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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的一生经历了贫困等诸多苦难，但这些苦难并未消灭甚至削弱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之所以如此，用马克思《自白》中的阐释就是，因为马克思的“特点”是“目标始终如一”(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逻辑众多，但最为根本的发展逻辑也是“始终如一”——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逻辑不动摇。这就意味着，中国之所以要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发展逻辑，可以用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特点给予诠释和论证。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特点的内在逻辑，彰显了其在当代中国道路中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方向不动摇的发展逻辑是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特点的当代价值所在。正是基于这一判断，笔者试图从中国道路的问题域视角，运用价值观、方法论和发展观等要素，阐明和论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目标始终如一”特点的内在关联性，即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特点的内在逻辑就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一、“目标始终如一”的价值观逻辑与始终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社会理想

　　共产主义理论需要学科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专门研究和诠释，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一个较为宽泛的信念，即它是人们对世界大同的社会存在状态的向往，这就意味着，共产主义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共产主义社会究竟该如何建设，并不是共产主义理想需要关注的主题，或者说，并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意识所在。也正是按此逻辑界定共产主义理想，才能够将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的价值观逻辑理解为“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所谓始终，包括四个阶段，即学生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阶段、理论研究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阶段、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阶段和晚年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尽管有的阶段，共产主义理论并没有诞生，甚至共产主义理论还没有得以系统研究，但共产主义意蕴上的理想却始终处于“在场”状态。

　　尽管学生时期的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资本逻辑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逻辑，但马克思追求社会理性发展的理念却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哲学意蕴。马克思在关于约翰福音的中学作文中，阐释了人的德行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人的德行需要达到“真正神性”，才能实现人的完美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2)。这就是说，学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不仅开始思考人类道德发展问题，而且具备了走向崇高道德的共产主义理想的思想可能性。在关于古罗马政治的一篇作文中，马克思以奥古斯都之前最美好的时代为“幸福时代”的标准，将奥古斯都统治的时代与其之前的时代进行比较，发现“奥古斯都时代并不逊于罗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并且看来它有别于那些坏的时代”(3)，因为，能人贤者担任国家公职，科技繁荣，社会稳定，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民自由受到保障。马克思这种从多重维度反思社会幸福与否的标准，就内含着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内含着人民幸福的实现问题。在关于青年职业选择的作文中，马克思指出人的幸福并非是单个人的幸福，“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的人”(4)。这种表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与共产主义理想要求实现全人类幸福的目标具有相通性。总体而言，学生时期的马克思虽然还没有树立成熟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其思想之中已经蕴含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特征。

　　理论研究时期是指从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起到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越来越走向思想化、理论化和体系化，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了宏大叙事般的哲学理论。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并意识到共产主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问题”(5)，如马克思指出：“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6)，此时马克思已经注重理论化和系统化地探讨共产主义理想存在的合理性。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基于人的类本质的论断，将共产主义阐释为借助无产阶级力量来实现的人的解放，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将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的解放”也就是“德国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7)，即马克思重点论述了实现人类解放即共产主义的动力等问题。他在此后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进一步论证了共产主义需要通过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才能实现的观点。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阐释共产主义理想还带有思辨色彩，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则真正从唯物史观意义上论述了共产主义理想问题，即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认知逻辑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哲学论证，如马克思结合现实状况将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8)。在整个理论研究时期，马克思不断超越仅仅将共产主义理想解释为一个哲学范畴的理论逻辑，试图为共产主义理想找到必然性的现实根基。从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论证过程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思想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同样为共产主义理想实践化提供了理论根据。

　　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时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实现了理论化，而且具有了实践化逻辑，即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成为了改变世界的实践观导向。马克思不仅是一个理论家，也是一个革命家——参加和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初，受共产主义者同盟邀约，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这份纲领性文献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行动纲领和理论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资本逻辑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逻辑进行了深刻论证，如他们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9)，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0)，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1)，等等。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帮助国际工人协会制定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基本路线”(12)，将共产主义理想付诸实践，如为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进行革命斗争提供了思想路线和理论指导。作为第一次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伟大尝试的巴黎公社运动虽然为期短暂，但马克思给予了巴黎公社高度评价和赞扬，即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3)基于对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总结的需要，马克思撰写了《法兰西内战》，揭露了法国反动势力的残暴，丰富和发展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仅亲自参加了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而且作为领袖起草了纲领性文件，即将共产主义理想理论化、实践化，或者说，共产主义理想由理论走向了社会实践。

　　从宏观意义上理解，马克思晚年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依然属于改变世界的价值导向，但它却具有了历史逻辑意义上的可操作性质的科学性，即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了改变世界的历史观意义。相较于马克思晚年之前的共产主义理想，不难发现，马克思晚年时期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包含为共产主义理想寻求历史性根据的内容，而且包含探索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可行性道路的内容。不可否认，马克思晚年时期之前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但其更多的是对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为什么要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等问题的理论性阐释，而缺乏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与可操作性的“历史观”意义的研究，即无论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还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构想，那个时期都没有在现实意义上解决怎样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马克思晚年中止《资本论》的写作，由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人类学研究，就是源于马克思要赋予共产主义理想以改变世界的历史观意义。就俄国的发展道路来理解，马克思围绕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详细的论述，如在给查苏利奇回信的初稿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这使得俄国存在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14)，即马克思认为俄国存在直接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也作出了同样的论述，即他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5)马克思对俄国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分析与研究表明，共产主义理想不再仅仅是改变世界的价值观导向和实践观导向，而且是融入了改变世界的“历史观”导向。

二、“目标始终如一”的方法论逻辑与始终贯彻共产主义理论的唯物辩证思维

　　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16)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十分明确，即围绕共产主义理想构筑起来的共产主义理论，有着既定的方法论逻辑——唯物辩证思维逻辑(亦称唯物辩证法逻辑)。所谓始终遵循唯物辩证思维，就是指在共产主义认知的多个阶段，马克思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思维逻辑，或者说，如果没有唯物辩证思维，就无法表征共产主义理论合乎理性的本质特征。（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对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特点的方法论逻辑把握，就成为准确把握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特点内在逻辑不可或缺的部分。根据马克思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理解，唯物辩证思维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形成经历了多个阶段，即博士论文时期开始的唯物辩证思维萌芽阶段、《莱茵报》时期开始的唯物辩证思维实验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开始的唯物辩证思维架构阶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开始的唯物辩证思维科学阶段。这里所论及的唯物辩证思维逻辑，也是指宽泛意义上的方法论判断，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视阈理解，只有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的认知逻辑才属于真正的或成熟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思维逻辑。

　　唯物辩证思维萌芽阶段就是指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不再按照纯粹的唯心辩证思维来分析问题和论证理论，也就是说，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思考问题的方法论逻辑总体上属于唯心辩证思维，但马克思的方法论逻辑中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的意蕴。如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希腊朴素唯物主义的代表，为深入探讨两者的差别，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其蕴含的唯物主义思想进行了专门研究，这无疑为其储备了丰富的唯物主义知识，即为其之后向唯物主义转变积累了学术基础。就博士论文的研究逻辑来理解，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离不开现实状况，即马克思注重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博士论文的研究逻辑也是唯物主义意蕴的研究逻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马克思曾在序言中指出，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以及怀疑主义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而黑格尔“称之为思辨的东西的观点”会妨碍其理解，因此需要同希腊生活联系起来把握(17)。就博士论文的研究内容来理解，马克思并非按照唯心主义的观点来阐释原子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现实世界的形成过程，而是认为，原子是“自然界的实体，一切都由这种实体产生，一切也分解为这种实体”，作为实体的原子，同时又具有偏斜的特性，在排斥运动中形成了“现象世界的绝对的物质”(18)。就博士论文的研究结果来理解，马克思对自我意识与外在现实、哲学与世界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中，都表现出思维和存在相统一、主观意识和客观实际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意蕴的理解。当然，总体而言，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的认知逻辑尚未能够彻底摆脱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思维逻辑。

　　唯物辩证思维实验阶段就是指《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意识到用唯心辩证思维论证物质利益问题困难的基础上，开始用唯物主义意蕴的辩证思维来反思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利益问题，即此时的马克思的方法论逻辑已经具有了“信任”唯物辩证思维的实践性根据。实践性根据的生成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反思，即马克思唯物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在社会实践中有了生活基础。《莱茵报》编辑的经历促使马克思不再局限于理论研究，转而投身社会实践。现实生活世界的生存状况令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无不与物质利益纠缠在一起，但当时主流的德国哲学却是“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19)。（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就是说，唯心辩证思维具有封闭、抽象的特征，即唯心辩证思维是与现实相脱离的思维，纯粹理性的观念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世界中产生的问题。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意识到，哲学要发挥改变世界的作用，就要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20)。如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和《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等文章中，马克思对个人自由和人民利益的论证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哲学理论和现实生活的辩证关系，即开始用唯物主义意蕴的辩证思维反思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利益问题。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洞察到客观的社会关系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以往国家观“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21)，这即是说，马克思已经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总体而言，《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经历了“怀疑”唯心辩证思维进而开始“信任”唯物辩证思维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发现问题、反思现实的过程，是架构唯物辩证思维框架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唯物辩证思维科学阶段就是指《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完成了对唯物辩证法正确、准确和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并且在此后的工作、学习和研究中，马克思都自觉地使用此时确立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哲学的批判，完成了对唯物辩证法系统的、完整的表述。就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来理解，唯物辩证法立足于物质生产实践，以“现实的个人”作为逻辑起点。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6)“有生命的个人”不是自然视域中的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即这里的个人是物质生产实践的主体，是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27)。需要说明的是，“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逻辑起点，是唯物辩证法区别于唯心辩证法的重要依据，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的基本理论前提。就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来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8)这即是说，社会意识本质上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与考察，既要以对社会存在的正确认识与把握为前提，也要重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树立正确的社会意识观。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辩证理解，使得唯物辩证法扎根于“人间”，实现了向现实的回归。就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来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也是唯物辩证法关注的主要内容，因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集中表达，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9)由此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唯物辩证法的诞生地，蕴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完整的、经典的表述，是唯物辩证法确立的重要标志。

三、“目标始终如一”的发展观逻辑与始终探索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发展道路

　　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和平与发展的发展观逻辑都应该是当今时代发展的主题，因为，和平与发展既是哲学理论的终极性结论，也是人们对人类世界存在状态的美好向往。从这种视角理解，马克思像所有的哲学家一样，十分渴望社会和谐。当然，马克思所渴望的社会和谐，并不是唯心史观逻辑的私有制意义上的社会和谐，而是基于唯物史观逻辑的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和谐，是共产主义理想意义上的社会和谐，是无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马克思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和谐观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发展观逻辑，它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中学时期开始的共产主义道路的朴素表达阶段、《莱茵报》时期开始的共产主义道路的唯物论反思阶段、《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开始的共产主义道路的唯物史观认知阶段和马克思晚年进行的共产主义道路的建设逻辑探索阶段。

　　马克思在中学作文中提出的“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30)，只是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道路如何实践问题的“猜想性”表达，因为，此时的马克思还是“非理论”地向往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这种向往只是人的精神追求还不是唯物史观理论上的必然结论。所谓精神追求，就是指马克思认为职业选择关系到个人价值的实现、自我的不断完善。就人们的职业选择而言，马克思认为，职业的选择是个人的选择，只有从个人的兴趣爱好出发，才能始终保持选择的热情。当然，在热情的基础上，还包括要认识到职业意味着责任，需要个人抛弃虚荣与名利，才能保证个人的愿望得以满足、个人理想得以实现等(31)。（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自我的不断完善而言，马克思认为，只为自己而劳动的人，即使可以成为著名的人，他也“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32)。个人职业的选择，不可能回避与他人的联系，或者说，人不是独立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个人不断完善的重要历程。再者，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可分割和相互影响的，因为，高尚的职业要求个人具有高尚的品质，即只有“他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是高尚的，他也就会使自己的行为保持高尚”(33)。总体而言，在马克思中学时代的作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于一体的唯物史观构想，但的确也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意蕴上的共产主义理想。

　　刚进入《莱茵报》工作时，马克思还是认可黑格尔唯心史观的，但在就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现实性思考时，马克思总是感受到唯心史观的无能为力，或者说，他认识到了唯心史观只能作为现实生活世界的旁观者，即这一阶段本质上还属于对共产主义道路如何实现的唯物论反思阶段。从马克思这一时期发表的文章来看，马克思向往自由平等的社会，这里的自由和平等表征的是共产主义道路意蕴上的自由平等，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抽象的自由平等。就共产主义道路来理解，马克思初步构想的和谐社会是人类自由的社会，人类自由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如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面对阶级利益压迫自由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指出：“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34)这就是说，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人类自由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发展不完善并非压迫人类自由的原因，相反是人类自由存在的理由，（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或者说，此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唯心主义的理念与现实社会生活相矛盾，开始追问人类自由的哲学根据问题。马克思初步构想的共产主义意蕴的社会是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而现实生活的经验却使马克思意识到唯心主义的国家观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或者说，马克思意识到物质利益已经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制约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且这种制约表现为，“人类分成为若干特定的动物种属，决定他们之间的联系的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律所确定的不平等”(35)。这就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不赞同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即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真正的社会应该是人类平等的，国家应当代表人民的利益。总体而言，《莱茵报》时期，唯心史观的根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开始动摇，因为，马克思从理论把握社会现实的哲学研究转向了从哲学反思社会实践的哲学创新，即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道路的唯物论反思为实现共产主义道路认知的科学化提供了前提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基本逻辑，即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识在此文中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表达，或者说，此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道路的认知已经实现了理论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之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表明了“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6)，这即是说，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推动着社会历史向前发展。按此逻辑，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状况，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在对人类解放道路的探寻中，马克思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思维逻辑，（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从物质基础、人的发展以及交往形式等方面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世界图景，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化和理论化表达。就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来理解，“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保障，即马克思认为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当然，并不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关键在于“消灭现存状况”，即变革社会的生产关系，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37)。就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发展来理解，只有首先消灭私有制，以及由私有制所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差异，人才能不被物质生产所制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都不固定于某个具体的生产活动范围(38)。就共产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来理解，共产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解放事业”(39)，其自身的实现有赖于交往关系的扩大和深化，意即人需要突破地域限制，在世界统一体中实现交往的普遍性，因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0)。总之，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表征了何为人类真正解放的共产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称之为革命理论，这种理论逻辑不仅反映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也反映在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著作中，因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辩证的理论，即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亦包含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逻辑，尤其马克思晚年进行的共产主义道路研究更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逻辑探索的视域。就《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关系来理解，很多学者将《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视为整体，主张将《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结合起来研究。这是因为，不论是《人类学笔记》还是《历史学笔记》都以“社会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即都以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逻辑探索为目的。当然，《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所研究的侧重点存在着些许差异，即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以古代社会(即原始社会)的社会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分别就“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原因”“东方社会模式的构成”“古代法律与社会体制良性运行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等问题进行研究(41)。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包括原始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深入探讨当时在世界广大地区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问题”(42)，由此明确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多种可能性；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产生前史，即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演变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欧洲各主要国家以及亚洲、美洲等部分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及其演化机制的把握，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了总体描述，从而预言了共产主义道路的演进。总体来看，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另一方面则表明马克思试图通过对原始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研究，为共产主义道路的实现寻求新思路。

四、结语

　　“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国际化视野，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就应该是国际主义。马克思将这种认知方式“始终如一”地贯彻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之中，即马克思认为所有国家都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的这种认知(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方法论和发展观)被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赞同，即不仅认同作为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价值观逻辑的共产主义理想，认同作为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方法论逻辑的唯物辩证思维，而且也认同作为马克思“目标始终如一”发展观逻辑的共产主义道路探索。换言之，在中国道路的设计与践行中，中国人民已经充分认识到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目标始终如一”的意义。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式如何变化，中国道路都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方向，这是中国道路最为根本的发展逻辑——必须“始终如一”。

　　（作者：卞伟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范式研究院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