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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世纪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诞生以来，各学科的研究者都试图将其与本学科的理论相结合，用以发展某种新理论，而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产物。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1920—1950年代，威廉·赖希、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洛姆等学者致力于将马克思有关人类反抗压迫、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理论与弗洛伊德对性压抑和个性解放的分析相结合；196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尤其是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法国的兴起，以路易·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学者尝试运用精神分析理论阐释大众文化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1980年代之后，以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等人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和解释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把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相结合，产生了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哲学。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包含诸多流派和代表人物的复杂学科，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也出现了众多微观发展方向。本文将以弗洛伊德—拉康—齐泽克这一精神分析的发展脉络为主线，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理论尝试，概括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内在逻辑，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做简单分析。

　　由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具有方法论意义，因此伴随着其影响日渐扩大，特别是精神分析理论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情怀的学者试图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属于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结合阶段，可以称之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

　　（一）赖希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奥地利学者赖希于1920年代最早提出要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试图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和改造马克思主义，并直言不讳地将自己的思想体系称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的《性成熟、节欲、婚姻道德》一书的法文译者将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对比，认为精神分析思想的特殊模式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赖希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具有三个共同特征。第一，二者都是一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性的因素及其决定作用，把人类的物质需要及其经验、爱欲、饥饿等具体事实作为理论出发点，马克思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和生产力的决定性，弗洛伊德强调的则是生物的“性”维度及其决定作用。第二，二者都是一种辩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辩证法，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的本能及其与理性自我和超我的关系，以及由之引发的社会规范和法律道德问题。第三，二者都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批判态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弗洛伊德主要从无意识的压抑角度批判资产阶级道德。

　　赖希主要从两个方面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一是用精神分析的“性格结构”理论来“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过程都扎根于群众的心灵结构并确立于群众的行为模式中”，并将“性格结构”视为沟通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桥梁；二是用“性革命”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主张将“心理革命”和“意识形态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相“结合”，认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认识到,那些性领域中的东西和其他东西一样是它的实在内容,那么它就只是在谈论一种新道德,而实际上还在墨守成规”。在赖希看来，革命道德与性满足是不可分离的。当然，赖希的“性革命”主张并非西方所谓的“性放纵”或“性开放”，而是包括了对青年进行性教育等较为广泛的内容。

　　（二）马尔库塞的异化批判与爱欲解放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马尔库塞试图从异化分析和文化工业批判的角度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指出：“发达工业社会的巨大能力正在被日益动员起来，以阻止用它自己的资源去抚慰人类生存。所有关于消除压抑、关于反抗死亡的生命等宏论都不得不自动地进入奴役和破坏的框界。在这个框界内，即使个体的自由和满足也都带上了总的压抑的倾向。”因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的异化是全面的，并不限于经济层面，还涉及意识形态或心理层面。在以技术发展和消费娱乐为背景的文化力量的操控下，人们往往会主动认同现存秩序，在心理机制层面消解对现存状态的否定。这种异化的心理机制会使现存社会缺少内在驱力，使人们失去批判和反思的精神，逐渐沦为“单向度的人”。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马尔库塞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解放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第一，马尔库塞用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理论剖析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心理结构的论述，提出了人的本质是爱欲的思想，并进一步将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补充”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中，从而把人的解放归结为爱欲的解放，并把爱欲的解放与劳动的解放联系起来。第二，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关于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劳动几乎完全异化了。装配线的整套技巧、政府机关的日常事务以及买卖仪式，都已与人的潜能完全无关。”第三，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对爱欲受压抑的社会根源分析与马克思对人类苦难的社会根源分析相结合，努力寻找解放爱欲、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随着生产设施的合理化及其功能的多样化，所有的统治都采取了管理的形式。而在这种统治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集中的经济力量把人完全吞没了。”而要消除这些压抑，就需要通过解放爱欲来建立一种非压抑性的文明。第四，马尔库塞从“爱欲解放”论出发，提出了包括革命动因（因爱欲遭受压抑而革命）、革命主体（第三世界的被压迫者或西方工业社会的新左翼）、革命道路（总体革命）的“革命新理论”。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马尔库塞的“爱欲”狭义地理解为人的“本能式”情爱和欲望，而是要作更为宽泛的理解。

　　（三）弗洛姆的人格结构分析

　　拥有新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与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双重身份的弗洛姆试图从自由和人格结构的视角将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他认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分别从个体心理与人类社会层面指明了人类解放的前途和方向，但是他们各有局限，只有把二者科学地结合起来，相互补充，才能形成一种完美的理论。第一，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具有共同的思想前提，并具备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在马克思看来，基本的实在（reality）是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弗洛伊德则认为，个体的力比多组织才是基本的实在。但是，两人对充满人们头脑的、并且被人们误以为是构成现实基础的那些陈旧思想、合理化和思想体系均持同样坚定的怀疑态度。”第二，马克思与弗洛伊德都强调真理的解放力量，反对传统的社会秩序，捍卫人的权利。“马克思认为，‘要求丢掉有关现实状况的幻想，也即是要求取消需要幻想的这样一种状况’。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也作了同样的说明。他俩都希望人类从他的幻想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其目的正是为了把他唤醒，使他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行动。”第三，马克思与弗洛伊德都具有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继承了以伏尔泰、莱辛、赫尔德、黑格尔和歌德为杰出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弗洛伊德的人道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无意识这个概念中。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无意识的冲动，因此，人们一旦敢于深掘无意识这个隐蔽的世界，人们就会相互理解。”

　　弗洛姆还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分析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提出了自由的悖论：一方面，自由是人类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人的性格结构及其特征决定了人既是群体性的又是孤独的，既是从众的又是独立的，既向往自由又逃避自由。从人所具有的这一双重性格及其悖论性特征出发，弗洛姆得出了人类“逃避自由”的结论，并认为人对自由的恐惧和逃避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尽管弗洛伊德是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开创者，其精神分析中的无意识概念以及其性格特征的动力学理论对人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还是远远超越了弗洛伊德，因为“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型科学奠定了基础……西方人道主义的复兴一定会恢复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中的突出地位”。

　　总之，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逻辑上，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构成了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的显著特征。当然，将两种不同的理论“结合”或“嫁接”的这一尝试并不仅仅局限于赖希、马尔库塞和弗洛姆，比如，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吸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大量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如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区分、“自欺”和“凝视”概念，等等，都是对精神分析概念的应用。这种“嫁接”努力和理论尝试为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0年代，伴随着西方国家进入消费社会，后现代主义时代也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流行的符号学、结构主义和社会文化理论纷纷融入到这两个理论之中。在这一过程中，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异军突起，引起了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注。拉康虽然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发展和改造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过程中特别重视马克思的思想，尤其重视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出的“剩余价值”概念，并提出了与之相匹敌的“剩余快感”（即“对象a”）这一精神分析概念。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对同为法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阿尔都塞邀请拉康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做了系列精神分析讲座，并整理出版了《精神分析论文集：弗洛伊德与拉康》。他还运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与其弟子艾蒂安·巴里巴尔共同撰写了《读〈资本论〉》。除阿尔都塞外，让·鲍德里亚、吉尔·德勒兹等同时期的法国著名学者的理论建构也受到了精神分析的影响。此外，美国左翼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也直接受惠于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概而言之，1960年代是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嫁接”的“辉煌”时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左翼学者。

　　（一）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质询与再生产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历程离不开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早期的阿尔都塞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典型地体现在其成名作《保卫马克思》中。自从接触到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阿尔都塞思想体系的建构开始打上鲜明的精神分析烙印，其“意识形态”理论、“症候阅读法”以及后期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都带有浓厚的精神分析色彩。这种兼具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和内容的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文化现象开启了新视角，展现出强有力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

　　第一，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出发，阿尔都塞重新阐释了主体与意识形态、主体与社会的关系，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把个体唤问为主体”两个重要论点，为研究文化与主体、意识、社会背景的关系引入了全新视角。阿尔都塞在继承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作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具有实体性的国家机器，这种国家机器具有无意识的结构特征。“意识形态的特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一种发挥功能的方式，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因为这种结构和发挥功能的方式以同样的、永远不变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的整个历史中。”阿尔都塞还借鉴了拉康关于主体建构的镜像阶段理论，强调意识形态的表征和再生产作用，即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把个人唤问为主体”。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和社会批判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意识形态的内在表征作用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并非个体与其生存关系的正确再现，而是在想象意义上的再现，具有虚幻性和假想性的特点，因此文学批评不仅是通过对文本内容的分析来发现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而且要关注文学的意识形态意义与现实社会背景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再生产作用来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通过意识形态质询的方式生产出意识形态主体，实现对主体的塑造与询唤。这一理论内容引起了文化研究学者对主体性和意识的关注，使得他们开始“识破权力话语播撒的迷雾”，探讨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主体的压抑的规范作用。

　　第二，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重视对文本中的沉默、空白的地方加以分析，具有祛魅、解蔽的功能，可以使文学批评走出意识形态的迷雾，成为一种科学批评，因而是众多学者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工具。“症候阅读法”同样受到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影响。在弗洛伊德那里，症候与性压抑有关，是梦境中具有隐藏意义的症状。在拉康那里，症候“被视为有关主体历史的非符号化的想象性因素”，它掩盖了主体的内在分裂，虽不为主体所意识，却与主体相生相伴，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在区分“看得见的东西”与“看不见的东西”的基础上认为，“看不见的东西”（以字句之间的沉默、空白为外在表现形式的症候）更为重要，通过这一症候可以发现文本的深层结构和理论总问题，进而揭示出理论总问题背后所蕴藏的东西。正如他在《读〈资本论〉》中所指出的，“症候阅读法”就是“系统地不断地生产出总问题对它的对象的反思，这些对象只有通过这种反思才能够被看得见”。由此可见，“症候阅读法”具有解蔽和祛魅的功能，据此可以发现文字背后的秘密。此外，“症候阅读法”受到文学研究的追捧也与文学本身具有的症候特质有关，阿尔都塞的学生雅克·朗西埃就曾指出，文学言说是一种症候言说和矛盾的言说，“它同时是言说和保持沉默，同时对他所说的知道又不知道”。

　　第三，阿尔都塞后期提出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更典型地体现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所强调的偶然性维度，从而不仅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是对以意识哲学为代表的同一性哲学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主要来自弗洛伊德的“多元决定”思想。不同于弗洛伊德用“多元决定”分析梦的各种元素，阿尔都塞将其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相关联，强调作为结构组成部分的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以偶然性为核心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这一著名思想。在他看来，每一次相遇也是偶然的，相遇的开端与结果都是偶然的，相遇是由多个原因造成的。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尔都塞的“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广泛的互动，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展开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理论武器。例如，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就在吸收和借鉴阿尔都塞的晚期思想、尤其是其多元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开放性和偶然性的领导权策略。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存在论”和“历史终结论”的批判。

　　（二）德勒兹的欲望生产

　　1960年代法国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德勒兹从分析和阐释弗洛伊德的欲望概念出发，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典型地体现在其《千高原》《差异与重复》《反俄狄浦斯》等著作中。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勒兹将弗洛伊德、马克思和尼采的思想结合起来，从不同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角度谈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主体的欲望及其生产。他和费利克斯·加塔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以及消费社会的批判，既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关联，更离不开精神分析的欲望概念。他们所理解的欲望不同于弗洛伊德、特别是拉康的欲望概念。德勒兹所理解的欲望并非弗洛伊德所理解的那样是被压抑的，而是看得见的、可以不断再生产的。就像一棵大树有树根、树干、树枝和树叶一样，欲望非但不是压抑的，反而类似于大树之根，不仅要生根，发芽，成为块状的根茎，而且要破土而出，不断再生产，成为一种欲望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横冲直撞。因此，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主张多元互动就成为德勒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

　　第一，以对大卫·休谟和尼采的研究为始发点，德勒兹完成了对法国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彻底批判和扬弃。对于德勒兹而言，黑格尔的矛盾概念仍然是同一性对差异性的想象的胜利。“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对立或矛盾的发展以及矛盾的解决而向前发展。它并未意识到诸种力量及其本质，其关系由以生产的真正因素。”基于此，在对精神分析展开批判之前，德勒兹首先借助尼采的谱系学概念对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进行了批判，以“肯定”对抗“否定”，使得差异论拓展到实践层面。自此，德勒兹生成概念的实质被真正确立，即流变的主体以自身的肯定性而非否定性来改变自身。

　　第二，作为1968年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德勒兹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后现代语境，尝试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异化现状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分析和批判。以此为起点，德勒兹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对欲望的压抑并进行了精神分析式的解读，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为精神分裂症辩护的一切力量。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德勒兹在其生成性微观政治哲学中开创了“欲望生产”“精神分裂分析”等一系列批判资本主义的概念。他聚焦微观主体，以欲望机制研究为出发点，直接批判了俄狄浦斯式的精神分析观点，不认可它将复杂的无意识进行本质主义还原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与加塔里一起提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症的精神分裂分析。在精神分析的视域中，弗洛伊德将欲望视作一种匮乏，即欲望客体的匮乏，并以此阐发欲望产生的机制。与之相反，德勒兹肯定欲望及其相应的生产。他指出：“欲望是机器，是机器的综合，机器的装配——欲望生产。机器的结构是生产的结构，生产既是欲望的生产，同时也是社会的生产。”换言之，一方面，德勒兹将欲望视作一种生产，其生产的是肯定性的欲望，是正向的积极表达；另一方面，欲望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生产，意味着欲望是生产本身，它与机器相连，形成欲望机器，而欲望机器具有社会性，暗含着革命的种子和力量。对于德勒兹来说，通过解放欲望来解放社会是精神分析对症下药的根源所在。

　　第三，德勒兹的欲望微观政治学的主旨是建立一种以欲望革命和游牧为基础的新政治学。这种新政治学“对传统政治学釜底抽薪，建立在消解僵化主体的基础上”，通过放逐和凝聚欲望，利用千高原的平台，使其以块茎的方式漫无目的地生长、肆虐，最终实现欲望。德勒兹渴望实现个体内部的解放，进而实现社会的整体解放，通过打破欲望与利益之间的对立在个体之间实现多元合作。

　　总之，立足后现代思潮这一时代背景，德勒兹开创了以欲望为核心的微观政治哲学理论，在承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将其生产概念转化为欲望生产概念，从根本上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克服了对欲望概念的误认，并重归唯物主义。德勒兹的欲望微观政治理念挑战了现有的价值理念和社会秩序，具有创造新世界的政治倾向，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域。

　　（三）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

　　詹姆逊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来建构其后现代主义理论，这尤其体现在其著名的论著《政治无意识》中。在早期的文论研究中，詹姆逊就萌生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阐释学）的想法。在《评论之评论》一文中，他认为建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迫在眉睫，主张文本阐释应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中，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中，评论必须包括对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解释，即“评论之评论”。在《政治无意识》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不难看出，詹姆逊将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作政治阐释，并认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是超越其他所有现存的阐释方法、唯一能够包罗万象的阐释机制。

　　那么，詹姆逊是如何建构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呢？必须强调的是，除了受到精神分析的影响外，他还受到格奥尔格·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和阿尔都塞关于生产方式及其结构的总体性思想的洗礼，同时也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有关文化工业批判和鲍德里亚有关消费社会批判的影响。詹姆逊认为，当前文化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囿于上层建筑领域而缺乏对经济的分析，因此必须坚持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在文化研究的同时进行经济分析。他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中蕴含着经济成分，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中，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是相互渗透的，因此单纯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经济决定论抑或非决定论都是不正确的，需要辩证地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及其逻辑。詹姆逊的研究覆盖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问题、辩证法的难题、历史主义的困境、政治无意识和乌托邦等各个方面。

　　第一，詹姆逊对文本学、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等批判方法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这些阐释模式中都蕴含着某种“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因素，而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阐释模式才更具优越性，它可以沟通文学形式与社会现实，是对其他阐释方式的综合。詹姆逊用“结构的历史主义”来概括马克思的原意，将历史视为辩证批判的内在维度，以此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符码的结构历史主义，并开辟出一条文学与社会相联系的新路径。基于此，詹姆逊提出当前存在着两种历史化路径：一是客体路径，即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二是主体路径，即主体为理解事物而形成的概念和范畴的历史性。与这两种历史化路径相对应，存在着两种文化研究方式：一是对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研究，突出的是文本的客观性维度；二是对文本的阐释和叙述本身的研究，突出的是阐释行为的主体性维度。詹姆逊显然选择了后者。他认为，当我们阅读时，并不总是自主的，而是会借助各种阐释方式，而阐释总是带有潜在的意识形态性，会根据特定话语进行特定的文本重写，因此关键在于对阐释本身的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如此，文本的阅读及其阐释模式就与文化政治中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相关联。詹姆逊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本中的政治性存在于文本结构的空隙处，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让人难以察觉。“文本中最终表现出来的历史的或政治的‘内容’不是作为文本的背景或原因而存在的，而是像意识形态和虚构一样，其本身就是文本存在的条件，是文本生产（同时也是阅读和阐释）的潜在机制。詹姆逊将这称之为‘政治无意识’。”

　　第二，詹姆逊的文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学是政治无意识的表现。何为“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综合其有关政治无意识的论述，可将他所谓的政治无意识理解为透过文本或文化叙事及其阐释来探究其中的深层结构，并将政治阐释作为破解隐义的叙事的核心，而主体的意识形态倾向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政治阐释在此具有超出其他阐释方法的优越性。詹姆逊不仅分析了小说、戏剧等多种叙事形式，更重要的是，他将叙事作为一种结构，作为一种永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范畴。叙事作为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把历史中被压抑的现实重现于文本之中，使政治无意识找到了它的功能和必然性。政治无意识并非局限于个体无意识的精神欲望领域，而是呈现为某种集体无意识。换言之，一种集体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某个时期以文本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文本中被改装或被压抑的现实无意识具有潜在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因此，当文化文本这一意识形态将历史的矛盾和解决矛盾的乌托邦欲望一并压抑到社会集体无意识中时，分析文本中的无意识就能走出历史主义的困境，还原那个历史时代的本真面貌，从而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由此可见，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概念及其形成是在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的基础上，将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一种理论尝试。从詹姆逊有关文化文本的阐释及其模式到其政治无意识概念的提出，其中不乏精神分析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这也是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化理论中的典型体现。

　　21世纪初，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后阿尔都塞的思想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拉克劳、朱迪斯·巴特勒和齐泽克等一大批以精神分析为基础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将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

　　（一）拉克劳的无意识基础上的后政治

　　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手，拉克劳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力图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拉克劳的理论也被称之为“后葛兰西主义”，他在继承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基础上将其与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拉康的理论相结合。这主要表现为他摒弃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代之以“对抗”理论。他指出，在20世纪末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时代，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斗争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各集团或势力之间的对抗。如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斗争采取了阵地战的方式，社会对抗采取的方式是“攻心者为上”，而非阶级之间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攻心”这种对抗方式需要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主体中的无意识来实现主体之间的认同，即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来达到同一性。因此，“差异”与“同一”就构成了对抗的核心概念。当然，在拉康那里，主体之间的认同并非真正的一致，而是某种虚假性的“误认”。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和《论民粹主义理性》等著作中基于精神分析的视野阐述了社会对抗和民粹主义的产生以及其中的“误认”问题。他指出：“‘转化(transformation)’恰好意味着对立：它是一个依据自身构成成分的认同而自我解释的完全肯定过程。至于对抗,情况则完全相反：它并非表现为我的认同,而是其构成的不可能性。严格说来,对抗力量否认我的认同。”因此，“误认”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

　　（二）巴特勒的性别分析

　　另一位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巴特勒试图把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研究结合起来。她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后现代主义社会中的性别问题，为女性权利和同性恋等辩护。其《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她在书中谈到的性别麻烦涉及性别的社会认同和误认的问题。她认为，性别认同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被塑造出来的。“身体总是、已经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对它所展现的想象的意义设立了限制,但是它永远不能摆脱一种想象的建构。幻想的身体永远不能从它与真实的身体的关系来理解；它只能从它与另一个由文化建制的幻想——占据所谓‘直观事实’(the literal)和‘真实’（the real）的位置的幻想——的关系来理解。”这种观点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质询，即主体是被质询出来的。拉康在其精神分析理论中曾针对性别问题提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命题，如女性不存在、性关系不存在等等。这些命题对巴特勒的女性主义研究产生了影响。当然，与拉克劳和齐泽克相比，巴特勒的性别研究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成分相对较少，但性别平等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一维度上讲，将巴特勒视为一个女性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成立的。

　　（三）齐泽克的新唯物主义

　　21世纪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当属左翼学者齐泽克。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素养相当深厚，他曾在巴黎师从雅克-阿兰·米勒研习精神分析理论，其代表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产物。

　　第一，齐泽克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并重新阐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并从新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在他看来，马克思除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伟大成就之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商品交换中人与物的颠倒逻辑。所谓“颠倒逻辑”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必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来表达，因此商品拜物教是“人与人之间的确定的社会关系，但这种关系采取的是物与物的关系这种奇异形式”。然而，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重要的并非这一颠倒逻辑，而是人们非但意识不到这一逻辑，反而将这一逻辑视为理所当然。换言之，问题不在于无意识，而在于这一颠倒逻辑的普遍性。齐泽克认为：“普遍(the Universal)只是真正存在着的具体物体的属性，但是，一旦我们成了商品恋物癖的牺牲品，商品的具体内容(其使用价值)仿佛就成了商品的抽象普遍性（其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在此，齐泽克基于精神分析的视角指出，马克思不仅发现了商品拜物教中所蕴含的“颠倒”逻辑，而且指出它是无意识的，即人们虽然每天都在践行这一颠倒逻辑，但却并未察觉到；不仅如此，颠倒逻辑并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种普遍性的逻辑。

　　第二，齐泽克对柄谷行人的“视差”概念进行了更新改造，并用于马克思主义分析。柄谷行人的“视差”是从康德那里挪用的，指的是物自体与现象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以及主体由此从不同视角观察物体所得出的差异。齐泽克在《视差之见》中吸收了柄谷行人关于视差的观点，并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其进行了改造。他认为，柄谷行人虽然看到了视差不仅是主体视角的差异，而且还是由于主体所持视角不同而导致的客体或对象的差异，但其视差概念仍然缺乏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即拉康的精神分析维度。因此，齐泽克试图用精神分析来改造或丰富视差概念。他认为，视差的关键在于拉康的“对象a”的介入。正是由于主体中所包含的剩余快感（对象a)的存在，才导致了视差的产生。因此，视差是主体因观察客体或对象的不同而将主体维度的差异转化为对象的不同，进而形成两个虚实不同的客体或对象。不仅如此，这两个客体或对象并不是完全对称的、平衡的，而是非对称和非平衡的。“视差并不对称。在审视同一个未知因素时，视差是由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构成的。在这两个视角中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非对称性，即最低限度的反射性迂回曲折。”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存在着“政治”维度和“经济”维度上的视差，从而导致拉克劳和墨菲等左翼学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只强调政治和文化领域的霸权斗争，忽视了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面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视差的不同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不同侧重。

　　第三，从视差概念及其特征可衍生出另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即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新唯物主义哲学。这是齐泽克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特别是视差概念，在吸收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尝试。需要指出的是，齐泽克所谓的新唯物主义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而是建立在精神分析的“对象a”和视差辩证法的基础上。他于2012年出版的《比无还少》一书的副标题是“黑格尔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这个“阴影”指的是精神分析的“对象a”，其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为了论证这一精神分析维度的“唯物主义”哲学，齐泽克在这部巨著中对古希腊以来包括当代西方哲学、人工智能和量子力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内的西方哲学史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考察。概而言之，齐泽克所谓的新唯物主义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它是一种视差辩证法，一种非平衡、非均衡的辩证法；或者说，它是始终处于动态差异中的对立和平衡的辩证法。这一点类似于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提出的矛盾的非均衡性及其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论述，因此齐泽克专门对《矛盾论》做了长篇解读。他指出：“毛泽东思想的重点在于主要的（普遍的）矛盾并不与在特定情况下应该被视为主导的矛盾重叠——普遍的维度实际上存在于这个特定的矛盾中。”其二，这一辩证法所谓的“物”并非唯物主义之“物”（Thing)，即不是我们日常的普通之物，而是拜物教意义上那个极度抽象的“物”，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物”。它是与“对象a”相关联的物，即他所谓的那个“阴影”。一言以蔽之，这个所谓的“唯物主义”仍然离不开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这是齐泽克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共同点。其三，这一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不再纠结于传统哲学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而是基于“对象a”基础上的三元组合或三元辩证法，即在最小差异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法。这个“最小差异”就是“对象a”或“裂缝”的代名词。这里的“裂缝”是指否定性，它是理解三元辩证法的关键。齐泽克指出，我们认识事物的“关键并不在于克服思想与存在的分裂，而是在它‘生成’（becoming）的过程中设想它”。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所殚思竭虑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及其同一性问题，由于精神分析这个“最小差异”概念的介入而变成了“主体、客体、对象a”三者之间的关系。

　　（作者简介：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