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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概念一提出来就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目前已成为高频热词。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特征、形成逻辑，及其形成的实践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展开。[1]然而，在新质生产力的识别和实现路径研究上，存在着将其简单地还原为一个技术进步问题或者孤立地上升为一个生产关系变革问题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联系。在生产方式变革中把握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如果不从生产方式入手，则很难解释清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其一，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是人在决定和选择采取某种具体生产方式来实现要素的组合作用；其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依赖于新的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后者本质上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本身及其组合的变化带来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其三，一国在生产力崛起的同时，也会形成具有国别特色的优势生产方式。因此，判定生产力是否发生质变就看与其相联系的生产方式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同样，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就必须重塑生产方式的基本形态，生产方式的突破性创新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础。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根据马克思的文本，进一步厘清生产方式的含义及其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其次，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大工业的历史性转变；再次，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发生突破性变革的实现机制；最后，讨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如何实现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新质生产方式的转变，以更加先进的高质量生产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一、如何理解生产方式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篇，马克思指出：“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7]5这里，马克思说得十分清楚，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生产。当然，政治经济学对物质生产的考察，重点并“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这里指的就是物质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生产方式是一个经常“出场”但又高度抽象的范畴。[9]如何把握生产方式的内涵，已经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以笔者所见，生产方式是物质实体和社会形式的统一体。从物质存在看，生产方式是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特定方式及形式。在此意义上，生产方式就是物质生产方式，具有实体性、物质性。各种物质生产方式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劳动资料的不同和劳动组织形式的不同。从社会存在看，对于特定的生产过程，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物”的因素，都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都有其历史规定性和特殊的社会形式，从而作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载体的物质生产方式，也有其特殊的社会形式①。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由工人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因此，自由工人只能通过雇佣形式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进入现实生产过程。所谓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着重说明工人和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即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起来的。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体现着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表示着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没有抽象的生产，任何生产活动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因而只有在一定的、生产的社会形式中表现出来的物质生产方式，才是生产方式的客观实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方式所呈现的整个关系和方式方法的概括说法。 

　　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三个范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有“统一体说”和“中介说”。不过，对于这两种论说，历来有争议。[9]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看，生产方式是保存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形式和方式方法。生产方式既表现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也服务于生产力的创造。一方面，生产方式是生产力的现实表征。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力的现实水平，都会通过一定的生产方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实现或者说发挥作用的手段。只有借助一定的生产方式，蕴藏在生产要素及其结合中的潜在生产力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否则，它们就“只是潜在的能力而非现实的力量”。[13]生产力的跃迁要求形成新的生产方式来适应它的发展要求，新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看，物质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的基本载体，必然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特殊性质，而生产关系“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规定着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方向。正是因为对物质生产方式施加作用的生产关系不同，而使得生产方式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处于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必然反映着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利益要求。例如，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部社会的和技术的形态”。生产关系属于非实体性要素，如果离开一定的社会生产，离开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无从把握。从再生产看，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物质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可见，生产方式不仅要保证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而且也要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保证生产条件所有者的利益得以实现。 

　　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产有其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特殊生产方式，该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只有在这种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从而在实际上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现实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生产方式就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法文版《资本论》称其为“严格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物质生产方式不仅是既定经济体系中保存和发展生产力的主要手段，也是生产关系的主要载体和实现形式。当马克思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时，其中，“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是同生产力相联系的，而“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则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 

　　物质生产方式在时间上是不断发展演化的，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形态。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这里，“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就是指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物质生产方式遵循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更替的演化规律。任何物质生产方式，当其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就会逐渐解体，被新的更高级的物质生产方式取代。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产方式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分工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方式的深刻分析。其中，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意识、有计划和系统的形式，而机器大工业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只有到了机器大工业这个阶段，资本才“第一次创造出它所特有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简单协作，即“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在简单协作阶段，资本只是把已有的、现存的劳动过程直接地置于自身支配之下。就生产方式的物质存在来说，与行会手工业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因而“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具有特征的形式”。不过，在此基础上，“对剩余劳动的强制”提高了劳动的连续性和劳动强度，更加有利于生产，也有利于劳动能力的差别化发展，从而“有利于劳动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分化”。到了工场手工业时期，分工得到进一步发展。“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物质生产方式的这种变化，加强了劳动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从而也就发展了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但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效率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度、速度和准确性，其“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结合的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工场手工业只占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工场手工业既不能囊括全部工业生产，也不能从根本上改造它。然而，“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这样，“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使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及其现实条件都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逐步建立起来。这就是机器大工业。在机器大工业阶段，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机器体系。机器的运转从此决定和调节着工人的活动，而“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所以，只有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特别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也才发展起来”。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后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的考察，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下物质生产方式同生产关系互相改变的关系。段忠桥认为，马克思的论述“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之后，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方式，如协作、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才得以产生和发展。这样一来，似乎就不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产生，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方式的产生”。前已述及，生产关系规定着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方向。当劳动过程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生产过程如何组织，就从属于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和产量以实现资本增殖的需要。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这一演变过程必然受制于资本关系的作用。当然，机器大工业不仅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而且重塑了劳资关系。机器大工业把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转移到资本家手中，使得劳动对资本的从属由形式从属发展到实际从属。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包含着不断压低商品价值、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的趋势，成了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最有力的工具。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和驱动利益，实现着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可以说，一方面，生产关系重塑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改变会促进生产关系的发展。 

　　从生产力来看，机器大工业的重要意义在于实现了生产力革命。在发展劳动生产力上，机器大工业是更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机器大工业合并了巨大的自然力、劳动协作产生的集体力以及科学技术的力量，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跃迁，并引发了一场完全的经济革命。毛泽东曾说，“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19]实际上，从生产关系改变到生产力大发展，中介是生产方式革命。就资本主义而言，先是资本关系的产生，逐渐引发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到了机器大工业这个发展阶段才出现了生产力的质的飞跃。由此可见，生产方式的突破性变革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础。 

　　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有与其最为匹配的物质生产方式。马克思曾指出，小生产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固然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8]872个体小生产方式依靠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形式而存在，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以独立劳动者对其生产资料即劳动条件的私有权为基础。[8]872而机器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物质生产方式，是与资本“相适合的生产方式”。[7]188正是机器大工业创造出来的新的物质生产力奠定了资本的统治地位。当然，称机器大工业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发展的终极形态。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出现了福特制、后福特制等形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对雇佣劳动的控制提高商品生产的效率。 

　　三、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突破性变革的实现机制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方式的突破性变革是如何发生的?机器大工业是如何一步步成长为占统治地位物质生产方式的?结合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我们认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劳动资料变革是生产方式变革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工场手工业分工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为机器的出现创造了物质条件。由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以工具机为起点，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得动力革命成为必要。机器首先是由手工工场制造出来的，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冲突”。只有到了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阶段，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并且，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这样，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大工业就“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 

　　第二，对超额剩余价值的竞逐是生产方式创新的根本动力。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6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那些“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即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因而“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有学者认为，生产方式的变革完全受技术进步驱动，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就会“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也就是说，资本形塑了整个劳动过程的面貌。资本不仅赋予生产活动以特定的社会规定性，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甚至可以说，资本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 

　　第三，竞争推动新的生产方式扩散。 

　　首先，竞争导致新的生产方式在本部门广泛应用。一般而言，率先采用新生产方式的资本家，相对于竞争对手可获得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与利润率，也更具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价值规律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例如，当某些资本家采用机器和实行新的分工时，“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由于超额剩余价值只在竞争的动态过程中短暂存在，一旦新的生产方式在同一部门被普遍采用，超额剩余价值就会消失。但是，只要不形成完全垄断结构和实施人为的垄断政策保护，那么这种以生产方式创新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基础的动态竞争就不会停止，而是不断在新的水平上一轮一轮地展开。其次，生产方式变革导致传统的生产方式解体。生产方式变革把“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而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这种斗争更加普遍，也更为剧烈。“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 

　　第四，政府干预是新的生产方式加速应用的“催化剂”。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讨论了工厂法的推行给机器使用所带来的刺激作用。一方面，“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另外，对工人休息时间的规定，意味着劳动过程会周期地停顿下来，周期性停顿造成了生产结果的不确定，这就刺激了某些行业采用新的机器，以控制劳动过程的节奏。总之，工厂法的推行加速了工厂生产的发展进程。 

　　第五，专业化分工深化促进新的生产方式扩展至整个社会生产体系。 

　　社会生产体系是由社会经济各部门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一个部门的生产方式变革会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关联效应扩展至其他部门。这主要“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新的生产方式应用使得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促进了生产手段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过程的分解，中间生产环节不断分化和独立化，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和劳动领域形成起来，社会生产变得更加多样化，社会分工体系的容量得以扩充。 

　　总之，新的生产方式生成和应用，会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到整体、从不稳固到稳固、从初步确立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过程。首先，在一定的经济关系支撑下，以个别企业的劳动资料变革为动力，新的生产方式萌生。然后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同行业扩散，在政策因素的加持下加速应用，形成局部质变。最后，一个部门的生产方式变革引起链式反应，重塑和更新整个生产体系。当新的生产方式掌握国民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时，它就转变为“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8]584同时也把总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四、以高质量生产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我国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国外需求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它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生产能力庞大。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此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二是过度依赖外资和“外技”(指国外技术),不少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受制于人。三是高消耗、高碳排放。通过大规模地投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实现增长，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四是大规模出口导向。1978～2018年，我国货物出口额增长了979倍。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并且，我国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开发不足。 

　　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稳定以及海外需求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进口需求持续增长的基础上。然而，2008年以来，这三大支撑因素均无法维持下去。首先，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依靠廉价要素成本取胜的时代已经过去；其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总需求持续低迷；最后，随着以我国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集体崛起，一些西方国家企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阻止我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程，严重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此，我们必须寻求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新质生产方式转变，以更加先进的高质量生产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第一，推动劳动资料的迭代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追赶，目前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但是尚未摆脱核心技术的“依附性”,[24]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已经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近代以来，英、德、美、日这四个先后崛起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国家，无不是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的。[25]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8]210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是生产方式革命，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又以新质生产资料的使用和推广为出发点。[13]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都是机器对体力劳动的替代。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广义的机器性质的质变，即人工智能系统替代脑力劳动。[26]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将驱动生产格局网络化、分布式发展，柔性化生产、个性化定制将占据主流，供给可以对复杂多变的市场需求快速作出反应。因此，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占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创造出更加智能高效的新型生产工具。 

　　第二，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企业治理之中。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领导经济发展不仅要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上，而且要落实到微观层面的企业治理之中。“正如在人民军队中党支部要建立在连队上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将党组织建立在企业中。”[27]要把党组织嵌入企业治理结构之中，发挥党组织对其他治理主体的引领作用，把党的领导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 

　　第三，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生产方式体现着社会的生产目的，而社会生产目的体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为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是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资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推动的劳动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发展新质生产力，生产方式必然具有不同以往的性质和特征。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指导原则。[29]生产方式变革需要新发展理念来引领。新的生产方式将是一种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生态环境和生命安全的需要，逐步达到全面共享、共同富裕的生产方式。[30] 

　　第四，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力的利用和组织方式，而且是生产关系的载体和实现形式。实际上，究竟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20]16例如，日本汽车企业的精益生产方式是在“准共同体企业”之中形成的。所谓“准共同体企业”指长期供职于企业的从业员工(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股东)在事实上拥有企业的所有权，企业事实上对从业员工提供了终身雇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发挥各种形态资本的优势，不仅是壮大我国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理念创新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企业内组织形态和企业间组织形态领域，已经分别出现了以经济民主和跨所有制竞合为代表，初步具有范式变迁性质的实践探索。[33]可以预见，在新一代数字技术与新发展理念的推动下，我国企业将会在生产方式上实现突破性创新。 

　　第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实践。以高质量的生产方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求利用好各类优质创新资源，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创新性配置与优化组合。与此同时，高质量经营主体的快速涌现，也需要成熟的市场来支撑。自主创新受市场范围的限制。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大市场，可以进一步深化分工体系，促进市场规模扩大，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在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创新活力将得到充分激发，技术进步的程度和生产效率也能够不断提升。 

　　五、余 论 

　　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同时推动生产方式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包括技术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变革，而且涉及与之相关的生产关系调整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因而它是一场发生在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革命。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东升西降”推动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博弈加剧。大国竞争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是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竞争，正是生产方式的差异才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换言之，谁能抓住先机并率先实现生产方式革命，谁就能在百年大变局中赢得战略主动。历史上，英美日的经济赶超都曾出现了生产方式革命。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高质量物质生产方式，才算在真正意义上完成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并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与此同时，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将为创造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