的现代化实践进程来看，尽管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尤其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成效显著，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面临着诸多矛盾和挑战，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从量变到质变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生态环境质量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因而，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深刻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全面认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形势，致力于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2.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特征以及根本要求时，明确强调“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不难看出，重点仍是正确理解并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说，“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分别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或构成元素来提出或强调的，而且在时间上前者要更早一些，并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并列成为一个整体性表述，比如“两个文明一起抓”。后来，党和政府又陆续提出了“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新表述，直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五位一体”（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概括，表明党和政府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目标追求和总体布局的日益全面深刻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物质文明建设”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等同于“经济建设”，但与“精神文明建设”相对应意义上的“物质文明建设”，其理论与政策意涵并不局限于此，而是还包括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甚至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许多内容。狭义上的“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更多是一种相互关联、互为支撑，但同时又存在一定张力矛盾的辩证关系。比如，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到21世纪中叶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时，就明确使用了“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的表述。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是一个统一性的话语理论、制度政策和社会实践体系。具体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包括“五个一”的系统性整体：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同样，“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一个由若干共同特征和五个独特特征组成的系统性整体：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蕴含的独特“六观”，即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也是一个系统完整的整体。因而，我们需要更多从统一整体、协同推进的意义上来理解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不能将其割裂甚或对立起来。必须始终明确，当代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脱离物质文明所提供的经济基础的生态文明，同样也不会有悖逆生态文明准则的健康持续的物质文明。 

　　3.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念，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念，最为具体和重要的社会实践与国家战略要求，就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一方面，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所确定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战略部署及任务要求，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规划部署的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要求，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继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推动城乡生态环境质量稳定改善；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发挥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全球生态环境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不断提高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展现我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社会结构广泛而深刻的绿色转型。 

　　另一方面，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新理论成果，尤其是正确理解并处理好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若干重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7月举行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如下五个重大关系：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换言之，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科学认识并处理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之间的关系、优先重点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协同推进自然生态系统一体化保护治理之间的关系、弘扬发挥人类活动主体能动性与遵循尊重自然生态规律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法律制度环境约束作用与社会主体认知行动自觉之间的关系、坚定不移信守履行“双碳”承诺与坚持采取自主行动之间的关系。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