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一、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带领着中国人民奋力探索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就把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国家作为奋斗目标。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任务。(1)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明确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争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状态。邓小平同志把这个目标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即“小康之家”。后来，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将现代化的一般规定和中国特色结合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党的十八大后，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路的信心和决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表述，该表述体现了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的高度统一。一方面，它是对迄今为止中国乃至全球探索现代化之路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的历史总结；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迄今为止的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深刻反思。基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最成功且仍具强大发展动能和势能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无论是作为一种实践模式，还是作为一种理论范式，都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 

　　最近3个多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与叙事体系对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塑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形态。20世纪90年代后，在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之时，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化就是基于西方历史的所谓“普世”发展模式等说法向其他地区推广和扩散，或者说，体制和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经济体向着一个类似于“理想类型”的西方现代化形态趋同或收敛等论调活跃起来。 

　　在社会科学中，从来没有一个研究领域，像现代化研究这样，富有如此大的内在张力，在该领域内，几乎一切研究及其结论都是分析性的科学论证与意识形态的隐性作用结合的产物。在现代化或曰发展理论研究的场域，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着广泛参与的空间，而在世界秩序、国家、市场、社群、个人等方面，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历史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想体系也有相互对话的话题。 

　　“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显然不能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或者“现代化在中国”这样的表述等而视之。作为一个理论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表达的不仅是对实现现代化这一“共同”目标的不同道路、机制、方式的理解，或者说，不仅是在认同所谓的全球“现代化目标共识”前提下的手段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要突出地表达，中国人对“什么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什么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正当方式”等问题的特有认识和理解。当然，现代化（作为一种过程及其结果），总是有着某种共同的历史规律性，其作为一种叙事体系，也统一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表述既关乎目标，又关乎手段，是目标和手段的统一。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的、客观的特点，但这一特点也并非仅仅表征中国，而是意蕴着占世界总人口大多数的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人口。也就是说，对于世界而言，现代化依然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只是众多国家的代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应该是区分于此前其他国家现代化共同特征的最基本的一点，这一点是由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双重特性结合所规定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国把共同富裕看作一个循序渐进的、动态提升的过程，共同富裕是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从来就是中华民族德性人文主义的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重要理想的具体表达。这同样也被赋予了目标和手段相统一的特性。以真善美的手段、文明的方式，在追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丰富的结合。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超越了目标和手段的简单划分，把生态文明的内在本质整体性地呈现出来。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一点，不仅是中国希望做到的，事实上她已经做到了。回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发展史，中国走向富强和人民实现富裕的历史，完全不是依靠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和以邻为壑的行为习性来实现的，而是充分运用中华民族自身“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的传统智慧，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平方式实现的。这确实是中国式现代化最令人自豪的伟大成绩。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与其在中华大地的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它的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重大意义在于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二、对现代化的反思及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人文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绝非心血来潮的臆想和空谈，它建立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尤其是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可行之路的实践和思考之上。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现代化之路的理论和实践，总体上还是停留在以先进国家为师、奋力赶超的思维定式，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日益确立起来。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需要持续的实践创新，也需要更深刻的理论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 

　　一般认为，迄今为止的西方现代化，是通过生产要素的资本化、产业结构的工业化、配置机制的市场化、行动场域的城市化、政治决策的民主化等方式实现的。这些“化”都通过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这一制度总成来驱动、调控和评估。严肃的历史研究已经充分揭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造成了现代社会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隐患。其中，有不少问题和隐患具有全球性的负外部性和代际不公平，引发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在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下，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人与人、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属于资本的本性及由其决定的基本逻辑（即利润最大化这一关键的变量）。与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不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以利润最大化为行动目标的泛资本组织的需求之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显著地带有资本的属性（即一切都以资本逻辑为内在的决定因素）。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必然颠倒人与物之间应有的关系，通过资本对人的宰制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手段。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导致的一切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的逻辑是利润导向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颠倒了目标和手段的关系。 

　　在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总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分裂、对抗和冲突的境地。因此，对这一模式的反思与评估应该是所有现代化后发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 

　　中国式现代化开启了新的现代化叙事，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的老路，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多个层面的属性，而人的属性，或者人民属性是其最根本的属性，这一属性是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以儒家人文主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两个重要方面相结合的必然要求。经济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而这也意味着经济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进而，以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全体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的经济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要而言之，人文经济属性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 

　　“人文经济”，由“人文”和“经济”两个词语组成，按照汉语组词方式，这是一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即“人文”是用来修饰“经济”的。因此，它可以被理解为“人文的经济”“人文方式的经济”“人文性质的经济”“人文主义的经济”等。“经济”一词的含义，是围绕财富（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活动进行的资源配置。 

　　“经济”这个词语的概念和内涵比较清晰，与此不同的是，“人文”一词的含义则是多层次、多维度和多方面的。《辞海》认为，人文“今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人类或者某一民族、某一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规范。符号是文化的基础，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规范，包括习惯规范、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贲》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在儒家人文主义的创立者看来，由于有了“人文”的教化，人们就会过一种文明的生活，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社会既有秩序，生活亦有品质。这便是“人文”一词最早的含义，也是最基本、最核心的含义。其他一些关于“人文”的定义林林总总，但这些定义的基本含义均包含两个方面：教化与文化。前者关乎人的品德，后者关乎人的事务。 

　　中西文化之间，“人文”一词的含义略有差异：在中华文化中，“人文”侧重于人的品德教化；在西方文化中，“人文”则侧重于人的权利保障。由于“人文”概念本身的多义性，加之在中西不同文化语境中存在的理解倾向的差异，有关“人文经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尚未形成共识。如果以跨文化共同的内涵来理解和把握，那么所谓“人文经济”，就是“人的经济”。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语境中，“人文经济”这个概念的内涵并不清晰。笔者认为，“人文经济”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层面）的含义。 

　　人文经济最直观、最表象的形态，就是文化经济。就其最核心的内涵而言，人文经济主要是以文化产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为主要形态的经济活动。区别于具有物理属性使用价值的产品，文化产品的效用大小取决于该产品所蕴含、所承载的意义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心理的、精神的欲望。 

　　人文经济的第二种含义，是关注生产过程中最具能动性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者）所具有的“人”的特性，也即重视劳动者作为“人”所具有的身心特征，而在将其作为生产要素时，尽可能地考虑这些特征。这意味着，传统的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过程和劳动组织方式需要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调整，以便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与资本主义早期生产体系重物轻人、重资本轻劳动、重技术逻辑轻情感逻辑、重使用轻培养的做法不同，后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重视“人”的因素，开始平衡和兼顾资本与劳动的双方利益。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重视劳动者作为“人”的素质、能力、表现、欲求、情绪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或作用，强调对劳动者进行投资，把劳动者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本来看待。 

　　以上两种“人文经济”，都把人及其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和手段，在本质上还是把人作为生产财富的工具，或者说把人作为财富不可替代的创造者来看待，仍然属于西斯蒙第所指的“理财学”范畴。 

　　第三种含义的人文经济，是指突出人的主体性的经济，可将其称为“人本经济”。具体而言，人文经济就是把人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目的和依据的经济体系，是与“非人”的经济体系相对立的、更加先进的经济形态。此种含义的人文经济致力于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努力构建能够保障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和享受权的观念、习惯、制度和政策，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劳动和经济解放。因此这种含义的人文经济既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全面发展。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是故，这种含义的人文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同一的。 

　　三、人文经济的思想渊源 

　　（一）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文经济思想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谱系中，贯穿着一条人文经济学的主线。这条主线的基调是先秦儒家关于经济生活与德性、幸福关系的重要观点。孔子是儒家人文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诗经》《春秋》《礼记》和《论语》等关键文本，我们可以十分系统地了解他的人文经济思想体系。孔子之后，孟子成为儒家人文经济思想最重要的继承者和阐释者。中华文明的延续性和包容性，皆得益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基因。从“孔孟之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丰富的人文经济思想的元素。例如“节用爱民”“民贵君轻”“富而教之”“义利合一”等。可以说，西周以后，中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设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儒家人文经济思想的影响。孔子本人对井田制的极度推崇，对构建道德与经济有机结合的经济形态的偏爱，对基于经济富裕的庶民教化的高度重视，都超越了同时代其他文明先贤关于“何为好的经济形态”的认识。儒家人文经济思想是构建新时代中国人文经济学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前，人文经济思想也曾较为明显地存在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以及中世纪晚期。我们不难从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学者的伦理学以及阿奎那的学术思想中，找到人文经济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发源于亚里士多德，经过阿奎那而发扬光大“公平价格”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古代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人文经济思想。 

　　无论是儒家人文经济思想还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人文经济思想，都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精神产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出来的社会经济形态，完全不同于此前的任何社会形态。17、18世纪，西方进入了启蒙时代，这是属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斯密和康德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使命，是将人从神权和封建专制体制下解放出来，赋予其完整的自主行动者的功能和地位。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历史会沿着一个进步的通道向前发展。对于正在形成并且迅速扩张成型的商业社会，以休谟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寄予了乐观的期待，尽管卢梭、斯密对此有些许疑虑，但启蒙时代思想合唱的主旋律是对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热切讴歌和真诚欢迎。 

　　（二）资本主义时代早期的人文经济思想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确立，并且与殖民活动相结合，向其他文明扩散。几乎在全球范围内，人类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被资本主义的逻辑重塑。资本的逻辑、财富的逻辑成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逻辑，人类本身被边缘化和“异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冲突愈演愈烈，其表现就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国家之间的大规模恶性暴力冲突（生命财产损失极为巨大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多次局部战争都发生于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性精神疾病发病率升高和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 

　　18世纪末以后，较早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非人”特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经济浪漫主义者（如圣西门、欧文、傅里叶、西斯蒙第、蒲鲁东等）开始对资本主义反人性、非人道的现象进行控诉、谴责和批判，并致力于寻求解决办法。他们的作品中有着较为丰富的人文经济思想。其中，法国（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可以说是最系统地阐述人文经济思想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两卷本）中，西斯蒙第从小生产者的视角出发，愤怒地谴责了大资本对小农、小业主、劳动者的残酷压榨、排挤、剥削。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西斯蒙第没有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感性批判、没有停留在对弱势群体的廉价同情上，而是进一步分析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以利润追逐和财富积累为本的动力强劲的生产体系与因收入两极分化导致的全社会消费不足的尖锐矛盾的不可避免性和持续性。西斯蒙第严厉地批评了萨伊、李嘉图以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迷信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无视。 

　　尽管西斯蒙第不可能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科学的批判，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非人”特性的有效办法，但是他首次提出，必须以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必须以人的消费作为生产的目的，必须以人的需要和愿望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西斯蒙第写道：“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教育指导人的劳动，以达到以下诸点：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劳动的成果，人人有饭吃，有房住，有衣穿，大家都能从造物主给人的恩赐中受益；全体人民都能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以保持身心健康；全体人民都能分享智慧的硕果……”“立法者、行政官员、政论家，应该立意为全体人民尽量谋取最多的福利。”（西斯蒙第，1989，《序言》第5页）这些思想是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西斯蒙第看来，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富庶、繁荣发达，取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的生活水平高低。穷人的享受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丰富、多样化和卫生的食品，与气候相适应、数量足够的干净的衣服，同时考虑到气候和取暖需要的卫生的、舒适的住宅，保证以上三个方面在未来可以持续的信心。西斯蒙第把斯密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萨伊、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称为“财富学派”。这个学派只关心财富生产的数量和速度，只关心资本的运用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只关心全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从来不关心生产出来的财富到谁手里、为谁所用，尤其是对穷人和底层人民的生活不感兴趣。财富学派的经济学家还和有权有势的资本家、贵族勾结在一起，为他们的特殊利益摇旗呐喊，为他们的行为提供合理合法的说辞。对此，西斯蒙第痛心疾首，深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来取代财富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他写道：“我们并不是阐述新的理论，我们打算搜集的也就是这些事实；这些事实与人相关联而不是与财富相关联；我们打算研究的是社会上各种身分的人，目的是鉴定每种身分的人的幸福，不仅是研究物质方面得到满足，同时也与人的情趣和习性有关，与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智慧与道德的发展有关。实际上，我们的目的是要确定关于社会的物质利益和它的生活资料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我们将只是对财富本身对人类幸福和人类道德尊严的关系加以鉴定，而不是对价值和真实价格抽象的概念进行研究，这样，我们自信最终能认识每一种身分的人的享受和痛苦，认识到社会能给予每个阶级的智慧发展有多少，最后，社会秩序的改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究竟有多少值得赞扬或加以谴责。”（西斯蒙第，1989，《序言》第37页）西斯蒙第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基本宗旨、研究对象、基本任务，其实质就是希望创立一门不同于财富学派政治经济学的、人文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就此而言，他堪称人文经济学的鼻祖。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西斯蒙第敏锐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给人类尤其是给广大劳动者带来的贫困和痛苦，并粗陋但不失为正确地揭露了原因，但是他提出的用与小生产方式相关联的制度取代资本主义，试图回到中世纪封建领主时代的经济社会形态的方案，则是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按照西斯蒙第的方案进行制度与政策设计，必然导致生产力发展的停滞。由于缺乏真正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立场，西斯蒙第的人文经济学终究没有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无法取代他所批判的财富学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的创立 

　　1844年，马克思撰写了一份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本手稿后来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名字正式出版。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时代的“人”的状况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并且开始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特征出发，探寻导致人的“异化”的根本原因。在《手稿》中，既有关于人的类本质、感性、审美、主体意识等的阐述，也有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竞争市场、分工所导致的人类物质贫困以及普遍精神“异化”的深刻论述。尽管《手稿》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文本，但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文经济学体系的开山之作。正是在《手稿》中，马克思找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正确的支点，《手稿》也为他自己所要创立的新政治经济学体系赋予了深刻的人道主义理念。 

　　于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充满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文献。在这份不足两万字的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后果，既肯定了其所具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也尖锐地批判了它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冲击和破坏，并指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真正历史使命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向更为先进、更加人道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共产党宣言》确立的思想基调就是必须通过社会经济基本制度的变革将人们从资本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使其生活在一个既自由又平等，既富裕又公平的新世界。《共产党宣言》奠定了人文经济学的思想和理念的基础。 

　　于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表现出逻辑和历史有机统一的卓越科学特性。从《资本论》阐述的理论本身似乎已经看不出《手稿》的那种强烈的人道主义伦理情怀，我们也很少从《资本论》中发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道德批判，《资本论》也不再运用《共产党宣言》那样宏阔而汪洋肆意的话语方式，但只要认真体会，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辨认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思想最为成熟的理论文本，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底色。这个底色从《手稿》中较为外化、现象化和《共产党宣言》中较为文学化的叙事，逐渐进入《资本论》伟大理论结构的底层。如果没有《手稿》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支点，没有《共产党宣言》所确立的思想基础，那么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成熟作品的理论特性，即作为人类解放指南的理论功能。《手稿》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使命，而《资本论》圆满完成了这一使命。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而确立起来的新的经济学，本质上就具有了科学的人文经济学的属性。 

　　以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根本区别。马克思比西斯蒙第更为系统、深刻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写出了《资本论》这份资本主义的病理学报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有机体出生、长大的过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在道德和经济两个方面的非合理性和非正当性，并且预言了它的历史性死亡以及一个更加符合人的类本质要求的新经济形态——共产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性。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财学”逻辑，能够实现生产力的更大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行公有制，解决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得以摆脱资本主义的经济痼疾，而且由于全体人民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生产过程的控制者，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也基本消失，造成人的“异化”的现实机制已经不复存在，人类真正实现了自由劳动和解放。在这个新社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可以得到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保障，具备了内生可持续的现实逻辑。 

　　四、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文经济的基本内涵 

　　定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首要的一点是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前提。回顾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断定，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并且通过改革不断健全完善的背景下，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文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保障的前提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才有可能稳定、可持续地展现出来。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基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规定性来定义的人文经济，具有诸多方面的特征、内涵和要求。 

　　（一）人文经济是人民经济 

　　这个特征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如前所述，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成其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的阶段，就已经具有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在《手稿》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了“类”的概念，并由此初步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人类出现整体“异化”的必然性。历史性地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主义社会，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实现，即全人类从整体“异化”的铁笼中解放出来。后来的历代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认识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期（即社会主义阶段）。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因素逐渐减少、资本主义的作用逐渐弱化、共产主义的性质日益凸显并逐渐增强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阶段所具有的多元性也各不相同。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需要在品质上的跃升和在类型上的丰富扩增，在这个新的阶段，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解决生存和初步发展问题，而是要具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既不是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结构，而是具体、生动和迭代变化的，展现着中华大地上人们纷繁复杂的现实利益，具有多样性、层次性和递增性的特点。与新时代全体人民的这种新需要相比，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不平衡不充分的。不充分不是指一般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足，而是指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仍然不够高，不仅在总量上存在差距，在结构上也不尽合理。不均衡表现在全体人民分享发展成果的禀赋、机会和能力的不均等，集中体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上。要消除这些差距，就必须立足于确立人民这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回答好如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人民性”这个最大的问题。 

　　（二）人文经济是共富经济 

　　人文经济的共富内涵，源自其人民经济的基本特征。只要人文经济是人民经济，就意味着，人民既是财富创造的共同体，也是利益分享的共同体，更是相互赋能、持续发展的共同体。一方面，只有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共同富裕才有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只有以共同富裕的原则指导经济生活，人民作为共同体才能持续存在。共同富裕的可持续，一定要以每个人的能力进步为保证，这就需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切实增强每个个体的发展能力。共同富裕需要社会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的人创造公平竞争和竞赛的机会。 

　　共同富裕并不是终极目标，普遍幸福才是。从全体人民的富裕度提升，到全体人民的幸福感提高，不仅意味着人民具备了一般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还标志着人民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为全体人民普遍幸福创造基本条件，是新时代社会主义重要而长期的任务。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方面进行探索实践。从唯物史观来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幸福感，本质上来源于特定的社会生活实践，是作为主体的人与特定的社会生活场域结合的产物。以普遍幸福作为目标，不断探索有效的人类劳动实践和生产方式，构建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文经济学的基本任务。 

　　（三）人文经济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主要的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它与非市场的其他资源配置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经济民主机制。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每一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参与到了资源配置活动中。建立在公平竞争理念之上的市场价格机制，使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自动实现，不仅保障了人人参与，还实现了人人得益。虽然市场机制自身有着需要弥补的缺陷，但总体上它比迄今为止人类实施过的任何其他机制都更有效率，也更加人道。市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予取予求的手段，而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装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理论家们深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市场机制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结合，形成各具特色的经济体制，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高度承认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于人文经济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约束和规范下，市场经济必然呈现出“以人为本”的显著人文特性，即它必然成为实现人文经济的基本机制；另一方面，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充分证明，人文经济的真正实现，无法离开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可分的。 

　　（四）人文经济是道德经济 

　　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都把人类的道德生活放到至关重要的核心地位予以看待。他们都认为，人的幸福是一种品性和道德能力，换言之，只有德性才能保障幸福。 

　　以全体人民为中心，以普遍幸福为目标的人文经济，必然是一种具有内在道德功能的经济。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道德规定性。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及其他社会主体的行为，也体现着社会共同体所要求具备的德性。家庭、企业、政府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也都自然履行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发挥着正外部性。 

　　如此定义的人文经济，就不能仅仅以片面的财富积累多少和经济要素配置效率高低作为衡量经济是否成功的标准，而是应当从能否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是否有益于全社会的公序良俗，是否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健康发展，是否有助于全体人民道德品质的改善，是否提升全体人民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价。作为道德经济的人文经济，发展的重点不再是满足人民的较低层次的物质文化需要，而是满足较高层次的需要（特别是精神丰富与发展的需要）；它不仅重视满足个体的和局部的需要，还重视满足全体的、共同的需要；它不仅重视人们当下的静态需求，还重视未来发展的动态需求。作为道德经济的人文经济，因为具有满足人们道德感的功能和显著的道德正当性，因此能够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经济生活不仅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直接相关，还日益与人们的精神生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经济生活如何更好地帮助人们提升精神境界？经济机制的设计如何有效地实现财富增长与人类道德发展相兼容？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它们也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得到彻底解决。 

　　（五）人文经济是文化经济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基于生物学意义的人的自然特性并不构成人的本质，人本质上是文化造就的。文化承载着人类进化过程中累积性的智慧，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无论生活在哪个时代，都是整个文化链条当中的一环。广义的文化既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和进化的内容累积（它塑造了社会的基本面貌、基本形态），同时也以其内在的力量充当历史发展的动力源。因此，人就是文化，文化就是人，人文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当我们以精神、制度和器物这三个层面来定义文化时，作为文化经济的人文经济，必然同时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决定了它的成员具有何种偏好、观念、愿景、信念、趣味和意志，这些精神的元素，并不是道德体系所能完全涵盖的。在经济生活中，这样的精神文化体现在企业家、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精神气质上，也体现在人民的价值判断、审美偏好上。一个民族的制度文化体现在累积起来的民族习性、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正规的和非正规的）等方面，决定了全民族集体行动的类型，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方式方法上。一个民族的器物文化则是生产力的现实载体，体现在人民衣食住行的各种物质条件以及为此提供保障的生产流通系统上。三个层面的文化，最终都可以在产品上集中展示，这就是文化产业化的具体内涵。 

　　即便是历史上的文化，也依附在我们所面对的文化遗产（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之中，稍加研究解读，便可被发现。优秀文化通过很多载体得到传承，产品是其中很重要的载体。例如，当下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便集中了生产它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在今天，它成为链接历史与当代的一个纽带。一方面，人文经济学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应该作为财富生产的历史文化元素，还应该作为文创产业的元素或者文旅产业的元素。我们要特别关注它对人的生存、发展、享受的特殊作用，这种作用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所不具备的。另一方面，现代产业也有需要通过文化的植入和赋能而产生新的使用价值的一面，文化为一个物理形态的产品赋予意义和价值，使其与人类的精神生活发生更加密切和深入的联系。 

　　（六）人文经济是审美经济 

　　具备审美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主要特征之一。人类的审美能力与审美需求的满足状况相辅相成。审美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类的审美能力也会不断提升。正是在两者的互动中，人的类本质才得以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越脱离低级的、动物性的“自然”需求，人就越表现得具有丰富的人性。人的全面发展，除了表现为身体更为强壮、心智更为健全、道德水平更高，还表现为审美能力的提升。人，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审美需求就成为引导其生产消费、生活的主要动力。审美需求的满足，需要有相关的资源配置，因而具有不可或缺的经济性，审美经济就自然成为高水平经济的重要标识。满足不断增强的审美需求就需要发展相应的审美产品供应能力。 

　　审美需求作为人类超越物质生活需求的更高需求，需要更具创造性和艺术性的生产经营才能满足，审美经济也具有更加复杂的价值创造机理。在审美经济时代，产品的使用价值不再基于产品的物理性能衡量，产品更多地为人们提供一种情调或氛围、一种梦想、一种精神欲望的满足。人文经济就其引领的基本力量而言，是审美经济。它以人类不断提升的审美需求作为引领，以人的艺术创造的内在冲动作为动力，以人的艺术技能作为实现中介，形成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产品，满足人类自身的审美需求。在这个意义上，审美经济是人文经济的艺术形态。 

　　（七）人文经济是绿色经济 

　　钱穆先生在其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短文里，将“天人合一观”称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钱穆，1991）在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中，“人文”与“天文”、“人道”与“天道”，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对立、互为消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与天（自然）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的共存关系。“天人合一观”，既是中国哲学关于人与世界之存在方式的本体论预设，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中建构起来的关涉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性规定，也是中国人基于常识的关于人与自然在物质形态方面相互作用机理的文化认知，这其实就是生态哲学和生态学的思想。因此，“天人合一观”是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方面有机统一的整体哲学观。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之前的漫长历史中，无论处在采集、游牧、农耕的哪个阶段，人与自然都处于基本稳定又具有动态演化动力的整体有机循环的生态系统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了这一生态系统，在利润驱动的资本急速扩张的过程中，生产系统加大了对自然的掠夺，生态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呈整体恶化趋势。难以约束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与缺乏监管的技术进步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造成的后果较为严重。 

　　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必须要探索建立自然友好型新经济体系。绿色必然是人文经济的底色，人文经济必然是绿色经济。 

　　人文经济的上述七大内涵，归根结底都是源自“人”，是以人为中心而延展出来的内涵。在人文经济语境中，“人”不再是由作为理性的个体意义上的理论概念定义的人，而是活跃在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它既具有马克思提到的区别于其他自然界别的“类”的特性，即人类的共性，也具有依存于历史地理空间、承载着各自社区的文化积淀的“局部”人的特性，是两者的统一。这个体现着“类”的普遍性、社会局部性和个体特殊性的“人”，既是发展人文经济的主体，又是人文经济服务的目标和对象。在中国人较为熟悉的各种表达中，既有在政治场域中使用的“人民”和“群众”概念，也有在生活场域中使用的“老百姓”概念。人文经济就是人民的经济、群众的经济、老百姓的经济。 

　　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是从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精神内核出发来评判，人文经济应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走人文经济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历史选择。具有人文经济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才是现代化应有的样子。 

　　五、基于人文经济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并非单纯是理想主义者的信念，也不是政治家的话术和文本上的说辞，它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与实践的各个方面，正在产生实际的效果。 

　　从整个国家的层面看，中国已经明确并反复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且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人民特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提供了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从政治制度设计的理念和原则来看，无论是旨在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都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有人民性的制度。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架构中，经济活动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内在的、显著的人文特性。 

　　从基本经济制度设计的思路和改革目标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体系。这一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人文经济属性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基本经济制度保障。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大厦已经奠定基础并完成四梁八柱、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要求都已明确的前提下，各省级行政区都在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实践。浙江省承担着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省域先行等重大使命，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积极探索人文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总结的宝贵经验。“八八战略”推行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浙江省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发挥自身的人文优势，在现代化道路中融入人文底色，为经济增长赋予深厚的人文价值，着力打造具有人文经济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省域样本，成效十分显著，走在了全国前列。 

　　六、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实现具备人文经济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历史实验。毋庸置疑，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初步展现了人文主义导向的全新现代化模式的风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未来面临的挑战仍然严峻，任务仍然复杂而艰巨。在以人文经济为主线牵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个问题上，观念创新已经基本完成，但是理论创新还远远不够。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学术界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在笔者看来，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尚需展开深入的研究。 

　　首先，要全面梳理中国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发展理念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实践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总结其经验教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确立历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的“本土规范性”，是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基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中国确立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规范。 

　　其次，要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制约人文经济属性实现的各种现实因素和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对此进行理论上的考察分析，寻求解决的方法。笔者初步梳理了一些应该重点研究的问题：（1）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后，如何保证资本的逐利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属性实现最大程度的兼容？（2）如何实现现代行政体制和运行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结合？（3）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与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之间的兼容？制度和政策工具如何设计？如何通过有效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设计保障资源配置高效率与社会公正之间的结合？（4）人文经济属性的实现需要建设何种社会组织？合作社、工会以及其他群团组织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发挥何种作用？（5）在社会共通资本建设中，政府、市场和社会各自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彼此又该如何联动？（6）在以人文经济为主线的资源配置活动中，如何保证市场价格信号的真实和及时？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运用现代经济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严肃和务实的研究。 

　　再次，要高度重视、深入研究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技术革命对人文经济属性产生的影响。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一定会为生产力发展赋予全新的动能和性质，人类在进入以人工智能为技术代表的新时代后，社会经济形态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人类社会将有可能实现形态上的跃升，这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但是必须看到，人工智能的诞生和发展，将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人文特性的实现。就经济活动而言，智能机器人的普遍应用将引发就业、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重大危机；产业组织及其创新的“非人”特性也会指数型增加；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将会进一步加强，激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矛盾。如何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实现具备人文经济属性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必须极端重视、尽早破题的重大问题。 

　　再次，要确立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应有地位。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五大特征，虽然都包含人的现代化因素，但是，我们是否应该明确地强调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如何通过思想解放、制度变革和组织创新来支持人的现代化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如何将教育、医疗、文化等事业有机地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之中，强化和突出这些领域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中的根本意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最后，要全面深入挖掘古今中外的人文经济思想资源，把人文经济学研究作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来加以重视。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开展的工作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文经济学向度研究；第二是西方经济思想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研究，特别是挖掘自18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第三是中国古代的人文经济思想研究。除此以外，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识之士的思考也是我们应该予以重视，并从中汲取有益成分的。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