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人类学是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全过程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资源，也是构建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重要依据。1884年，恩格斯以马克思晚年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先河。纵观140年的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先后呈现出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释人类学、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的思想、从资本批判主题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互动融合等三个逻辑主题。下文将以此为线索梳理各个主题的历史展开过程，进而揭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当代价值。

一、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释人类学

　　对人类学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是由马克思本人首开先河的。目前已有充分的研究成果证明，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人类学的关注并非简单的兴趣转移，而是与探讨农村公社的现代价值密切相关。因此，公社的原生形态、制度基础、解体过程、历史命运是贯穿在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摘录过程中的一条主线。马克思借此判定，氏族制度才是破解史前社会结构的密码。与此相反，19世纪下半叶欧洲以亨利·梅恩（Henry Sumner Maine）为代表的父权制理论误将家庭（特别是父权制家庭）及其扩大产物的家族作为所有社会形态的制度基础。

　　继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在将人类学研究进行马克思主义化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明证。在这项恩格斯自称为“实现亡友遗愿”的工作中，他实质上是希望借助路易斯·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进化论人类学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确立一整套历史方案。因此，他对摩尔根作出了远超于马克思的正面肯定：“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这一做法一方面随着人类学界对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弃之不用而困难重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走出教条化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与摩尔根之间存在诸多不可化约之处。虽然恩格斯将人类学研究进行马克思主义化的方案并不成功，但他仍然系统地表露出马克思主义对待人类学的基本态度，从而催生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我们可以将恩格斯为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所提供的总问题展开为层层递进的三个环节。

　　第一，揭示史前社会的异质特征和结构。

　　继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尝试从更多角度揭示史前社会的异质性特征，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思想起源论》（1909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拉法格一开始便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既成结论的错误思潮；与之相反，他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指南、方法甚至假设。在他看来，通过实验观测验证过的理论才是真实可靠的。拉法格特别指出：“经济决定论，这是马克思交给社会主义者的新工具，为的是要靠它的帮助把秩序带进历史事件的混沌状态中去。”这里的“经济决定论”主要是指：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应当从物质和精神的生产方式入手，通过解析实际生活中的人如何进行生产，来获取影响物质生活并塑造思想观念的要素。然而，“同样的生产方式决不会以数学般的精确性在一切靠它生活的民族中产生出同样形式的人为环境或社会环境；因此，同样的生产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和在一切的历史时期不会引起绝对相似的历史事件”。遵循这一思路，拉法格通过剖析正义、善、灵魂、上帝信仰等抽象思想的起源，深入到孕育这些观念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揭示了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拉法格接续了恩格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发掘史前社会的人类学议题。

　　第二，勾勒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

　　在恩格斯的影响下，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的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第二国际前后，这一问题主要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结合的方式寻求解答，而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早年，考茨基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曾以生存竞争法则为指导撰写了《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1875年）、《人类发展史概论》（1876年）、《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等著作。按照他的理解，人类社会来源于自然界，因而人的本能（如语言、制造工具等）只不过是动物本能的延续；社会的发展也如自然界中物种的生存竞争一样，是强者不断取代弱者的进化过程。1927年，考茨基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成果汇集成两卷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所谓人性不过是“人从那种历史过程开始时所具有的、从他的动物祖先遗传得来的本性”；而“人类的发展是共产主义与个人主义斗争的结果，我把共产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了解成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也不是了解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观，而是了解为由不同类的生存斗争在人们身上培养出来的不同类的欲望”。恩格斯逝世后，由于考茨基日益在第二国际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这种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进化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做法也成为当时的主导趋势。

　　第三，探索贯穿人类历史的统一性原则。

　　史前社会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60—1870年代受社会人类学影响而展开研究的新兴领域，此后，如何在已然揭示出一个异质性史前社会的前提下构建一套贯穿人类历史的解释原则，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题中之义。对此，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一方面坚决否认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面临史前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断裂时失去了效用，另一方面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产逻辑取向转向了外在于人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写了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地理环境论。他认为，以往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仅仅局限于探究人们周围的自然界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对人的影响，而完全忽视了自然界对社会生产力状况，并且通过生产力状况而对人类的全部社会关系以及人类的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影响”。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是要将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坚持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具体落实为一整套环境决定论学说。正如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年）中所指出的，为了生存，人必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进行社会性的物质生产，因此，人开发利用自然界的水平就代表着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就是说，“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时间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社会联盟的整个制度都依赖于这种发展水平。因此这一制度归根到底是由给人们提供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性的地理环境的属性来决定的”。这样，普列汉诺夫就通过环境决定论重新细化了生产力决定论的机制，从而肯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能够贯通史前社会与文明社会的统一性解释原则。

　　普列汉诺夫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所做的辩护奠定了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底色。在苏俄马克思主义看来，首先，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农村公社，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研究成果的具体展现，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其次，史前社会研究材料的最大意义在于完善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因此，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研究在其思想演进中只扮演着“补遗”的角色。这种研究思路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之前。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第一种形态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阐释人类学。然而，一旦对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摩尔根古典进化论的教条化等同不再被认同，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就将面临被改写的命运，这为二战以后人类学界从人类学学科视角反观马克思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思想

　　与第二国际和苏俄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视角阐释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思路截然相反，197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界试图从人类学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这一研究思路主要兴起于美国，其开创者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编辑者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在此过程中，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西方学界通常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译本的传播为契机，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步聚合于社会历史问题，后来发展为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或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问题的大讨论。

　　马克思主义为何在二战之后的美国引发研究热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就人类学界对马克思的关注而言，不能忽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所发挥的奠基作用。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马克思主义确立研究方向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可谓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它不仅在形式上一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僵化、教条特征，而且在内容上体现了马克思与黑格尔逻辑学、货币主义经济学、机器化大生产、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转型等多个全新议题的关联，表明了马克思思想具有超出19世纪的当代生命力。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出现让美国思想界找到了“用马克思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有力抓手。

　　1964年，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的重要章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翻译成英文出版，为英语世界重读马克思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献资源。他在序言中高度称赞道：“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任何一种未将它考虑进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都必须基于它重新被审视。”2008年，在纪念马克思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150周年之际，霍布斯鲍姆进一步明确指出：“除了一处例外，这部作品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产生重要影响。这处例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这一节……可能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对它的特殊兴趣，以及它与争议颇大的对第三世界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特定相关性，这一文本在人们可以得到全文《大纲》之前得到了广泛的发行。”

　　正是凭借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突出强调，美国人类学界找到了关联“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介，从而将马克思在1840年代的哲学人类学背景与其在1850—1860年代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注以及在1870—1880年代对社会人类学著作的广泛涉猎联系起来，并将它们共同作为构建马克思的“人类学家”形象的详实资料。对此，最先将马克思视为人类学家的克拉德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思的民族学手稿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论点的补充，同时又是对他在1843—1845年期间所持立场的发展。”在克拉德的影响下，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思想构成了英美思想界50余年来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视角。我们可以将其内涵概括为三个主题。

　　第一，基于人类学视角勾勒马克思早、中、晚期的思想统一性。

　　在克拉德之后，同样身为美国人类学家的唐纳德·凯利（Donald R. Kelley）对马克思思想中的人类学因素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发掘，其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法的形而上学——论少年马克思》（1978年）和《作为科学的人类学——论垂暮之年的马克思》（1984年）。凯利指出，像19世纪人类学的发展一样，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经历了从哲学到科学的转变，并在早期和晚期分别深受法的形而上学（即用哲学人类学视角研究法律问题）和经验人类学（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的影响。通过具体分析，他提炼出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发展的三个特点。

　　首先，马克思早年在柏林大学法律系接受了法学人类学训练。在凯利看来，这一学术背景不仅对马克思从黑格尔出发理解现实问题提供了基础，而且还预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论战对象以及对农村公社的经验研究。凯利一再指出，“我们不妨认为，马克思的第一次学术颠覆举动是将萨维尼而非黑格尔头足倒置”；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结果“在一年之后更加彰显出来，那时马克思决意使自己的论辩获得更富哲学性的基础，遂撰写了针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延伸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最终拒斥了法的形而上学，并皈依了与之相反的经济学”；“马克思甚至在其革命时期也没有对旧有法学弃之如敝屣”；“到1845年时，他已在构思一部与传统法学体系相抗衡的‘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在马克思的智识遗产中，法学未必居于核心地位，但肯定拥有暂时的优先地位”；“法学不仅是马克思早年研究的焦点，也是继续具有至少是反面意义的思想体系”。

　　其次，《资本论》是通向更广泛的经验人类学研究的中介。凯利认为，《资本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还不完全算是其压轴之作”，而是扮演着从旧的法学人类学到新的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中介角色。凯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晚年马克思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超越了西方和现代社会，体现了比《资本论》更广阔的视角，是未完成的《资本论》的高阶衍生品。凯利认为，马克思“通过摘录和评注有关早期原始社会的实证研究，对更大范围的人文科学展开新的批判，这些实证研究出自科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手，正在取代在数个世纪大行其道的哲学领域（即哲学人类学）”

　　最后，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人类学的关注表明，他超越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偏狭的经济论或阶级论理解。在凯利看来，这反映了马克思想要努力摆脱现代社会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偏见，从而蕴含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源。凯利直言，晚年马克思“回到他年轻时原初的研究领域，不过如今肯定是以实证的、科学的和真正普遍的形式展开研究。人类学代表着马克思思想辩证演进的最终阶段，指引他超越了其大部分追随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照此来看，说马克思本人是第一位‘修正主义者’当不为过。无论如何，马克思显然希望超越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的故步自封心态”。

　　第二，以“人类学家”身份重现马克思批判资源的当代性。

　　全面发掘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人类学因素及其效用，只是完成了人类学界对马克思的“返本”工作，紧随其后的“开新”工作需要将其人类学视角转变为当代社会研究的理论资源。继凯利之后，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帕特森（Thomas C. Patterson）做了大量工作，其研究成果在《卡尔·马克思，人类学家》（2009年）一书中得到集中反映。他在该书序言中强调，这是一本论战性著作，其意图在于通过挖掘马克思的丰富思想来与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帕特森主要从两大方向开发出马克思人类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方面，帕特森将构成马克思人类学研究背景的思想谱系往前上溯至1670年代，其核心是自然界向人类社会演化研究中日益凸显的历史眼光。他高度赞赏了法国的夏尔-路易·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Montesquieu）、乔治·培丰（Georges Louis Leclere de Buffon，又译布丰）和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思想家在其各自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自然史》《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并认同如下这种广为流传、但也颇受争议的看法：“无论苏格兰的历史哲学家（如亚当·斯密）还是中欧的哲学家（如康德、赫尔德和黑格尔），这些鸿儒在孟德斯鸠、培丰和卢梭面前无一不是鹦鹉学舌，模仿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辩证法，并与批判人类学展开对话。”值得注意的是，帕特森特别关注了自然史对于人类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对自然界向人类社会演化的研究最终促成了人类学的出现。在帕特森看来，由于马克思不满意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在人类学研究中将人的生物特性与道德特性严格区分开来的做法，因而对达尔文以生物进化论关联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做法持肯定态度，并进一步发展为对受进化论影响的经验人类学研究的关注。通过上述努力，帕特森将克拉德、凯利所揭示出来的马克思法学人类学背景从时间上前溯至17世纪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传统，从空间上拓展至与人类史相关联的自然史研究。

　　另一方面，帕特森向后引申了马克思人类学思想中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特别肯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对当代人类学的启示作用。他认为，马克思不仅以历史比较和社会发展的眼光探讨了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而且还通过生产方式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从而为分析以财富、权力、民族国家为特征的现代社会提供了纵向的历史维度和横向的结构维度。他还将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意义归结为为个人在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结构）中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思想武器。据此，帕特森宣称“马克思的人类学是使用中的人类学”，其中包含着广泛的批判意识，提炼了大量的观点、看法和主题，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社会实用性。具体来说，马克思的人类学包含了以下内容：“作为生物种群的人类和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的历史真实性；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变化；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越来越明显的变革；社会阶级关系及其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的交叉；健康和个人福利；文化作为社会再生产、创造和阻抗的场所；语言、沟通和社会关系；向更加公平的社会形态转变。”

　　第三，将人类学作为构筑马克思思想的“第四个来源”。

　　受西方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但又与其将马克思的思想人类学化或将马克思的形象“人类学家”化的片面做法有所不同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的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构想：将人类学作为与德国古典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并列的马克思思想的第四个来源。这一思路蕴含着有待开掘的思想内容。

　　早在1987年，俞吾金先生就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的界定，是不利于我们对马克思整个学说和精神实质的理解的。他认为，人类学不仅表征着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思想汇合，进而证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两个马克思”的争论毫无价值；而且还代表着马克思的人类历史研究具有一种更博大、更深远的方法，实现了史前社会研究之于文明社会的意义。

　　后来，俞吾金先生更加鲜明地将英、美、德、俄人类学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按照他的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学说在根本上没有摆脱对马克思思想的欧洲中心化理解，因而无法解答19世纪晚期以来日益凸显的东方社会和古代社会问题。与此不同，他将人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并提出了三个理由：首先，不熟悉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对欧洲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准确判断；其次，正是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非欧洲社会、东方社会等在时间上比欧洲社会更古老的历史材料；最后，出于上述理由，缺少了人类学的马克思思想史必定是不完整的。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人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来源将有助于更全面、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助于解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让我们认清自己的特殊历史境况，从而以更高的自觉性来创造历史。

　　同样在1993年，黄凤炎先生历时六年的研究专著《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问世。他认为，虽然将马克思的思想全部人类学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将人类学作为马克思思想的“第四主题”“对于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对于在现代条件下批判‘左’和右的倾向、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肯定了以克拉德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发掘。他反对将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机械地切割为哲学人类学与经验人类学两个部分、进而制造两种异质的人类学思想传统的做法。与此不同，他将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进程划分为五个连续的阶段：第一，批判法学人类学，确立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立场；第二，借助哲学人类学剖析市民社会，提出独立的研究课题；第三，批判哲学人类学，阐述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第四，在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亚细亚共同体，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五，系统地研究和批判社会人类学，反思以往的社会历史研究成果。这样，人类学研究不仅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在地融合在一起。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第二种形态是从人类学视角反观马克思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在传播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进化论等思潮的影响下，对以摩尔根为代表的古典进化论传统有一定的反思能力，从而能够相对客观地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几乎与它同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对话与融合之路已经在欧洲思想界拉开了帷幕。

三、从资本批判主题探索互动融合

　　与前述两条单向研究进路有所不同，发端于欧洲思想界的第三种研究进路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对话与融合。这场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拉锯战首先在1920—1930年代由马赛尔·莫斯（Marcel Mauss）、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等法国人类学家在他们关于馈赠或非生产性消费的理论研究中埋下了伏笔；然后在二战之后的1950—1960年代经由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洗礼，又由受其影响的路易·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以重新阅读《资本论》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研究结构主义化，从而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最后自1970年代以降，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学者通过“象征交换”和“意义理性”等概念构建出符号政治经济学或人类学的经济学，并以此对资本主义展开深层的文化批判。经过这一历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逐渐聚合在资本批判这一共同的主题下，对以生产性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概言之，这条理论进路蕴含了一个特殊的正反合逻辑。

　　首先说明正题：以生产性消费为特征的普遍社会行为只是资本主义的发明。

　　受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研究的影响，莫斯在《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1925年）一书中研究了史前时期广泛存在的馈赠行为的特殊文化内涵。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指出：“是西方社会在最近时期把人变成‘经济动物’的，所幸我们还未完全如此行事。无论精英或平民，非理性的纯粹消费行为俯首皆是，这一习惯甚至见于贵族阶层。‘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是近代出现的，就像有道德、责任、科学性和理性的人一样。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像现在这样，人变成机器，变成复杂而又斤斤计较算计的机器是近代的事。”

　　继莫斯之后，巴塔耶在《耗费之观念》（1933年）一书中认为，人类的行为并不局限于生产和自我保存，其消费行为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而人类的“消费”行为应当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其一是为了保存生命和延续个体生产行为的最低必要性消费（consumption）；其二是包括奢侈、仪式、战争、宗教崇拜、纪念碑建造、游戏、艺术等在内的非生产性耗费（expenditure）。他特别强调，我们在研究中必须为非生产性的消费行为保留“耗费”的含义，因为至少在原始条件下，它们没有超出自身之外的目的。以此为基础，巴塔耶指出，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出发理解消费行为，其中蕴含着将人类社会引向拜物教的危险。如果我们将他的观点与古典经济学进行对比将会发现，巴塔耶和资产阶级时代的经济学家都主张区分财富最初的生产与耗费，只是二者强调的重心恰好相反。在这个意义上，莫斯和巴塔耶等人证明了生产性消费只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发明，这种现象在大量的原始民族那里并不适用。

　　然后推出反题：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蕴含了一般社会的科学研究方法。

　　实现法国人类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转折性人物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在《结构人类学》（1958年）中明确说过，自己的研究方法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结构”概念也是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其他学者那里借用过来的。具体来说，他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借鉴主要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型。他认为：“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如果我们承认基础和上层建筑包含多个层次，而且不同层次之间的转变有多种类型，那么同样可以设想，归根结底而且不考虑内容，用转变的法则概括不同类型的社会的特点是可能的。”

　　由此可见，在创建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过程中，列维-斯特劳斯一方面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被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所放大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另一方面主张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说是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因为一个社会是由它内部的复杂关系决定的，而人类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一般关系的学说。在这个意义上，列维-斯特劳斯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重塑了人类学研究的一般模型，而且还通过结构主义人类学的方法扭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化倾向。受其影响，阿尔都塞扛起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特性。

　　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后，真正促成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深度融合的是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角》（1973年）中，戈德利耶通过“结构的因果性”（causality of structures）详细分析了“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研究社会历史方面的最大功绩在于揭示了功能差别的等级（a hierarchy of functional distinctions）和结构的因果性。所以，为了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批判工作的认识论基础，必须发掘并验证那个能将形式、功能、结合模式、等级体系以及特定社会结构的出现和消失联系起来的隐形因果网络。具体而言，戈德利耶认为，马克思的贡献主要是提供了一套分析现象背后的结构和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化过程的假说与方法，从而不仅奠定了我们时代的认识基础和研究指南，而且还展现出一般性的示范价值（a general exemplary value）。经由上述思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及其历史变迁的批判性研究方法就可以被引入到人类学关于史前社会的研究之中。

　　最后得出合题：通过揭示一个原初异质社会的镜像来批判资本主义。

　　基于对原初异质性社会的发现和结构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鲍德里亚开始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年）、《生产之镜》（1973年）、《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年）等一系列著作中探索人类学研究之于现代社会的批判意义。在这些文本中，他使用了一个贯穿性的核心概念“象征交换”（symbolic exchange），用来表明在很多民族的史前时代，以礼物（gift）形式出现的物品（object）造成了两种物质形态的相似和混乱。在这种名为“象征交换”的行为中，物品不再拥有独立的物质形态，它不能脱离身处其中的具体交换关系，同样也不能脱离在两个人之间绑定的转让契约。严格说来，它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经济的）交换价值，但具有以礼物为外观的象征交换价值。因此，象征交换内含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是相对的任意性，物体本身的属性几乎不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独特性，它一旦完成了交换，就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即无论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礼物，还是互相交换的人们，甚至交换时的独特环境，都塑造了它独一无二的价值。在此，鲍德里亚通过对象征交换价值的揭示，既从表面上批判了现代社会对物体特性的功利化使用，又从深层上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对物体本性的使用价值的规定有滑向拜物教的危险。

　　与鲍德里亚的思路相近，受法国结构主义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基于其人类学研究，从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推进了对上述问题的讨论。在经验研究层面，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年）中一反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产逻辑，通过经验材料揭示了一个物质丰裕而非贫乏的原始社会，进而认为马克思做出的“因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很难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推论只是主观的预设。在全书导论中，他清楚地交待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希望能从中提出一种人类学的经济学，不再将原始经济和原始社会解释为商业运作（businesslike）”，即反对一种关于经济学的错误人类学假定。在理论研究层面，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1976年）中区分了以自身为目的的象征理性/意义理性与以生产性使用为目的的实践理性/功用理性。与之相对应，他从马克思主义中挖掘出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趋同的经济决定论。这对矛盾始终横亘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的讨论中。所以，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在人类学科学尚未诞生之时就已为它构造了大致的思路”，即“把社会放置在历史中，把生产置放在社会中”；但另一方面又断言，“马克思仍然把象征属性留给了以商品形式（拜物教）存在的物品”。这就导致了对原始的丰裕社会的发掘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停留于“镜像式批判”的隔空对话的境地。

　　历经一段时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对话与融合逐渐汇集为对如下两个问题的反思：其一，马克思是在何种意义上面对人类学研究成果的；其二，能否构建一种面向当代社会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对此，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1983年）一书中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探讨。首先，布洛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面对人类学的态度包括“历史性（historical）运用”和“修辞性（rhetorical）运用”两种：前者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社会史前史研究成果的关注，后者则意味着他们对史前社会材料的解释预设了论证资本主义历史性的目的。接着，布洛克指出：“对于人类学的修辞学利用和历史学利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融合了在一起，而且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无阶级社会的图画。这一无阶级社会后来被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并进一步与马克思主义者将来准备建立的社会类型相混淆。”然后，与人类学界将马克思视为“人类学家”的脸谱化理解不同，布洛克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自己当作人类学家，“他们之所以转向人类学和历史学，更多的原因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有关，而不是因为对前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关注”。最后，布洛克指出，在当代重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既需要认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遗产，又需要结合史前社会研究的经验材料去修正前人囿于时代条件而对历史知识的误读。为此，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是仅仅出现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而是应该被重新创造的理论。”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第三种形态是面向资本批判的方法论融合。究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都是人类社会，但问题和困难却在于如何使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实现对过去的刻画、现在的揭示和未来的引领，这一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将在不断生成的人类社会问题面前具有越来越多的对话和融合空间。

　　（作者简介：王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