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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是考察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基础文本。一般认为，青年马克思及其早期文本群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以唯物主义哲学来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而作为德国唯物主义代表人物的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关键来源之一。

　　一般来说，《批判》被认为是研究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的重要文本。学界将《批判》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等进行比较研究，产出了较为丰富的成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费尔巴哈在《批判》等早期文本中对青年马克思产生的诸多影响凸显了出来。因而，青年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青年马克思是否仍局限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维之中，成为讨论马克思早期文本的一个重要问题。

　　包括苏联学者在内的部分国内外学者认为马克思存在着认识论断裂和彻底转变的时期，而《批判》正是青年马克思转向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的尝试，此时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几乎站在同样立场上;也有人否认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认为此时的马克思仍处于黑格尔哲学中，只是向唯物主义“过渡”,前后期逻辑不一,是很不成熟的马克思。也有一部分学者高度推崇早期文本，甚至认为“一个新的马克思”诞生了，青年马克思才是他成就的高峰,他们高度评价《批判》等早期著作在马克思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也就制造了“两个马克思”对立的情况，将青年马克思置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甚至塑造出一个青年马克思的神话。不过，“断裂完成说”“纠缠过渡说”“理论高峰说”等各种观点，都明确认为《批判》是反映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文本。这为我们在一部以黑格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本中，重新思考其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指明了讨论方向，提供了研究背景。

　　如何客观理解费尔巴哈哲学之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意义?是否应该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一个费尔巴哈哲学者?面对这个看似古老的问题，我们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泡咖啡”式的误区——“混合的‘比例’仍可以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的，仿佛问题就在于一杯水中究竟应当放多少糖并且应当放多少咖啡才合适一样。”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探讨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何种层面上达成了思想的共鸣，并探索《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准确定位。

　　为此，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带来的重要意义，又要以审慎的态度避免将二者的哲学、思维方式混为一谈，要去积极捕捉《批判》中那些透露出马克思主义光辉的荧光点，深入理解青年马克思紧扣历史现实而为新思想的火种不断吸取能量的理论道路，准确把握走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的青年马克思思想。

一、《批判》的写作背景与内容概述

　　马克思写作《批判》等著作，开启理论批判创新之际，正是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类文明释放巨大能量的时代。时代急剧变动，资本主义正推动人类历史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旧哲学与现实分裂初显

　　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可靠性，论述以思维与存在关系为基础的有关命题、逻辑等是近代哲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而德国古典哲学对近代以来的时代问题，尤其是对近代哲学的有关命题作出了深刻的回应。其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分别是德国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路径上的两位重要思想家。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致力于解决绝对同一和绝对差异的矛盾问题，他肯定主客体绝对同一，但他认为从无意识到能动自觉的过渡，不是通过偶然的感性开关，而是依赖理性和概念，从而具备普遍必然性的过程。概念、逻辑是普遍必然性的范畴，是人类思维确定性表达的基础，也是客观世界的真理，其本质是绝对精神。从前的德国古典哲学最终是以主体的非必然自发能动性来达到自由与必然的统一，而黑格尔则以理性思维的客观必然过程实现了这一点。同时他也将客观必然的东西赋予了能动与创造的属性，人类的主观活动是客观过程展开的一个环节。这个本体没有脱离人类认识世界之外，而是人类理性的基础本质，是在任何人类思维中都普遍潜在的。黑格尔以辩证法将主体与客观实体关联起来，又将客观实体改造为能动主体，也就消弭了近代哲学传统的认识论、逻辑、本体论的分裂。绝对精神主导下的主客体绝对同一，不是静态的无差别，而是矛盾的又有着变化发展动力的过程，是必然的逻辑过程，是绝对精神展示、自运动、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理性精神彰显、认识科学化的能动回忆过程。人类的精神世界本身是个自由王国，但是只有符合必然的规律才是真正自由，否则只是抽象的任意，最终走向不自由。人类自由地创造历史，但历史是必然的规律过程，不以个别目的和抽象自由为转移。当人们没能以理性把握到自由本质时，历史必然性是异己的、对立的，当人们的思维理性得以释放，就能自由而自觉地与历史的必然性统一起来。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领域内，将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进行了高度的统一，并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揭示了哲学的“圆圈”。辩证法本身应该是革命的、无限发展的，但黑格尔把它局限在一个抽象的思维体系之中，总是以神秘主义的方式进行公式化的嵌套。辩证法是历史的，然而在面对具体的时代历史时，黑格尔将普鲁士王国看作历史的极限。由此可见，他最终的归宿是保守和反动。他的主体剥离了现实的感性活动，是单纯的思维的抽象活动，同一仍旧是在唯心的纯思想中实现的同一，而外部的感性世界则是被相对忽视的。不仅如此，黑格尔也在社会历史观，尤其是国家观、宗教观上体现了自己高度保守的一面。这也就证明了唯心主义哲学不能将革命的、发展的辩证法贯彻到底。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集中体现了上述问题，他以抽象哲学解析现实历史，成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批判其反动本质的突破口。

　　《法哲学原理》一书写作于黑格尔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1818—1831年),是其开授课程《自然法与国家法或法哲学》的教本，于1821年的课程中发给学生们。这是黑格尔庞大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在《哲学全书》中被列为《精神哲学》有关“客观精神”的讨论。因而，其内容涵括了社会意识中的诸多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学术观点。该书分为“抽象法”“道德”“伦理”三个主要部分，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其一方面受制于政治时局，被批评是为专制制度辩护；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有关社会变革的思想。由此可见，该作自问世以来便是一部充满争议的著作，引来各路思想家的关注、批判。

　　而同时代的费尔巴哈哲学有待学界开展更多的研究，笔者在此就其特点与局限进行简要的介绍。费尔巴哈从宗教问题切入，认为思辨的哲学即是理性的神学，思维和存在于抽象思维中的统一仅仅是形式的统一，而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实感性的统一。他主张从人的直观感性出发，构建起精神和自然、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关系。从抽象的方面发展而来的思想，只是感性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对过去的古典哲学进行了颠倒，以感性作为理性的依据，将抽象思辨的唯心主义传统改造为人本的唯物主义，以类的感性对个别感性的超越来破除唯我论的局限。但费尔巴哈单纯的直观统一，陷入了形而上学，将人的感性简单地理解为静止的感性存在，缺乏发展、运动的能动性。感性直观仅仅停留在对自然存在的、单向的外在事实之确证这一层次。他又把肉欲存在、自然需要直接置入社会历史领域，对存在和本质混淆而论。他对社会关系的理解是空洞的，没能在现实生活中起到真正革命性的改造作用。费尔巴哈只是将唯物的自然观和唯心的历史观进行了“组合”,片面地将宗教的变迁理解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题，缺乏从物质经济基础理解人类历史的视角，没能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立场。他的哲学抛掉了辩证法，只在人本的唯物主义下论证感性现实对主体的单向力量，归根结底仍旧是分裂的哲学。

　　总之，当时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头脑世界中以深刻的方式对时代命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当时的哲学家围绕思维与存在这一基本命题，关涉到主客体关系、主观性与客观性、自由与必然等问题。他们的思想是时代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总体反映，也直接构成了马克思的反思素材，塑造了马克思所处的文化环境。他们的思想也从侧面揭示了德国精神与现实的分裂——在精神世界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成果，却在现实实践上封建保守。德国高度发达的哲学、宗教等精神生活，伴随的是其经济政治上的诸多不合理。这些华美的哲学宫殿，试图掩盖人民在现实物质生活中遭受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扮演了一出精神错乱的时代笑剧。旧有的德国哲学家、资产阶级理论代表们，在解答当时的历史和时代重大问题上多有疏漏。其留下的哲学思路传统及其局限性，也就成为青年马克思进行哲学创作的直接来源。

　　(二)青年马克思思想与现实问题的碰撞

　　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遭遇，最能体现马克思对以上这种冲突的初步觉察。底层人民群众的困窘生活引导他质疑、批判黑格尔哲学，也使得他愈发关注与时代变化紧密相关的新思想、新动态。“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1842年，在马克思写给卢格的信中，也透露了他正着手于该项批判工作：“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立宪君主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

　　固守黑格尔哲学的信念在青年马克思这里已经动摇。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青年马克思接触了大量的社会事实，在政治斗争中观察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黑格尔哲学在与现实问题碰撞时，错漏百出。他察觉出版自由等议会争论问题根源于阶级利益的对立：“一开始我们就指出，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护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一部分人由于特殊等级的狭隘性而反对新闻出版，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同样的狭隘性为新闻出版辩护”。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他批判普鲁士国家是特权阶级而非普遍利益的代言人，“它根据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一定的特殊利益并把它作为最终目的”。马克思坚定地为农民的利益辩护，抨击普鲁士当时的社会制度，也强调导致这一贫苦境况的是某种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不可能消除一种本质的关系”。

　　在思想与现实的碰撞中，青年马克思意识到旧哲学需要一场变革。哲学家的工作就像工人的劳动一般，必须依赖于时代和人民，为时代和人民而作。“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哲学思想不能是单纯闭门造车、故步自封的理念玄想，而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其中对宗教的批判和政治的关注应当是当时哲学的重要任务。恰好此时的费尔巴哈围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宗教等问题，批判了作为旧哲学体系总代表的黑格尔哲学，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德国哲学的思路。1839年，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出版；1841年6月，《基督教的本质》出版；1843年，《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等出版。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德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影响到了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探索。

　　在时代问题和新哲学素材的催化下，青年马克思决定就“物质利益难题”开展一系列的探索，首先就是对黑格尔哲学玄想与现实实际情况的冲突进行反思与突破。“‘物质利益难题’贯穿于马克思批判话语的始终，不仅促使马克思开始唯物主义转变，而且一步步使马克思勾勒出‘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批判理论图景。”而《批判》正是马克思这一思想发展历程重要阶段的文稿证据。

　　(三)《批判》的简要内容与部分创见

　　《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摘录和评注手稿，目前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有关“伦理”和“国家”部分篇章的内容，和后来独立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导言”。就其结构来说，对应的主要是有关黑格尔法哲学四个方面的批判：黑格尔神秘主义国家观、王权理论、行政权理论、立法权理论。青年马克思由此直接表达了一些社会历史观领域的创见，展现了他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批判与继承的哲学思维。

　　马克思在《批判》中直接揭示了黑格尔国家观中神秘主义引发的自相矛盾问题，“黑格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没有解决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外在必然性；另一方面是内在目的。”这是因为黑格尔颠倒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真实关系，“观念变成了主体”,并且“集神秘主义之大成”,只从抽象思维逻辑出发，以概念语言的范式为规则，忽视真实的现实情况，强行构筑神秘的“中介”去普遍化地揭示一切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只有在历史和现实的深入思考中才能产生真正的哲学，他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判断。

　　黑格尔为王权做了庸俗的辩护，体现了其思想体系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出现的矛盾性和保守性。黑格尔一方面试图基于历史分析来阐述王权的本质，另一方面又落入了血统论的窠臼，最后只是为王权实行专断独裁找到了意志肉身，让其穿上了“任意”的概念外衣，进而颠倒了国家与现实主体的关系，将现实的存在物看作对象化的客体，陷入了二元论。黑格尔明知立宪制法律规定下的君主只是作为某种符号而存在，却又在主观上试图强化君主的现实权威，“这种混乱表明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全部非批判性”。

　　与此同时，黑格尔在行政权领域的官僚政治构想是王权问题向市民社会的延伸。行政权作为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中介，实质是形式主义的假定，“黑格尔关于‘行政权’所讲的一切，不配称为哲学的阐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需要官僚政治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实际上，这些官僚都是特殊的利益团体，根本不可能真正为人民代言。而后在立法权领域，黑格尔对议会政治的构想也是如此，都成为现代国家设定的矛盾，是私人利益对人民利益的“李代桃僵”。青年马克思进而揭示了私有制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关键地位。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财产存在，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权力都将被私人所把持。

　　通过对现实难题的发掘和哲学传统的批判，青年马克思在《批判》中展现了一些独特的哲学思维特点，得出了一些初步的历史观结论。在本体论上，发掘唯物主义，有着吸收唯心主义哲学中合理成分来突破旧的唯物主义的追求。在方法论上，运用了辩证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形成了独特的“马克思式”哲学批判写作风格、方法。在社会历史观上，反对“君主权”“官僚政治”“等级会议”,以人民立场贯穿始终，革命精神初露锋芒，初步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私人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经济因素决定政治因素)的原理等。

二、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

　　费尔巴哈哲学是青年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资源。青年马克思在理解、借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础上，批判了黑格尔。通过对《批判》和费尔巴哈哲学论断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出费尔巴哈对青年马克思的重要影响。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和宗教批判上的重要贡献，使得青年马克思有了突破黑格尔的重要切入点，并走向思想探索与现实历史的更深处。

　　(一)理论世界的反响辨析

　　费尔巴哈是深刻批判黑格尔哲学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在当时的德国，黑格尔不仅在学术上具有巨大影响力，在政治、社会上亦是如此。在德意志乃至全世界的思想世界中，对黑格尔进行反思、批判的人也不在少数，但当时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了黑格尔哲学的人较少，能够得到学术界、社会关注的理论并不多。而费尔巴哈在德意志传统的观念论之外，寻找到了一条唯物主义的道路，对黑格尔哲学给予了有力冲击。因此，恩格斯高度称赞费尔巴哈哲学给德国思想界带来的解放意义，他说：“这本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这不仅是说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解放之意，更是反映了它是那个时代的最新思想动态。

　　戴维·麦克莱伦等研究者认为恩格斯所言的费尔巴哈哲学的强烈影响其实并不涉及此阶段(1841年《基督教的本质》出版时)的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和《博士论文》中并未表现出强烈的费尔巴哈哲学影响。笔者认为，恩格斯的话不是对他们某个确切时间点的思想状态描述，而是强调他们从某个时间阶段开始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尤其是受《基督教的本质》这本书的影响。从恩格斯的举例说明来看，他也是将1844年开始写作、1845年出版的《神圣家族》看作是费尔巴哈影响下的重要代表作，并没有认定1841年的马克思已经在社会风潮影响下完全成为一个费尔巴哈派。他在此处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用以描述费尔巴哈哲学对他们及整个思想界的重要意义。

　　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中的工作是针砭时弊和讨论时政，主要着力于对当时比较具体的政治事件作出评论。而我们之前提到，同时期(1842年)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已经提及了《批判》及其导言的构思酝酿，说明马克思在书斋中已经关注和思考相关问题，就其成果来看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可回溯的。尤其是戴维·麦克莱伦于1969年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发表此种观点时，1972年试发行的MEGA2还未问世。如果他阅读了1842年手稿，可能想法又会有些变化。二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开始于1839年初，提交于1841年4月，而《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于1841年6月。马克思《博士论文》没能体现相关影响也属正常。而且，以当时的图书出版和传播速度，这本书要想形成恩格斯笔下那种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必然还需要一些时间。尤其此时的青年马克思还没有把精力集中到有关黑格尔及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批判上来。

　　不过，虽然戴维·麦克莱伦等人怀疑恩格斯所言的费尔巴哈影响节点不是《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但他也承认最早在1843年的手稿中可以确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尤其是“主宾颠倒法”的方法论。那么就本文的研究范畴来说，1843年写作的《批判》手稿是能够体现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思想关联的著作，这一点不存在过多的争议。1841年的情况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在此存而不论。

　　总而言之，费尔巴哈为马克思提供了大量批判黑格尔的理论资源，包括自然观、宗教与哲学批判等多方面的概念。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试图对以观念形式为落脚点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清算，阐明了黑格尔哲学“颠倒”的逻辑。

　　(二)“颠倒”角度的深入运用

　　青年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提出的“颠倒”批判角度。颠倒批判贯穿费尔巴哈哲学的始终，在他的多部作品中都能发现。他谈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就是存在，存在是宾词。”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指出，思维是从存在中来的，而不是相反，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马克思正是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进行阐发。马克思在《批判》中谈道：“谓语是这些不同方面作为有机的东西而具有的规定。观念反而成了主体；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现实性被设定为观念的发展，观念的产物，其实恰好相反，观念应当从现实的差别中产生。”他进一步从费尔巴哈那里得到启发，反对黑格尔对观念和现实之间关系的颠倒理解，强调现实才是观念的来源。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有关“内部的国家法”评论了其有关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费尔巴哈当时以颠倒的关系来批判黑格尔，抓住了黑格尔的本质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这个概念逻辑的批判是非常有力且合理的，不仅仅是马克思受到启发，当时的学者也普遍认可这项有意义的学术批判且广泛借鉴。

　　(三)宗教神学的批判启示

　　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密切关注，从中得到了批判神秘主义和泛唯心主义的启示。费尔巴哈把反对宗教神学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任务。而黑格尔哲学，正是宗教神学的又一个演化阶段。对黑格尔的批判与对德意志宗教神学的批判是一体两面的，他们都是将主客体、主宾词颠倒的结果。费尔巴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思辨哲学神秘主义的根源在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在于与宗教神学的秘密联盟，施展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力量。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关于自然和实在的学说实际上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描述神学的观念，即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物质实体来源于抽象实体，黑格尔的哲学成为神学最后的保护和支撑。

　　正是由于黑格尔的神秘主义神学底色被揭露出来，马克思意识到了哲学批判与神学批判在思维与存在、现实与理论中的紧密联系，黑格尔法哲学与宗教哲学的保守根子就隐藏其中。与黑格尔哲学相比，宗教神学的矛盾与裂变更直观、更明显，费尔巴哈对其批判的完成度很高。而黑格尔哲学的弊病则被费尔巴哈与宗教批判捆绑在一起，这就使得黑格尔哲学艰深复杂的一面得到了化约论证，宗教批判成为其他社会批判的标本,也帮助马克思更顺利地理解在国家制度层面被黑格尔哲学颠倒的关系。正是得益于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洗礼，马克思对社会各要素的批判才能更简明扼要。

　　(三)自然科学的理念融合

　　青年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对自然科学理念的融合，强调以有限性、自然性去把握哲学。这对马克思批判思辨理念、上层建筑等领域有着较大帮助。对自然、有限等概念的阐发，使得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上有了较为系统化的论述。不同于以往相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哲学具备较好的体系化模型，同时强化了科学的属性。马克思从中受到启发，积极从现实历史的实证和科学成果中吸收智慧，以科学的精神和标准开创理论体系。费尔巴哈明确了自然不依赖任何抽象、哲学而存在，这促使马克思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马克思在《批判》中说：“然而一个现实领域的纯粹理想性只有作为科学才能存在。”而费尔巴哈强调哲学要与宗教神学对立，拥抱实证、科学，要积极从实证科学中寻得哲学的前提,实现自然科学与哲学的结合。在宗教神秘主义世界观倒塌的地方，在唯灵论被抛弃的地方，用科学予以重建，这是青年马克思在《批判》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四)人本主义的精神共鸣

　　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人本精神上有着共鸣，从外化、类本质、“法国精神”等多个方面对现实的人的价值予以确认。费尔巴哈对外化的本质进行了反驳，要求在自身的存在中寻找本质，而不是以抽象的异化体系为根本。他从自然的角度批判黑格尔体系的异化问题：黑格尔以哲学抽象假设事物的本质存在于自然以外，这导致了人的异化，也说明了他的理论大厦是没有现实根基的。而费尔巴哈对世界的价值理解，是从人的角度来切入。人是上帝的真理，有限是无限的真理。在《批判》中，马克思也积极从人、人民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历史和社会。他认为黑格尔恰是从国家出发，错误地理解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费尔巴哈有关“类”命题的思考，是马克思思考自然、社会、集体和个人等问题的一根引线。马克思将其运用到对国家制度等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这进而引发了马克思日后体系化的、革命性的哲学创造。费尔巴哈提倡法国精神，强调法国与德国的联合，称颂高卢—日耳曼原则，自称要做法国人和德国人混血的哲学家。马克思后来在与卢格的通信中也赞同德国要向法国一样来一场使人恢复为人的革命,创办的《德法年鉴》正是基于对此原则的理解。马克思提倡以德法精神联盟作为一面批判、发展的旗帜。法国这个意象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与人民和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提倡的法国精神高度认可，认为法国人为现代政治国家创立了原则,德国的复活与拯救要由“高卢雄鸡”来宣告。综上所述，尽管费尔巴哈哲学对青年马克思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并成为其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青年马克思是对费尔巴哈的简单模仿，他们都受到了现实问题的启示和时代精神的感召。

　　费尔巴哈在诸多领域为马克思带来了深刻启示。然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些成见和忽视，也被青年马克思察觉。尽管马克思并未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从他的写作中我们可以察觉这种差异。在离开黑格尔哲学，不断吸收费尔巴哈思想资源的过程中，青年马克思也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

三、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在《批判》中，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费尔巴哈哲学存在着一定差异。他并不是在一个完全的费尔巴哈哲学思维世界中写作和思考问题。青年马克思在批判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费尔巴哈的思想，他关注的问题域已经触及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盲区。

　　(一)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上的超越

　　《批判》的题材及切入点，就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盲区。费尔巴哈哲学虽然在巩固唯物主义理论阵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费尔巴哈并没有将唯物主义发散到法哲学、政治哲学领域，或者说费尔巴哈哲学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关注相当不够，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放在精神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的批判。费尔巴哈要解决的问题还停留在观念上，他强调在自然领域发掘事物的本质，尤其是以人的自然本质来构建他的世界观、方法论，致力于驳倒唯心主义的虚伪面。他只片面地关注历史领域一小部分，没有进行太多的研究。虽然他强调实证与科学精神，但是他并没有有机整合人类历史发展路径和历史科学规律，仅是把“自然”概念和实证科学成果嵌套进哲学的论域。马克思在1843年3月给卢格的信中评价费尔巴哈：“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马克思直接指出了费尔巴哈哲学的缺点——费尔巴哈的哲学仍旧不够彻底，既没有意识到现代哲学的关键主题和任务，也没有深刻认识到要对现实的政治国家予以彻底的批判、革命。这也从侧面说明，马克思要走的路，正是将自然与政治——历史领域，紧密结合，顺应时代潮流，开辟真理性的现代哲学立新，而这正是他与费尔巴哈截然不同的地方。

　　费尔巴哈的社会历史观仍是唯心主义的，他没能克服唯心史观。历史在费尔巴哈的哲学中较为贫乏，历史与哲学、科学没有到达协调的统一，他的哲学只是“半截身子”的唯物主义。恩格斯后来较为中肯地提到费尔巴哈这一问题：“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是做不到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费尔巴哈碍于时代因素，对社会历史尤其是政治关注较少，没能冲破当局的政治束缚。他也用一些历史命题和角度去讨论问题，但这些元素并不意味着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有着何种突破。它们仅仅是被填充进唯心主义历史框架的添加物，就其内容实质而言是空洞的、口号式的。恩格斯后来进一步结合施达克对费尔巴哈的评析指出：“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关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恩格斯进一步谈道，费尔巴哈看似会在只言片语中牵涉到所谓人与历史的关系，但这只是表象，他从来不曾贯彻这一思路。历史、社会在费尔巴哈那里是未知的、可怕的，就算是只言片语提到了，也最终只剩下些空洞的东西。事实上，费尔巴哈一直倾向从宗教历史及其变迁来理解人类的历史、社会，以宗教史来统一人类社会史、思想史，并不关注、理解实践及以实践为中心展开的社会历史要素。在费尔巴哈眼里，历史的最重要领域便是人类的宗教生活。

　　在《批判》中，政治、社会等历史领域，是马克思考察、批判的重中之重。马克思致力于对黑格尔在历史领域的唯心论断予以彻底的颠倒。马克思深刻剖析了“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等具体领域，对“君主权”“官僚政治”“等级议会”等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和封建王权形态的反动本质予以揭露，进而提出要始终坚持人民主权的原则立场。“人民主权”的内涵即：国家的一切权力应当属于人民，从根本上由人民来掌握，对人民负责，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青年马克思高度自觉地树立人民群众史观，把人民的意志、力量视作法与政治的主导因素。人民决定国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原则。国家的法必须是人民意志的表述，人民的意志才是国家制度中普遍的、根本的规定。“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种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正是这种人民主权的立场，使得马克思在《批判》中初步展现了他的革命精神。在导言中他谈道：“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而在《批判》的正文中，马克思说：“逐渐过渡这个范畴，首先，从历史上看是虚假的，其次，它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诚然，全部国家制度总是这样变化的：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批判》中初步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原理。“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

　　因此，《批判》不仅展示了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关注深度和理论成果，更进一步证实了他在哲学探索上与费尔巴哈存在明显的分歧。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走向了更为深远的哲学领域。

　　(二)马克思在哲学基本概念上的超越

　　尽管马克思借鉴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许多概念，但他并没有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在多数情况下，马克思对这些概念的使用都不是对它们的机械复制。他在深入理解实践发展和哲学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赋予这些概念新的内涵和意义。

　　费尔巴哈尝试通过唯物主义的原则来颠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过于粗浅，这就导致他落入了直观抽象的陷阱。相反，马克思洞察到辩证法不是纯粹思辨哲学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超越旧有唯物主义局限性的关键点。费尔巴哈错误地将辩证法给抛弃了，他没有把感性的人的活动视作客观的东西，也没有正确理解实践的内涵。在费尔巴哈那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基本停留在存在决定思维这一个层面上，并未以深度的哲学揭示思维、意识的能动作用。他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理解还是局限在从“一边倒”的决定和被决定，对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实践“桥梁”更是不曾涉及，其缺乏历史动态的存在，描述的仅仅只是一种静态直观的存在物体状态，从他偏爱自然的角度，本质上描述的仅仅只是静止的“生存”状态而已。反之，马克思在《批判》中强调，精神还是对物质在抽象形式上的把握，而不应该独立、孤立地看待，只有在这种关联与统一性中，才能理解精神这种概念的本质，逐渐将辩证法思想引入到思维与存在关系等论述中。“例如，精神只是从物质中得出的抽象。这样就很明显，这个概念——因为这种形式应当成为它的内容——其实正好是抽象对立面，是对象，它就是从这种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存在于这种对象的抽象中。”

　　马克思在《批判》中对矛盾辩证法的客观性、对抗性、具体性等方面都做了精彩论述，深入推进了对辩证法的运用，超越了费尔巴哈偏爱抽象直观的问题。他肯定了黑格尔对于对立双方真实对立关系的论述，但反对黑格尔从神秘主义、唯心主义出发试图证明一切事物都统一于无限的理念。他认为无法以一种虚假理念的中介来调和或消除矛盾。“这里思辨的东西就在于：这被称为‘概念的过渡’,最彻底的矛盾被说成同一，最大的非连贯性被当成连贯性。”马克思在《批判》中认为，矛盾的对立形式是有差别的，并不能混作一谈，矛盾对立双方的关系并不是机械模式化的定向联系。“真正的极端之所以不能互为中介，就因为它们是真正的极端。但是，它们也不需要任何中介，因为它们具有互相对立的本质。”马克思对矛盾对立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区分，初步展现了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北极和南极，二者都是极，它们的本质是同一的；同样，女性和男性，二者都是一个类、一种本质——人的本质。北和南是一种本质的对立的规定，是一种本质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的差别。它们都是分化了的本质。它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就因为它们只是作为一种有差别的规定，更确切地说，是作为本质的这种有差别的规定。真正的、现实的极端是极和非极、人类和非人类。在前一种场合，差别是存在上的差别，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各本质之间的差别，是两种本质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关于辩证法的理解已经完全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的领域了。

　　费尔巴哈对实践的理解有局限，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践关注不够。他一般把理论的、情感的直观活动看作实践。而马克思已经从市民社会中人的利益活动、关联性活动、实践活动来考察问题，不仅仅局限在理论和直观情感类的活动上，也不仅仅把实践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看作卑污的、可忽视的东西，反而在这个卑污的东西中找到了费尔巴哈忽视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真理，着眼于对劳动及劳动者的讨论。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各项活动考察，再结合政治国家内的相应活动，形成了一个以人类活动为对象的哲学考察范式，以经济因素为基础的实践理论探究方向。

　　费尔巴哈对于“类”概念的诠释具有独特的视角，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马克思创新性地将“类”概念引入社会历史领域，用其来阐述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复杂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从整体性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结构性角度去理解“类”,这一点与费尔巴哈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区别。马克思的这一独特理解为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类”不仅仅限于自然界的概念，更多地涉及社会历史的变革和发展。他倾向于从普遍性的角度来阐述和运用“类”这个概念，在《批判》中表达的“类意志”“类概念”大多能从这个维度被理解。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也是从批判继承的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拓展了“类”概念的使用范围。如果细致地对《批判》中“类”概念进行分析，其实可以发现马克思并没有大量地从“类”上理解问题，对“类”概念的运用也并不是那么深奥、复杂，主要还是针对黑格尔体系内部的矛盾来组织整个文本批判的，这不是一种外在批判，而是一种内在批判。

　　从《批判》中，我们可以窥见青年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概念的使用并不是简单地接纳或复制，而是在深入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对这些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这种基于批判性思考的方法论，为马克思后来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石。

　　(三)马克思在宗教批判问题上的超越

　　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无疑是他哲学中的一大亮点，通过对宗教的批判，他揭示了人类将自己的本质投射到神的过程。然而，尽管费尔巴哈成功地揭穿了宗教迷信的面纱，但他又过于依赖宗教批判，将其作为理解所有社会现象的核心视角。费尔巴哈把宗教的问题与世俗现实世界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对宗教的批判却仅仅停留在思想世界的批判，没有以此为导引，进入到更根本的层面——对宗教的世俗基础进行革命性的批判、消灭。他开启了宗教的有力批判，却停留在对宗教本身的批判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较为明确地点出了费尔巴哈有关宗教批判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与《批判》中的相关表述形成关联性的对照。

　　费尔巴哈将宗教批判看作一切批判的核心，其对于现实历史的理解，也都倾向于从宗教方面的问题来理解，把一切都归结于宗教。恩格斯后来直接指出了费尔巴哈的这种错误：“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作真正的炼金术，……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费尔巴哈完全陷入到宗教的问题中了，对问题的批判根植于宗教，对宗教批判的结果却是构造了一套与宗教逻辑本质一致的“唯物自然宗教”:对宗教的批判，既构成其理论的核心，宗教的逻辑又同时占领了其理论的方方面面，没能从宗教的视野中上升、推进。马克思则批判继承了他的思想，以宗教批判的路径为引，进一步将宗教批判的逻辑推进到对现实历史问题的考察，要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中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常以宗教批判为类比，对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近代政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构筑起了另一个与人民生活现实尘世相对立的抽象天国，其本质与宗教是一致的。这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方式是不太一致的，也是二者理论体系根本相异的结果。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层面上，他进一步探讨了宗教背后的社会和经济根源。对于他来说，真正的解决办法不仅仅是揭露宗教的虚假性，更重要的是解决造成宗教产生的现实根基。这一理念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即要真正理解并解决宗教问题，就必须深入探究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

　　尽管青年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批判》中明显反映出他在许多重要领域上具有独到的见解。青年马克思结合具体的时代难题、实践命题，试图以既有的理论成果为基础在思想理论上进一步向前推进。费尔巴哈对马克思而言，更像是一个重要的跳板，帮助他从哲学的唯心主义中解脱出来。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内。通过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对历史发展的深入分析，马克思逐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批判》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思考，试图为现实的社会问题寻找答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对费尔巴哈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而且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和完善，使其更为符合实际社会发展的本来面目。

四、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全貌不是费尔巴哈哲学

　　《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在本体论、社会历史观、方法论等核心领域的独创性见解。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在《批判》中并没有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马克思文本的主要内容。青年马克思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受到其束缚。相反，他在继续批判黑格尔的同时，也在不断超越费尔巴哈，尝试构建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论体系来解释社会和历史。

　　(一)费尔巴哈哲学不绝对构成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唯一来源

　　《批判》揭示了青年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关系的微妙性与复杂性。这部手稿描摹出马克思哲学革命之路艰难而真实的图景。在对黑格尔进行学术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汲取了费尔巴哈的众多深入见解。当时，在反对黑格尔和谢林等唯心主义哲学的浪潮中，费尔巴哈是最具力量的思想人物。当时最主要的时代任务是，基于对具体历史背景的洞察和现实实践需求，挖掘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揭露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虚伪面纱，从而为民众发出真正的声音。从这点来看，费尔巴哈哲学能为青年马克思哲学批判的阶段性目标提供帮助。但他对费尔巴哈哲学并不是盲从、盲信的，“马克思从来没有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而是从一开始就以批判的态度予以适当的吸收和排出。“马克思不仅没有照搬费尔巴哈，反而是在独立的历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断改造费尔巴哈，自主地转向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费尔巴哈是众多有益的哲学思想来源之一，但也并非全部。在马克思的一生中，许多人都可以说是他思想上的老师。恩格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甘斯、赫斯、舒尔茨、斯密、李嘉图，甚至卢梭、洛克、康德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都是大有帮助的。他们既是老师，也是对手；既是思想来源，也是批判对象。青年马克思的目标是以综合创新的方法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此时的马克思实际上已经走在了通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新道路上，“为他后来完成其哲学使命、创立‘新唯物主义’首次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初步的思想成果”。

　　(二)费尔巴哈哲学不完全符合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辩证追求

　　恩格斯评判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在以往的哲学家那里，辩证法的真理性、革命性一面被掩盖了。于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创始人找到了将辩证法贯彻到底的结合点——将其与唯物主义结合，维护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完整。这使得德意志民族中极具革命性的精神资源得以继承发展。而费尔巴哈在辩证法上的缺陷，使得马克思不会对人本唯物主义“全盘接受”。那种对辩证法没有贯彻到底的遗憾，正是《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表露的那种情绪，“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这成为马克思吸收费尔巴哈哲学的出发点，也正是他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费尔巴哈的区分点。因而我们可以直言：“‘马克思从来没有无保留地接受费尔巴哈的观点’,不仅在于费尔巴哈过多强调自然而较少强调政治，更重要的是费尔巴哈片面地否定了黑格尔，导致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缺乏深刻性。而马克思恰恰抓住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精髓，从而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因此，不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上来看，还是从理论与实践的逻辑上来看，对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二者都要予以继承、改造，从而推进二者的统合、实践、贯彻，这是青年马克思艰难探索、孜孜以求的目标。

　　(三)费尔巴哈哲学不整体覆盖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路径

　　列宁也同样对马克思1843年的工作表示了欣赏与推崇。“其实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的时候，他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列宁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要重视马克思始终如一的学术创造、实践斗争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他们善于发现一切‘最新’流派对唯物主义的背弃，对唯心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纵容。”基于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强调，在《批判》中：“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是主流，是第一位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遗迹只是支流，处于次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一生开展理论研究、批判工作，究其根本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弄清谁的理论、批判谁的理论、构建什么样的理论，本质上还是为了解析时代、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解放人民。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宗教批判等时代问题上显现出来的闪光点吸引了马克思，但同样因为其片面性、形而上学等问题没能真正令马克思完全满意。

　　简言之，在重新解读和思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后，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与费尔巴哈哲学有着复杂的关系。他在自觉地突破黑格尔哲学的同时，也在扬弃费尔巴哈哲学。应当强调的是：“在讨论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与发展时，应特别注意以作家个人实践活动的阶段性进程来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演进，以马克思一生奋斗目标的‘始终如一’把握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要具体地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积极地分析、探讨，捕捉马克思的独创性思想，合理区分早期作品中的主流与支流、要义与局限，立足于马克思以现实问题为根基、不断革命的哲学道路。我们理解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及其早期著作，不应从横向上割裂他与同时代多位思想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能忽视其纵向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与关联。要谨慎地处理早期文本中的部分论断，不能不假思索地将其直接嵌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中，也不能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探索完全虚无化、否定化。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去辩证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立过程中的曲折与波澜。这对我们立足当下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两个结合”、理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大有裨益。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