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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主要简称为《手稿》），既是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理论成果，也是为创生辩证唯物主义作出重要贡献的著作。尽管学界长期以来对该《手稿》的内容解读和价值评价多有异见，但都不否认这一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意在阐发《手稿》对辩证唯物主义创生所做的重要贡献，以表示对该《手稿》写作180周年的纪念。

　　正确认识《手稿》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就要弄清它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关系。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这段话肯定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进行“实证批判”的意义，不过，费尔巴哈“开始了”这种批判，但他并没有完成这种批判。其原因在于，费尔巴哈的“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所以马克思在《手稿》正文中提出了“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用以阐述自己的观点。这表明，马克思没有囿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理论限度，而是对之既有肯定性运用，又有新的超越，体现了他关于唯物主义的新的思维逻辑和认识观点。这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集中体现出来。  

　　其一，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在黑格尔哲学中就有“异化”的范畴。他用“异化”来阐释“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把“异化”看作“绝对精神”外化或对象化为现象世界的表现，又把“异化”的扬弃看作回归绝对精神的过程。费尔巴哈则以“异化”思想来反对宗教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他认为人的存在取决于人的“类本质”，它不是上帝或“绝对精神”异化的产物，相反上帝或“绝对精神”则不过是人的本质异化的结果。人不应对上帝顶礼膜拜，也不应受“绝对精神”的束缚。“异化”的扬弃就是要把人的本质从虚幻的精神境界拉回到世俗的人间。另外，黑格尔的“异化”与人的劳动相关联，但他讲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劳动只是绝对精神或自我意识异化的一个环节。费尔巴哈则没有用“异化”来阐释人的劳动问题。马克思借助他们的“异化”范畴，特别是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思想，来评析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形成了自己的“异化劳动”思想。这不仅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异化理论大不相同，也有别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观，是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的“异化劳动”思想。

　　马克思阐述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即工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与自己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的生命活动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在这四个规定中，前两个是“异化劳动”的基础规定，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事实所作的概括；后两个是前两个规定的衍生结果，是对“异化劳动”所作的哲学的抽象提炼。可以看出，后两个规定虽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异化”色彩，但马克思也是将其置于从经济事实出发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这也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既肯定性运用又创新性越出的鲜明体现。接下来，马克思探析了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对这一问题的探析，他首先声明：“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应该“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基于此，他明确提出，如果劳动产品、劳动活动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一种异己的存在物，那么这个存在物是谁呢？是神吗？是自然界吗？都不是。这一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站在劳动之外”却成为“劳动的主宰”的人就是“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拥有“私有财产”。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已认识到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马克思是肯定和接受这一观点的。但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怎么来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并没有说明白。马克思就此作了进一步剖析，提出了“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就是说，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是靠支配工人的劳动、剥削工人的劳动产品而聚敛起来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秘密”在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的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这两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关系作了既唯物又辩证地阐析。这种阐析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理论中都是没有的，体现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认识的新发展。

　　其二，关于共产主义及“普遍的人的解放”的阐发。对于如何消除异化劳动的问题，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即便强制提高工人的工资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分和尊严”。那么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马克思就此作了很明确回答：“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而后，马克思又专门写了“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部分内容，更全面深入地探讨消除异化劳动和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探讨的基本要点，就是要扬弃私有财产，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这种积极表现就是要把“异化劳动”变为人的自主和自由的活动。马克思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共产主义的表现形态：（1）从经济方面来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它要求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这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粗陋的共产主义”。（2）带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既有要求民主的，也有主张专制的，还有强调废除国家的。这些形式的共产主义“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这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空想的共产主义。（3）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进行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了“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人自觉实现的，并且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4）人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人对人的本质、生命及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是片面的享受和占有，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人的独立和自主创造的共产主义。人应当依靠自身而存在，用自己的双脚站立，不要再依靠异己的存在物而生活，而应成为自我创造生活的主体。

　　就这五种形态的共产主义来看，前两种虽然也带有扬弃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因素，但总的来说是脱离社会实际的空想。马克思对这两种共产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后三种都是马克思所基本肯定的共产主义。第三种共产主义反映了马克思当时的观点，这是以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解放为主题来理解的共产主义。第四和第五种则是对第三种共产主义的深化阐发，是对共产主义和人的解放的更高质度的追求。马克思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阐述，虽然在思维逻辑上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也运用了费尔巴哈的某些术语来描述共产主义，但与费尔巴哈认识已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的本质的复归，不再是费尔巴哈生物学上的人的本性，而是人的独立自主的创造性劳动。费尔巴哈虽然也宣称过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是他理解的“共产主义者”只是具有所谓人的“类”本质的抽象的“共同人”，这种认识既是超历史的，又是超现实的。而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从“历史的全部运动”中来认识“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是“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寻找共产主义革命的“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这样所揭示和阐发的共产主义和“普遍的人的解放”问题，无疑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基础上的创新性越升，达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认识的新高度。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既体现了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区别，也体现了同费尔巴哈的区别，他赋予了辩证法以唯物主义的新内涵新品质。

　　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辩证法这一“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进行的批判活动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都“完全缺乏认识”。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出发，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历史和精神世界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和发展中的过程，并着力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他的辩证法思想。青年黑格尔派没有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从而去弘扬他的辩证法思想，而是抓住黑格尔绝对精神外化的某一范畴进一步大加发挥。大卫·施特劳斯抓住绝对精神外化为“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来批判宗教，认为真实的和实际的精神存在不是上帝，而是作为“实体”的最高表现的“人性”。布鲁诺·鲍威尔则特别强调了黑格尔体系中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认为自我意识具有无限发展的纯粹否定性，它要批判一切，从而成为推动整个世界发展的能动主体。他们都认为自己超越了黑格尔，但是马克思指出：他们“仍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即使在黑格尔旧的辩证法和哲学被费尔巴哈根本推翻后，青年黑格尔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他们宣称自己是“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然而却“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这句话好像是在夸赞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实则不然。尽管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态度未必就是科学的正确的。费尔巴哈作出的“真正的发现”，就是认清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但他并没有看到辩证法的真正价值并将之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中拯救出来，而是将辩证法连同其唯心主义体系一概否定。他用唯物主义取代了唯心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但这种克服并不是完全合理的。马克思接下来概括了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伟大功绩”，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克服旧哲学的“真正的发现”就在于他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1）他证明了唯心主义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这种哲学同宗教一样应当受到谴责；（2）他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前两点比较好懂，最后一点说的有些晦涩。所谓“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东西”，就是指费尔巴哈主张的“人的感性”；而所谓“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则是指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及其辩证运动。费尔巴哈这三方面的“伟大功绩”，集中起来就是一个意思，即用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否定了类似宗教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可见费尔巴哈的“真正的发现”和“伟大功绩”都不在“辩证法”上。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解释是：黑格尔从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即从绝对精神出发；而后扬弃了无限的东西，即绝对精神外化为现实的感性的有限的世界；最后重新恢复了抽象的无限的东西，即又恢复到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的这种解释是符合黑格尔的思辩逻辑的，问题在于他把这种“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他没有认识到，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这样，黑格尔就“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尽管“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但是将历史的运动看作一切存在的自我实现的活动，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能动的革命性。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黑格尔辩证法这一实质，只是“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来认识世界，以“肯定”来反对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概言之，费尔巴哈以他的唯物主义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将寓于这一哲学体系中的辩证法抛掉了。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了真正科学的态度，既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又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这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概括。

　　基于上述总概括，马克思接着分析了黑格尔的“双重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黑格尔对“异化”的认识。他把“异化”看作“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即是说，“异化”的主体是绝对精神，一切“异化”都表现为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对象化。这种认识显然是唯心主义的思想。黑格尔第二个错误是对“扬弃异化”的认识。他认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辩的思维的生产史”。这种“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就是对异化的扬弃。这种扬弃是通过人的自我意识来实现的，表现为人对“已成为自己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亦即“在纯思维中即抽象中”对“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对于黑格尔这种唯心主义的异化思想，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观，表明了反对意见，提出“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感性意识不是抽象感性的意识，而是人的感性的意识”。反对黑格尔提出的“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反对他把“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都看做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其实，黑格尔的“双重错误”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即在绝对精神的抽象思维运动中“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

　　接着，马克思又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具有双重积极作用。其一，在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中“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在他讲的各种意识的斗争中，“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没有批判就没有否定，没有否定就没有事物和人的认识的变革发展，这正是辩证法揭示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其二，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样，黑格尔就“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尽管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并且他“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但是，黑格尔毕竟把劳动视为人化的“塑造”，认为劳动实现了理性自我的觉醒，使能动的精神形式外化为对象。这种人的“能动的精神”正是马克思肯定和赞赏的。

　　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双重错误”和“双重积极作用”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了要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把辩证法拯救出来的必要性。由于黑格尔双重错误的存在，辩证法最终被窒息在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中；由于黑格尔辩证法又具有双重积极作用，所以应当使之摆脱唯心主义的桎梏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所谓对辩证法的“拯救”，就是要把黑格尔的“颠倒说法”再颠倒过来，将辩证法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中分离出来，使之与唯物主义相结合。有的学者把《手稿》中所体现的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作人本辩证法、劳动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或实践辩证法，但不管怎样，它都不再是唯心主义的东西，而是与唯物主义初步结合的东西了。

　　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做的上述两方面研究工作，就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萌生提供了思想来源。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停止于此，而是进一步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初步结合上，分析了人的存在与发展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实践活动等。由此，初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

　　（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

　　黑格尔把自然界视为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但认为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未经解决的矛盾”。自然中潜伏着理性，但理性还没有得到实现。绝对精神在发展中会表现为人的自我意识，人能够能动地利用和改造自然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使之成为“人化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解决理念与自然的矛盾，最终回归绝对精神。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强调自然界绝不是某种精神力量的派生物，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无限性的客观存在。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互相确证的对象性关系。人的生命和活动是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本质就在于其自然存在性即自然本能。由此可见，费尔巴哈只看到了“自然的人”而没有看到“人的自然”，没有看到人的主体能动性。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但是肯定和吸取了黑格尔自然界是辩证发展的、人能够能动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思想。同时，他又肯定和吸收了费尔巴哈关于自然是不依赖于绝对精神而自在的感性世界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批判了费尔巴哈认为人只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的观点，从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既唯物又辩证地科学阐发。

　　其一，自然界和人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自然界对人来说具有自在性和先在性，“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而人也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其二，人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而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自然界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提供劳动条件和加工对象，但是自然界不是人的劳动的主宰。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不像动物那样只是被动地适应自然界，人既能通过能动的创造力在自然界中生存，又能“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且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日益受自己支配”，创造“人化的自然界”。

　　其三，人虽然具有再生产自然界的天赋和才能，但这种能力不是为所欲为的。“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则是自然界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本质体现。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所以必须尊重自然，依照自然规律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从而使自然界和人都得到优化发展。

　　其四，“异化劳动”扭曲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孤立而抽象地存在的，而总是与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人有能力通过劳动支配自然界，从而造福于自己的生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所以，要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良性发展，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对人的奴役，必须消除异化劳动。

　　（二）对人与人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手稿》对人与人的关系也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论述，为更深刻地认识人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开辟了新的科学理路。

　　黑格尔将人与人的关系视为自我意识矛盾发展的产物。在自我意识阶段，意识不再以自我之外的他物而是以自身为确证对象，我与物的关系转化为我与人的关系。自我意识的觉悟程度不同，便形成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而主人的独立性意识与奴隶的依赖意识是会转化的。这种转化不是主奴关系的颠倒，而是超越主奴关系的“自我意识的自由”。这就是黑格尔对人与人的关系所作的唯心主义的而又辩证的阐述。费尔巴哈则认为，人与人的关系不是自我意识的体现，而是“我—你”关系的类存在物。维系“我—你”关系的重要纽带是“爱”的情感。“爱必须是双方的，即是以爱易爱，……不同时（即使不是自愿的）使另一个人幸福，就决不能使自己幸福。相反的，我们愈是使别人幸福，我们自己也就愈幸福。”可见，费尔巴哈以人本主义的人与人关系，取代了黑格尔以自我意识为本的人与人关系。但是他把人与人的关系主要归结为普遍的“爱”的情感，这不过还是一种“直观的抽象观念”而已。

　　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关系的论述中，分别吸取了有益的观点，对人与人的关系作了既唯物又辩证的新阐释。对于人的产生与发展，马克思以自然发生说驳斥了上帝创世说，明确指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这段话表明了对人与人关系的唯物主义认识。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分工、货币等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分析，以及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关系、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和需要等社会关系问题的分析，实质上都是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他还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论述。

　　横向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指一定时代人们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说来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人是自为的类存在物，有自己的生命和生产的类生活，所以人必然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会进行必要的社会活动。“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不仅人的直接共同活动和享受是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即通过社会）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而且人的普遍意识也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理论抽象。因此，“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这些论述，既突破了黑格尔基于自我意识对人与人关系的阐发，也超越了费尔巴哈着眼于人的感性存在而对人与人关系的揭示。

　　纵向的人与人的关系，是指人类社会沿革发展的历史关系。“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人的历史是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的体现，是受社会经济关系制约的，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对人的历史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但是，工业的发展和人的历史进步并不是径直顺畅地前进的，有时会“通过异化的形式”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劳动异化特别是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愈加突显。工人的劳动创造了社会财产，而社会财产却被资本家攫为私有财产，并以资本的形式反过来剥削和奴役工人。然而，“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人的历史关系终将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状态。这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种对人的历史关系的阐发，无疑是既唯物又辩证分析的生动体现。

　　（三）对人的实践活动的阐释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讲过“实践”问题。黑格尔把实践看作绝对理念的自我展现、自我认识活动。他认为，“理念就是实践的理念，即行动”。理念是辩证认识的发展过程，“这种认识又表现为理论的理念和实践的理念”。理论的理念研究世界“是如此”，实践的理念研究世界“应如此”。实践的理念是达到认识目的即“绝对理念”的过程和手段。费尔巴哈是在人本主义立场上谈实践的。他认为实践与人的社会生活相关联，“实践的观点也就是生活的观点”。他重视实践的作用，提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是费尔巴哈不是把实践主体看作现实的活动的人，而是视为抽象的“一般人”。他还将普遍的“爱”视为人的实践的最高体现，“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虽然他也有过人的实践活动能够使自然界发生变化的说法，然而他没有沿着这一方向深入探讨下去，以致这种思想在他那里只是作为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而存在着。马克思在《手稿》中否定了黑格尔绝对理念的实践观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实践观，同时吸收了他们有关实践的正确而有益的论述，对实践做了既唯物又辩证的分析。

　　其一，实践是人的创造性劳动。马克思立足于自然界和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考察了人的实践问题，认为实践的基本形式是劳动，“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劳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即人的“生产生活”。劳动不仅是满足人的“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还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类生活”，是人作为人的“类特性”。人的劳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样的劳动具有能动的创造性，人的实践活动必定是创造性的劳动。就此，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就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而言，作为生产生活的实践活动是手段；而就确证人的类特性、实现人的类本质而言，自由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又具有目的性。“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

　　其二，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的异化是人的实践的不同表现。黑格尔虽然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他把劳动的对象化和劳动异化都视为自我意识的实践理念的表现。他和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家一样，只看到了劳动能够创造财富、体现人的自我确证的积极方面，而没有看到劳动的异化给劳动者带来奴役和苦难的消极方面。马克思认为，不能把劳动的对象化与劳动的异化混为一谈。“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这是人为满足自己需要而改造自然界所创造的成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劳动的异化则是“工人的生产，以及对象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这是不符合人有意识的自由活动的类特性的，也不是人的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的生命活动与人的类本质和自我意识相分离的表现。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异化行为”也是“实践的人的活动”，“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只不过是歪曲了的实践活动。劳动的异化的消除，也不是靠自我意识的发展来解决的，而仍然要靠“实践的人的活动”。人们应致力于消除劳动的异化，而大力推进劳动的对象化，这才是人们应有的正确实践观和实践活动。

　　其三，实践是人的物质活动和意识活动的统一。实践首先是人的物质活动，亦即人通过利用和改造客观物质世界而获得生活资料的活动。“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但是物质活动并不是人的实践的唯一方式。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物质活动，同样也离不开意识活动。离开了“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亦即“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人的实践活动便不能正常进行。人作为类存在物，有自己的类生活，也有自己的“类意识”。人的类生活是类意识的生成基础，类意识是对类生活的反映。一方面，“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另一方面，“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概言之，“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实现思维和存在辩证统一的根本方式就是人的实践，二者矛盾和对立的解决也必须依靠实践。马克思就此明确指出：“理论之谜的解答”，“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

　　其四，实践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使人的本质真正实现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正是人的连续不断的创造性的劳动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生动而鲜活的内容，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的实现也必须通过实践来达成。在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社会条件下，劳动者成为受奴役的对象，体现人的本质的自主和自由的实践活动也异化为动物般的谋生手段。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消灭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就要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就是“积极的人道主义”的产生。这种“实践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不再是抽象的人性或“类本质”的复归，而是人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的实现，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以，“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马克思还强调：实现共产主义绝不是只靠思想认识就行的，必须付诸于现实的运动。“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

　　《手稿》虽然主要篇幅是谈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但通篇贯穿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哲学论析。这种哲学论析的价值，就显示了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在内的新的哲学思想的初现。研读这一重要著作，就要充分认识其对创生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认识这种重要贡献所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手稿》是辩证唯物主义创生的起始之作。恩格斯说过：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成，所赖以“出发”的思想材料，最主要的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这两方面的思想材料都作了评析，对它们的有益价值予以肯定和运用，同时也分析否定了它们的弊端，进而阐发了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新认识，初步实现了这二者的连接与整合。

　　有的学者把《手稿》视为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痕迹和影响的“不成熟著作”，不认可这一著作对生成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甚至否认马克思创立过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评价一篇文献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主要应看其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创见，而不应着眼于它还带有哪些前人的思想遗迹和术语表达方式。即便是运用前人的旧术语、旧逻辑，照样可以推论和阐述出新思想。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确借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对象化”、“扬弃”、“类存在物”、“类意识”、“感性”等术语，有时也运用他们的思维逻辑来推论问题，如“否定之否定”、“人的本质的复归”等。但马克思运用这些术语和逻辑，不再像黑格尔那样去阐述思辨的精神运动的过程和结局，也不再像费尔巴哈那样去抽象地论证人的自然属性和类生活，而是赋予它们以新的内涵和用意，去研究人的解放和社会变革发展的规律及趋向。《手稿》尽管存在这样那样“不成熟”的问题，但它已显示出超越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的旧哲学的认识立场和境域，初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思想。还有学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是后来由恩格斯构建的，主要代表作是他19世纪70—80年代的《反杜林论》哲学篇和《自然辩证法》。即使这种说法是对的，然而万物皆有始，探寻辩证唯物主义生成的源头，不能不归始于马克思的《手稿》。

　　其二，《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生过程中的重要环节。肯定《手稿》对创生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可以消除对马克思创立过辩证唯物主义的质疑，从而更好地认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生的完整链条。恩格斯和列宁都阐述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生的逻辑进路，肯定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已经初步具备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试想，如果在马克思那里既没有辩证法，也没有唯物主义，他怎能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呢？唯物主义历史观必定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创生进路来说，应当有以下四个环节：一是先通过黑格尔哲学掌握了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是马克思1841年3月完成的《博士论文》。二是经由费尔巴哈哲学实现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代表作是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三是对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进行既唯物又辩证的论析，初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其重要体现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四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认识基础和研究方法，系统而深入地考察人类社会历史，揭示其演化发展规律，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其代表作是马克思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到大约1846年5月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所以《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当然，在我国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对《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生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作出了积极评价。有的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为“新唯物主义”体系大厦奠定了最初、然而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也有的认为这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起点之作、原创之作”；可视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端”；还有的认为《手稿》在多方面作出了“原创性哲学贡献”，是哲学价值特别突出的优秀著作、杰出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奠基之作”。这些观点对认识《手稿》在辩证唯物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生中的作用，是颇有启意的。

　　其三，《手稿》是为无产阶级解放及“普遍的人的解放”提供“精神武器”的起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标志他实现“两大转变”的两篇论文中，就确立了理论研究为无产阶级解放及“普遍的人的解放”服务的主旨。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所以无产阶级要通过彻底的革命“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但是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伟大任务，必须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的，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哲学”呢？马克思已认识到这不会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但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和“解放的头脑”的哲学是怎样的，马克思还在积极探索中。

　　马克思在《手稿》中继续为他已确立的理论研究主旨而进行探索，并且把这种探索从主要进行“政治的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剖析。不管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了多少经济问题，又讲了多少哲学问题，贯穿其中的始终有一个总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总问题是判断一个文本的重要依据，《手稿》的总问题就是指向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彻底解放的途径。其中关于辩证法问题、认识论问题、历史观问题的阐述，都贯穿着消灭异化和异化劳动、扬弃私有制、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内容。也有的学者指出，《手稿》的“核心主题”是探索无产阶级解放即人类解放如何可能，政治经济学批判、新哲学的创建和未来社会的展望都服务于此，这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马克思这时认识到，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空想共产主义学说、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等，都对探讨这一“核心主题”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它们本身的理论缺陷又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马克思要继续进行新的研究，从而在《手稿》中初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思想，这就为创生作为无产阶级“精神武器”和“解放的头脑”的哲学，开创出一条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路。

　　充分认识《手稿》对创生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肯定马克思创立过辩证唯物主义，肯定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我们今天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习近平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今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确定正确的发展目标和途径，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作者简介：李爱华，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