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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论 

　　普殊同（Moishe Postone）在他的成名作《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中指出：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劳动概念并非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劳动异化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特定阶段的劳动（异化）。这种特定的劳动（异化）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异化形式”与黑格尔基于手工生产的辩证法的劳动，存在本质性不同。前者指向了一种主体经由客体最终返回自身的“复归”，而后者则指向了一种超越意识主体的客观性力量，这种客观性力量将成为一个新的“主体”，并由此产生一种新的、不同形态的社会化主体——资本，及其特有的辩证运动规律。 

　　本文认为，普殊同的论断承继了卢卡奇的理论目标——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转向，并与后者20世纪60年代的自我批评遥相呼应。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承认，1923年他提出将无产阶级视为创造人类历史的“主客同一体”的这一主张，“并不是一种克服唯心主义体系的唯物主义实现，而是一种比黑格尔更加黑格尔的尝试”。而普殊同对劳动概念的分析在此与卢卡奇的自我批评存在一种理论的互动。在他看来，卢卡奇之所以采取这一思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主体），原因在于他沿着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思路，将无产阶级视作商品生产（继而是价值生产）的主体，继而也是以实践方式，克服商品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困境（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历史主体。普殊同认为，这一观点不仅截然不同于马克思晚年的思路，还为批判理论之后的发展确立了错误的理论方向。不过在他看来，卢卡奇还是成功抓住了“抽象劳动的统治”这一关键要素，只是卢卡奇试图在“意识辩证法”的舞蹈中，将之认识论化，由此错失了深入资本主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深层结构中的“肯定的辩证法”。 

　　要言之，普殊同对将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归纳为一种依赖于“本体论”的辩证法，并由此解释其为何重新陷入唯心主义窠臼。既然卢卡奇参照黑格尔，将具体劳动这种对象化形式放在了思考的中心位置，继而也将具体劳动的施行者——工人“天然”置于对象化过程的主体位置上。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卢卡奇设定为了辩证运动的起点与终点：一方面，无产阶级不同于资产阶级，他们因现实处境得以在对象性的活动中“认出”不断物化的自我，也能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借由商品化（劳动力）的过程，进一步在总体的生产循环中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内在的矛盾性与悖论性。因此，摆脱了自我客体化的劳动主体——无产阶级，可以在真正总体性高度上认出其主体性(作为物化社会的真正创造者），继而自发地撕破物化迷雾，成为革命的自发性力量。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政党运动中，卢卡奇则主张，上述凭借劳动认识论的阶级意识并非是纯然自发的，仍需从外部“赋予”，继而将生成阶级意识的辩证过程的运动主体从工人置换为了政党。由此，《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收录其中的诸多政论文之间，出现了无法接续的鸿沟。从普殊同的视角看，卢卡奇上述的难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依赖“劳动”观念展开的仅仅是拜物教批判，局限于主体意识的领域。因此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在现实政治斗争中，“其最坏的情况”是作为劳动力存在的无产阶级只是产生“工会”意识的发展，而“其最好的情况”，不过是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法则，因而发展为一种“分配的共产主义”。换句话说，卢卡奇对阶级意识在理论与实践、群众自发性与政治干预主义上的矛盾态度，在根本上受制于他将一种超历史性的“劳动”，确立为了思考问题的中心，继而将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确立为了解放的革命主体。而要真正回应卢卡奇唯心主义式的错误，并重新为辩证法完成唯物主义的定向，其关键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劳动形式及其生产运动中真正的规律与主体。 

　　一、肯定的辩证法：普殊同对卢卡奇的批判性继承 

　　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反省自身对“异化=物化=对象化”（即所谓“卢卡奇命题”）的错误时，他实际已经察觉到马克思在劳动问题上与他的不同，并由此试图重新建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的联系。而对普殊同来说，破解“卢卡奇命题”的关键，在于对辩证法的适用领域进行转化与重构，以便在对其批判理论（物化理论）经过重大变革之后依旧存续辩证方法的社会总体性。至此，有必要引出普殊同的另一项主张——以资本主体，取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及其解放潜能。在普殊同看来，卢卡奇及其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由于将颠倒“劳动对于资本的附属”放在了过于中心的位置上，误读了《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的概念界定。普殊同认为，马克思成熟作品中的历史辩证法，“并不来源于主体、劳动与自然的互动”，“也不来源于主体的‘劳动’对象化对其自身所进行的反思性工作”；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限定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性矛盾之中的。上述论断的依据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 “劳动”仅仅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在普殊同看来，卢卡奇没有意识到马克思语境中的“资本主义劳动”，与黑格尔—李嘉图式的具体劳动截然不同。 

　　（一）资本及其社会中介形式：一种社会主体—实体性 

　　简单说，普殊同在意识哲学或阶级斗争以外的领域，挖掘其认为的卢卡奇错失的“物质实体”。在他看来，要把握这种实体的物质性，不在于探究其在认识论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而是要理解它是如何产生现实的社会效应，或揭示它在社会深层结构中展现出的建构作用与客观效力。因此从普殊同的视角看，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定向，需要将物质客观性从认识论论题转换为“社会认识论”论题。而按照黑格尔式辩证法的思路（真理既是实体，亦是主体），资本的“社会实体性”也需要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社会主体性”。在这一点上，资本可以被解读为人类劳动的异化结果，但一旦资本实现其价值运动的规律，其就成了超出人类具体劳动控制，甚至超出了个体认识之外的“准独立”的实体。在普殊同看来，赋予资本——这一由人类力量产生，但与人类力量相异化的实体——以“主体”地位，是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及其社会结构内部的（辩证）运动规律的关键步骤。 

　　第一，理解资本辩证法的关键是深入到生产领域，而非市场的交换领域。这种结构生成的核心原则依赖于价值形式的中介，后者虽然也显现为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即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其内核却是抽象的、超感性的抽象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商品生产过程理论上是“劳动过程”（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形成（增殖）过程的统一体。以此为基准，普殊同抓住了物质财富积累与价值增殖，以及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内在张力。首先，延续马克思对商品二重性的分析，普殊同抓取出以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物质财富，与交换价值积累为内容的价值财富之间的区分及矛盾。他强调，这一矛盾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存在的。在传统社会中，物质财富的生产不仅主要来源于人类的具体劳动，而且直接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在此意义上，传统社会的“价值财富”与物质财富并无分别。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在于它依循商品内嵌的“价值形式”这一中介，发展为了一个以“价值财富”为真实目的社会生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商品生产虽然在名目上以满足社会整体的物质需要为前提（W—G—W），但驱动商品生产的核心动力乃是价值积累为目标的资产增殖或利润攫取（G—W—G'）。 

　　第二，普殊同依据两种价值维度的区分，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不同于直接人类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中，原本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标的劳动过程，不再是一种将物质原料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对象性活动，而是直接成了价值积累的“原料”。这里最佳的例子正是马克思对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引述。鲁滨逊在孤岛上将其所有的具体的劳动过程，依据一天清醒时长中所能达到的劳动小时为尺度，认定每项劳动产品的价值取决于他在其上耗费的小时数。马克思精彩评价道，鲁滨逊的孤岛生活只是英国社会的缩影。但只有在以社会化生产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历史中，《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与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才可能依据抽象劳动人类时间的耗费来思考价值量的问题。 

　　普殊同提醒我们，倘若深究马克思那里作为价值量基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发现以之为单位的“价值量”，并非是某个不断增长的“数值”，而是一个“常数”。这种效应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辩证运动。在无法延长工作日（攫取“绝对剩余价值”）的社会条件下（出于劳工抗争等原因），资本或价值的积累只有通过提升生产力的手段，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工人恢复生产劳动能力的价值量）的方式，才能继续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具体而言，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即剥削），在历史运动中更具体地发生在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变化之中。当资本一方不再能粗暴地延长劳动时间（经历立法和劳动罢工之后），他们转向了8小时劳动内部的比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减少8小时内必要劳动的比值，这就迫使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以便在更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工人恢复自身劳动力的物质财富，达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在8小时的劳动占比中）变相地扩大剩余劳动时间的目的。但社会生产力促进的经济增长产生的财富效应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在总体上，物质财富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物质性的产品必须在价值形式的中介后，方能表征为“商品”。在现实的市场中，这表现为提高生产效率后某个部门只有更高效地产出“待出售的商品”，在投入市场初期才能获得因效率提升的溢价，而之后它生产的大量商品在满足市场需要后，将不得不失去溢价效应。因此，从社会总价值的维度上看，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并没有在价值维度上创造更多财富（即创造更多社会可占有的总财富），虽然它实际创造了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传统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将缩减人们实际的“必要劳动时间”，但这件事情并不会在现今的社会中发生。相反，在追求剩余价值的社会中，仍旧保留着技术进步之前的劳动总时长，唯一改变的无非是资本较之劳动对于价值积累的比重增大，劳动在技术面前对价值增殖的意义不断缩小，但后者在现阶段不可能趋近于无。可以说，只要按照抽象劳动时间耗费为社会总价值的考量标准，在限制工作时间的前提下（如8小时工作制），技术和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只能短暂地达到或趋近价值财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物质财富快速积累而实现的经济增长无法在价值形式上再度表现为增长。因此，普殊同认为，在社会总体维度上，“资本主义产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财富的量，并不代表以价值为形式的社会财富的水平也相应提高”。 

　　于是我们看到，生产力的提升只是在某个固定区间（如8小时工作制）内不断逼近剩余价值的极限，只要资产阶级社会无法剥除必要劳动时间，那么每个单位的劳动日所能攫取的剩余价值，总是趋近一个“固定值”，因此每个单位时间所产生的“价值量”仍然是一个常数。正因如此，在动态竞争的社会中，每个生产单位都被迫有提升生产力的动力和趋势，但也不得不接受如下事实：由生产力进步带来的更大量的物质财富，却只能带来每个单位时间中价值的短期增长。 

　　为何会出现上述现象，普殊同将之归因为生产的“跑步机效应”，或者直接称作“跑步机式的辩证法”。跑步机无论如何加速，机器上的跑者仍然留在原地，因此这个比喻十分精确地解释了马克思这段话：“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是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而普殊同则将这一效应运用于对生产力导致的物质财富与价值财富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分析，只要“生产力每到一个新水平，都会被重新规定为抽象时间参照系的基准水平，并成为社会普遍的强迫性规范”的辩证运动继续存在，那么通过技术改良扩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就只能是以间接的方式增加剩余价值。 

　　在上述过程中，物质财富的增加必然要多于剩余价值的增加，这势必造成能源浪费及自然生态危机，但由于“跑步机效应”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无视自然或人文的种种限定，“屈从”于价值积累的强制需要，不断提升生产力的效率，以求不断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为此普殊同主张，他对资本主义内在动力的初步考察已经表明，异化的资本及其价值规律，乃是社会性的、客观的强制力，也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历史中不断重构自身。在这一强制下，生产者被迫去迎合每个时代对特定物质财富的需求及其提供的技术条件，他们“不仅被迫去按照一个抽象的时间标准来生产，并且必须以一种合于历史的方式来生产”。于是，这种资本主义世界特有的矛盾性，就暴露了它赖以存在的地基：一方面，价值（资本）的维度与物质财富的生产的维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依然体现出根本性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两者被结合成为一种单一的（历史特殊的）社会形式中的两个环节。结果导致了一种动态的互动，其中，这两个环节以如下的方式重新确立了彼此，它们之间的差异转变为成一种不断增长的对立”。这种对立导致了一种不断增长的内在的结构张力，而随着历史时间的不断累积，物质财富的生产条件和价值生产条件之间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其张力也势必会日益深重，直至走向自我否定。 

　　（二）资本辩证法的历史运动过程 

　　在理论推演之外，普殊同还对上述结构化的运动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不能以一种历史进化论的方式来解读，其兴起的过程乃是（西欧）历史发展的一个非线性结果。然而，一旦资本范畴内的价值规律得以完成，它就完全颠覆了旧有的社会中介形式，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特殊性的历史地位与考察方式。普殊同依循马克思《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写作思路，特别强调工场手工业所采取的“协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他认为，当广泛的分工协作展开时，零散的、原子化的个体劳动者在具体的分工过程中，已经暗自依循抽象时间统治的要求开展生产。一方面，此时个体的劳动者或生产集体，在生产中遭遇了作为社会的总体劳动，后者以压缩劳动时间为其财富积累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社会总体财富维度上，压缩时间的“价值财富”与提升效率后实际生产的“物质财富”，已经出现了内在分野——社会化的协作性劳动，已将物质财富的生产（即具体劳动）视作一种积累价值的手段，而非目的。但是，由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价值积累过程仍直接来源于人类的主体性劳动，因此价值增殖与物质财富在形式上仍然保持高度统一。但一旦进入工业大机器生产时期，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与价值增殖的矛盾就体现了出来。普殊同认为，从劳动者的视角看去，源于人类主体的劳动活动，在此不再彰显人类意志的主体性，而是彻底融为机器生产的零件或工具，成为了与机器要素无异的要素。反而从资本的视角看，将劳动力并入资本的劳动者，其作为工作有机体的肢体，“本身只不过是资本存在的一种特定方式”。 

　　因此，工业大机器生产的全面铺开，既是资本辩证法超脱以人类劳动为根基的人类意识，实现自我主体化的标志，也是将人类劳动真正内化于资本自我增殖的过程；但客观上，价值财富的积累与增长，虽然潜在地摆脱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外观，却在社会现实的意义上，要求与后者在形式上形成统一。简单地说，资本的增殖规律总是要与物质生产力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相统一。为此，普殊同依据马克思观点得出，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正是在于，它必须将价值的增殖过程同时建构为一个历史具体时刻中的物质劳动过程，这就势必导致了一种表现为不断提升生产力、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的强制，一种不断追求生产力进步，继而触发资源浪费等生态危机与贫富分化、阶级冲突、劳动空洞化、碎片化等社会危机。 

　　普殊同认为，马克思晚年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变迁的轨迹中（从工场手工业到大机器生产），清晰地给出了上述从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走向分裂，且分裂趋势不断扩大的历史运动过程。但马克思对这一趋势的分析不仅揭露了社会形式层面（而非意识进而仅仅是阶级层面）的辩证运动，而且在生产的维度上探索了解放性的出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轨迹的分析，也指向了作为生产力的资本范畴其内在的自我否定性，指向了其自我废除的可能性。但这一批判性与否定性维度，只有以肯定的方式，揭示出资本范畴在价值形式维度上的客观效力与运动规律，才是得以可能的。而与之相对立的分析方式——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财富再分配，或是法兰克福学派主张的“社会统治关系”，都未能切中肯綮，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结构中的辩证运动过程。 

　　（三）普殊同对卢卡奇批判性继承 

　　回到卢卡奇与普殊同的共通与差异之处。从个体认知的视角看，以资本为社会化主体的辩证法运动，在生产领域中形成了一个卢卡奇式的“第二自然” ——其由人类个体集体建构的，且不断由每个个体价值维持的抽象统治。也在这个意义上，普殊同与卢卡奇一样，认为商品范畴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能被完全把握。但与卢卡奇不同的是，他主张商品指向对个体的强制，并不依赖于其在意识上形成的拜物教幻觉，而是在社会意识之外，构建起了一个“准独立”系统。换言之，囊括商品范畴的资本辩证法，绝非是某种意识的幻象，而是社会深层的运作规律。因此，如卢卡奇那样仅仅重新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理解其强制效力。事实上，普殊同认为，这一辩证规律的完成形态，被马克思以《资本论》第1卷价值形式及其规律的方式描述出来。而以往对《资本论》的侧重“商品拜物教”的解读模式，由于未能将资本主义劳动的历史特殊性与以往传统的劳动观念区分开来，致使他们将生产领域内发生的矛盾运动，简单地等同于财产所有权意义上的阶级矛盾，或是将之以哲学的方式转译为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危机（卢卡奇）。 

　　正是基于资本—价值形式，这一社会中介形式的社会主体，普殊同认为他瓦解了卢卡奇“阶级意识”的主—客辩证法意涵，继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定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理论中拯救出来。在他看来，无论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作者卢卡奇，还是之后阿多诺、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都陷入一种主体性理论的窠臼之中：他们借助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对劳动概念的形而上学解读，阐发了一种主体性的主—客辩证法。相反，普殊同借助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新阐释，旨在瓦解这种劳动—主体性理论，并在社会维度上重新建构马克思学说的解释效力。“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试图依据一种发展的辩证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这种辩证法独立于个人意志，并因此将自己表现为一种逻辑”，这种辩证逻辑虽然是“由实践所建构”，却是“以准独立的方式存在”。普殊同在这里暗示，对这种逻辑本身的认知并未能改变这些关系的性质，因为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种发展了的逻辑最终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殊历史时刻的产物，而非延续了以往其他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过程。 

　　不难看出，普殊同对卢卡奇采取了一种“批判性继承”，并由此构建了一种资本逻辑的唯物辩证法，以便将唯物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劳动模型中解脱出来，上升为一种不同于人与自然关系及其产生的对象化过程的社会中介形式。这一点似乎与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的反思呼应了起来。卢卡奇认为，他因为“强调了黑格尔的经济和社会辩证法的世俗基础，这种辩证法与各种类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正相反对”，为此他就“对象化=异化=物化”的公式给出了界定：“异化既不是被看作‘一种思想的结构’，也不是被视为一种‘应受到指责的’现实，而是被规定为‘直接既定的存在形式’，在其中，现存事物以在历史过程中克服其自身的方式而存在……上述思想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这样一种要求：要从事一种新的批判，从而寻找一个明确的方向，使之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沟通起来。一旦我对《历史与阶级意识》整个内容的错误之处获得了一种清晰的、根本的认识，这种寻找就变为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即要对经济学与辩证法之间的哲学联系作出考察。” 

　　我们看到，卢卡奇“自我批评”中提及的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联盟，被普殊同以一种更为复杂的方式完成了——彻底放弃意识哲学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主义”，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社会主体—实体。就本文提出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定向”而言，普殊同旨在借助一个超意识的“主体—实体”，即社会中介意义上的资本范畴，奠定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定向。而这一新的辩证法“并不再需要像卢卡奇那样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唯物主义的’、人类学的颠倒。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这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辩护’”。 

　　二、误读与碰撞：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辩护 

　　普殊同通过强化（成熟）马克思那里对于“劳动”概念性的区分——勾勒出资本主义的抽象劳动（即价值形式）与劳动一般的根本区别——来取代一种“线性的”历史进化论。在普殊同看来，线性的历史逻辑的论证基础，乃是在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活动之中。而随后的批判理论，与卢卡奇、黑格尔一样未能摆脱这一方法论的影响。普殊同指出，霍克海默与阿多诺那里“单向度”的工具性劳动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历史阶段），其与劳动一般（一种具体的、物质性的、牵连技术和工业水平的劳动）不同，应采取截然不同的分析方式。但正是由于他们与卢卡奇一同陷入了意识哲学的“幻想”之中，因此批判理论未能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找到合适的批判资源，从而陷入了一种解放的悲观主义情绪，其中代表就有阿多诺。 

　　但本文认为，普殊同对阿多诺的批判过于简单，低估了彼此的共通之处。 

　　首先，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面对的是不同于马克思与卢卡奇之时的晚期资本主义，仅仅依托“时间统治”及其“价值形式”展开的“资本范畴”的辩证法，仅仅从经济的维度切入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无法理解其动态的、偶然促成的复杂统治结构。普殊同对资本主义劳动的界定，仍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理想型劳动”，但后者在复杂的国家政治与技术发展的方向上，很难不经历各种复杂的变形，偏离其原本在理论设想中的运动轨迹。造成如今文化工业与社会操控的晚期资本主义，其核心的动力来源虽然可以指向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但如何与社会劳动及其所需的社会秩序相统一，仍需要回到社会集团把持的意识形态操控机制等议题上。当我们以理想型的理论分析（抽象劳动时间或资本的辩证法）探究生活中占据总体性原则的运作机制时，必然要探讨包裹着抽象劳动原则的具体劳动形式、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意识形态。 

　　普殊同显然也认同这一点，他为此说道： 

　　迄今，我已经分析了资本主义劳动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特殊的、抽象的社会维度。这一维度不应被混同于劳动作为一种生产性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后者（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性质）包括了生产过程的社会组织、劳动人口的平均技能、发展水平以及科学的应用等。这一维度——作为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性质——至今在我的思考范围之外；我所分析的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活动的劳动，其作用是独立于其所进行的特定的具体劳动的。但是，资本主义劳动的这两个社会维度不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普殊同对卢卡奇的批判性继承成果，可以转译为经由卢卡奇物化概念而重新发掘的自然规律意义上的“抽象统治”，即普殊同经由资本范畴所提出的“时间的抽象统治”。理应看到，阿多诺也在另一端继承了卢卡奇的遗产：时间的抽象统治并非只是悬在所有个体之上发挥作用的“自然规律”，因为在这一自然规律之下，一切看似中立、冷漠的物化现象背后，仍涌动着人与人之间的控制与斗争，有着深入意识与灵魂的主—客辩证法——虽然这一要素往往被贬低为一种“浪漫主义”。但正是这些浪漫主义的因素，重新将行动的个体引入历史运动，而非消散于特定的经济（以及权力）结构之中。 

　　其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虽然因其抽象与晦涩而被诟病，但其核心目标仍然是清晰的：否定的辩证法旨在考察辩证法本身的理论限度，而非陷入某种具体辩证法形态的窠臼之中。从普殊同的视角看，一方面，卢卡奇1923年期待以“质—量”辩证法引起的“阶级意识”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是基于内嵌人类劳动可能性之上的理论设想；但另一方面，卢卡奇也在组织的方法论中，思考了一种运用于具体政党斗争与群众路线的“革命辩证法”，更为真切地探讨了一种社会变革的乐观主义可能。与之相对，阿多诺也并非认同晚期资本主义没有社会整体性的内在矛盾，甚至他通过文化工业等案例，强调社会整体的结构性冲突与对抗性，其为何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被诸如文化工业、消费主义等条件压制。从这个角度看，以“劳动”为模型的主—客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决然不是因为它们是社会物质生产在思想上的单向度反映，而是普殊同意义上的在生产维度上重新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中介形式。 

　　因此，普殊同与阿多诺在观点上，实际只存在表面上的对立。从一个更为宽容的视角看，阿多诺在“辩证法”上的理论突破，虽然承自卢卡奇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传统，但其理论的总体构想，并非就此植根于“具体劳动”衍生出的主—客辩证法（即普殊同诟病的“前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在本文看来，阿多诺不仅可以站在普殊同的视角认同后者就当代资本主义抽象统治在“结构”（或基础）意义上的新贡献，还能提示这一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或者说，“否定辩证法”提出的客体优先的“唯物主义目标”，恰恰可以适用于对普殊同嫁接在资本主体上的“资本辩证法”的批判工作（同时这也是对阿尔布瑞顿的回应）。显然，在普殊同那里，经由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重新解读后的“资本辩证法”，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摹写、命名与描述，更不是单纯的概念运动；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辩证法既不完全是方法，也并非完全是现实。从阿多诺的视角看，虽然“资本主义劳动”（及其背后的价值实体）是一种社会中介形式，其本身是一种“客观的矛盾”，但的确需经由思想的努力（矛盾的范畴）才能被表述为一种辩证法，继而形成在现实矛盾中反对矛盾，并试图解决矛盾思想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迫使理论家建立体系并妄下断言，也迫使现实运动中的其他能动体被思想调动，形成更为复杂的矛盾的现实。这就解释了为何在阿多诺那里，这种介于主观方法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辩证法”，依旧采取了“主—客体”的言说方式： 

　　在主观性不能靠自己来演进的关联中，主观性改变了自己的性质。由于中介概念内在的这种不平等性，主体以完全不同于客体进入主体的方式进入了客体之中。客体虽然只能靠主体来思考，但仍总是某种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天性上一开始也就是一种客体。即是作为一种观念，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是主观性的一部分意义；但客体成为主体却不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意义……承认客体的优势意味着同那些本身是被中介的东西划出进一步的质的区别，意味着辩证法中的一个要素——没有超越辩证法，而是在辩证法中表达出来的。 

　　同样，普殊同将资本（尽管在社会层面上）视作一种“没有自我意识”的主体，这个看似“常识”性的表述背后，与阿多诺有相似的深刻性：作为“主体”而自我运行的资本（即价值），仍然必须保留一种“社会化的客体”向度，实际无法被留在原地的主体（无论是产业工人、政党或者资产阶级）所彻底把握，因此资本在价值与物质财富上的矛盾（普殊同语），恰恰是构建社会关系的中介——价值实体及其呈现出的“客体优势”。作为理论家的普殊同谦虚地承认，我们无法如同卢卡奇那样预言一种“同一性”，即阶级意识重新涵盖作为客体的“资本规律”（这里我们暂时不论卢卡奇尚且未能达到所谓价值形式的高度），能以主体的、政党的政治维度，整合资本的经济维度，达到对历史的创造。为此，恰恰是阿多诺对同一性问题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为普殊同对“资本主体”的悖谬性读解做出了一个更精确的说明。 

　　在本文看来，批判理论的悲观取向并没有沦为一首“挽歌”，相反他们对停滞历史的观察，实际指出的是晚期资本主义内部不可克服的重大危机——在“抽象统治”危机后的野蛮状态。这也说明，阿多诺更愿意将资产阶级社会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类型阶段，并由此试图揭示为何欧洲政治革命与宗教改革的社会遗产，无法在经济、政治与文化领域真正落地。 

　　三、否定的辩证法：朝向与资本辩证法的联盟 

　　从阿多诺的视角看去，普殊同借助价值形式与物质财富二元矛盾形成肯定的资本辩证法，容易重新陷入“同一性（思维）强制”的窠臼之中。虽然普殊同不断强调，作为“主体”的资本，乃是一种“无意识”的，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社会性主体”，但在普殊同颇有概念强制性的叙述中，这一社会性主体已然成为了一种“费希特式”的主体，即一种超然的、设定“非我”的“绝对自我”。“资本—主体”因“非自我意识”必然缺乏自我反思性，恰恰可以更好地成为费希特那里呈现出的“普遍统治”的冲动与渴望，在叙述中借助概念的思维强制率先形成一种牢固的、乐观的叙事惯性。因此，从某种角度看，普殊同给出的价值实体的“主体”虽然否定了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的主体，但仍需要进一步“否定自身”，开展出一种否定式的、真正实现“客体优先”的唯物主义定向。如同孔德臣所说的：“普殊同过于强调价值形式的现代统治形式，而忽略了对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分析，用黑格尔的理论框架裁剪社会现实，未能深入于现实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中。” 

　　而从否定辩证法的视角看，唯物主义并非仅仅停留于对实在主体的把握，而是要重新界定客体，或者界定主体所面对的对象。阿多诺如此表述他对唯物主义的界定，即“正是由于转向客体的优先地位，辩证法才变成了唯物主义的”。因此，阿多诺的否定性辩证法，旨在对辩证方法本身进行考察，继而找到理论再度提炼出那些表现为客体的、偶然的，以及非连续性的——总之非精神自身的东西。与普殊同肯定的、“正面推进”的路线不同（从卢卡奇的商品拜物教推进至价值形式），阿多诺则从另一个视角反思理论的唯心主义错误：为了确证一种解放叙事，而不得不在思想的一端先行构建总体性的体系。就本文的论证目标而言，确立“客体优先”的唯物主义，首先体现在对理论—体系在思维强制性上的自我觉察： 

　　辩证法上唯物主义的颠倒最突出强调的是，洞察那种未被精神和概念统一而令人鼓舞地结合起来的东西的不连续性……历史的普遍性、在总趋势的必然性中结成的事物的逻辑建立在某种偶然的东西之上，某种外在于它的东西之上，也就是它不需要成为的东西之上。不仅黑格尔，而且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的唯心主义差不多只是表现在与总体性的关系上——都曾拒绝怀疑一切总体性的不可避免性。任何打算改变世界的人都免不了产生这种怀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挡开了这种对他们的体系而不是对统治制度的致命打击。 

　　我们不妨将《否定的辩证法》与卢卡奇1967年的“新版序言”做一对照。在阿多诺论及“精神的概念”的段落里，他与卢卡奇的路径一样，试图还原一种思想因其强制性需要而产生变化的“理论活动”，继而迫使自身在思想中建构总体性体系。而两人的批判对象都是《精神现象学》的作者黑格尔。如果说，卢卡奇在“自我批评”中承认了思维的强制性要求迫使无产阶级成为了历史的“主—客同一体”，那么阿多诺对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谱系学式阐释，则试图揭露思维强制性为何必定如此：精神能与“物质性”“个别性”要素糅合，但同时取消后者存在的正当性。而这倾向不仅埋藏在黑格尔独特的劳动概念之中，更直接体现在黑格尔逻辑学关于存在与虚无的界定之中。在卢卡奇那里，劳动直接指向了对象化与异化的论争。不过，阿多诺并不纠结于物化概念的细节，而是指向了更为宽泛的精神概念。并且在他的眼中，只有迫使思维承认精神概念不过是一种活动，才能让精神概念不侵吞他者的存在权利，而真正走向他者。在这一点上，阿多诺的表述无疑是继承了卢卡奇自我批评所开出的路向。为此，马克思所界定的“唯物主义”，仍然需要回到它的人类学地基上。 

　　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改造，并非止步于《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的辩证法。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针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起点——对存在与虚无论题的表述，展开了自己就客体有限性论题的表述。在这里，阿多诺敏锐地指出，黑格尔为精神设定总体性的目的，是为了让精神在逻辑的演进中仅仅凭借自身就可以不断吸收他者的要素，并最终完成整个自我复归的运动。但这种逻辑的表述势必是抽象且空洞的，与具体生活相隔千山万水。为此，当复归的历程无法仅仅依赖于概念的论说（如存在—虚无的圆圈）而完成时，就必须重新求助于一个更加实在的过程——社会劳动。但在这种劳动的运动过程中，精神活动一方面依靠具体的个人及其运用的物质手段，另一方面又要贬低活动中的个人，将其贬低为一种功能。（如同“劳动者”沦为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于是，个体化的劳动被美化为了一种自在的规律或公式，而个体在此消失了。不难看出，阿多诺笔下的社会劳动范畴，并非普殊同所认为的那样停留在一种意识层次的主—客辩证法；相反，阿多诺与普殊同一样从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历史时刻中，洞察了社会劳动过程势必导向“准独立”的实体运动的倾向。 

　　再回到阿多诺对逻辑学的批判。对于黑格尔将精神实在化的诉求，阿多诺将其归因于一种对普遍性的迷恋，而非意识哲学领域内的对象化活动，其最终目标是吞噬个体性的要素，仅仅将特殊的个体视作实现普遍的工具。当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以劳动为论述模型展开“主体”，经由“客体”向“主—客”同一体的自我回归，继而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辩证法时，阿多诺在其中点出了理性试图将自身独立化并脱离存在的目标，这一点阿多诺与普殊同并无原则上的差异。 

　　但阿多诺的对手并不只有唯心主义阵营，也有机械论式、宿命论式的唯物辩证法，后者试图将黑格尔的逻辑公式与马克思揭示的商品价值规律绑定起来。这样一种唯物辩证法无疑反对任何意识形态以及粗俗的世界观，为了做到这一点它选择了与科学进行联盟。然而，无论它是否可以将自己表述为一种科学，一旦它堕落为僵化的强力，衰败为某种官僚主义式的科层制时，势必成为一种更粗俗的世界观。阿多诺为此说到，这种起源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在他不知不觉地把唯物主义要素精神化，并使之变成超越一切存在者的纯粹功能性后，他也清除了唯物主义对虚假意识的批判性，并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故此，阿多诺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指出了精神实在化取向的尴尬的处境。“意识依赖于存在，这一说法不是颠倒过来的形而上学，它针对的是一种幻想——精神是自在的，精神居于它发现自身是其中一个要素的总体过程的彼岸。”对马克思来说，“意识”（精神的别称）是在历史的四种规定性的设定下，以一种懊恼烦闷的姿态出场的；在阿多诺这里，“懊恼的精神”在哲学家那里更凸显出一种“狂怒”的情绪，好比是一个否定食物的饥饿动物——不允许他们之外还有其他存在者。于是，思维要求自我实现，而这预示着在哲学家眼中，精神（或者意识）要变得实在，这虽然要求助于客体的中介，却不愿意承认客体的地位。如同恩斯特所概述的：“精神和商品对于阿多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颠倒，即第一自然的统治颠倒为第二自然的统治，在社会内部第二自然的统治就像精神一样以一种不可理喻的、不可支配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将“进步”翻转为“退步”的叙事手法，以及对主体之强制性、单向性所做的深入批判，凝练为了一种“否定的辩证法”。不仅如此，阿多诺还在他的否定辩证法中构想了一种客体的优先性和反抗性。“在阿多诺那里，主体的自治恰恰依赖于对客体支配性优势（Präponderanz）的追溯（Eingedenken，或译成‘回忆’ ——笔者注），这种反抗‘首先’是那些在物质和实质层面不为（概念化的——笔者注）‘主体’的优先性服务、不属于主体的同一化和统治手段（即概念和交换价值）的东西。” 

　　可以承认的是，普殊同虽然准确地抓住了阿多诺思想中因其缺乏价值形式论题（也即缺乏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而存在的空泛性，但却错误地将其塑造为一个逼仄狭隘的理论形象（审美的悲观主义）。这使得试图延续马克思—卢卡奇理论传统的第一代批判理论，成为了一种海德格尔式的乡愁，即一种所谓的悲观主义论调。事实上，阿多诺强调社会劳动及其非同一性的辩证法，谈论的并不仅仅是人类文明史，而是沿着卢卡奇抽象统治的路线，进一步论述抽象统治何以可能以更加暴力的形式留存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此外，商品范畴及其二重性，并非在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那里消失了，相反它的等价交换原则，被以一种历史性的、创生性的方式解读。因此，阿多诺从未认为自己对人类史的理性批判是超历史主义的，毋宁说，阿多诺始终站在历史主义的地基之上。无论是在《启蒙辩证法》中，还是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依托不同历史阶段的权力形态，以及依托现时代平等交换原则的谱系学考察对当代形式进行了根本性的界定。可以说，阿多诺一直站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视角重新阐发早期神话和史诗中被文明的修辞所掩盖的物质性内容。因此，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很好地阐释了旧有的神话时代及其理论形态为何必然走向土崩瓦解。与之相对，《启蒙辩证法》（尤其是《奥德修斯》的附录），则更好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葛兰西语），后者手持“人体解剖”的钥匙（晚期资本主义的权力形态与社会建构内核），打开“猴体”（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为此马克思所界定的“唯物主义”，仍然需要回到它的人类学地基上，回到一种理性的自然史上种种继续存在着的“对抗性”。 

　　结 语 

　　从内容上看，普殊同的价值形式辩证法要转向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解答价值实体的资本何以建构社会内容的要求，其关键不仅在于获得“物质性”的内容，而且必须克服捕获物质内容后的再度唯心化趋势。一方面，普殊同以及整个价值形式理论为当代批判理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理论资源，即一种资本辩证法（但仅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理想型”），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生活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生活在“结构”层次上的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向，以便消解某种实际存在于理论界的悲观情绪（这一点与阿多诺的理论的言说方式有关，但与其理论内涵无甚关系）。另一方面，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却在一个更高的反思维度上，解析了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内在张力（“辩证理性的强制性”及其内部的“封闭性”），也对普殊同延续卢卡奇“抽象劳动”开展的价值形式辩证法（资本辩证法）潜藏的唯心主义风险做出了提示。为此，普殊同与阿多诺的“思想联盟”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理论构想。套用康德的说法：若无肯定的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则会陷入空洞；若无否定性要素，肯定的辩证法必将陷入盲目。 

　　来源：《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