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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为资本设置“红绿灯”，是新时代重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命题。理论上，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对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作出令人信服的全面诠释；实践上，全面阐释资本野蛮生长的危害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的意义，才能真正界定“两个毫不动摇”的内涵。

　　现代西方经济学很少讨论资本的内涵问题。资本被泛化为以多种形式存在的个人的私有财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包括所有生产消费品和服务的手段。包括工厂、仓储，运输和分销设施，以及工具和机械”。根据此类定义及其衍生涵义，资本所有者之所以可以获得收入，是因资本可以带来当期或未来的有用性产品。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过程中，资本家因使用自己的财产而获得收入，其他要素所有者也因自愿交易获得要素报酬。显然，这是对资本的一种表象描述，并没有揭示资本的本质属性。

　　在经济思想史上，资本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动态演进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是资本最一般的形态，按照是否侧重于货币，对资本的理解形成了两个分支。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之前，经济学界和商业界对资本的理解基本都集中于货币，在13世纪—17世纪和更晚近的时间里，资本的货币含义一直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贸易和记账背景下，资本就是预付货币或股份。从货币形式理解资本的看法之所以长期流行，与复式簿记法的兴起有直接关系。此后，资本的货币含义开始淡化，因为资本的表现形式无可避免地扩大到了物质生产性资料（马克思所讲的“不变资本”）以及劳动力（马克思所讲的“可变资本”）等所有的“生产性资源”。由于斯密将工人劳动熟练程度的改进视同工具一样的固定资本，后世学者甚至将人力资本的起源追溯到斯密。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追随者甚众，比如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以及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等，他们对资本的关注都聚焦在“生产更多物品的物品”这一表象上。

　　关于资本的任何一种定义都不能否认，资本的概念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在经济学家纠缠于资本表现形式的同时，资本的本质被完全忽视了。杰弗里·M. 霍奇逊 (Geoffrey M. Hodgson) 在考察资本主义本质时就坚持认为，需要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的“资本”，考察的时间起点只能是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尤其是西方的爆发性增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疏漏之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资本的历史特性。例如，李嘉图就试图强调，资本是一个存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超社会、超历史的自然范畴，为此，李嘉图甚至把原始人使用的石块和木棍都说成资本。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上述观点进行了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奴隶。同样，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资本。

　　既然资本不直接等于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形成的社会关系，那么任何形态的资本，其运动过程就应该在特定生产关系的条件下，也就是在经济主体的社会连接意义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考察。易言之，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经济制度结构不仅支配着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行为选择，也支配着劳动者或其他生产要素以及广义的财货及其所有者的行为选择。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其行为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表现。“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角度解释资本的本质，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是，产出是生产要素的结果，在私有权的情况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拥有者因此而获得报酬。但是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也对这种主流观点表达了不满，他指出，产出依赖于“知识的结合，而这些知识又源自历史经验”，这些知识本身是不可能被个人拥有的产品，它与整个工业共同体的活动有关。他将这些累积的知识称为“非实质性工业的有利结果”，是共同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的非实质性剩余（immaterial residue），而且“它们一旦离开共同体生活就不存在，而且普遍只有在那些共同体持久保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传播”。凡勃伦晦涩的表述表明，孤立的要素不可能有产出，只有在社会结构或者他所说的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全面地理解产出，将资本视为孤立的物是错误的。

　　所有制关系必然会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法权表现形式，即所有权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适应构成了资本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交换和获得剩余的基本制度结构。因此，在理解资本及其现实运动的时候，引入法律、国家的暴力垄断等权力因素是必然的。蒂莫西·旺德（Timothy A. Wunder）指出，资本并不意味着拥有财产，而是权力定义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资本所有权就无法获得收入。霍奇逊对资本的定义之所以强调可抵押性，就是因为可抵押性是以法律与国家政治权威为基础的，这是引出其法律资本主义理论的前提。在霍奇逊的分析中，可抵押性使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产生了一种自我裂变式的发展，使财产权利互相关联，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其他所有特征——从市场交换到财产权利，从企业组织到雇佣关系，乃至于金融发展，这一切都依赖于资本主义的法律框架。

　　资本的法权表现形式是比资本的所有制关系更为表象但是也更为彰显的形式，在这种表现形式上，资本的权力也就自然地更为彰显。比如，资本是最具流动性的要素，从而在与其他要素“组合”时也是最具主动性的要素。从资本的可抵押性考察，资本和劳动力的区别就在于，资本家的资产可以抵押，但劳动力不可抵押。这给了我们一个理解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的直接视角：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不平等之所以不可避免，当然不是资本收益率和劳动收入增长率的表面关系，而是源于资本和劳动力的权力的内在的不平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代表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权力支配关系（与之对应的是依赖关系），这种支配关系是全方位的：作为天生的平等派，要求等量回报的资本天然地需要通过各种形态和多种途径参与经济活动，但是劳动力不论在不同企业、部门如何流动，都必须和这些资本结成雇佣劳动关系；由于所有权和使用权在主体上的可分性，资本具有多种剩余索取的权力途径；为了促使资本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现代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有限责任制；为了更快地驱动资本集中，各种制度、法律和市场被创造出来，以使资本可以在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和更大的规模上支配更多的生产要素。不可否认的是，微观层次上资本的这种超常权力，也使资本成为驱动经济增长作用最显著、最具活力的要素。为此，资本的权力属性也常常被深深掩藏在“风险”“节欲”等所谓成本的面纱下。这种在微观、具体经济活动中无所不在的权力，使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变迁过程中取得了一种不仅可以支配和影响社会经济生活，还可以影响和渗透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权力。这就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上的整体性和阶级性的资本的权力。

　　整体性和阶级性的资本的权力主导并影响着政治秩序、社会结构和经济活动的变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里，经济活动创造、实现和分配的财富影响着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形成及其关系，这种政治秩序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活动。在这里，社会结构表现为社会整体运动的媒介和传导机制，其中经济活动是决定性的因素。作为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行为主体，社会参与者的初始分布，也即某一时点上的社会结构，就意味着社会成员接触经济和政治资源，获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机会、能力乃至于意愿。藉由经济活动的分配效应，社会结构就会进一步产生变化，无论相较于初始分布是分化还是固化，这进而又会影响社会成员获取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意愿、能力和机会以及结果。在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变迁过程中，围绕着经济利益、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利的分布，社会行动者的相对地位和群体数量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强大支配权力，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型构，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如何把握、控制作为整体的资本权力。例如，庄园种植经济对应的社会结构就是大农业资本家与农民，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权力仍然是大农业资本家把持，这种政治秩序对应的经济活动就仍然是庄园种植经济。这种特殊资本集团控制政治秩序进而控制经济剩余分配的逻辑，不仅体现在菲律宾、阿根廷这种大土地所有者支配的发展中国家，也体现在财阀主宰的日韩、华尔街支配选举的北美。国家政权即公共权力一旦被代表特殊资本集团的执政者所掌握，就必然沦为其牟取特殊利益的工具，由此使公权力具有了阶级性。正因如此，经济基础中拥有经济权力的权势集团必然争夺公权力，为自身牟取利益。

　　总之，资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支配，通过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一个消费品、每一个广告推送等，都可以影响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娱乐时间、个人信息、社交关系，并通过这些因素重塑社会成员的偏好，甚至在违背对方利益的前提下“重塑欲望和偏好”。作为权力的资本，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上具有支配性的统治力。要驾驭整体性的资本权力，必须在微观层面上设置“红绿灯”，使其在释放积极创新效用的同时，避免对社会的整体腐蚀和破坏。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是以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趋势的认识为前提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如何利用资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问题，政治经济学始终在积极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了我们对资本的作用、特性和功能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发展。

　　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的前提下，对资本的把握和驾驭，最直接的切入点当然是针对其运行规律和法权形式加以规范。2022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有序和无序。设置“红绿灯”的目的是让资本在规则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行业监管，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规制，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这些措施本身是经济治理制度化、法治化的体现。因此，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红绿灯”的设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红灯”为了规范，“绿灯”是为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如何界定资本扩张的有序和无序，理论上不能仅从“序”的字面含义去理解，而在于如何把握“有”和“无”。有序和无序，不足以描述资本运动的表象，其背后的含义应该是关于资本权力及其体系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现实中的资本可以采取多种形态，除了有形的资本货物之外，还可以表现为债权、股权、投资基金等形态，多种形态之间的切换使资本具有了其他生产要素不具备的强劲活力和极高的流动性。资本的有序或无序扩张，不在于资本在形态上或要素层面上的变化，而在于资本所有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制规范下的实际运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本质，整体上的要求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的法治基础、经济伦理等方面的一次全方位自查，从而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效能。特别是在当下数字经济兴起的新发展阶段，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设置资本扩张的红绿灯，以应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就更具有紧迫性、必要性。

　　当前，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暗潮涌动的情况下，围绕着数字技术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这种竞争不仅对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稳定安全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如何引导数字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而数字技术迭代较快，在金融资本推动下，具有很强的波动性，不仅对经济稳定，而且对社会稳定的冲击都需要有前瞻性的应对机制。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的技术革命浪潮阶段理论，一种技术-经济范式的完全展开将遵循一个不变的序列：技术革命爆发，进入动荡导入期，金融泡沫崩溃结束导入期；开始以监管金融为特点并为拓展期创造条件的制度重组期，继而进入健康、持续和普遍的增长期，持续到成熟直至衰竭期。导入期的金融资本主导以及资本非理性地投资于新技术，必然造成过度投资和金融泡沫，并最终引发一场金融危机。新熊彼特学派一直认为，虽然金融危机有强烈的破坏性，但它奠定了新技术-经济范式所必需的新基础设施，因此金融危机在每一次技术浪潮的初期阶段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发挥着桑巴特和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飓风”（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的作用。但由于数字技术迭代的短周期特征，这种波动更为频繁和无规律，且随着经济生活的普遍金融化，这种炒作概念、诱导投机的金融活动不仅难以留下“新技术-经济范式所必需的新基础设施”，而且会对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构成一种分流和抑制：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参股金融机构、并购或管理层收购等活动实现盈利；另一方面，金融化的非金融行业公司也必须在金融市场上持有相当规模的投机头寸，保持流动性以应对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额外的流动性需求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可以投入新技术、新设备和研发的自有资金。

　　作为一种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具有很强的创造效应，也具有很强的破坏效应。尤其是在数字技术渗透、改造原有经济形态的过程中，会对传统经济形态下的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带来较强的冲击。以美国为例，作为一种脑力劳动的替代和自动化的升级，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已经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出现了极化现象。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就业结构和不同行业的技能溢价的考察表明,这种极化主要表现为：依赖于人的创造性和人际互动的高技能工作与不可化约为机器操作的低技能工作两者的就业份额上升，与此同时，常规性体力、脑力劳动日益减少；而高低技能行业之间的技能溢价也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的比值。常规性体力、脑力劳动的日益减少，体现了资本对此类工作的“成功去技能化”，随着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过去因为无法实现对高度依赖于认知、互动和创造的高技能工作的去技能化,资本对此类劳动不得不妥协，这样的脑力劳动，如程序设计等，也正面临着被替代和去技能化的风险。这种极化现象在美国的产生，固然与美国经济的自由化、金融化密切相关，但也与数字技术本身的属性有关。因为数字技术是一种技能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它必然会替代常规的操作性劳动使劳动者之间形成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极化现象。

　　与此同时，在数字平台成为生产组织的主导形式之后，平台资本家可以通过广泛连接生产商、供应商、劳动者等多类型经济主体，在不受时间和空间约束的条件下配置资源，驱动劳动。这固然提供了灵活性和便利性，但也使得劳动者的工作更具不稳定性，缺乏必要的劳动时间、安全等保障机制。不仅如此，由于数字经济存在典型的数据竞赛特征，率先垄断数据、突破数据最低有效规模的企业，边际成本将迅速下降甚至趋于零，易于形成市场垄断；使数字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出现“创新成功之后抑制后续创新”的现象。数据表明，2008年以来，与美国科研投入、研究人员数量和专利数量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经济增速的不断下降，这种被美国学界称为“低垂的果实”的现象，并不全然是科技创新的必然规律，也是在自由化和金融化加持下，数字技术具有的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正反馈效应被放大的结果。在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同样要警惕数字技术本身的这类破坏性效应。如何通过适宜的制度供给，在激励数字技术领域创新活力的同时，使数字经济红利得到更大范围的共享，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提出之际，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节点时期，其全面推进和实施，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大背景相伴随，在内容、目标和途径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高度契合。如何回应新时代发展道路上的新挑战，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面临的长期课题。

　　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培育、发展和持续，是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并存的过程，它既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也需要各种制度保障体系的双重支持。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激励、引导资本朝向具有长期技术外溢性、有助于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方向去发展。资本脱实向虚、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牟取垄断租金的社会，资本强化食利者阶层的社会，是无法孕育和发展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因为资本的动机只取决于利润预期，如果存在更高的投机利润，生产性资本也会脱离对生产性活动的再投资。威廉·拉让尼克（William Lazonick）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新旧经济模式的关键分野，就在于新自由主义之后经济活动主要受金融资本而非生产资本支配。而泰勒·考恩（Tyler Cowen）也指出，美国社会的创新经常是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利益集团通过游说活动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寻求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其产品的价值来自其排他性或者身份属性,创新更多是针对“再分配”类型的产品，而不是面向有“实用价值”的产品。卢荻也认为，历史上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的基础，主要是社会-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导向；但在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下，民主主义基本上被排除在经济领域之外，不仅不能系统地渗透进企业的决策和管理，甚至不能有效地决定、控制、监管政府的经济职能，而这种系统化的排除民主主义的安排，正是黄金时代最终难以为继的最根本原因。

　　在迈向中高收入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引导社会大量闲置资本脱虚向实、朝向更具有长期增长前景的创新领域投资和积累，增长动力切换、供给侧改革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对于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而言，需要的是长期、艰难的“资本换道”，对于已经形成“快钱”积累模式的资本而言，则会通过作为权力的资本和作为资本的权力，在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上抗拒这种“换道”，并试图在传统的低成本、外向型、投资型等积累模式中继续深耕。然而，从约束条件的变化和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看，这种积累模式必须被打破。

　　在现阶段，依靠低成本嵌入国际大循环的积累模式不仅无法继续提供发展动力，而且过度依赖外部循环还带来了其他的风险，比如加剧经济波动性，形成对内需的挤压效应等。近年来，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导致了其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缓慢，进而导致中国产品的外部需求失速，同时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围剿，制约了中国获取芯片等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从制度-技术双重因素变化趋势考察，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慢球化”（slowbalisation）仍将延续，制度的“去能”必然收缩全球价值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以下简称GDP）的外贸依存度从2007年达到峰值66.2%之后，已经长期处于下降通道内。

　　与此同时，从投资驱动来看，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比在2009年之后开始步入上升通道，在2010年—2011年达到46.6%以上，资本形成总额对于GDP的贡献率在2009年曾经高达85.3%，2010年和2011年也达到了63.4%和41.1%，2013年达到了53.1%。但这种投资在结构上主要表现为2008年以后以房地产为特征的投资驱动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财政投资。但这两类投资都存在不可持续的特征。

　　第一，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拥有率达到96%；城镇居民家庭的实物资产中，74.2%为住房资产，户均住房资产187.8万元。居民住房资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为59.1%。和美国相比，中国居民家庭住房资产比重偏高，高于美国居民家庭28.5个百分点，居民负债76%来自房贷。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持续多年，高房价造成居民生活成本上升，房贷负担已经严重挤占其他消费，同时也成为年轻家庭不敢生二胎的重要原因，在中长期形成对劳动力供应的严重束缚。

　　第二，从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驱动绩效看，这种领域的投资驱动在投资回报率上也难以持续。相关研究表明，2008年—2020年的增量投资资本产出比率(以下缩写为ICOR)的指标（以总投资占GDP的百分比和GDP年增长率的比率）看，ICOR逐步趋于高位。据定义，ICOR越高，单位GDP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越多，即投资效益越低。这同样意味着，投资驱动型增长不再是中国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行机制。

　　第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数据，2020年，全球债务上升了28个百分点，已达到全球GDP的256%。其中，政府债务增量占到了全球债务增量的一半有余，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跃升至创纪录的99%，公共债务占全球债务总额的近40%，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占比。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增长尤其显著，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70%左右上升至2020年的124%，虽然公共债务增长迅速，但各国的债务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在2020年激增的28万亿美元债务中，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占到了90%以上。2020年，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了19个百分点，与2008年和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两年的增幅相当。而仅中国一国就占到了全球债务激增量的26%。新兴市场（不包括中国）和低收入国家只占全球债务增长的一小部分，二者分别约为1万亿至1.2万亿美元，主要源于公共债务的增加。

　　因此，从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动力看，中国的GDP总量以及占世界GDP的百分比有所上升，但增长率在下降，投资总量规模在上升，但边际资本产出比在下降，与此同时，政府债务占GDP比值和进出口占GDP比值呈现一升一降的发展态势。这意味着，一方面出口拉动乏力，另一方面债务驱动的投资难以持续，因此，中国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寻求新的发展动力。

　　“资本无序扩张”在一段时间往往被市场解读为曾经疯狂扩张的互联网企业的代名词（这并不是说，其他行业和领域就不存在资本无序扩张的现象），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数字技术具有广泛连接的特征，对商业模式、产业特征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在重构业态、创新产品等方面有着极为迅速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和一些制度监管上的滞后。一些新兴的数字技术产品、新型的商业组织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上的挑战。例如，比特币、以太坊等虚拟货币，其去中心化、匿名性等特点使其迅速成为投资者和交易者的热土，但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如洗钱、非法集资等。区块链技术在供应链管理、数据共享等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但如何确保数据安全、防止信息滥用等问题同样亟待解决。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更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金融机构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风险，帮助决策，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便捷性。然而，这种结合也加速了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使得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进一步增加。由于衍生品的杠杆效应和高风险性，一旦市场出现波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冲击。此外，一些中介性平台企业为追求高额利润，排挤竞争对手，榨取消费者剩余，出现了“二选一”等乱象，一些内容型平台对其内容真实性、合法性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出现了内容导向不良、虚假信息传播等问题。目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系统的监管政策和法律机制来有效管理这些新兴行业。但从规范市场的角度而言，当然有必要对这种乱象进行监管。

　　在对数字经济乱象进行有效监管的同时，也要为其设置“绿灯”，引导其朝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从现实发展看，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在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基础层弱、应用层强、生活服务业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弱的结构性失衡。从技术分布上看，核心技术缺乏、重应用轻基础的特征明显。以人工智能（以下简称AI）为例，科技部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0》指出，当前AI在技术层呈现中美竞争格局，中国在应用层专利领先，但在AI基础技术及工具的研发方面，中国仍然相对落后，AI基础技术的核心力量掌握在美国的手中。从产业分布上看，2020年，中国服务业、工业、农业中的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40.7%、21.0%和8.9%。工业和农业数字经济占比明显低于服务业。中国数字经济巨头如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其主营业务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即消费互联网。相比之下，北美15大互联网公司中，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企业数量基本相当，呈现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而在制造领域，无论是芯片、存储器等数字产业化部门，还是先进数字制造技术在制造业中的使用，如协同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中国也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根据有关数据，2020年中国公有云（Public Cloud）市场规模为194亿美元，仅占全球的6.5%，中国在线软件（Software-as-a-Service，简称SaaS）市场规模仅占全球的2%。

　　因此，从长远来看，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改变这种单纯依靠人口规模和应用场景的消费互联网成长模式，向更为复杂、更需要创新投入的产业互联网发展。这种发展方向的“绿灯”的设置，同样也十分必要。

　　相较于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不同于西方道路的标志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超越或“扬弃”西方资本主义，其发展过程不是彻底否定或抛弃资本，而是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引导、驾驭资本，使之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历史地看，能否驾驭好资本，既要在微观层面上把资本逐利的贪婪性限制在法治的轨道内，又要在宏观层面上把握作为整体的、阶级的资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在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在启动、推进和维系高质量经济活动，推动经济、社会、政治良性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的、积极的作用。国家不仅是推动者和组织者，也是打破利益集团阻碍、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的积极行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对资本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把握、管控是一件虽任重道远但必须完善的任务。

　　（作者简介：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方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