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新生产力的获得往往可以被视作一定社会阶段的重要界标，它推动生产方式的革新，引起劳动条件、劳动性质、劳动形式以及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马克思指出，“手推磨”创造的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代表的封建社会，蒸汽机的应用则促进了机器大工业的繁荣，标志着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拉开序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日新月异，“数字”作为关键的生产力要素参与社会生产，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全面开启。著名学者丹·席勒正确地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数字资本主义下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化，“数字劳动”这一劳动范式应运而生。

　　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中提出的“受众劳动”。他认为，观众在商业媒体上进行观看、阅读、收听所耗费的注意力被媒体公司打包出售给广告商，观众成为广告的忠实受众，无偿创造了价值，继而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并相应地花费掉他们的收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首次提出了“非物质劳动”，并将其定义为“生产商品的信息与文化内容的劳动”。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智力或语言方面的劳动”和“情感劳动”。蒂兹纳·泰拉诺瓦则认为数字劳动是生产互联网用户信息的、享受与剥削并存的零报酬劳动，包括浏览网页、收发邮件等行为。尽管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考察了用户在数字平台耗费时间，基于自身情感、体验等认知因素生成数据信息从而创造价值的“产消一体”现象，即由用户消费转化出的额外的无偿性活动。随着数字技术的影响不断扩大，学界对数字劳动的概念界定进一步拓展。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数字工作和数字劳动是广义的范畴，涉及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中的所有活动。”结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数字劳动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据信息为生产要素、以互联网平台为保障的一切网络化劳动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有酬数字劳动，具体包括传统企业工人应用数字技术进行的劳动、掌握软件编程等专业技术的互联网从业者的劳动、平台零工劳动。二是无酬数字劳动，主要指社交媒介领域的用户在线生产数据信息的非雇佣形式劳动。

　　数字劳动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特别是关于数字劳动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影响的相关观点值得注意。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数字劳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注意力、创造力等认知因素是人脑作用的结果，其内生于劳动者且无法与人体分离。“当智力资本作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公共品并且其重要性超过物质资本时，人们很难说工人对其最终产品失去了所有权。”因此劳动者不再“一无所有”，劳动异化减轻甚至消失，人的主体性大大彰显。这种观点认为，“新近出现的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打开了资本的社会关系”，资本从原先通过有机构成对劳动进行控制，如今逐渐走向解体。然而，数字劳动者真的摆脱异化了吗？人的主体性是否彻底得以发挥？对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辩证地理解和回应。

　　“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通过考察资本、利润、工资等经济要素，马克思形象地描绘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钳制下主体地位失落的境遇，指出劳动者受制于对立的劳动关系、单一的劳动方式、高压的劳动时空和痛苦的劳动感受，逐渐沦为劳动的奴隶，主体性丧失，劳动异化程度加剧。一是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变成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与人相对立，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他本身就越是沦为廉价的商品。二是劳动者和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无法在劳动中确证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无法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个性。三是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工人为了获得生活资料必须采取的手段。四是人同人相异化，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形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总体来说，由于资本成为了一种统摄社会发展的强制力量，劳动者受到肉体摧残和精神贬损的双重折磨，无法自由发挥脑力体力，只能在否定自己中感到“不幸”，仅能得到畸形、片面的发展。然而，数字劳动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态，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满足与精神享受，强化了对自身力量的感知，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彰显，主要具有以下表征。

　　（一）劳动关系由“对立”向“和谐”转变

　　在资本与雇佣劳动对立的状况下，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将自己的劳动能力作为一种商品出售。与一般商品相比，劳动力具有特殊性，其内在地包含着工人创造剩余价值的潜能。表面上看工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资本家支付工资作为报酬，但实质上是资本家以“正当性”的方式对工人的压榨和占有，平等交易的表象背后暗含着对立紧张的劳资关系。工人不仅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还丧失了对劳动产品的支配，生活越发困难，唯有“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人的自由、权利、发展无从谈起。而数字劳动使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发生变革，雇佣关系逐渐淡化甚至消失，资本剥削的物质基础被动摇。数字劳动的劳动资料以网络用户的注意力、观念、情感、经验等要素为主，这些资料不再完全被资本家私人占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让渡给了数字劳动者，人们既可以从公共环境中获取，也可以依靠受教育、社会交往等途径后天获取。数字劳动打破了传统的劳资关系，重新构建了一种“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的新型劳动关系。每个数字化个体都以“我”的视角进入数字平台，都可以在劳动中发展自己，人逐渐从“越生产越贫困”的循环中跳脱出来，资本对劳动者的高压奴役出现松动，“对立紧张”的劳资关系逐渐“松绑”，产生和谐气氛。同时，人们借助“数字”形式不断扩大社会交往，人的主体性在多样性活动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日趋全面。

　　（二）劳动方式由“单一”向“多样”转变

　　马克思分析了机器体系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影响，并对科技异化问题进行了阐释。“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由于劳动分工的细化，人逐渐被固定在某一个工作岗位上进行简单机械性劳动。劳动本应表现为彰显主体力量的关键要素，应该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有创造力的，然而随着机器的广泛应用，劳动者却被迫以“监督者”“调节者”的身份参与生产过程，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单调、重复、琐碎的工作削弱了人的生存技能，阻碍了人的发展。而在数字劳动中，劳动方式的“机械性”退隐，灵活性得到极大凸显。劳动不再单一乏味，上传图片影音、浏览网页、参与讨论、建立社交圈，丰富多样的选择有助于人们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能力表现和个性特点，为人们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人成为数字劳动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劳动不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劳动者提升和发展自己的方式。

　　（三）劳动时空由“限制”向“泛在”调整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劳动者受到资本家强行规制的劳动时空的双重重压，只能“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般苟活。一方面，劳动场所高度集中，工人被束缚于固定的地点、有限的空间。马克思说：“发达的机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集结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劳动者和劳动资料在空间上的集中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必然要求。资本将工人约束在固定场所——工厂，逼迫工人服从资本家制定的严格的劳动纪律，强化对工人的奴役。另一方面，劳动时间无度延长，工人被占有生命时间、被剥夺了自由时间。为了满足逐利欲望，资本家突破社会道德底线与人的生理极限，竭力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正如马克思所言：“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劳动的时空界限，劳动时空呈现泛在化特征。一方面，劳动者对劳动场所的自主选择权扩大。由于互联网平台技术的支持，数字劳动不再囿于固定厂房中的机械设备，手机、电脑等终端均可以生产形式多样的数据内容，随时随地开展劳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劳动者对劳动时间的自主决定权扩大。在数字劳动中，由于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界限模糊、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劳动者对在线劳动时间的分配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多为人们在艺术、文化等方面的自我开发与探索提供可能。

　　（四）劳动感受由“痛苦”向“舒适”跃升

　　为了节约不变资本、扩大增殖空间，资本家全然不顾工人的生存状况，将不断降低工人的劳动条件作为提高利润率的重要手段。“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拥挤的生产场所、高危的作业设备使工人遭受着严重的肉体折磨。与此同时，主张利润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会导致空气、水源等自然要素的严重污染，劳动者“吃喝住穿”的基本生存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与生命健康严重损耗的惨痛现实发生割裂，人的主体性在资本扩张中遭到全面削弱。在数字劳动中，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劳动者的生命损耗减少。在用户生成数据痕迹这一过程中，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劳动者生命的吞噬消除了，他们能够在保证基本生存需求的基础上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在创造性劳动中收获了更充实的感受，心智得到进一步锻炼。数字技术不仅可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创造财富的巨大涌流，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物质手段，还能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推动力，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品格，促进主体素质的进一步提升。点击、浏览、互动、分享的过程是数字劳动过程，同时也是用户利用互联网表达个人意志、发展兴趣爱好、建构人际关系的过程。在这一双重过程中，以恶劣的劳动条件为特征的高强度奴役逐渐被遮蔽，劳动者克服了劳动对基本生命健康权的威胁，获得了巨大的价值确证与情绪回报，内心世界得以丰富，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由自觉的倾向。

　　数字劳动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场域，激发了劳动者的开放性和发展性，人们不再像逃避瘟疫那样“逃离”劳动，而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自己爱好的、可以发挥个性的实践方式，重新审视自身的待发展之处，在缓和的劳动关系、多样的劳动方式、泛在的劳动时空和舒适的劳动感受中形成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关系、需求和能力，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彰显。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了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三个层次。第一，人的依赖阶段的群体本位主体性。个人依赖于群体，社会关系以氏族、国家等群体性利益建立，个人在血缘关系和等级秩序的限制下无法形成自由自觉的主体性。第二，物的依赖阶段的物本位主体性。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人身依附关系的解除推动了主体性的确立，生产力的进步与社会关系的丰富为个人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强调：“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另一方面，阶级统治与社会关系异化导致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资本权力、商品拜物教使人的智力体力畸形化发展，束缚了主体性的真正实现。第三，自由人联合体中自由自觉的个人本位主体性。人们能够通过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扬弃异化，丰富个性，建立平等的交往关系。“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克服妨碍主体发展的阻力，使人在真正意义上占有自己的本质。

　　尽管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的潜力，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已经彻底摆脱异化，进入了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因为当前数字劳动仍然处于资本逻辑主导之下，本质上个体仍受困于劳资对抗的关系之中，对物依赖，被物反制，无法在劳动中完全处于主动态势、发挥能动作用、呈现积极态度和占据支配地位，无法彻底实现自决、自主与自控。资本只是采取了一种更为温和、更为巧妙的手段对异化的表现加以遮蔽，利用更加自由化、享受化的劳动过程在更大程度上榨取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满足自身无限滋长的增殖欲望。正如丹·席勒所言：“不论在社会范畴还是地理范畴，利润最大化这一长期的资本主义欲望、成本效益和劳动控制这些最基本的资本主义逻辑不仅持续发展而且得到了极大延伸。”人的主体性彰显仅仅是一种浅表性的特征，劳动异化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劳动形式的变化中表现出新的特点。因此，数字劳动是一种极具迷惑性的劳动范式，它看似将人的解放理想照进现实，但实际上是资本的自我调整方式，是资本塑造的压迫秩序在数字时代的延续、再造与升级。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彰显是资本与技术共谋下剥削模式由“覆灭式奴役”转为“温柔式驯服”的必然结果。那么，资本究竟如何与数字技术勾连？如何实现对剥削对象、剥削场域、剥削程度、剥削形式的全面升级？

　　（一）资本垄断技术平台，劳资关系对立仍存

　　马克思认为，“一切不生产剩余劳动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资本旨在不断缩减有酬的必要劳动，使商品包含尽可能多的无酬剩余劳动，企图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在数字劳动中，这种倾向达到了新的高度，劳动的有酬部分日趋退隐，雇佣关系弱化甚至消失。表面上看劳资对立呈缓和态势，但实际上人的生命活动在更大程度上被植入资本增殖的链条。马克思指出：“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数字平台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机器的高级形态，成为了资本控制劳动的最新手段。通过垄断数字平台，资本实现了对劳动资料和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加强了对劳动过程的监管，为数字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

　　第一，资本建立知识霸权，劳动者无法运用技术发展自己。数字劳动中的生产资料与机器大工业生产中的客观物质性生产资料不同，数据信息是一种非物质表达形式，是人的知识观念、情感意志和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部分生产资料看似由劳动者所有，实则不然。这些生产资料仅仅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必须经过平台的进一步加工、处理、转化才能得到利用。数字平台、算法技术等等才是数字劳动中最关键、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通过使用机器占有和利用科学技术，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进一步升级了垄断机制，通过独占高端数字技术维护并扩大资本主义秩序。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平台看似是一个平等交换信息的公开性媒介，实则是资本建立知识霸权的工具。对普通个体来说，数字技术被架空为一种虚幻神秘的力量，人们受技术支配，可以作为外在的工具使用它，却不能掌握它，无法利用它发展自己，终归被限制在资本逻辑的牢笼中。

　　第二，资本利用平台加强劳动监管，劳动者自主性降低。资本通过分析、整合数字平台上的数据信息制定了相应的劳动标准和奖惩方式，升级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监视。劳动者无法了解数据算法的具体规则，只能被迫接受资本剥削，劳动时刻受到数字平台的统摄。以“外卖员”为例。首先，送单要求由平台制定。外卖员一经注册就必须严格按照平台规划的路线、在平台推算的时间内完成派送，但平台在资本增殖属性驱动下坚持利益至上，而不考虑路况、天气变化等偶然因素的影响。其次，订单评价由平台生成。若出现超时等情况，平台将利用算法自动对外卖员进行处罚，与此同时，用户的评价也会被量化为外卖员的积分和等级，进而影响外卖员的平台信用度。最后，接单数量由平台决定。平台会基于外卖员的劳动表现分配相应数量的订单，积分等级越高，外卖员的接单量就越大，而积分等级低的外卖员将随时面临被平台拉黑解雇的风险，平台可以随时中止劳动者的劳动。总体来说，资本通过垄断数字平台，在对劳动过程的记录、监督与评价中巩固了增殖自身所需要的劳动秩序，劳动者被资本牢牢掌控，自主性进一步削弱，而逐渐沦为自动化数据生成的工具。

　　第三，资本占有平台上生产的劳动产品，劳动者数字异化程度加深。资本通过垄断数字平台强迫用户签订不公平的隐私条款，收集并占有人的“注意力”（劳动资料），生成“影响力”（劳动产品），并将这种“影响力”抛售给广告商，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平台具有聚合效应，用户的在线活动越频繁，创造的数字痕迹越多，平台价值越增加，资本的获利空间就越大。作为人的活动对象化的结果，数字劳动产品本应归所有人共享，现在却在“产消一体”模式的作用下被资本强行掠夺，成为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人不再是与动物相区别的、具有主观意志的生命体，而是被抽象为数字生产过程中的简单生产要素，充当创造剩余价值的原料，技术强权的统治不断扩大，数字异化程度加深。在数字劳动中，资本找到了全新的定在方式，通过更为隐秘的手段实现了对人的“高级奴役”。数字平台在资本的逐利导向下发挥作用，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触及人的发展。

　　（二）资本控制数字空间，规训人的精神世界

　　马克思认为，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由此带来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数字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数字劳动者也随之进入“数字化”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随之发生改变。资本与数字技术联袂出演了“去意识形态”假象，资本逻辑在技术掩护下对人的控制变得更加不易察觉。马克思认为，文明的根本目的是创造“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但在数字劳动中，人不能完全作为自身力量的积极承担者发展自己，而是受制于资本秩序的枷锁。数字劳动者本应是拥有自觉思考模式和行动表现的主体，现在却只能被迫接受资本提前预设的内容，听命于外部力量，被动地体验和感受世界。数字资本对人们精神世界的规训达到了新的高度，人不再是具有批判性、否定性的鲜活生命体，而是丧失自我并沦为资本的“提线木偶”，精神世界遭遇全面虚空。

　　第一，资本扩大数字应用，劳动者沉迷虚拟空间而更加浮躁。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依托网络平台开展数字活动、进行数字交往是劳动者参与数字劳动的前提。随着数字应用的不断发展，人们纷纷将大量的精力投入虚拟空间，每个个体都试图在数字构成的网络世界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平台上瞬时爆发的“数据信息”的确在短时间内满足了劳动者的需求，但与此同时，信息的碎片化特点也导致人们更加浮躁。数字平台本应作为帮助人们发展自身、实现美好生活的媒介，现在却造成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冷漠态度和对自身感受的忽视。数字劳动者无法基于真实、自由的生命体验进行深入思考，无法形成丰富的个性，而是在数字生产中逐渐被驯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

　　第二，资本渗透意识形态，劳动者陷入畸形的物质欲望和消极的价值观念。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垄断了数字平台，并在数字平台上注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数字劳动看似将劳动者从单一的劳动方式中解放出来，人们可以享有多样的人生体验并充盈自己的内心感受，但实际上数字资本已经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资本逻辑包裹以合法化外衣，利用数字平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不断支配、构建和改造着人们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过程。“科学技术成为资本奴役的帮凶，意识形态幻象已经成为无时无处不在的科学管理和牧领性治安。”在数字空间中，人们可以触及的信息由资本平台掌控，劳动者无形中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挟持，盲目服从于资本逻辑的既定范式，深深地陷入畸形的物质欲望和消极的价值观念。

　　第三，资本利用算法技术，监控劳动者的思想动向。在数据算法的支持下，资本还实现了对人们的思想动向的严密监控，可以根据用户的阅读兴趣、浏览习惯和内容偏好等取向对数字化个体进行“画像”，并以此为根据订制相应推送，精准投放广告，从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这一趋势决定着人类生命中没有哪一秒将会通过脱离工具理性和详细算计的经济循环而被浪费掉，每个人类行为都被覆盖，社会生活每一方面都被仔细测量。”同时，这种喜好分析还有助于数字资本随时了解市场需求，从而优化数字生产过程，规避生产过剩造成的经济风险，确保资本增殖。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压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这双重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

　　（三）资本模糊劳动界限，诱发人的自发性过劳

　　在数字劳动中，劳动者工作与休闲的界限逐渐消融，但越发“舒适”的劳动表象背后实际上是资本剥削机制的进阶。“今天资本的新生维度更彻底地体现在劳动控制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之中。”数字劳动者被数字资本钳制却毫无察觉，沉浸在“娱乐”幻象中陷入自发性过劳。

　　第一，“全域劳动”导致剥削范围扩大化。依托数字技术，资本从传统的劳动领域逐渐扩展至休闲领域，利用数字平台享受“闲暇”的网络用户成为了“数字劳工”。用户检索信息、上传图片和视频以及观看、点赞、阅读、评论等一系列休闲行为为平台带来了“流量”，资本将“流量”进一步转化为特殊形式的“商品”，进而构成了资本新的剩余价值增长点。据Hootsuite和We Are Social合作进行的Digital 2022研究，全球现有46.2亿社交媒体用户，超过总人口的58%，比2021年增长了4.24亿。人们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日均时达2.5小时。在用户最常使用的社交平台中，TikTok势头正猛，坐拥约6000万用户，其全球18岁以上受众的广告覆盖面约为8.85亿。这表明数字资本对劳动者休闲领域的侵占正逐渐扩大，人们正在更大范围、更高强度地参与数字资本的积累。

　　第二，“全员劳动”导致剥削对象扩大化。“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成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过去成年男性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社会群体，机器体系的发展与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劳动过程，降低了劳动难度，资本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等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剥削扩大至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社会阶层。如今，由于劳动时空限制的消除和劳动感受的跃升，相较于传统的劳动组织形式来说，数字劳动的门槛进一步降低，劳动群体进一步扩大，老年人乃至残障人士都可以参与其中。越来越多的数字化个体加入资本增殖大军，剥削对象的扩大化趋势为资本获得更多利润创造条件。此外，与传统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不同，数字劳动场所的分散性较强，十分不利于劳动者的联合，劳资矛盾受到空间隔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被疏离和分化的主体难以形成一定的凝聚力，劳动者的原子化和孤立化进一步加深。”

　　第三，“全时劳动”导致剥削程度深化。劳动与休闲界限的模糊导致数字劳动呈现出“高强度”特征，劳动者的“泛劳动”现象日趋显著。劳动者明明每分每秒都在进行数字生产，全天候服务于资本增殖，但自身却并不会感受到痛苦，误以为自己获得了自由，但实际上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奴役。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因此，当生产过程被隐匿，剥削机制被掩盖，“八小时”工作制失语，数字劳动者就会二十四小时为“劳动条件”所使用，对自己的在线劳动时长失去掌控意识，形成自发性过劳。马克思论述的“延长工作日”的资本魔咒在数字时代以更隐蔽的方式实现了，网络用户陷入无限劳动的困局。“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自发性过劳一方面造成人们巨大的体力损耗，导致肌肉、视力等方面的身体机能下降，另一方面使人的注意力受到严重耗费，心灵遭到资本逻辑的碾压。

　　马克思认为，摒除私有制和分工是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复归的前提。数字劳动的确促使人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彰显，但当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源仍然存在。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才能彻底得到解放，人才能重新确立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然而，尽管我们指责数字资本对劳动者的种种盘剥，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立即消灭资本。当今世界仍处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数字资本主义还没有将其所蕴含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因此，对处于数字资本猛烈冲击中的各个国家来说，必须对数字劳动进行批判性审视。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资本逻辑扩张的实质，又要充分认识数字劳动内蕴的实现主体性复归的积极因素，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自觉地把“物”变成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有机条件，主动利用数字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将数字生产力转化为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