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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历史主义所凭依的“普遍性”概念一般对应的是“特殊性”或“差异性”概念，新历史主义则更偏向用“异质性”（heterogeneity）来代替“特殊性”和“差异性”。“异质性”思想兴起于法国，其影响渗透于整个西方世界，广泛存在于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克里斯蒂娃、巴塔耶、罗兰·巴特、福柯、塞尔托等人，都从不同角度阐述和应用了“异质性”概念。对于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的新历史主义来说，其理论中呈现的异质性特征主要受到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的影响。虽然福柯和塞尔托二人的异质性思想在具体观点上各有不同的倾向，但对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影响在宏观的导向上是相通的，他们共同指向了异质性的历史观、异质性的权力话语观以及以“他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方法。这三个方面对整个新历史主义阵营都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因此新历史主义者的实践总体也呈现出了一种属于异质学的理论特征。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异质”的认识，因为新历史主义思考的起点和福柯、塞尔托一样，始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体验：他们所经验到的世界不再是整一的、可控的，而是分为主体和异质两种力量，是各种话语交织的产物。 

　　一、异质性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之新首先新在历史观上，其代表人物都试图推动由普遍性历史到异质性历史的转变，试图将过去单数的历史变成复数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观中，历史往往被看作是一个单一、连贯、线性的发展过程，具有明确的起点、终点和固定的轨迹。这种历史观倾向于将历史事件视为一个整体故事的一部分，其中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和决定论逻辑。而福柯和塞尔托都深刻质疑了传统历史观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福柯认为，历史并非是由一系列线性发展的事件构成，而是充满了断裂和突变。他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型的转变，从而挑战了历史的连续进步观念：“我们必须质疑那些现成的综合、那些我们在任何审查之前通常接受的分组、那些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有效的联系。”与此同时，福柯也认识到历史的多维性和复杂性。他认为，历史是由多种话语和实践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这些话语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塞尔托也同样对历史的宏大叙事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历史并非总是如传统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清晰、连贯，而是充满了被遮蔽、被遗忘的角落。他认为，“史学建立在过去与现在彻底断裂的基础之上”，因此史学也是一种异质学，一种关于他者的话语。他的重点是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出发，指出历史叙述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历史学家的主观意识、权力关系等，因此历史的呈现并非客观真实，而是充满了主观性和选择性。正是这些历史思想融入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中，使其形成了如下几点共识：（1）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多元视角，认为历史不是单一线性的发展过程，而是由多种力量、因素和视角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2）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碎片化的，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对于一个新历史主义者来说，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于普遍性在时间中的显现，而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3）新历史主义不再采取单一的演绎逻辑，而是青睐于能够产生丰富联想的比喻逻辑，以此既揭示意义的多样性和文本的异质性，同时也使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从这里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 

　　（一）非连续性的历史 

　　福柯对当代历史研究的核心贡献之一，是承认并努力反对将现在投射到过去的连续性叙事倾向，他通过假设历史认识论之间的根本决裂的概念来对抗这种趋势。他提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他拒绝在前一个时代中寻找连续性，他试图让话语中的异质性和差异性显现出来得到言说：“必须描述和个性化的是这些分散和异质的陈述的共存；支配它们划分的系统，它们相互依赖的程度，它们相互交织或排斥的方式，它们所经历的转变，以及它们的位置、排列和替换的游戏。”这就是让大写的、唯一的历史坍塌，使众多的“小历史”在断续性的认识前提下发光发热。 

　　怀特（Hayden White）在美国其他学者尚未重视福柯的时候，已经开始研读福柯的著作，并著有多篇关于福柯的文章。早在1966年，怀特在《历史的负担》一文中就发出倡导：“我们需要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教育我们认识不连续性、断裂性和混乱性的历史，因为这些正是我们的宿命。”这之后，他开始构思《元史学》，并在书中多处引用了福柯的著作。怀特在《元史学》出版的同年，还发表了《解码福柯：地下笔记》一文，佐证了他的四种比喻模式对福柯四种认识型的借鉴。怀特认为福柯的四种认识型观念是正确的，“具有启蒙意义的”。 “一切知识体系都起源于用已知的、至少是熟悉的东西对未知进行隐喻的描述。”而福柯对16世纪人文科学的研究，就是将隐喻方式赋予这些科学，“为当时的经验世界绘图或编码”。福柯用创新性的“知识型”（épistémè）概念描述特定时代知识生成、演变及展现的根本架构，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随历史进程而持续演变。怀特与福柯一样都在努力揭示复杂话语实践中的主导性图式或深层结构。受福柯考古学方法的启发，怀特在《元史学》中用语言学中的四种规则（隐喻、转喻、提喻、反讽）来类比和解释历史意识的四种模式，解释了历史意识自19世纪以来是如何发生断裂和变异的。 

　　怀特认为，福柯和他所研究的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一样，是“比喻性解释策略的俘虏”。当然这并不是贬义的，事实上，怀特非常认可福柯对比喻模式的阐发，他认为福柯只是没有意识到“其用来分析人文科学史的范畴其实只是一些比喻的形式化而已”。而怀特对此开始有了清晰的认识，他说：“你可以用逻辑将句子连在一起，或者你也可以用比喻学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之所以是比喻学，那是因为你需要一套有关偏转（swerve）的理论，一套对于逻辑期望的系统化偏离的理论。这就是叙事让人着迷之处。它不会被严格的逻辑推演的规则所支配。于是我转向了修辞理论，因为我相信修辞学提供了即兴话语（improvisational discourse）的理论。”怀特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论证方式，即用比喻取代逻辑推演，这改变了历史写作的方式，让历史的文学性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奇效：“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会更有益。” 20世纪上半叶，亨普尔曾提出对历史学影响颇广的“演绎—定律论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科学解释应当建立在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并通过这些规律来预测具体事件的发生。而怀特转义理论正是对此的反拨，所谓“转义”（Tropology）就是一种比喻学，怀特以此来探讨历史叙述中的基本比喻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情节效果、解释功能和意识形态内容。 

　　就蒙特洛斯（Louis Adrian Montrose）和大部分新历史主义者来说，正是对福柯思想的认可和实践使他们被视为“福柯主义者”（foucaultian）。他们挖掘的是“反历史”（counterhistories）的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揭示了更为传统的历史主义所主导的巨大结构中存在的滑动、裂痕、断层线以及令人惊讶的缺失”。蒙特洛斯为威瑟（H .Aram. Veeser）编辑的集刊《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 1989）专门撰写了《正在经历的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与政治》（“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提出后结构主义历史批判的各种模式的特点，正是实现了从“单数历史”向“复数历史”的转变。这种转变揭示了历史观念的演进，从单一宏观视角转变为对多元化、具体历史事件的关注。这种历史观念回应着福柯的如下工作：“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化）。”根据安克施密特的说法，和福柯一样，新历史主义远离传统历史主义最重要的举措是拒绝了“形而上学附加物”。但新历史主义并非完全脱离了历史主义。相反，它的目的是将历史主义从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中拯救出来，而这种现实主义破坏了旧版本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想要成为一种更新、更真实的历史主义版本，即适应后现代状况、能够从这种状况中建构现实的异质化版本。 

　　（二）历史书写的他者 

　　历史与书写的问题是塞尔托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塞尔托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相对的距离，这些距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与文本的关系中确立的。而历史学基本上是一种“异质学”，不仅关乎历史事实的记录，也关乎诗学的规则和符码。他强调历史写作是一种实践，是一个包含生产行为的过程。他的历史思想中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对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历史观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问题，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 

　　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对话关系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与塞尔托的分析相似。在塞尔托看来，现代西方的历史始于过去与现在的分化，只有当现在与过去分开时，过去成为“他者”的时间时，历史的书写才能开始，历史学实践是建立在过去与现在的持续对话之上的。格林布拉特也认识到现在的秩序来自于过去的他者化。他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倾向于一元论，避免所有价值判断，对过去或传统持崇敬的态度；传统的历史主义者将历史时期简化为单一的、同质的传统，并认为他们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事实，而不是历史学家的想象产物。无论哪种定义上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者都是坚决反对的。针对这种方法，格林布拉特提出了一种对话式的阅读—写作方法：不仅考虑过去异质性的丰富性，还考虑作者的历史性。一方面，过去内部充斥着复杂的对话，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也在与过去进行对话。因此，格林布拉特对于早期现代时期的研究，不仅关注过去事件对当时造成的影响，也包含了对当下各种现象的反思。 

　　在西方，对历史的看法与对死亡的看法密切相关，死亡这个词汇既寄寓了过去作为异质性时间的形象化，又深含西方宗教中死亡对所有人的困扰。塞尔托在《历史的书写》（L’ecriture de l'histoire，1975）中曾用杜普隆（Alphonse Dupront）的话说明自己的核心论点：“对历史‘意义’的唯一追求仍然是对‘他者’的追求……它的目标是安抚那些仍然萦绕在当下的逝者，并为他们提供书写的坟墓。”前半句是历史书写的实质，后半句是他的另一个主要论点，即历史学家与“死亡”的关系。历史学家既预设了死亡，又在对抗死亡。“写作就是要面对盘踞在这个位置上的死亡，通过表现当下时间与过去时间的关联来使死亡显现，并通过在智力上控制特定意志与其面对的力量之间的联系，来与死亡抗争。”因此，塞尔托认为历史学家必然痴迷于背后有着丰富信息的“死亡”，而格林布拉特也有这种史学家的特征，他在《莎士比亚的协商》的开篇称他渴望“与死者交谈”，这句话流传甚广，被视为格氏批评理念的一种提炼。他认为，尽管逝者无法回应，但通过他们留下的文字痕迹，可以与逝者进行一种特殊形式的对话。这些痕迹无论大小，都蕴含着逝去的生命片段。在虚构作品中，尽管没有真实肉身，热爱文学的人仍能在模拟中发现强烈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模拟是在意识到生命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能够预见并弥补真实生命的消逝。这就是塞尔托意义上的对抗死亡：通过重述过去如何影响现在，从而弥补死亡带来的损失。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找到了这种对话与感受的极致体现。他提问：“如此丰富的生命力是如何融入到文字痕迹中的？”这是他的莎士比亚研究的中心问题，也同样是历史事件是如何传递给我们的机杼所在。他认为，对此越理解，“就越能听见并理解逝者的言语”。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怀特的观点也使人联想到塞尔托。在回答多曼斯卡关于“当代历史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是谁”时，怀特特意提到塞尔托在法国和美国的历史思想方面都有着深入的影响。塞尔托在《历史的书写》一书中表现出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典型观点，与怀特早期对于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元史学）有着共同的旨趣。有学者指出：“塞尔托告诉我们，历史学家的作品不能从表面上看。它们是文本、神话、虚构的东西，描述了从密码中虚构出来的‘事件’。”塞尔托对于历史学中想象与虚构的参与毫不讳言，他从历史书写的各个方面说明了“在史学领域，虚构可以在过程的末端、操作和分析的产物中找到”。他的书名中“书写”（écriture）隐含着文学、圣典和历史的同源性，确定了文学作为书写和编年史的双重基础。与同时期的怀特走向“历史诗学”一样，他的作品也朝着一种“文学性”史学方向发展。他认为：“文学是对历史的理论表述。文学开辟了一处无罪空间，社会行为在这个空间里被表述出来。”文学为异质性的存在提供了隐匿的栖身之地，所以这也是文学与史学相交融的理由之一。怀特认为历史作品中有不可回避的诗学本质，他乐于发展以比喻修辞为核心的转义学（tropology） 来超越简单的虚构与事实之争。塞尔托作为重回“比喻”模式的思想家中的一员，也受到了怀特的肯定。 

　　二、异质性的权力话语观 

　　权力话语机制其实是历史观念背后的支撑性结构。福柯与塞尔托两人都认识到权力是塑造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关注到权力与话语之间的紧密交织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微观权力分析。在对权力的普遍性和话语分析的有效性肯定上，新历史主义深受福柯的影响。福柯强调权力在所有社会现象中的基础性和先在性，这意味着，在任何文化、知识或话语体系中，权力都是其形成的先决条件。新历史主义辩证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权力并不是一种超越性的工具，而是话语的一部分，权力是普遍存在的，权力是表征的表现，是权力使一般文化观念成为可能。同时，“逐渐用话语分析取代‘意识形态批判’”是新历史主义在文学史实践上带来的主要变化之一。他们遵循着福柯的话语理念：“我的话语……它试图展开一种永远无法简化为单一差异系统的分散，一种与绝对参照轴无关的分散；它试图进行一种去中心化操作，不赋予任何中心特权。”其次，新历史主义在主体史和身体史的研究中实践了权力话语分析，并且关注他者被权力话语塑造为他者的过程。在文学批评中，新历史主义强调权力在主体建构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也发现权力塑造出理性主体不是唯一的，在个人的身份中必然包含与异类遭遇的痕迹。与福柯相比，塞尔托在这一点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更大。首先，塞尔托的“异质学”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建构主义，其中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揭示“同一”和“他者”的对立和转化，将一种生成中的状态描述出来。这一点使新历史主义重新回到这种对立的传统上去分析历史文化现象，对新历史主义的颠覆与抑制、共鸣与奇迹、流通与协商等标志性术语的诞生也有启发作用。其次，塞尔托的理论强调在主导权力结构下，个体或群体如何通过“战术”（tactics）来抵抗或颠覆主导权力。这种对抗性的实践观念被新历史主义所吸纳，成为其分析文本和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视角。与此相应，新历史主义不再单纯地将文本视为历史或社会背景的反映，而是开始关注文本如何参与并塑造历史和社会现实，尤其是在边缘和对抗性实践中。塞尔托对战术的抵抗性和颠覆可能性的强调与新历史主义者如格林布拉特和蒙特洛斯的观点形成互动，共同对个体在既定权力结构中的能动性和自主权进行了探索。 

　　（一）非先验的主体 

　　一般而言，福柯的理论重点前期在于权力，后期在于主体，而两者是相互印证的。1982年，福柯在《主体与权力》（Le sujet et le pouvoir）一文中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研究是以主体为一般主题的。早在《词与物》中，福柯就展示了现代“人”的观念的由来，即“人”之生因现代知识型（先验主体哲学、经验主体哲学），现代知识型走向终结，“人”随之死。他对“人之生”和“人之死”的深刻洞察，不仅是一次历史性的批判，更是对主体观念的全面审视。在对疯人、异常人群、监狱体制及性经验等具体领域的研究中，福柯深入反思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了知识与权力交织下主体所承受的束缚。在宏观的权力网络中，异质性在于主体要屈从于他性的权力，在微观权力技术分析中，异质性则体现为对异类的关注。在异质性思想方面，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的历史学，是因为它超越了内在视角所揭示出来的意义总体性，而将外部世界的构成因素囊括进来。它所探究的是话语的构成原则以及话语领域之间的界限，而这要靠异质成分的存在来产生界定。正是这些被话语排除的因素，促成了话语中普遍有效且特有的主客体关系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继承的是巴塔耶的异质学”。这些思想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历史主义在主体史和身体史的研究中实践了权力话语分析，并且关注他者被权力话语塑造为他者的过程。这尤其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在主体史研究中重视社会权力下的个体自我，在身体史中重视被排斥于“正常”以外的边缘群体和身体症候上。 

　　格林布拉特在新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的序言中指出，伯克利的教职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的诞生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他得以结识哲学家福柯，他明确说：“福柯改变了我的知识视野。”福柯的思想使得格林布拉特对权力的运作方式越来越感兴趣，并将这种思考植入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考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自我”（self）是内在的主体观念，这个观念是因福柯意义上的“主体”而产生的，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新监视方式和新的权力表现形式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格林布拉特关注的是社会权力塑造的理性主体与其异质的私人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格林布拉特那里，“自主性”（autonomy）也是属于与主体密切相关的范畴。他在《莎士比亚的自由》第五章“莎士比亚与自主性”中考证，“自主性”一词在16世纪已开始被使用，其含义是“按自己的法则生活的自由”。而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不论是身体自主、社会自主还是精神自主似乎都是灾难性的。自我塑造而不是被社会、经济、政治所塑造，是莎士比亚笔下很多人物的核心价值感来源，但这也是悲剧的原因：“自主不是任何有知觉的生物可以拥有的状态。”这说明格林布拉特所关注的自我或自主性，就是为了回应“权威”而创造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主旨—— “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同样也是他写作的早期现代批评的核心。 

　　蒙特洛斯对主体的问题也很重视，他在《性别在地理发现话语中的工作》中，探讨了性别如何通过文化特定的符号和概念来影响个体的主体性认同。伊丽莎白一世“这位童贞女王在口头上将这片土地重构为一个男性所未知的女性之地，并且，通过这样做，她也象征性地抹去了已经实际居住并拥有这片土地的文化上的土著社会”，弗吉尼亚（Virginia）因此而得名，当地土著的主体性也因此而被消减。在圭亚那也上演着同样的事情，“这片本来象征着男性居民的土地被赋予了女性特质，并被性化为一个处女的身体”。在罗利爵士对圭亚那的发现过程中，身为欧洲探险者，他是通过性别的象征来强化自己的主体性，同时贬低土著居民的性别角色，进而巩固了欧洲人的优越感和统治地位——性别在殖民征服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对于身为女性的凯瑟琳·盖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来说，福柯对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尤其具有理论价值。盖勒赫对于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贡献出了很多精彩的研究成果。例如她于《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发表《谁是那位蒙面女子？阿弗拉·贝恩喜剧中的妓女与剧作家》，探讨了英国17世纪女性剧作家贝恩（Aphra Behn）喜剧作品中的妓女形象及其与剧作家本人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贝恩暗示自己是笔下人物原型，利用了男性社会中的边缘身份来获取利益。女性在17世纪本身就处于一种附庸的地位，成为妻子保持女性的身份，就意味着女性失去自我拥有的权力，“她之所以能保持完整、未受侵犯的女性身份，是因为她放弃了对自己的拥有；她之所以能做自己，是因为她放弃了拥有自己”。盖勒赫通过详细分析贝恩喜剧中那些戴着面具、身份模糊的女性角色，揭示了贝恩如何利用这些角色来反映当时社会对性别、阶级和职业的偏见，同时也探讨了贝恩作为女性剧作家在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中的独特位置和挑战。福柯认为，像酒鬼、妓女、精神病人、性少数群体这样的异类，在权力和权利的分配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对这些群体的关注，不仅可以使他们的处境被世界所理解，还可以深入地观察权力话语在边缘群体上是如何运作的。与此近似，在盖勒赫的发现中，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中，整个女性群体无疑都在异类范畴中。 

　　（二）异质学的模式 

　　塞尔托在晚年曾试图构建一种“异质学”，并出版了《异质学：关于他者的话语》（Heterologies: Discourse on the Other, 1986）。字面意义上，异质学等于塞尔托反讽地称自己的研究为散乱的、异质的研究。高泽西（Wlad Godzich）在此书的前言中也说明塞尔托选择这个标题，是为了“将自己置于那些反对这种偏见现代形式的人们之中，即反对主流思辨哲学”。在更深的内涵上，“异质学”等于“他者的科学”，这个他者是抵制西方权力的空间、排序和线性历史策略的异质性存在。事实上，塞尔托对“他者”（the other）强调是他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因为这里的“他者”努力突破了福柯定下的他者形象，突出了对主导策略的潜在对抗性，抵制从主导的权力生产机制的解释框架去叙说他者。不过，“他者的科学”毕竟还是一个尚未完成（也拒绝完成）的体系工程，它最为完整、最能发挥效应的形态，应该是布坎南（Ian Buchanan）曾在文章中提出的，塞尔托“异质学”设计是为了开创一种文化分析的建构主义方法。异质学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试图在不断变化的文化体验中找到新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布坎南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指出了塞尔托的“异质学”最可能的发展方向。对于塞尔托的异质学来说，最鲜明的是其运作的对立模式，生产性的权力不断分化、排除着异质的事物，而异质的事物也不断通过各种技巧，在一定限度内抵抗着规训机制进行着自我实现。在塞尔托的思想体系中，战略（strategy）和战术（tactics）这一对对立的概念占据着尤为显著的位置。这里，战略是主导性的，类似于福柯的“规训”；战术是抵抗性的，类似于“反规训”。塞尔托的研究主要是将“被西方理性形式边缘化的战术变得可见并得到阐明”。与福柯强调主导性的权力结构不同，塞尔托强调的是抵抗性战术中蕴含的颠覆可能性，他倡导通过挖掘这种带有“他者性”“异质性”的抵抗性战术，来挑战主导性的理性形式。 

　　塞尔托是对格林布拉特产生过强烈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给格林布拉特留下的是对于战术的希望，这体现在格林布拉特反复强调即使权力似乎塑造一切，但我们仍要为权力他性的个人和领域的自由和能动性留有余地：“即使自我被认成一种虚构，在我们的文化中放弃自我塑造就是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他们自己固执坚持的自我，就是死亡。”格林布拉特还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对权威（authority）和异类（alien）的关系进行了诸如“一个人的权威就是另一个人的异类”的说明，他认为自我塑造就产生于权威和异类的相遇，这种关系的分析几乎可以视为“异质学模式”的一个成功应用的版本。而蒙特洛斯在这一点上更偏向塞尔托，他在承认主体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的话语所创造的同时，也希望探索主体如何在这些话语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因此，在讨论斯宾塞对政治权威的明显屈服时，蒙特洛斯写道：“在斯宾塞的文本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观察到伊丽莎白时代主体对官方虚构的屈服姿态下的一种竞争模式。因为它并不摒弃既定的权力虚构，而是在其内部及通过它们发挥作用，将这些虚构重新嵌入文化中，作为能够言说或书写主体的虚构。”在试图为人类能动性争取一个有限但真实的角色时，蒙特洛斯同时对格林布拉特关于人类自主可能性的较为悲观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为进一步讨论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域。 

　　在战略—战术的模式中，塞尔托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论述支持了新历史主义对于实践的宣扬。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也和战略与战术一样，而他的兴趣始终是在战术一侧的实践，是“‘弱者’在‘强者’建立的秩序中运用的花招，在他者的领域中运用技巧的艺术，猎人的诡计，机动多变的灵活性，令人惊喜的、诗意的和战争的新点子”。因为理论无法说明“属于人类经验而又未被语言驯服和象征的内容所构成的巨大‘剩余’”，所以非理论的实践的重要性就于此显现出来。实践不仅超越了历史机构的战略性分布，还跨越了由意识本身这一机制所确立的断裂。而新历史主义者以其批评实践表达了对塞尔托观点的赞同，比如，格林布拉特和盖勒赫在他们合作的《实践新历史主义》中就明确承认了新历史主义对理论的抗拒，因为对历史和文学、艺术的痴迷，跨学科的经验告诉他们不存在在每个具体领域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或者说真理，“因此，理解的任务并不依赖于抽象出一套原则，更不依赖于应用一个理论模型，而是依赖于与独特、具体和个体的相遇”。因此，他们始终坚定对特殊性的承诺。就像前文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中关于“一个人的权威就是另一个人的异类”的观点，权威和异类的样本都是非常丰富的，个人回应权威的方式也可以各自不同，这是特殊性的一种体现，也是需要大量分析实践而非一套理论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历史主义恢复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传统分离。” 

　　新历史主义对特殊性的坚持还关涉到对“表征”（representation）的看法。与福柯反对表征的态度不同，塞尔托认为表征有存在的理由。他希望引导当时正在兴起的文化研究远离所谓的“阐释符号学”。他反对“阐释符号学”原因在于它假定所谓的文化状态是由“符号”构成的，是一种纯粹相对的，或者说是以物易物的结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基础。而表征不同，它保存着与实质的特定的联系，在文本中，它不是毫无疑问地指向文本之外的某些东西，而是一些使这些文本成为可能的生产机制的具体体现。格林布拉特在解释《表征》杂志名称的由来时说道：“我们确信，无论我们在处理表征的争议地位方面可能取得何种进展，都只能在与历史嵌入的文化表现形式的紧密、详细的互动中实现：这些表现形式包括具体的实例、图像和文本对解释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并且，他们认为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批评史的首要影响便是将关于“艺术”的讨论重塑为关于“表征”的讨论。也就是说，和塞尔托一样，新历史主义的实践也是倾向于一种以“表征”为中心的美学观点。他们共同的观点是将表征视为意义的创造，而不是反映，这样就会使人能够分辨出那些掩盖了现实独特性的主导性战略，而文学作品就是通过突出其表现过程来展示行动中的战术。在这种观念下，文本不再是主导意识形态的范例，转而倾向怪异的、边缘的、特定的范围，具有了潜在的对抗性。 

　　三、以“他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方法 

　　在福柯与塞尔托两位思想家的影响下，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视野得到了开拓，对他者的理解得到了深化。这具体体现在他们将这种理解结合到了他们所擅长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之上。在研究对象上，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是新历史主义一直关注并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塞尔托看来，在历史书写中，过去是现实的他者；在权力机制中，抵抗战术是主导战略的他者；在对异域文化的研究中，异域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他者。对立—建构的逻辑在他未竟的异质学事业中的运作，就是通过“同一”和“他者”永远在生成中的状态而实现为他者发言，从而得到一种文化研究的建构主义模式。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实践上可以视为其未竟事业的一种形态。从对历史的关注中得到方法，又广泛地去探索西方文化的“他者”，是塞尔托和新历史主义密切交往的基础。在对“新世界”的研究中，“他者”的发现和书写“他者”的方法是新历史主义纪念塞尔托的主要原因。在方法上，福柯和塞尔托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新历史主义中的逸闻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是一种通过分析非常规、边缘性或偶然性事件（即“逸闻”）来理解和解释历史、文化和社会现象的方法。它打破了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局限，提供了一种更加生动、具体且富有深度的历史文化解读方式。同时，逸闻主义方法也促进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为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文化中的他者 

　　塞尔托对美洲有着独特的情结，他的工作主要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之间进行。他认为，现代西方书写的征服性功能始于对新大陆的发现。美洲大陆就是“新世界”（new world），是欧洲未知的“他者”。根据塞尔托的观点，在16世纪欧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遭遇必须经历一个交流和对抗的过程。新材料的呈现为叙述者带来了对知识学科及其边界的挑战而游记也必须在其语料库中包含新的表现形式，以便能够阐释新世界。这与格林布拉特关于协商和交换的想法一致，在这种想法中，一种文化规范其“他者”的途径是，提供可以作为知识体系一部分进行传播的符号和表现形式。书写“他者”的文化既通过保持距离将该文化塑造为知识的对象，又强化了西方与其“他者”之间的差异。塞尔托的“异质学”认识到，他者从来都不是纯粹给定的，它总是通过书写的想象来遭遇的。只有在重读文本时，文本的他者才被赋予。自格林布拉特在《沃尔特·雷利爵士：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及其角色》（Sir Walter Ralegh: The Renaissance Man and His Roles, 1973）中研究英国对圭亚那的探险以来，格林布拉特和其他新历史主义者的学术研究一直反复涉及这种“新世界”的文化研究。从格林布拉特1980年首次提出“文化诗学”这一概念开始，到2009年发表《文化流动性：一个宣言》（Cultural Mobility: A Manifesto），在他所强调的“文化”一词中，“新世界”所属的异域对象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塞尔托一样，格林布拉特也认为，历史只能通过书写的劳动来实现：“拥有书写的人拥有过去，拥有历史，而那些没有文字的人则必然缺乏这些。”那些没有掌握书写表征权力的人被迫使用自己的符号化模式进行交流。对于蒙特洛斯来说，书写则更直接地与权力挂钩。在他看来，书写就是一种权力行为，而游记作为将“他者”塑造为“他者”的产物，是西方文化特定历史时刻特有的一种权力模式。蒙特洛斯在对雷利的新大陆游记的研究中宣称：“文本也是一种事件，而事件也是一种文本……雷利的发现只有在作为书写表演、作为民族志时，才变得在社会上可以接触和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只有当它被文本化为他的《发现》时。” 

　　在这里，民族志（ethnography）成为书写他者的一种方法进入到文学批评中。在《遭遇新世界》（New World Encounters，1993）中，格林布拉特认为塞尔托为他们树立了一些共同的批判原则，包括对文本的不透明性、复杂性、他者性和对文本权威的质疑，这些都能在塞尔托的思想中找到。正是这些原则将历史民族志和文学批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聚集在一起。塞尔托的研究就是从施特劳斯所说的历史学与民族志的双重团结开始，沿着宗教的历程，从近代早期到启蒙时代，走向了理解人类文化的道路。塞尔托的文化分析理论以精神分析、民族志作为文本批评的主要形式，目的也是达到格林布拉特所谓的“共鸣”和“惊奇”的作用。这里我们可以聚焦到格林布拉特的《惊奇的领地》（Marvelous Possessions，1991），这本书在他众多的著述中突出体现了塞尔托的影响。格林布拉特首先以一种民族志轶事开头，将他所描述的巴厘岛场景解释为并非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无情统治，而是非西方文化同化以及改变西方实践和技术意识形态构成的神奇力量。该书的核心目的是使欧洲的惊奇话语（discourse of wonder）变得可读，这种话语特别源于与新世界异文化的接触，并首次在跨文化交流的互动中得以体现。格林布拉特在该书的开头便提及了塞尔托，表达了与塞尔托一样“成为他者，并向他者迈进”的初衷。在塞尔托那里与精神分析一起大放异彩的民族志，在格林布拉特等人这里主要指向“深描”（thick description），这个术语来自格尔茨《文化的解释》 —— “民族志是深描”。深描是新历史主义标志性的研究方法之一，不仅来自格尔茨，也来自奥尔巴赫和塞尔托。这使得新历史主义一方面认为对文化的分析不应是寻求统一原理的科学规律，而应当是描述性的、触摸真实的；另外一方面认为文化应被呈现为一种动态的、结构化的、既接纳又排斥规则的情境场所。经过新历史主义改造后的“深描”的核心，就是要在方法上接近民族志，在组织结构上接近于塞尔托的异质学模式。 

　　（二）逸闻主义 

　　逸闻主义是新历史主义最具有特色的方法，新历史主义研究专家彼得斯（Jürgen Pieters）曾在《新历史主义：叙事主义与异质学之间的后现代史学》中指出，逸闻主义是一种异质性视角的应用，格林布拉特在分析中经常使用历史轶事，这些轶事既可以作为文化分散性质的中心场所（叙事主义），也可以作为历史其他方面的焦点（异质性）。这点明了逸闻主义是对福柯、塞尔托二人思想的吸收和综合。 

　　福柯将历史档案中的轶事，展示为卑微者与试图征服或驱逐他们的权力之间斗争的残余。他将理论注意力集中于轶事的来源上，因为那些据称处于历史之外的元素，是在被驱逐的那一刻变得最为显眼。因此，他认为轶事是权力运作的产物，但它们也表明权力依赖于那些抵抗它的人。这与格林布拉特对“逸事”的看法相一致：“逸事是文化表征技术的主要产物之一，是地方时刻的无差别连续性与一种更大的策略之间的中介……逸事是从经验的漩涡中一闪而过地被抓住的，并被赋予某种形状，一种仍然标志着它们是偶然的临时形状。”逸事发生在民间或流行文化的层面，它既不是纯粹而直接的表述，也不是连贯而策略性的秩序：它介于经验和形式之间，为帝国主义话语的意识形态封闭提供了一个开口。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关联的是，福柯对于“无足轻重的生存史”的偏爱，他通过讲述那些被传统历史叙述边缘化或忽视的“卑微”元素，将被压迫群体的声音、边缘化的文化实践、被忽视的社会结构等剖析分解，使权力的无处不在更加凸显。这启迪格林布拉特形成了特殊的阅读方法——逸闻主义（anecdotalism）。就像他要写莫尔的著作，先写霍尔拜因的画一样，格林布拉特往往通过挖掘异乎寻常的、边缘化的历史资料，将其与文学文本相结合，来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个人生活经历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俗世威尔》中，他考证了一件关于莎士比亚的逸闻，通过这个莎士比亚偷猎露西爵士的鹿受到严惩的记录，他抽丝剥茧地得出了莎士比亚借戏剧《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夏禄法官，来表达自己对露西爵士的不满之情这一“真相”：莎士比亚是具有双重意识的大师，他获得了爵位后才敢讽刺有夙怨的贵族，除了抒发过去的不满，还能达成与渴求社会地位的欲望保持距离的目的。格林布拉特选取这一事件的理由和“正史”毫无关系：“问题的关键不在确证的多少，而在这一事件可供发挥想象的余地，这件事是提供莎士比亚生平、职业情况的关键信息的重要途径。” 

　　塞尔托则强调逸事是一种战术性的历史策略，它发生在历史文本的间隙中，作为“他者”的指示。而传统的史学档案是与逸事相对的，它总是迫使逸事归于沉默。塞尔托呼唤被压抑之物的回归（le retour du refoulé）就通向新历史主义追求的“真实”：“文学作品和人类的（或历史的）奇闻轶事都是文本，都是被创造出来的事物的意义上的小说，都是由想象力和可用的叙述和描述资源塑造的，这使得它们有可能结合在一起……我想在我的文学批评中恢复对真实的自信，同时不放弃文学回避或逃避尘俗的力量，也不放弃这样一种最基本而深刻的理解：任何文本都依赖于它所代表的身体和声音的缺席部分。我们渴望触及真实，就像早期人们渴望触及超验之物一样。”与逸闻主义相关的是，新历史主义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文学批评或是历史叙述不应是孤立的文本存在，而是与其他文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产物。这与福柯和塞尔托的思想也是相承继的，他们都主张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经典与通俗的界限，主流与边缘的界限，为文学批评、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提供新的视角和样本。在塞尔托走向“文学性”的史学，福柯以“知识型”重构人文科学的时刻，跨学科的大门已经为新历史主义敞开。新历史主义希望通过对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边界的探索和跨学科实验，使“学科让位于跨学科”，让文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与对跨学科的认识达到相符的水平。 

　　结 语 

　　异质性概念贯穿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如果说新历史主义者的批评实践，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文学批评版本的话，那么将其视为异质学的实践版本也是合理的。异质性概念赋予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价值主要在于：（1）在历史观念上，聚焦边缘与复数历史。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倾向于关注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忽视或遮蔽的边缘史料和细节，通过复数历史的书写来拆解和颠覆传统的大写历史叙事。这种对边缘的关注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素材和视角。（2）实践导向与跨学科特性。福柯开启了一条讨伐之路，针对对过去已成定律的话语分割（如文学、哲学、科学），新历史主义跟随福柯的脚步，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去中心”的策略。新历史主义强调实践性，同时跨越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的界限，展现出鲜明的跨学科特性。这种实践导向和跨学科特性为文学批评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对我国文论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必须注意的是，异质性对文学批评实践的良性影响可以借鉴，但一味注重特殊性和“长串的细致分析”，肯定是有风险的。就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霍华德（Jean E. Howard）指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的危险是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对形式主义的反弹现象：一种对理论的逃避，或者仅仅是一种为25页的文章和60分钟的课堂制作更多新读物的计划。另外，新历史主义主要关注的早期现代时期（包括中世纪），是对现代性形成由来的一个反思，与其强调文学和历史等人文学科的前学科性、超学科性在理论逻辑上是相吻合的。但如陶东风教授所言，在中国，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确立的文科体系并未完全成熟，因此新文科对现代性的反思要旨在推进现代性而非回归中世纪。一窝蜂地复制模式，而没有抓住跨学科、逸闻主义等精髓，不会得到异质性的积极影响，反而会走向无理论的同质化。 

　　来源：《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网络编辑：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