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19世纪的欧洲进入大变革的时代，封建专制主义与人类追求自由解放的诉求形成巨大的历史张力。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中追求政治自由。随着理论探索的深入，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意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彻底完成人类解放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不断探索人类解放路径，摆脱了单一政治维度下的研究视野，构建了总体性思考范式，形成了成熟的社会革命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发轫

　　青年马克思的革命情绪发轫于早年受到的浪漫主义影响。马克思在《海上船夫歌》中表现出一种向专制世界挑战的勇气和充满张力的生命力，透露出反抗和斗争的情绪。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马克思从浪漫主义走向黑格尔哲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下加强了批判的激情，以哲学的方式表现出革命的欲求。马克思从现实和理性之间的矛盾中看到世界的分裂，认为要使这种矛盾达到顶峰，以便用彻底的办法来消除哲学和与它相矛盾的现实，使世界的和谐通过无所不包的革命恢复起来。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早期的“革命伙伴”青年黑格尔派产生怀疑，提出要以“实践的批判”代替“理论的批判”，要求彻底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萌发了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面对自由的被剥夺要用斧子去战斗。

　　青年恩格斯是在对虔诚主义的批判中萌发了带有黑格尔色彩的革命情绪。从青年恩格斯的文学作品《佛罗里达》中就能看出一种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奴役的诉求。随着对黑格尔哲学中革命因素的汲取，恩格斯开始把历史理解为不断变化和斗争的过程。1842年11月，恩格斯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并深刻分析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状况，从物质利益的矛盾分析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提出以利益目的为标准划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形式。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一种反专制的政治诉求在心中酝酿革命火种，对于社会革命思考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式下，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仅从政治、经济等单一维度出发。但是，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意识到理论思辨与革命实践统一的必要性，提出要唤醒人民群众为自身解放而进行斗争。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确立

　　《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完成了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清算，指出了从市民社会出发研究社会发展的必要，为其从总体性视域中理解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中从破坏旧社会的角度阐释社会革命的总体性，提出政治革命包含于社会革命内。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提出政治革命局限性，认为纯政治的革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由于一直面临着“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844年的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首次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路径下展开分析社会革命问题。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形成了对社会革命发生机理的认识。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资产阶级社会私有制下导致的商业危机引发社会革命。这一时期恩格斯相继在《北极星报》《新道德世界》和《德法年鉴》上发表多篇文章，提出无产阶级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必然性，意识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国际联合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

　　1845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他们已经逐步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以实践理解人类社会本质，为科学分析社会革命奠定了理论前提。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历史唯物主义阐明社会革命发生的一般规律，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正式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科学阐明了社会革命规律，他们提出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提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科学论断。

　　（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发展

　　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民主革命使马克思恩格斯得以在实践中检验社会革命理论的科学性。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集中阐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他们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指出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提出“不断革命”的概念，强调社会革命是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渐进性和突变性的统一，革命进程和形式完全依赖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度。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化了对社会革命问题的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社会革命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强调在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内部要保持团结。另外，马克思提出暴力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时，说明了暴力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形式，也不是新社会产生的原因，只是充当“助产婆”的角色。1871年，巴黎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革命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并对公社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作了总结，着重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夺取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四）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社会革命思想的完善

　　1875年以后，东方社会问题成为一个独立的议题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视野。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落后国家社会革命可行性进行研究，并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认为各国具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是否经历资本主义取决于各国具体的历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暴力革命原则下革命形式选择的多样性问题。恩格斯认为，“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马克思认为，“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这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放弃暴力革命的原则，尤其是在党内发现右倾主义的倾向，即提出要调和阶级矛盾从而把革命变为改良时，马克思恩格斯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暴力革命的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发展总方向和社会革命发展阶段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无产阶级在完成政治革命后，不进行社会的全面改造，就不能完成这场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过程的必然阶段，只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才能促成社会形态的整体革命。在此之后，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无产阶级还要完成消灭旧社会痕迹的革命，包含经济制度、道德和精神的变革。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问题的研究贯穿于他们一生的理论探索中，形成了内容广博的理论体系，具体可概括为革命生成机制论、革命主体论、革命形式论和革命目的论。这一理论体系的建构对于解决社会革命问题的争论，消除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理解的歧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革命生成论

　　“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社会革命是在社会有机体中进行的实践形式，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规律中能够阐明社会革命的生成机制。

　　从社会有机体的动态性阐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社会在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一个动态系统，构成社会革命的发生场域。第一，从社会有机体的矛盾阐明社会革命发生原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了社会革命发生机理，认为物质生产力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先进生产力会以革命形式突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引起社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第二，从社会有机体的演进阐明社会革命发生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决定社会有机体的变化，也决定了社会革命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从社会革命本身来看，它往往以政治革命为前提和开端。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形象地说，政治权力像一座坚固的城堡包围着旧的经济关系。革命主体只有在掌握政权后才能全面变革经济关系，进一步使文化革命服务于政治和经济革命，并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发挥构建新价值观的作用。第三，从社会有机体的变化条件阐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条件。社会革命发生需要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同时成熟，同时其发展也需要具备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主观条件的成熟需要依靠客观条件。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没有革命的客观形势就不会产生革命群众的革命诉求。但是，在客观条件成熟下还需要激发革命群众的意识，促使其走向改变旧社会的革命实践道路。

　　从社会有机体整体性和层次性阐明社会革命的实践内容生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了社会有机体的结构，认为与物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有机体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从整体性看，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具体又可以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社会革命作为社会形态的整体性变革，主要包含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从层次性来看，社会有机构成使各要素之间具有联系性和组合规律性。在社会革命过程中经济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核心环节，制约着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发展趋向；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影响社会革命的发展形势和程度；文化革命在社会革命实践中起导向、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社会革命主体论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基于这一基本判断，他们从社会革命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阐明了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所在，并强调了政党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社会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这就表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从社会发展机理来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时，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具有变革旧生产关系的愿望。当旧的社会制度和观念束缚人民群众的发展，这种变革的愿望就会转变为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来看，无论生产力的变化，还是生产力变化引起的社会制度变革，都需要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

　　其次，无产阶级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第一，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第二，无产阶级具有坚决的革命意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己。第三，无产阶级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工业生产的特性决定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组织性，促使无产阶级形成集体主义精神。与此同时，这种集体主义精神成为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提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无产阶级政党能领导无产阶级并团结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革命行动，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能够为革命实践提供科学指导，成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

　　（三）社会革命形式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革命形式的选择具有必然性。在阶级社会发展中，基于不同物质利益支配下的社会矛盾会引起阶级斗争，反映在社会形态变革中就是以暴力为形式的社会革命。在社会革命发生过程中，夺取国家政权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旧的统治阶级通过暴力手段防止政权被颠覆，而革命阶级需要以暴力形式夺取国家政权来作为全面社会变革的基础。因此，暴力的革命形式最明显表现为社会革命中政治革命的过程。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无产阶级往往面对的是资产阶级已经建立的强大国家机器。面对这一情况，正如马克思在《艾希曼的命令》中提出的那样：“凡是反革命当局用暴力手段阻挠这些安全委员会成立和活动的地方，都应当用一切暴力手段来还击暴力”。

　　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非暴力”革命形式选择的条件性，他们对于社会革命形式的分析是根据社会革命发生的具体内容确定的。内容和形式是揭示事物内在要素及这些要素的结构和表现方式的关系范畴。当形式适合内容时，对内容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因此，随着社会革命实践内容的转变，其形式也必然有所变化。无论是“暴力”还是“非暴力”，都是社会革命的形式，形式不能决定内容，不能把暴力看作决定社会革命内容本质的依据。从社会革命进程和内容来看，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层面往往以“非暴力”的形式完成。但是，政治革命需要以夺取国家政权为前提条件，这一过程一般体现为暴力革命形式。另外，社会革命是系统性和复杂性的社会现象，革命形式的选择需要依据革命环境、主体、进程等多方面因素。马克思在1872年9月所作的一次演讲中曾表达：如果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有些国家的工人可能有机会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恩格斯晚年阐述了以议会斗争为形式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新策略，然而不少人据此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这是缺乏充分证据的。首先，恩格斯没有把议会斗争这一革命形式普遍化推介，认为德国具有这种革命形式的条件，而在当时的法国、西班牙、瑞士就不能成功。其次，恩格斯认为旧时无产阶级的那种起义和巷战，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切实际，但是也没有完全否定这种暴力革命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正如恩格斯批判威廉·李卜克内西时所说的那样：“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善良的贵格会会士那样，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还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

　　（四）社会革命目的论

　　人的自由解放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对人的解放的深切关注，到《共产党宣言》中振臂高呼“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人的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人类寻求自由解放的科学理论。

　　社会革命的实践归宿是人的解放。每一个社会形态都为人类不断解放自己提供历史舞台，在这个赓续的舞台中，人类不断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自我解放构建更高级的社会结构。人类从极端不自由到相对自由，最终走向全面的自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世界和社会的过程，这一改造过程表现为社会革命的伟大实践。高级社会形态是基于低级社会形态物质基础上的发展，每一次社会革命是对低级社会形态的辩证否定，这一过程的最终目的落脚于人不断获得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

　　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社会革命实践，只有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能够真正完成人的全面的自由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以理性对抗蒙昧、以政治民主对抗封建专制，进而求得人的解放。但是，资产阶级革命仅完成了人的形式的解放，没有使人达到实质的自由。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认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社会运行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被束缚在沉重的资本锁链中倍受剥削。因此，在资本主义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资本主义所有制才能解放自身，这一过程是社会发展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转变，也是人摆脱“异化”走向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正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以“改良”代替“革命”，西方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逐步曲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引起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因素是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革命的经典范式。所以，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革命的分析范式，是进一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

　　（一）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社会革命分析视角

　　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社会革命分析路径的重要视域。肇始于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推动了人类社会发展，但其带来的经济危机、世界战争、殖民掠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成为西方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是在承认现代性的前提下阐释革命机制的。这种革命理论局限于资本主义本身，既不能解决资本逻辑下带来的灾难，也不能科学阐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马克思恩格斯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形成以破解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批判，进一步阐明了人自我解放的科学路径。这种现代性批判的视域为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形成设定了理论场域。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基础，它既阐释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又透露出对现代化批判的理论锋芒，阐明了现代性批判下的社会革命实践。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批判现代性的革命性理论特质。从理论发展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不断追求解放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批判的过程也是逐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从理论内质看，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发展的阐释不是寻找价值预设，而是在现代社会的矛盾分析中阐明社会危机。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具有终结性的理论表达，提出社会革命是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和人类社会的重要实践。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现代性批判的科学理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表征现代性批判的实践，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革命的分析是在现代化社会总体性结构关系的变化中洞察社会革命发生机制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探究社会矛盾引起的利益冲突，对社会革命的路径、方式和趋向进行判断，形成逻辑严密的因果序列和解释框架，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第三，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现代性社会对人民群众的忽视。无论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还是当代西方激进左翼学者，往往都在抽象的哲学思辨中寻找革命承担者，他们能感受到革命的激情，却找不到激情的主体。“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形成一种坚守人民主体性的社会革命原则。

　　（二）人民性价值趋向下社会革命分析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实践的结果，是指导人民群众自我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对于社会革命的研究建基于对现代性危机中资本逻辑的批判，进而重塑人全面发展的宗旨，深刻凸显了以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内在分析逻辑。

　　从社会革命思想发展看，人民性的价值趋向是其发展的内在线索。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期就关注和同情穷苦人民的生活，人民性的价值诉求从社会革命思想萌芽伊始就根植其中。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这种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关切燃起了马克思恩格斯革命的激情。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们认为社会革命的主体任务应该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才能解放自我，只有解放自我才能解放全人类。这时已经能够看出马克思主义中人民性融入社会革命的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理论探索凸显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表明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的人类实践。

　　从社会革命思想内质看，人民性是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特点。第一，以追求人民群众利益作为社会革命的实践遵循。无产阶级是饱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群体，这一阶级的命运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紧密联系。无产阶级代表着新生产力发展方向，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本质是为人民群众谋解放的实践。第二，以人民群众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外化解释社会历史，没有理解人民群众成为社会革命主体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革命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阐明了革命实践中人民群众的力量。第三，以全人类解放作为社会革命的旨归。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不再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每个人的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具有人民性的鲜明底色，凸显着人总体性发展的诉求。

　　（三）世界历史场域中社会革命趋势判断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界历史中把握社会革命发生规律。世界历史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各民族、国家、地区打破封闭状态，形成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互相统一的过程。

　　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这一过程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奠定了条件。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混乱，加剧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这一资本内在危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全球化不断扩张，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在这种资本危机中，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总体性中抽离，变成片面和割裂发展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这种世界历史的分析视角，看到了社会革命客观条件成熟的可能，也看到无产阶级成为社会革命领导力量的可能。

　　在世界历史视域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东西方革命相互影响，认识到东方落后国家社会革命发生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西方对东方社会原料和市场的需要使东方社会发生变革，这种变革引发的东方社会的革命对西方革命也具有影响。马克思认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东方社会革命的产生不仅成为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导火索，而且还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提供了多种路径。东方国家由于社会发展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等多因素影响，其发展道路和形态也是多样的，各国家和民族会表现出不同社会形态重叠发展的情况。这种情况拓展了民族发展的空间和维度，为其在何种道路上发展提供了选择的主动性。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要实践。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要求社会各层面变革的高度耦合，以整体性和多维性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绘制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实践内容，需要具体把握好如下方面：

　　第一，在总体性视域下把握社会革命实践要求。新时代，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内置于中国式现代化总体性的历史场域中，这场社会革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因此，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一场长期性和全方位的变革。这就要求党坚持“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在总体性视野中以经济建设为根本、政治建设为保障，统筹发挥文化建设的灵魂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使之统一于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目标。

　　第二，在守正创新中把握社会革命实践形式。改革开放是我国以新形式展开的一场伟大社会革命。在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中，我国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和人民性的价值取向。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一方面坚持正确把握主观与客观辩证关系，既顺应历史发展与时代同行，又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发展条件；另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明确改革是方法、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实践过程中既发挥改革的创造性，又保证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上不出现颠覆性错误。

　　第三，在辩证思维中把握社会革命实践关系。首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在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同时，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次，实现人与人关系的辩证统一。这就要求重视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处理好社会发展中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工作，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再次，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既要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又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最后，处理好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的辩证关系。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是构建一条以“人本逻辑”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反对通过战争、殖民等掠夺方式进行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党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世界价值就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

　　（作者简介：邵骏鹏，宁夏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