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需要在观念论批判的视角下讨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阐释中去，因为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明了文明的差异，才能了解到文明的意义。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就认为讨论文明问题，首先需要“确定议论的标准”，而标准“由相对的思想产生”“经过互相对比之后确定”。围绕着人类文明新形态与资本主义文明的“互相对比”，学界已经从不同角度展开了一些论述，如马克思的文明演变思想角度、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出场角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角度等。这些角度为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是，就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比较而言，如果深入到具体比较中，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有哪些类型的资本主义文明言说方式、这些言说方式具有何种特点、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文明言说方式的批判提出了何种文明论言说、马克思提供的文明论言说在何种意义上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提供思想资源等一系列问题。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观念论言说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讨论离不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资本主义文明出现以来，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文明这个问题上，主要有四种言说方式。
1.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言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充分肯定“现代社会”的文明性，论证其具有永恒合理性。他们把合理性言说建立在私有财产的“事实”上。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中，资本主义文明是极为特殊的文明。因为自资本主义文明以后，人类社会才出现了“进步”和“发展”。马克思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和“发展性”，一方面，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大幅跃进，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中，社会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而且，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保存有了可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交往角度论证了生产力的保存问题。他们认为随着交往的持续扩大，已创造出的生产力在保存上有了保障，不至于“遭到彻底的毁灭”；另一方面，随着交往的扩大，交往从熟人交往走向了陌生人交往，而陌生人交往必须遵循自愿、平等原则，相对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人身依附来说，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所以，资本主义文明确实具有合理性。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却将这种合理性极端化。一方面，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财富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交往中的自愿、平等原则符合人性。特别是基于对交往原则的美化，古典政治经济学建构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永恒合理性言说。亚当·斯密认为人具有以物易物、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天性，“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古典政治经济学据此提出“经济人”假设，这种假设认为财富积累和商品消费是现世幸福的基础，经济人把追求现世幸福和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的目的。与之不同，在古典时代，人类追求的是建立在本性或内在本质基础上的某种高贵的东西，这种高贵的东西不是私利，而是智慧、技艺、勇气、正义、德性等。所以，在古典时代，幸福主要体现在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是公民的事务；经济活动则属于私人领域，与生物性的生存需要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社会把经济从私人领域的事务上升为公共事务和政治事务，这也成为资本主义文明不同于古典文明的一个基础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人都遵循牟利原则，并基于牟利原则行动，在牟利原则的驱动下，生长出一个超越个体意志的社会有机体。黑格尔同样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每个人都坚持自利原则，但是最终社会整体收益会得到增进，“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
这种言说方式由经济上的自由、平等衍生出政治自由、政治平等和社会一切方面的自由、平等。所以，“自由”成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据商品交换的平等性、自由性原则，将商品交换的平等性表象推广到社会的一切领域，断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在一切领域都实现了自由和平等，据此认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永恒合理性。他们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在“现实”与“合理”之间画等号，认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2.资本主义文明的倒退性言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文明永恒合理化的观点不同，在政治哲学中，有学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提出“返归自然”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倒退性言说。卢梭从自然状态下自由的获得的视角论述了文明的倒退性方案。他将人类的生活状态区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自然的或生理的不平等”，但是不用去追问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因为这种不平等不具有道德和社会意义，它是“自然确定的”，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体力、智力或心灵的素质的差异而产生的”。而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现象在自然状态下是极不明显而且其影响几乎为零”。因此，在卢梭看来，在自然状态下，人具有最大限度的平等。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中，卢梭具体探讨了科学和艺术的发展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他认为科学和艺术并不有助于风俗的纯朴，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自然状态”的美好和人类文明退回到“自然状态”的必要性。然而，人类文明又不可能回到“自然状态”中去，因为虽然“自然的或生理的不平等”本身不具有社会意义，但是它会导致具有社会意义的不平等。卢梭认为人生而平等并天然享有天赋自由，私有财产的出现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不平等现象……之得以产生和继续发展，是得助于我们的能力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进步，并最终是由私有制的出现和法律的实施而变得十分牢固和合法的”。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后，人们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人类社会自此出现了自我异化。现代人获得自由的途径当然不是简单退回原始状态，像伏尔泰所描述的那样，退回原始森林中。卢梭认为现代人解放的路径是在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每个人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与其他人订立契约，通过“社会契约”，寻找人与人结合的纽带，建立一个类似于自然状态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的自我异化得以消除。即通过契约的形式退回“自然状态”，这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自然状态”。粗陋的共产主义同样主张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马克思批判这种对自然状态的崇拜“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粗陋的共产主义，也批判了卢梭的观点，卢梭将没有受到教育和文明触动的状态定义为“自然状态”，而马克思认为卢梭所讲的“自然状态”恰恰是“非自然”的，是违背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状态。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主张倒退到资本主义以前的文明形态的观点，“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反动的社会主义”。“反动的社会主义”所持观点就是典型的倒退性言说，“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因此，“他们的统治”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统治”所产生的文明优于“资本主义文明”，他们主张退回到“封建”“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宗法经济”中去。
3.资本主义文明的浪漫性言说。与政治哲学一样，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于倒退性言说。他们主张基于“想象”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那些著作家宣称（见傅立叶的著作）‘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词句；他们已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文明并不等同于进步，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财富增长和社会贫困并存的社会，一方面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另一方面是“人的世界的贬值”，物质文明进步与精神文明退化相伴随。为了解决“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空想社会主义者构想了田园诗般的共产主义。圣西门批评了“文明的现状”，并设计了“实业制度”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制度和新文明形态。他认为通过他制定的实业制度，“法国的实业界即法兰西民族将以震惊全世界和它本身的速度繁荣起来”。圣西门特别重视学者和艺术家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促进作用，“人们只有在满足自己的身心需要之后，才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满足这些需要，正是科学、艺术和工艺的唯一宗旨或近乎直接的目的”。所以，圣西门尽管看到了实业对社会文明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他把文明演进的动因归结为观念体系的改进，“能对社会发生最有力影响的原因，就是一般观念、一般信仰的改变和改进”。法国“文明的现状”之所以出现缺陷，原因就在于不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观念、一般信仰”，一旦“观念”和“信仰”确立，法国的“政治力量”会加强，“法国的财富”会增加。傅立叶设想了被称为“法朗吉”的“和谐社会”，用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囤积居奇”“证券投机”“寄生现象”等问题，但是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大规模的生产力、高度的科学和优美的艺术等新社会所需的“要素”，现在需要通过“劳动引力的衔接”，以建立“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新世界”标志着新文明。在新文明里，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城乡差别、脑体差别都被消除。他认为“情欲引力”是新世界的基础，“在新制度下情欲越多，人们所获得的力量和财产也就随之增多”。相较于圣西门和傅立叶，欧文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在理论上，他将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与私有制相连接，“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在实践上，欧文创办了新和谐公社。但是欧文将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他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框架下，探讨新文明的可能，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文明创立中的历史主体地位。
这些浪漫性言说用“个人的发明活动”代替“社会的活动”，用“幻想的条件”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在他们看来，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和对“现存世界”的改变。他们把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建立在乌托邦基础上，没有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中去，也找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径。
4.资本主义文明的静止性言说。静止性言说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缺陷，但是主张保留资本主义文明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属于资本主义文明的静止性言说。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认为，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经济范畴的化身，每个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经济范畴的矛盾，“二律背反是一种具有两面性规律的概念，它既有其肯定的一面，又有其否定的一面”，而消除二律背反的办法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可以信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这个范畴一个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他认为这种二分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只是从黑格尔那里借用了“辩证法”用语，“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并不是简单的二分法。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呈现为漫长的运动过程，精神的自我运动正是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概念的运动原则不仅消融而且产生普遍物的特殊化，我把这个原则叫做辩证法”。辩证运动就是否定之否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矛盾推动旧的环节走向消逝、促进新的环节生成，整个运动过程表现为旧事物被扬弃、被新生事物取代。黑格尔以植物的生长过程为例对辩证运动进行了说明：花蕾被花朵否定，花朵又被果实否定，“它们的流动本性使得它们同时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的不同环节，在这个统一体里面，各个环节不仅彼此不矛盾，而且每一个都是同样必然的，正是这个相同的必然性方才构成了整体的生命”。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表现为“正反合”三个逐步升华的阶段，合是正反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一个更高的阶段，辩证法始终处于过程之中。蒲鲁东的辩证法却在正题和反题之间保持固定，直到在某一“平衡点”上相互调和，这个“平衡点”又是超验和先验的。这样，蒲鲁东就把辩证法演绎成了需要上帝观念来解释的问题，“社会的历史无非是一个确定上帝观念的漫长过程”。
简而言之，合理性言说主张“现在”的文明永恒合理、立足于“现在”肯定“现在”；倒退性言说主张退回到“过去”的文明、立足于“过去”批判“现在”；浪漫性言说想象了“乌托邦”文明、立足于虚幻的、构想的“未来”批判“现在”；静止性言说主张停留于“现在”的文明、立足于静止的“现在”批判“现在”。从哲学上分析，上述四种言说方式都属于观念论的言说方式，没有切入文明的本质性维度，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理解资本主义文明，基于先验的观念论，构造出某种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理解和文明言说；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中去，没有把文明理解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从而基于“活动”分析文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走向了文明的形而上学。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观念论言说的拯救性批判
不同于对文明的观念论言说和形而上学理解，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提出了文明的实践论言说，并塑造了理解文明形态的四个原则。
1.实践合理性原则对资本主义文明合理性言说的拯救性批判。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文明置于“活动”“历史”“进程”中理解，则文明的合理性就不具有永恒性，这是文明的实践合理性原则。这种原则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但是不承认其永恒合理性，把合理性放在“现代历史的进程”中去理解。其一，资本主义文明打破了“人的依赖”，带来了政治解放，这是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又走向了“物的依赖”，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因此，不具有永恒合理性。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将人类社会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个性”，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的是三种不同文明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人的依赖关系占据主导地位，个体从属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与之相对应，社会文明表现为等级制文明。资本瓦解了“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打破了人身依附，“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具有了独立、自由的表象。但是这种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社会是“虚幻的共同体”，个人仍然依附于金钱、货币、资本，在抽象的金钱、货币、资本面前，人的自由和个性被抹杀和忽视，与之相对应，社会文明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作为第二阶段的文明形态，只是“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尚不是“自由个性”文明形态。其二，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是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又无法驾驭所创造的生产力，因此，不具有永恒合理性。发展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要求和目的，“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发展生产力，才可能实现价值增殖。但是，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生产目的会导致生产力中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被扭曲和异化，致使资本主义文明无法驾驭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作为生产力中的人的要素，工人阶级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作为生产力中的物的要素，自然界也只是被作为价值增殖的“客体”对待。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资本只能以破坏生产力的方式来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三，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是它的合理性，但是伴随着世界历史的是殖民和剥削的全球化，因此，资本主义文明不具有永恒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是文明传播和保存的重要基础，资本主义文明实现了人类从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大工业寻求产品销路，开辟了世界市场。但是在面对“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时，资本采取的是殖民掠夺和暴力抢夺的方式，迫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2.实践进步论原则对资本主义文明倒退性言说的拯救性批判。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文明置于“对象世界”文明成果的保存中理解，则应当在继承与超越的双重意义上理解文明，这是文明的实践进步论原则。这种原则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具有继承性，但是不承认用倒退的方式拯救文明。其一，历史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的活动，是继承性与前进性的统一，不能用前进性否定继承性，也不能用继承性否定前进性，要在前进性中理解继承性。马克思承认在历史进程中，传统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但是不能因为强调传统的巨大作用而走向传统主义，也就是每当社会文明出现问题时，就主张回到传统，试图通过简单地回到传统解决现实的问题。从文明发展来说，研究传统的目的除了保存历史以外，更重要的是研究传统对当下和未来的影响。其二，资本主义文明优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文明形态，不能寄希望于倒退解决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滕尼斯从社会与共同体的区别出发，论证了资本主义文明较之此前文明的优越性。他对共同体（Gemeinscaft）和社会（Gesellscaft）作了界划，认为共同体包含着“真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而社会则是抽象出的“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传统社会只是一种“共同体”，它是以血缘、地缘和精神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作为本质的统一体”，“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也是对共同财产的占有和享受”。既然共同“占有和享受”共同体的财产，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商品和市场行为。滕尼斯认为，“真正的交换”违背了共同体的本质，在共同体中，“‘交换’、‘购买’、‘契约’以及‘规章’这些概念……只发挥着微弱的影响”。与之相对，现代社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其出发点是断绝了一切自然纽带、绝对独立的个体。“社会”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个体永远希望获得比现在手头更好的东西，故而个体会同他人交换，同他人缔结契约，“一切意志统一的情形都以协议和缔结和约的方式凸显出来”。可见，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出现商品和市场行为，“人的一切的权利和义务都要被追溯到纯粹财产的规定和财产的价值”。按照滕尼斯所作的界划，“社会”优于“共同体”，因为，“共同体”将道德和专制置于人性之上以促进共同善，这恰恰伤害了社会；“社会”不需要通过道德和政治力量，而只需要借助于人的自利本性就可以实现共同善。这就在比较视野中，揭示出资本主义文明相对于此前文明的进步性，也揭示出倒退性言说的错误。其三，文明不应该倒退不是说文明演进没有曲折，文明演进有曲折不等于说文明应该倒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经常会出现曲折、甚至暂时性的局部性的倒退，不能因此而否认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就是前进与倒退、解放与枷锁并存且相互交织的过程，“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
3.实践规律论原则对资本主义文明浪漫性言说的拯救性批判。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文明置于“活动”的目的和方向中理解，则文明是具有实践基础的理想性存在，这是文明的实践规律论原则。这种原则承认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和憧憬，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在于表达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人类对共产主义有文明的期许，但是不承认对共产主义的浪漫主义理解。其一，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不可避免”。他使用了“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个人全面发展”“自由个性”“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随自己的兴趣”“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真正自由的劳动”等具有文学色彩的浪漫词汇表达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确实有学者据此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浪漫主义。克罗齐将马克思视为浪漫主义者，“社会主义学派……在其主要代表马克思身上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形式”。鲍德里亚则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生产浪漫主义”。不能否认马克思思想中包含浪漫主义因素，但这不等于说可以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归属于浪漫派。其二，马克思承认理想对现实具有指引作用，但是不能基于“想象”设计一个理想，在头脑中建构一个美好社会，并代之以现实的实践。理想的深层本质在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批判、否定和超越，对现实世界的冲突和反抗构成了理想的根本意义。理想的否定性同样体现在它对现实生活的异在性。它与现实生活分离，冲破既存现实，构筑一个彼岸世界否定此岸世界，为现实生活构筑一个“乌托邦”，为主体准备了一个新世界而不是美化、接受现存世界。马克思则为这种“乌托邦”的实现找到了现实路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其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现实的运动，而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所谓现实的运动，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着眼于消灭现存状况，对现存世界进行革命化。所谓不是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也就是说不能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意识形态化”理解，不能简单地站在现实世界之外、或者说现实的对立面去“想象”一个美好社会。
4.实践整体性原则对资本主义文明静止性言说的拯救性批判。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将文明置于“过程的集合体”中理解，则文明是具有整体性特征的存在，这是文明的实践整体论原则。这种原则承认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作用，但是不承认基于形而上学的二分法。其一，社会是多种要素构成的集合体，不能仅从静止的角度区分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出发，认为社会不是要素的积木式组合，而是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集合体。社会有机体包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要素。作为有机体，整体始于部分，但是整体浑然一体，不能从静态的角度将整体分割和还原为部分。整体本身有其自身独有的、部分所不具有的特征，“这些部分……只有就它们相互间有同一联系，或就它们结合起来而构成全体来说，它们才是部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社会整体区分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好与坏都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只有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推进社会整体进步，才能消除社会发展的消极面。其二，和社会结构一样，文明结构也是多种文明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对应于社会结构，文明结构包括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等。五种文明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人的一个实践活动的不同方面，并不是五个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对任何一种文明形式如物质文明或生态文明等的认识，都不能离开‘整体文明’的视角，只有把任何一种文明形式放置到整体文明的框架内，才能获得真正准确的认识或有效的建设”。其三，只有通过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才能扬弃资本主义文明。从表象上看，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继承资本主义文明优秀成果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是从社会形态的更替角度，也就是社会历史的本质论述资本主义优秀成果的保存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文明二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试图保留好的方面，去除不好的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反过来，如果没有革命（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就不可能“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错误言说的批判不仅具有文献学意义，也具有当代价值。因为这些言说方式不仅存在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在马克思对这些言说方式予以强烈批判以后，它们仍然以各种变种出现在当今社会。同时，创立新的文明类型也仍然需要不断回到对资本主义文明错误言说方式的批判中去。
三、马克思对文明的实践论言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立
基于上述四种原则，马克思表达了对新文明的期待。在不同历史时期，他分别从道德和历史两个角度切入，以上述四种原则为根基，论证了作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的可能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生成的文明形态，回应了马克思的新文明期待，也回应了诸种资本主义文明错误言说方式。
1.基于文明的实践合理性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文明的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实践合理性原则，是在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共存、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方面，从外部来说，我们与资本主义文明同时并存，“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由于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发展模式之间的差别，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存在差异，文明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社会纷争。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考文明共存问题，认为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应该把着力点放在社会主义文明与资本主义文明的对抗和冲突上，而应该以一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明形态，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是多彩的，不同文明都有其内在的优质因素，通过交流互鉴，可以将这些优质因素整合为一体，从而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优势叠加。另一方面，从内部来说，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在场性，但是在场不等于永恒合理，需要激发其“文明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运转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性必然带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经济危机，马克思所阐释的异化现象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最终导致资本主义文明的自我毁灭。在激发资本的“文明作用”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逻辑，为人类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提供可行性方案。当然，这种克服不是自动克服，而是自然历史过程与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的统一。基于此，既要在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合理性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文明交流互鉴，又不因为对其合理性的承认而走向永恒合理的观念论叙述。
2.基于文明的实践进步论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文明的继承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实践进步论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一方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元素。张岱年先生就曾指出，“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由此而各时代之道德皆得名为道德”。张先生这里所讲的“变化”，即道德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所讲的“一贯者”，即不同时代中一以贯之、始终不变、具有根本意义和永恒价值的道德。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元素不可不继承和发扬光大。在这里，张先生所述的是道德的“变”与“常”，亦可通达至文明。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来说，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唯有在转化和发展中，才能实现。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现实和国情出发，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基于此，既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又不因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而走向文明的倒退。
3.基于文明的实践规律论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实践规律论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兼具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理想基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从共产主义的性质来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有强大指引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从道德角度来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的本质设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并认为无产阶级体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而共产主义就是通过人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占有，实现了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从历史角度来说，共产主义是规律性的存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探讨共产主义的实现问题，认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结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具体论述了共产主义何以可能的问题。基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习近平阐明了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深刻意义，“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另一方面，从共产主义的实现路径来说，要把“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结合。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对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中国式回应，还不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共产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文明的道路。对此，早在1982年，习近平就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包括从世界上共产党成立到全世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无论在过去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所做的努力”。基于此，既要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又不因为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强调而走向“文明想象”。
4.基于文明的实践整体性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文明的整体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整体文明论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协调性、整体性特征的文明形态。一方面，以整体思维破除文明的单向度。马克思批判了文明的单向度问题，指出，“资产阶级……把……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已经出现文化生产的商业化现象，“诗人和学者”成为雇佣劳动者，资本家雇用他们从事文化商品的生产。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这一现象则更为凸显。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表现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商业文化。此时的文化生产已经完全工业化、商业化，文明、文化失去自身逻辑，遵循资本逻辑，成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破除了文明的单向度，突破资本逻辑的单一主宰，也就是在作为整体的文明中，让不同的文明类型回归自身逻辑。五种文明类型之间相互独立，按照自身逻辑运转，又相互促进，无论哪一种文明类型都是作为整体文明的一部分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我们……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在动态中理解文明的整体性。文明的整体性体现在过程中。恩格斯非常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不研究具体历史的借口，讨厌那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的做法，在恩格斯看来，必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也就是要在发展史的视野，即动态的视野中理解历史和文明。福泽谕吉同样认为“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对文明的理解绝不可只从静态上将其分为若干组成部分，然后以直观的方式审视之。因此，文明割裂论、文明静止论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基于此，既要坚持文明整体论，又不因为对文明整体的强调而走向文明静止论。
上述考察说明，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四种观念论言说，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提出了文明言说的四种原则，这四种原则表达了马克思对新文明的期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立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回应了马克思的文明期待，也批判了文明的观念论言说。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文明原则的基础上，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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