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时间作为标注物质活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的抽象表现而备受关注。众多经济现象和社会事实都要在时间中拓展开来，人类自身的生命及其活动也需要在时间中绵延。人们在一定的时间中创造自身、塑造历史，时间的社会历史意义也就此凸显。这也是马克思探讨时间问题的社会历史语境。纵观马克思考察时间问题的基本历程，可以将他关于时间问题的考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博士论文为代表的哲学考察，即在哲学语境中展开对时间问题的最初关照；二是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经济学分析，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展开对时间问题的深刻剖析。通过对时间问题的哲学—经济学思考，马克思既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深掘了时间范畴的存在论根基并详细展示了时间的基本存在样态，又回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具体语境中展开了对时间问题的言说并理据充分地阐释了时间与资本勾连的逻辑及其后果。时间就此成为马克思借以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范畴。

　　时间范畴虽散布于马克思著作的字里行间，但马克思并未立志要撰写一部类似《存在与时间》的专著。这大抵就是我们无法在马克思的皇皇巨著中找到一篇（或一部）以“时间”为主题的论文（或专著）的原因。纵然如此，那种声称马克思的理论版图中存在“时间空场”的论调也是十分荒谬的。检索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发现，“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学习时间”“自由时间”“额外时间”“生活时间”“流通时间”“周转时间”“生产时间”“买卖时间”“剩余时间”以及“生存时间”等都是马克思经常提及并思考的问题。对于马克思来说，时间既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永恒影像，也不是康德所论述的先天直观形式，更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概念与永恒范围之中的存在。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马克思在现实个人及其活动中科学地洞察了时间概念的理论内涵及其辩证结构。

　　（一）时间的客体向度：客观标尺的化身

　　每当我们提到时间，我们自然地就会联想到秒、分、时、日、月、年和世纪等作为天文历法范畴的系列计量单位。时间在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一直都扮演着计量标尺的角色，比如百米短跑耗时十秒、论文写作耗时一个月、培育盆景花费十年光阴，等等，这些与时间有关的数字及相关计量单位都行使着界定相应行为尺度的职能。时间所承担的这种“尺度”职责，充分体现了时间范畴的客体向度。对于时间的这一向度，马克思是了然于胸的。尤其是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深刻体会到了时间的客体向度。

　　更为具体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区分了时间的四种客观尺度。一是作为劳动计量标尺的时间。对于劳动而言，由于主体、客体、方法中介和目的各不相同，劳动也就彰显为各自不同的形式，比如缝衣服的劳动、织麻布的劳动、磨咖啡的劳动、种小麦的劳动和敲代码的劳动，等等。而这些不同性质的劳动又该如何来衡量呢？时间就此登场了。“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做尺度。”这是肉眼可见的事实，“劳动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劳动量。二是作为商品价值真实尺度的时间。不同的劳动所造就的不同商品，虽然姿态各异，比如定制石斧、咖啡、衣服、铁器、电脑和手机等，它们以不同的使用价值和物质外观而彰显着各自的特色。然而，这些不同的商品拥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不过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是人耗费自身体力和智力的结果。依据抽象劳动的这种同质性，我们可以将商品这一特殊存在视为一定价值的结晶，“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每一个商品就此都可被视为“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其价值“即它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或其他商品与它相交换的比例，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例如，如果一个商品=1小时劳动时间，那么，它就可以同都是1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一典型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不同质的商品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交换，其关键便在于x量商品A和y量商品B中蕴含着等量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时间。两种不同商品的交换价值，就等于“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三是作为剩余价值或资本主义生产标尺的时间。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流通都讲求持续性，即在时间层面的不中断。当然，这样的生产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对剩余劳动的无偿吮吸。这种对剩余劳动的攫取具体表现为对工作时间的无尽压榨，即延长工作日或“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就此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一种“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模式，其核心在于充分攫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的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不仅确证了资本实际上是对劳动（尤其是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还指认了剩余价值“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增殖和资本家的生财之道就在于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侵占，这种侵占以获得相应的劳动果实为表现形式。四是作为工资尺度的时间。工资作为工人劳动的“应得”，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计时工资直接表现为“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计件工资则全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无论是哪种工资形式，都表明了工资不过是活劳动在一定工作时间内的所得，它都必须要用一定的时间来衡定。在此意义上，时间就逐渐成为“工资的尺度”。

　　（二）时间的主体向度：人的积极存在

　　对于马克思来说，时间是人类持存的必备要素，时间一定是属人的时间，否则就是无意义的。人类需要在时间中不断延展自身，以此确证存在意义。人类正是在一定的时间中规划自身、发展自我，继而凸显了人之为人的关系属性。这正是人这一高级物种所具有的特质，人不再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与环境，而是在与外界进行交互活动的过程中展示着自身的积极力量。“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充分体现了时间范畴的主体向度。

　　一方面，时间就是生命本身的尺度。就一般的人生体验来看，人自诞生直至死亡的所有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中进行的，人就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人无论何种肤色、身处何种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刻度中储存其肉身的，“时间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物质身体的存在限度”。在或长或短的有限时间里，人们还可以依凭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按照事物的基本规律进行创造性活动，以此来延伸肉体生命的长度和提升人生的意义。我们今天随处可见的石拱桥、京杭大运河、摩天大楼、各种飞行器等都是人们在各自有限的时间内的创造，它们既是历史的产物，更是历史的见证和人类生存意义的流传。就工人阶级的生命存在而言，他们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时间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计，“工人劳动能力的日价值就是平均维持工人一天生活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劳动能力每天再生产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在这里同样也可以说，是劳动能力在同一条件下维持自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间就此彰显为生命本身的尺度。

　　另一方面，时间也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在资本主义社会，谁充分占有时间，谁就能够获得享受财富和自由的广阔空间。”对于资本家而言，他们要最大化地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最大量地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占有财富并不断积累财富的前提和基础就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对于工人而言，他们除了卖力地工作外别无选择。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奢望变成了现实，这也就“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人们可以在这宝贵的时间内从事科学活动、艺术创作或者其他力所能及且喜闻乐见的活动。或言之，“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隔膜就此被捅破，二者彼此关联起来。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时间与空间隔阂的打通，关键在于自由时间的获得。只有在自由时间内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才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空间。“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而自由时间在量上又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劳动虽然被资本家以社会的名义据为己有，但这种“为社会的劳动”的历史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依凭自己的兴趣而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职业，继而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拓展人类生存的空间。

　　马克思对于时间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要科学揭示时间的理论蕴涵，还要挖掘时间范畴本身带有的辩证结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客观时间和主体时间、抽象时间和具体时间、自然（或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关注，时间的多维辩证结构在它的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中被道出。当然，时间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性与具体性、自然性与社会性、有限性与无限性都在人们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得以显露。

　　商品经济时代必然需要“将时间和人类劳动结合起来讨论”，时间的社会历史意义也就此凸显。尤其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资本增殖和时间加速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标配。“传统社会中凝固化的时间，被资本搅动起来，变成了吸纳一切的旋涡。”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时间范畴始终被置于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探讨。更为具体的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时间规划，他不仅生动具体地描绘了生产生活中的时间苛政现象，还对时间进行了具体区分，并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时间暴行的实质性批判和历史性解析。

　　时间不能直接创造实物，也不能直接形塑社会关系。然而，世间带有社会性的万物及其关系无不是在一定的时间中生成的。在实质而根本的意义上，社会万物的生成就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消耗自身体力和智力来利用、改造或加工客体的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或劳动时间里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这种万物及其关系生成的时间就是物化劳动时间。可以说，物化劳动时间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不仅马克思所看到的中国瓷器、美国手枪、巴黎胸衣、俄国毛皮和印度披肩等物品都是物化劳动时间的结晶，我们所见到的德尔菲神庙、埃菲尔铁塔、塞尔维亚输水道、西伯利亚大铁路、万里长城、钱塘江大桥和《矛盾论》等“作品”在本质上也不过是“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人们在世世代代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持续造就了丰腴的物质世界，形式不同的物化劳动造就了千姿百态的物质景观。到了交换领域，不同的物化劳动时间的结晶要想顺利实现互换，就需要在不同的商品中找到一个可以比较且能够量化的东西来助力交换活动的顺利开展。不同的商品之间能够比较，乃是因为无论商品以何种形态出现、无论商品具有何种使用价值，去除各种商品本身可感觉到的具体属性和形式，它们不过是无差别人类劳动力的“单纯凝结”。所以无论是何种商品，它终究不过是“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的结果。而这种抽象劳动的量化就是劳动时间，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顺利实现交换，其关键便在于二者耗费了等量的抽象劳动时间。“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劳动时间”，它“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只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的一定结果，然后才能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量即一定的劳动量，和其他的劳动时间量即其他的劳动量相比较”。抽象劳动和抽象劳动时间构筑了复杂而科学的交换机制，它使得不同的劳动形式、不同的劳动时间之间可以深度交融，甚至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国家也都卷入了这种交换机制中。就此看来，实际上商品只要代表一定劳动时间本身的时候，就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在时间的视域内，一切社会存在及其关系在本质上来说就是由一定的劳动时间来创造并规定的。

　　到了资本主义时代，物化劳动时间和抽象劳动时间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资本家却对于物化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并不以为意，他们根本不关心工人到底要生产什么产品。他们唯一在意的只是如何赚取更多的利润，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具有二重性，既具有一般劳动的共性，又具有增殖的特性。整个生产“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不过是围绕劳动时间而展开的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攫取。更为明确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终究不过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倾轧，“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围绕劳动时间（尤其是剩余劳动时间），资本主义先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机制——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力得以商品化之后，资本家按照它的日价值、月价值、年价值等尽数购买这一特殊商品，继而就享有了在一天、一个月、一年中对于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权。“尽量延长工作日”就是资本家应有的“买者”之权，“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不断突破工人的身体界限并无限延长劳动时间就成为资本主义早期所采用的攫取剩余价值的方式。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掠夺、侵占性质：“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贪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还“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不仅“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还“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并“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随着工作日（或劳动时间）的固定化，尤其是工作日法令的颁布，工人的劳动时间受到了法律保护，无限延长工作日已不再合法。为了谋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则围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同时相应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展开了处心积虑的谋划和行动。加强管理、改进技术、更新设备和优化劳动组合等措施背后透露的恰是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夺，与之伴随的其实是劳动强度的增加。可见，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主要就是围绕剩余劳动时间而展开的生产模式。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诸多制度（比如工作日制度和换班制度等）也不过是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制度设计。剩余劳动时间创造了剩余价值并塑造了无偿榨取工人量化劳动时间的体制机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时间和资本之间得以媾和，时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时间化成为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特色。“资本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显现方式，科学技术、国家机器、文艺作品和时间空间等都遵从资本的意志而完成了自身的表达。时间的资本化即时间这一社会经济范畴按照资本的逻辑而布展开来，工人和资本家的时间都深受资本的宰制。“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资本主义的时间规划必须要以牟利为基本行事原则，一切与时间有关的要素都带有资本的印痕。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时间就是资本化了的时间。与之相应，资本主义掀起了一股“加速”热潮，生产生活都必须加快节奏以最大化地创造剩余价值，生产工具迅速革新、社会关系不断革命、社会不停动荡，“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同时，资本化的时间要助力增殖活动就要完成对工人及其活动的全面管制。在惯常的生产生活中，资本以突破工作日道德极限的方式来完成对工人的深度侵占，工作日、换班制、工厂立法和资本循环等都充分体现了资本对于时间的全面掌控和精心安排。资本的时间化则表现为资本内化为时间的元素的过程，资本增殖的速度和程度均由一定时间来判定。在现实活动中，时间就是金钱，劳动时间、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周转时间和剩余时间等都与资本有着密切的关联。资本在一定的时间中持续生产，“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正是在资本的加持或辅佐之下，时间与权力之间也发生了微妙的化学反应——时间权力化。在整个现实的社会活动中，谁掌握了时间，谁就能迅速攀升至社会顶层并牢牢掌控权力，谁掌握的剩余劳动时间越多，谁就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进，资本在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在强化其自身构筑的时间苛政。人们的全部时间均被资本浸染，工人的生活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而且“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工人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这就不仅会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更为恶劣，还“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人身处于一种时间异化的状况中。人们虽在时间中得以存身并延续自身的生命，但却不是自由地存在，也没有积极地绽放自身的活力和丰富性。工人在劳动时间中不是享受而是痛苦，在剩余时间中并未获得自身的发展空间而是陷入资本增殖的旋涡中。长期处于时间压榨之下的人们，不仅其社会关系变了质，而且还容易形成对历史的无意识和对时间的崇拜。由于资本对时间的全面侵蚀，广大工人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抛到了“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长期超负荷、超时间的工作，既容易造成人们对于时间的麻木，也容易造成人们对于时间的过度看重而忽略掉时间背后的其他社会关系因素。同时，时间与资本的合谋使得时间已成为一种谋生工具或手段，通过劳动时间的消耗而铸就了诸多物化的存在。长此以往，时间貌似成了万能之神，一切都以时间为尊。时间崇拜和时间拜物教就此获得了出场的机会，时间的加速、生产的积累与资本增殖成正比，与人们精神世界的空虚（或虚无）也成正比。总之，在资本构筑的时间苛政中，人们被牢牢地捆缚在工作时间里而畸形地发展着，广大工人身躯萎缩、神态呆痴、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都是其难以摆脱的“命定”。

　　资本主义构筑了一个囊括物化劳动时间、抽象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在内的一体化的时间体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化劳动时间、抽象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虽然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并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但它们终究都是为服务资本而生的。资本主义的时间体制或时间规划始终深受资本逻辑的宰制。广大工人在物化劳动时间里创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并未感受到创造的快感，抽象劳动及其时间作为价值量的尺度却跃升为一种柔性的统治，剩余劳动时间则直接暴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在资本主义时间苛政的统治之下，自由自觉的人类活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深受资本钳制的工人无力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状况，而战战兢兢地存活着。马克思通过对时间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旨在揭示无产阶级“存在的秘密”，并以此宣告“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对时间这一社会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批判而深刻揭示出人类解放的方法与道路。马克思关于时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是一种将人类从强制性时间体系中解放出来的政治叙事模式。

　　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时间苛政的前提性批判。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时间的威力尽显，理论家们纷纷展开了对时间问题的理论阐释。古典哲学家在思辨的领地打造了一个永恒的精神王国，古典经济学家则将现实描绘为一个坚实的天然存在。他们都属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和操作方式，均属于“辩护论”。马克思则不然，他以“发展论”考察社会经济范畴的历史与现实、存在与本质。时间这一社会经济范畴之所以能够主导人们的行为、思想，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资本。时间苛政的发生乃是因为“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或“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撕裂的前提和基础，掌握劳动条件和劳动资料的资本家借此全面统治着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劳动者为了生存而只能将自身仅有的劳动力售卖给资本家，资本家按照“买者权利”而在规定时限内最大化地使用劳动力。于是乎，劳动者一旦接受雇佣契约，其劳动时间就尽数归资本家支配。不仅如此，由于资本的广泛渗透，就连工人的生活时间也经过了资本的规划，它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在长期的时间侵占中，工人阶级在物质和精神、时间和空间层面均表现出永久的贫乏。简言之，资本主义的时间苛政使得“所有经济能动性最终都被包容进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品经济的逻辑中了”，这是以牟利为基本原则的私有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表现。

　　马克思条理清晰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时间规划的界限。在对工作日的历史性考察中，马克思确证了“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这一事实，并发现了“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的状况。工人的劳动时间有其难以打破的自然界限和身体界限，前者是因为一天只有24小时而不可能再多，后者是工人作为一个自然肉体不可能永不停歇地工作。当然，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受一些诸如法律、道德等社会界限的制约。虽然资本最终会将工人的时间精确化到每一分每一秒，但始终无法突破最基本的自然界限和社会界限。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精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四重界限：一是“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即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必要劳动时间内的劳动所得；二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即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创造了剩余价值；三是货币是“生产的界限”，即劳动成果必须进入流通领域并转化为货币才有意义；四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即交换价值是生产过程的决定者。按照辩证法的规则，“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资本主义构筑的时间苛政和时间版图实际上是对工人生产生活的限制，它最终也会成为对这种制度发展的限制，这种限制会随着资本发展程度而递增。“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马克思科学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或“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不仅由此揭开了资本主义时间苛政的始作俑者，还找到了破除时间统治的关键——瓦解资本及其逻辑。

　　马克思还确认了资本主义时间苛政的历史性结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会提升生产力和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为增加自由的空闲（或闲暇）时间提供了可能。这里必须清楚两点：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工人闲暇时间的增加是以“劳动力的高度紧张为前提的”；二是这些所谓“闲暇”或“自由”的时间“并不意味着工人有了发展自由个性的‘自由’时间”。工人获得自由时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必要部分”减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逐渐增大。马克思用生产中的案例来说明了这一问题，“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显然，工人自由时间的腾出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趋势。自由时间的获得和人类的解放是同步的，自由时间是人类得以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一个基本构件。对此，马克思设置了时间由强制变为自由的四大重要节点：一是资本自身发展到极致而违背自己增殖的意旨，转变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二是时间的占有者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人们能够普遍享有自由时间带来的乐趣，同时也能够在自由时间中充分施展自身和确证自我的类本质；三是生产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打破劳动时间（尤其是剩余劳动时间）作为财富衡量标尺的旧状况，“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财富的尺度”；四是对于时间的合理分配，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积极落实“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以“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马克思围绕时间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理论旨归在于合乎逻辑、合乎历史与现实地导出自由时间。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因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以此为基础，马克思确认了破除资本主义时间苛政和达至自由王国的根本条件——“工作日的缩短”。如此，在社会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人类自由时间的获得和自身的全面发展都是一个值得期待和必然发生的重大事件。

　　资本最懂得如何将时间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或者说，资本懂得最经济地利用时间。资本主义造就了一个商品交换普遍化和时间强制得以迅速扩展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为我们详细展示了一幅时间社会化、时间资本化、时间权力化和时间物神化的轴卷。深谙增殖之道和权谋之术的资本家处心积虑地摆弄工人的生产时间和生活时间，通过文明而精巧的隐蔽的剥削手法将工人及其劳动产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直面资本主义的时间苛政，马克思历史地解构了造成这一暴政的根由并找到了解脱之法，构建了带有马克思印记的时间批判理论。

　　时至今日，马克思的时间批判理论依然是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展望未来社会发展前景的宝贵理论资源。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人类在数字时代不断开掘着全新的发展路径。数字时代掀起了一股时间加速风潮，“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生产节奏、生存体验、沟通交流、资本增殖、商品交换和文化传播等都被冠上了“快”的标签，快餐、快递、快照、快车、快件、快艇和快讯等词汇纷纷出炉。在这个“以快为名”的时代里，人们享受着加速时代的快感，但也饱受时间饥荒、时间贫困、时间挤压和时间侵占等困扰。现实向我们呈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背反：时代越进步，科技越发达，生产力越发展，人类却愈发地疲于奔命。在现今时代里，每个人都绷紧神经，一有疏忽或懈怠就会立即陷入落后的危局之中。数字加速时代的人们在拼命追赶时代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按动了时间的快进键。现代人就在这种时间旋涡中无力自拔。实际上，搅动时间旋涡的关键因素恰是资本，资本才是时间的加速器。面对数字时代的加速狂飙，拆解资本这一加速器才能够从根本上化解加速时代的诸多问题。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前进，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妥善处理好“快”与“慢”的辩证平衡，积极探求摆脱时间暴政、获得自由时间的科学方法与道路，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也是马克思给予我们的智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传播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