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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早，也积累了颇多成果，但较多聚焦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论》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生成逻辑的认识，也大多从马克思的标志性经济学著作入手，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概括其主要发展阶段。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分析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展开的，从“消费与发展”和“消费和环境”等其他维度的探讨不多。因此，有必要更为全面地梳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明确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实践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为分析起点，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生产关系为基本立场，以真正满足人的需要为价值追求，对资本主义消费现实和消费理论展开批判，在此基础上生成自己的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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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基础：对资本主义消费现象的观察与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起于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消费在内的经济事实的观察和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消费现象进行了三重批判：一是阶级间的消费不平等，二是消费异化，三是消费相较生产不足而出现的商业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不平等，主要针对工农阶级的普遍贫困和资产阶级的挥霍性消费。《莱茵报》时期（1842—1843），在关于林木盗窃和摩泽尔农民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注意到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和不同阶级间物质资料消费的巨大不平等，而正是“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转向经济研究。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1845）一书中，恩格斯详细揭露了城市工人在居住、饮食、生育等方面的普遍困难，并指出除了贫困导致的无力消费，供给工人的消费品的质量低劣和数量短缺也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此外，恩格斯还注意到工人的酗酒和纵欲消费，并称无产阶级的放荡生活不过是“绝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已”。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相对的，则是资本家的挥霍性消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关注到这种消费表象，更注意到其与封建主的挥霍性消费的不同。资本家的财富增长主要与对工人的剥削强度相关，所以“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且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挥霍性消费不再只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而是成为一种经营的必要，即被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当作“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和“资本的交际费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一般和特殊两个层面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需要的扭曲。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极富文学性的笔调揭示了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一般特征：“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劣质烧酒、鸦片等激起消费者病态欲望且造成巨大伤害的特殊商品展开了更为具体的批判。如恩格斯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中指出，劣质烧酒引起严重的醉后症候和中毒现象，过节时工人纵酒狂饮以至于“发生殴斗”甚至“刀伤致死”。他在同一文本中还指出，相较劣质烧酒，“惟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种生产，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而马克思早在《鸦片贸易史》（1858）中就已借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批判了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

　　通过对消费现象的观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蕴含的对抗性矛盾，即与消费品空前富裕相伴随的消费不足导致的商业危机。在《国际述评（二）》（1850）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用一句极具戏剧性的话讽刺了这种矛盾：“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激怒愤懑，上层阶级则因生产过剩而倾家荡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中揭露了这种消费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性，指出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但这种“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

　　对资本主义消费现象的关注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生成的重要前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现象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其消费理论的重要经验材料，更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的现实关怀，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与其他经济学派相关理论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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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前提：对庸俗经济学和所谓社会主义消费理论的批判

　　18世纪末，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突出的消费问题，不同立场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出发，解释相关问题的形成原因，并试图提供解决方案。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维护现行制度的庸俗经济学消费理论，以及试图通过社会改良实现消费平等的所谓社会主义消费理论。对这些经济理论的批判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其消费理论的重要逻辑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驳了庸俗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消费问题和消费政策的保守阐释，揭示了庸俗经济学考察消费问题的逻辑局限。早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3—1844）中，恩格斯就用现实的商业危机对庸俗经济学家的“生产永远不会过多”的谬论进行了批驳，批判了马尔萨斯因无法正确解释交替出现的危机与繁荣而发明的“人口论”，将一切贫困和罪恶归咎于“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试图以“限制繁殖本能”对付所谓“人口过剩”问题。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学理论是荒谬的，是“基督教经济学的顶峰”，马尔萨斯的解决办法更是反映了私有制如何“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的堕落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庸俗经济学家对影响工人阶级消费其他方面的原因的虚伪辩护进行了批判，指出消费税并非如蒲鲁东认为的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而是随着产业资本发展出现的，“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在讨论“实行普遍的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这一问题时，恩格斯批判了英国自由贸易派代表包林将商品输入量增长错误地当作消费量增长，忽视了工人阶级因为失业而无法享受到海外输入的消费品的事实。除了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对具体消费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也关注到其对消费这一再生产环节的孤立性考察。马克思指出，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以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为题划分章节是“不适当的”，其内容反映出“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生产、消费以及作为两者之间的媒介的交换和分配是孤立地存在的”。这样孤立、片面的考察不利于把握经济活动的一贯性和连续性，这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着力克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对自诩为“社会主义”却仅具空想色彩、试图不改变生产关系而仅通过分配来实现消费平等的消费理论进行了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格律恩将生产和消费直接混同的论述，认为其忽视了需求应当是有效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像格律恩这样以消费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于生产和消费的真实关系一无所知”，只满足于“宣称现在人们不‘像人一样地’消费，满足于关于‘人的消费’、关于用真正消费的精神进行教育的公设以及诸如此类的空洞词句”，而不考虑“生产的实际条件和人们的生产活动”。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哲学的贫困》（1847）中，马克思也明确反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将需求和供给混为一谈的形而上学式的认识，指出现实的消费者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马克思同样旗帜鲜明地批判了以“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空洞主张争取工人权益的拉萨尔主义，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后来恩格斯也反驳了杜林类似的主张，认为其妄图通过取消资本主义分配方式实现“等量消费”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上消费理论的批判是其阐释自身理论的重要逻辑前提，正是在对既有理论的深刻批判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消费问题的科学理论才逐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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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形成：基于三个要点的理论阐释

　　在对资本主义消费现象和既有消费理论展开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三个要点逐步阐明了其消费理论，即以“实践的人和现实生产关系”为分析起点，以“历史、辩证地看待生产关系”为基本立场，以“真正满足人的需要”为价值追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其消费理论时坚持以实践的人和现实生产关系为分析起点。因为缺乏对现实生产关系的把握，庸俗经济学家和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在分析消费问题时往往走向一种抽象的对立或空洞的和谐，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为理解消费问题找到了现实基础。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强调了理论的实践导向，又与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随后，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又作了更为系统的阐释，进一步巩固了以实践的人而非抽象的人，以现实的生产关系而非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作为分析消费问题的理论起点。

　　从这一起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历史、辩证的视角审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既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又深刻揭示出这种生产关系内蕴着对抗性矛盾，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庸俗经济学家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往往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问题视作一种生产关系自然产生或无产阶级自作自受的结果，总是在肯定私有制的前提下展开批评和倡导改良。马克思和恩格斯透过雇佣劳动“等价交换”的表象看到了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从而实现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透过周期性的繁荣与危机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内在弊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恒性与神圣性。相较于从哲学、文化层面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论并非基于某种抽象的道义，而是基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规律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识在革命实践中往往转化为彻底革命的热情，在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开展“武器的批判”时形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盘否定。而一旦这种否定脱离具体发展阶段，就极易回到抽象、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忽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注重考察消费问题的现实性和分析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其理论始终蕴含着“真正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追求。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所要满足的不是少数人的需要，更非私有制下资本制造出来的病态消费欲望，而是“每个人”的现实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且这种需要的满足是以“每个人”同时又是以“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因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总的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问题和既有消费理论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生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正是在对现实消费问题的深入观察和对既有消费理论深刻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才得以形成并建立起来。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具有丰富的内涵，通过对马克思主要经济学著作、散见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各类论著中相关理论观点的梳理，可以从消费与社会再生产、消费与社会发展以及消费与人的发展三个层次，大体概括出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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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以实践的人和现实的生产关系为分析起点，将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具体内容包括消费与生产的辩证关系、商品的两大部类及其相互作用、影响消费的因素、消费类型、消费信贷等。本文仅就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流水一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消费发挥的作用做一简要论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58）中，马克思从一般意义上阐释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一方面指出“生产生产着消费”，后被理论界概括为“生产决定消费”，具体表现为生产“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决定消费的方式，使消费得以完成”，“生产出消费的需要、消费的动力”；另一方面指出“消费生产着生产”，后被理论界概括为“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又成为新的生产动力。马克思最后概括出生产和消费在三个方面的同一性：直接的同一性；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已然明确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环节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阐述了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流水一般”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消费信贷的出现与影响。针对生产补偿“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这一问题，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进行了考察。马克思将社会总产品分成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资料是进入生产消费的商品，而消费资料则是“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虽然此处的“生产”也被称作“消费”，但不能因此将这两个环节混同，否则便落入了前文提到的格律恩等人的陷阱。马克思进一步将消费资料概括地划分为“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前者既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又“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而后者只进入资本家的消费。这两类消费品的划分为我们理解现实的消费过程和消费类型提供了方向。而通过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决定消费状况的内在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家预付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工人劳动生产出产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成为商品，商业资本家将其卖给消费者，消费者为购买商品支付货币，商品结束交换进入消费环节，资本以（增殖的）货币形态再回流到资本家手中。如果商品不能成功交换，即没有完成“惊险一跃”，则资本家和工人都无法真正获得收入，资本家预付的货币资本不能得到补偿，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无法持续。工人消费者为购买“必要生活资料”所支付的货币只能来自其工资收入，而在利润和工资的分配中，资本增殖的本能促使工人工资滑向尽可能低的水平，但这种趋势又不得不受到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制约，即当低收入的工人无力消费时，产品便失去了市场，商品资本无法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回流到资本家手中，社会再生产也就无法继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信用制度以及消费信贷之生成、作用、形式、影响因素及风险。消费信贷在加速资本流通的同时又埋下了巨大隐患，即以虚假的消费需求促进了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大，加速了商业危机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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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发展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不只是把消费作为再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来分析，更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层面对消费问题进行讨论。人类社会发展以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变革为主线，而消费则是社会发展的指示器和测量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既一般地论及各社会发展阶段以不同方式满足消费需要，又专门介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满足社会消费需求且内蕴产消矛盾，并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如何化解前述矛盾以真正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具有显著差异。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与消费直接相关，“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中世纪社会“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交换关系仅存在于满足直接消费需求后的剩余产品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主要不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交换，个人消费也必须借由交换这一中介实现。正是因为交换关系的发展，消费在双重意义上突破了原有限制，这种发展历史地体现为大机器生产的采用、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对人的新需求的发掘的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与大机器生产伴随而至的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各国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纽带紧密联系起来，空前丰富的商品被生产出来并被运往世界各地，“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的需要的变革，即“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旧的需要是旧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新的需要只能依靠远在大洋彼岸的大工业生产这一新的生产方式获得满足。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不只有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新的需要的满足，其内蕴的产消矛盾也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马克思提出与“生产力”相对的“消费力”概念，并区分出“绝对的消费力”“社会消费力”“个人消费力”三个维度。“绝对的消费力”由社会生产力决定，个人消费力取决于个人收入，而“社会消费力”则是一种“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马克思将大机器生产称为“生产走在需求前面，供给强制需求”，同时认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灾难丛生的根源，同时又是进步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有效需求创造的社会消费力才能维持，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有效需求又受工人收入的制约。资本增殖的要求持续驱动商品生产，但当丰富的商品已经填满现实市场、未来市场和虚假需要市场后，社会消费力不足的问题就暴露出来，商业危机也就周期性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便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论述中给出了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最终答案——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全世界宣告：“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恩格斯呼吁通过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来解决“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间的对立；马克思为解决异化劳动问题也开出“消灭私有制”的药方，并构想未来社会将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对于消费资料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分别以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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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的发展为尺度审视消费

　　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问题，而消费是人以产品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人的需要满足正是实现人的发展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关注到了人的各种需要，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消费不足和异化消费限制了人的发展，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体现了生产和社会发展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根本目的，与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有着本质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论述了人的需要的不同层次，以及满足人不同层次需要的各类产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介绍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殖繁衍这三个层次的需要。他们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是“生活”。因而“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物质生活需要在所有需要中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强调了对相关产品的消费是满足其物质生活需要的唯一途径，而精神需要和生殖需要都是在物质生活需要得到基本满足后才能实现。这三种需要的满足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产品之所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就在于其具有使用价值；而把握消费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就需要了解产品的使用价值，进而了解产品的类型。除了前文提及的“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外，恩格斯还进一步基于不同层次的需要将消费资料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由此可见，要实现人的发展，仅获得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发展体力、智力和休闲享受还需要丰富多样的物质和文化产品。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为满足人的需要提供了廉价而丰富的商品，但也造成了工人消费能力匮乏和消费异化等问题，阻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人满足其需要的主要途径是对商品的消费。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必然要求市场的扩大，有限的国内市场不再能够满足其需要，世界市场必然形成。世界市场不仅能更充分、更廉价地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需要，更能创造出新的需求，为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但是，即便如此，大部分人的需求的满足仍然有限，因为消费品的分配取决于所有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工人的收入主要是工资，但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往往无力购买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缺乏真正满足自身需求的现实能力。除了消费能力匮乏导致的对人的发展的阻碍，马克思、恩格斯还注意到普遍的交换关系使一些不应成为商品的东西商品化了，这种商品化看似基于买卖双方的“共识”，实际上却造成对人的身体和尊严的双重伤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令受人尊崇的职业变为“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把家庭关系变为“纯粹的金钱关系”。这种买卖的背后是人的尊严的贬损，在这种畸形的商品化中，生产和消费越是充分，人的发展越受到阻碍，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将人的发展作为生产的根本目的，必然要求废除私有制，从而实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人们生活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真正的“共同体”中，并以“按需分配”为原则。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消费以分配为基础，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指出，满足人民需要的根本途径是生产的发展和分配的合理，当生产关系成为满足人民需要的障碍时，就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化解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分配、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且难以克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一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得到化解，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于上述判断，当代中国应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发展手段，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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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则强调：绝对的消费力由生产力决定，社会消费水平随生产力发展而逐步提高，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消费需要的基本路径。因此，在发展理念转换的新发展阶段，应当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为人民需要的充分满足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弊端凸显，经济增速放缓，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因此，应以新质生产力为新的发展动力，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先进生产力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和能够满足人民升级消费需求的优质消费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对经济布局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作用。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要构成，但传统制造业发展遇到瓶颈，出现产能过剩、成本增加、污染严重等问题，需要通过新兴技术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优化产品质量。此外，通过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充分运用数字平台突破时空限制的内在优势，能够强化产业链上中下游、生产端和消费端的联系，使生产要素和消费商品充分流动，进一步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除了以新兴科技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以外，还需要以城乡融合、区域协调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面实现，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各地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差距。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地区间很难实现同步、同程度发展，特定时期的发展不平衡具有某种必然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在实现了国家经济总量剧增的同时，生产要素也流向了更具产业优势的城市和地区，城乡和区域间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而这一发展差距造就了城乡、区域间收入差距，又进一步带来了城乡、区域间消费水平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业已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集中体现。”针对发展差距，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多个宏伟目标。尽管如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这就要求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打破妨碍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区域间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壁垒，充分发挥东、中、西部地区各自优势和积极性，形成相互促进和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以缩小发展差距为前提，持续缩小城乡、区域间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差距，真正实现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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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战略，并在具体部署时指出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所谓消费问题，实质上是经济体制内部结构性矛盾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不平等、消费异化等现象，并分析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经济根源。而在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解决消费问题意义重大。这就要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为指导，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化解消费问题。

　　通过观察现实经济运行和梳理消费政策变迁，可以发现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外流和消费主义倾向三个看似“冲突”却同时存在的消费问题，反映了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部分居民收入偏低而不具有现实购买力，不能满足其消费需求；与此相关，一些欠发达地区尚未嵌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之中；现有产业体系尚不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部分产业在利润驱动下通过制造“欲望”扩大市场。

　　根据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消费需求必须以现实收入为前提。一些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不足使其合理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可行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培植地方支柱性产业并使其嵌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从而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的收入一般以为他人提供使用价值为前提，从资本流通来说，其收入可能源于其所提供的货币、土地、劳动力和产品，而从利润获得来说，资本的“增殖”则依赖于其生产的商品能否被最终消费。短期来看，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增长的途径可能是多元的，但长期来看，其可持续收入及其增长还有赖于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及其提供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唯如此，欠发达地区才可能牢固而持久地嵌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中，而这也正是造血式扶贫和地方产业振兴政策的根本逻辑。

　　关于消费外流，应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本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满足不同品类、不同层次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外来商品涌入本国，新需求替代旧需求是必然。那么，如何确保本国商品具有与外来商品相比较的竞争力？近年来，党和政府继续坚持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等各类生产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实现供给和消费的有效对接，以丰富、优质的产品满足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以解决消费外流问题。

　　消费主义倾向同样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需要以人的发展为价值尺度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虽然一些学者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归因于西方意识形态影响，但其实际上根源于市场经济内部的资本增殖的冲动。当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率降低、商品滞销风险持续存在时，资本便试图通过深化现有消费需要、拓展新的消费需要以保障其增殖的实现。而当促进消费的企图偏离了促进人的发展这一价值取向，便陷入了消费异化、掩盖和替代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的消费主义陷阱。对此，应建设完善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引导资本向既有经济发展前景，又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地区和领域，依法依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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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告诉我们，当资本增殖背离广大人民需要时，扩大的生产终将受制于有限的消费，生产力与消费力的矛盾使经济发展难以为继。在生产力空前增长，人民群众却消费不足，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一方面需要调整生产结构，另一方面则要求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标，超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对抗性矛盾，实现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统一。

　　社会主义生产将人的需要的满足作为根本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就需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将其转化为满足人们需要的各类消费品的现实的生产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当前，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并不否认商品生产和消费仍然是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因此，必须促进先进生产力转化为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消费品制造能力，以衣、食、住、行、文娱、教育、医疗等具体行业为依托，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活、发展和享受三个方面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当然，除了产业本身正确的发展方向之外，还需要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现实的消费能力以及培育正确的消费观念。

　　消费能力不足是制约消费需求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消费力不足的必然性，即资本增殖需要驱使资本家不断扩大再生产，但工人在分配中始终处于劣势，工资收入仅能维持本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为根本前提，为克服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提供了现实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要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当前，我国居民收入主要分为工资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而从统计数据来看，工资性收入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最大，因此，提高社会消费能力，尤其需要增加劳动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城市工薪阶层、农民工等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此外，还需要通过优化分配结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配套的分配机制，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再分配和三次分配重点向农村、基层、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倾斜，稳步提高其实际消费能力，从而满足其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

　　真正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这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全社会培育理性、健康、和谐的消费观念。“美好生活在不同时期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在物质资源较为稀缺的时代，我们往往可以从物质资源丰富的角度来定义美好生活，而较少关注精神生活的内容，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则需要兼顾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马克思、恩格斯曾抨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满足资本增殖而制造出来的病态的消费欲望。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于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审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兴消费趋势，对于可能损害人民身心健康、社会公序良俗，甚至违背道德、触犯法律的商品和营销手段，以及一切通过制造焦虑、鼓吹享受、贬低劳动和铺张浪费牟利的消费现象，政府、社会和消费者个人，都要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保障人民利益、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筑牢道德和法律屏障，同时，积极引导舆论，严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防范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西方腐朽、没落、颓废的意识形态侵蚀，形成并强化社会全体成员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消费观的共识。

　　综上，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有其生成逻辑和基本内涵，我们应深刻把握，并发掘其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起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和消费理论的批判，将消费与社会生产、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紧密相连，并将满足人民需要这一基本立场和价值追求贯穿始终。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解决当前我国消费问题、促进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科学理论指导。

　　（作者简介：徐家林，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悦，华东政法大学法治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