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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通常将青年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1844 年手稿》) 的劳动异化理论构式看作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统摄结果，这是正确的判断。我新的认识是，在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发现承认现代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正是斯密在经济学中的路德式革命的意义: 如果现代财富的本质是劳动，那么，与劳动对立的对象性的物性资本就可能是劳动本身自我异化的结果。并且，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真正逻辑构序内驱是来自黑格尔。也正是在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进行了重要的思想实验之后，青年马克思以劳动外化的对象性异化及其扬弃的深刻赋型，在《1844 年手稿》中原创性地塑形了人本学外部话语实践的劳动异化构式，虽然这一理论逻辑构式并非科学，但却成为青年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第一个完整的价值批判构境，以及透视经济物相化的批判认识论构式。这说明，马克思的《1844 年手稿》绝非经济学摘录间隙所写下的偶发感想，而是一个精心筹划的自主性学术构境之作，它必然成为马克思第一个重要的原创性理论制高点。

一、国民经济学中从客体出发的私有财产

如果第一笔记本前半部分的第三栏中的历史性分析，已经说明了土地—封建地主—地租消失在“动产”带来的商业世界之后，那么依马克思在第二部分开始概括性的说法，上面国民经济学理论构式通常出现的工人—资本家—地主/劳动—资本—土地/工资—利润—地租三元结构就可能会转换成二元对立，或者说，第一笔记本上的三栏可归结为两栏，那就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Klassen der Eigenthümer und Eigenthumslosen Arbeiter) 。〔1〕当然，马克思并没有简单赞同舒尔茨的观点，他转折性地分析道:“但是，无产和有产( Eigenthumslosigkeit und Eigent hum) 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联系( thätigen Beziehung) 上、它的内在关系( innern Verhältniẞ) 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2〕马克思的这段表述是很重要的。他是想说，有财产和没有财产的对立，这是封建宗法关系之下就存在的现象，面对新出现的有产和无产的关系，如果不能认识到这种关系的能动性和内在性矛盾，就是非本质的。这是说，财产的外在对象性的有无只是一种外在关系，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此时所理解的有产与无产对立中的能动的、内在的矛盾关系呢?我判断，马克思的答案与第二、三笔记本中关于斯密和黑格尔的讨论密切相关。

其实我们知道，马克思《1844 年手稿》中留下的完整文本，就是第一笔记本中手稿的两个部分，之后马克思还应该写有一个作为劳动异化构式展开的具体经济学批判的主手稿，可惜的是，这个主手稿遗失了近三十九页。现存的所谓第二、三笔记本，只是一些补入遗失主手稿的残片。我的新认识为，目前残留下来的所谓第二笔记本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的重要判断，这也是我们长期在《1844 年手稿》研究中忽视的深层次构境方面。当然，还有第三笔记中作为异化劳动构式内里赋型的黑格尔批判现象学的否定辩证法。这两部分逻辑优先的内容，恰恰是我们进入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劳动异化构式的真正入口。

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克思在青年恩格斯的启发下，重新认定的“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的观点。这一断言被马克思重新赋型为斯密经济学中的劳动是人的本质说，这是青年马克思破解第一笔记本第一部分三元结构中在经济物相化表象上与劳动对置的私有财产( 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和地租) 的主体本质，这样，已经进展到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为一元的劳动自身的外化和异化问题。这样，青年马克思就真正跳出了经济学的魔咒，形成了哲学批判话语居高临下的态势。

马克思的分析，还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形成开始的。在前面第一笔记本中讨论地租一栏时，马克思对这一问题已经在经济学的语境中进行了一些分析，而在第二笔记本的经济学批判残稿中，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还在不断加深。第一，在客观前提上，马克思认识到，“工业和农业( der Industrie und der Agricultur) 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 unbeweglichen und beweglichen Privateigenthum) 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 Bildungs und Entstehungsmoment ) 的一个固定环节”。〔3〕应该注意，这是马克思打破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土地—资本—劳动三元结构的一个深刻的历史分析。其中，从有产和无产的抽象对立转换到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当然就是指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它的直接基础是不同于农业生产的工业生产，在私有财产的存在方式上，则是以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可变动的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现代私有动产为代表，它历史性地取代了以自然财富为主的不动产——土地以及自然生长物。其中，农耕生产与工业生产、土地与商品之间可见的差别并非这些事物本身具有的，而是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历史性地赋型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在不久之后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中，马克思第一条就指认了与人相关的“事物的差别( Unterschiede d Sachen) ”，特别是出现在我们认识图景中的“差别”是与主体的活动有关，这甚至是更“本质”的差别。〔4〕这会直接链接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第一层级非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当然，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也是历史性生成的，相对于凝固化的地产上的“封建/贵族生活”( adligen Leben /Feudalleben)，在工业体制和动产之上，则建立了“工业( 城市生活) ”〔Industrie ( das Stadtleben) 〕。〔5〕当然，作为一种客观社会运动，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作为“劳动必然发展”结果的，“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 für sich constituirte Industrie und das freigelaẞne Capital)”。〔6〕这是全部资产阶级社会的本质。这是马克思以后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概念的最初起点。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感觉到，在马克思依据古典经济学的话语讨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基础性的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活动、不动产与动产的关系性存在和非直观的城市生活这样一些社会唯物主义话语，无形中在让他不自觉地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这正是不同于人本学异化史观的第二种逻辑构式，虽然在这里，这第二条逻辑的主观构序意向是走向劳动异化史观。

第二，在社会历史主体视域中，如果说在封建制度下，“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 Sklaven dieses Bodens) 去做的”，即锚定在土地上的农民，而今天，则是土地上的奴隶转化为工业和动产之上“自由工人( freien Arbeiter) 即雇佣工人”( Söldling Arbeiter)。〔7〕这是更加自由的奴隶。并且，这种新型奴隶的主人，不再是高举皮鞭的地主老财，而是工业“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当然，除去工业资本家，地主也“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介环节”转化为工厂主和资本家。这是阶级主体的历史性转换。以后马克思会科学地说明，在以资本关系居统治地位的复杂社会赋型中，旧有的土地所有制开始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

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的转变被伪饰成“动产已经使人人获得了政治的自由，解脱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 Fesseln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把各领域彼此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 它给人民以文明的需要来代替粗陋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需要的手段”。〔8〕一方面，这里的“动产”象征着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对封建专制的夷平，这的确在政治上消除了旧有的等级关系，使人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 另一方面，全面的金钱化会带来“博爱的商业”和“令人愉悦的教养”，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征为文明的胜利，这当然是骗人的谎话。可以体会到，这里出现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并不是马克思自己正面使用的概念，而是转述国民经济学的话语，此处的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显然是斯密—黑格尔的那个以“动产”为基础的作为经济市场中介体系的市民社会。据说，“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 todten Dings) 而成为财富的源泉”。〔9〕马克思在这句话后面，附上了一大批经济学家的名字: 保尔·路易·库利埃、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等。因为在这些人看来，动产取代不动产，劳动产品( “社会财富”) 取代自然物，自由工人取代土地上的奴隶，资本家取代地主，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一句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是，作为现代私有财产的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奴役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自然法。这里，青年马克思聚焦于一个核心问题上，即在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关于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最重要基础的私有财产，总是被设置为一个与劳动对立的对象性存在物，或者换句话说，“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 Erst wird das Privateigenthum nur in seiner objektiven Seite) ”!〔10〕商品与金钱都是财物。甚至连反对资产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者( 比如出现在上述名单中的圣西门) 也都依循这一经济物相化的观点，他们反对奴役的斗争也是停留在物性实在利益的争夺中。在后来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 大纲)中，马克思也是从批判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在“劳动货币”方案中将货币视作物的错误开始的。所以马克思说，反对私有财产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 Die Aufhebung der Selbstentfremdung macht denselben Weg，wie die Selbstentfremdung) ”。〔11〕我以为，这里马克思所指认的objektiven Seite( 客体方面) 是至关重要的。他想驱动的逻辑构序方向正好是相反的:从主体方面出发! 这一点，以后会直通《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这也意味着，马克思必须揭露对象性的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立是虚假的，如果从主体方面出发去透视物相化图景中的现代私有财产，那么它的本质恰恰是被遮蔽起来的主体性的劳动。要说明这一翻转性的观点，马克思还是要从斯密在整个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特殊思想史定位说起。

二、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对劳动是“现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直悟

这里，青年马克思是从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一个比喻说起，即“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nаtionalökonomischen Luther) 。〔12〕这个从欧洲宗教改革中引出的隐喻，一下子会很难理解。好在马克思解释说:

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 innern Wesen)，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äusserliche gedankenlose Gegenständlichkeit) 就被扬弃了。〔13〕

马克思赞同了青年恩格斯的说法，斯密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像宗教改革中的路德，〔14〕因为路德将外在化的上帝重新根植于人的内心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当斯密将劳动视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时，他正是把物性的私有财产本质从外在的对象变成了人的主体本质。

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 Arbeit als ihr Princip erkannte) ——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 Energie)和现实运动的产物( 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 ，现代工业的产物( Produkt der modernen Industrie) 。〔15〕

这个作为现代工业的产物的现代私有财产，正是此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模糊代称。在马克思看来，斯密从劳动这一从主体向度出发的原则意味着，现代的私有财产既不是封建土地上来自自然构序的外部果实，它不再是人之外的自然物质对象，也不是看起来外在于我们的动产( 货币—资本) ，而动产背后的现代劳动才是真正创造了世界的“上帝”。我以为，斯密这一从劳动的主体本质出发的观点，代表了古典经济学中已经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即区别于自然经济—对象性实体生产的工业生产构序—商品经济中非直接的社会关系和场境生活的本质。这是马克思后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定在和关系场境存在的非物相化前提。也会是马克思新的认识论的活动和关系性认知对象的入口，因为，它会破解资产阶级社会中历史性的社会先验构架——商品—市场经济关系赋型的主体本质。当然，斯密这种有“道德情操”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仍然是“伪善的”，所以到了李嘉图那里，私有财产这种劳动的主体本质就被从根本上遮蔽起来了。为此马克思说:

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犬儒主义( Cynismus) 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16〕

也因为斯密经济学构式的现实前提，仍然是以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生产为基础的，所以他容易直观地看到劳动的主体构序作用，而到了大工业生产阶段的李嘉图等人那里，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过程已经到了全面遮蔽劳动的“更发达”的无主体物性机器工序生产状态之中，所以，在李嘉图等人眼里只有物的“犬儒主义”物相化图景中，工人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主体性的人，而是客观的劳动机器部件。这也是青年马克思为什么从只看到“客观方面”的李嘉图和穆勒，重新回到坚持“主体性的劳动”创造资产阶级经济世界的斯密的根本原因。

正是在这一点上，青年马克思才从理论上彻底超越了赫斯和自己《穆勒笔记》的那个交往异化构式，进一步确证了自己在《穆勒笔记》中初步塑形的劳动异化构式Ⅰ。因为，不仅金钱( 异化的上帝) 不能创造世界，本真的交往关系同样不能创造世界，在一定的意义上，货币异化论( 交往异化论) 甚至还没有达到斯密的“路德”境界，因为交往异化论没有意识到，不是类交往关系，而只有劳动才是现代财产的主体本质。马克思说，作为现代工业产物的“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 subjektive Wesen) ，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 für sich seiende Thätigkeit) 、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17〕承认现代私有财产的本质是劳动，这正是斯密在经济学中的路德式革命的意义。有趣的是，青年马克思在这里恰恰没有注意到的逻辑凹点是，斯密的这一重要经济学的观点正是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基础，而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价值论才是真正破解资产阶级经济剥削秘密的通道。回到马克思刚才那个问题上来，有产与无产对立中的能动的、内在的矛盾，正是指由现代性劳动创造的财富悖论。现代有产者拥有物性财富的背后是无产者的主体劳动。马克思的结论非常清楚: “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18〕透视物性私有财产的主体劳动本质，这也将是一种全新的非物相化批判认识论的开端。

当然，劳动活动成为现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一个历史产物。第一，“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在过去封建制度之下，“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 农业) ”，虽然那里农业的劳作已经是“惟一的生产的劳动”( einzig produktive Arbeit，重农主义的话语) ，但是:

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 Allgemeinheit und Abstraktion) 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 besondres Naturelement als ihre Materie) 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财富——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19〕

这是说，在农耕经济中，“土地还被看作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作为在封建土地上农业劳动( 外化) 参与的生产产品，财富主要还是来源于自然界的果实，牲畜业生产，也只是选择性圈养动物，这也意味着，财富的本质是外在的自然物质存在中的负熵运动，作为人的生活本质的社会负熵源，主要还不是人的劳动主体构序活动。因为，劳动活动在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中，只是辅助性的、有限对象化的塑形活动，它还不是普遍创造性的根本构序和改变世界的主体力量。所以，劳动还不是自然财富的构序本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准确判断。从认识论上看，以外部物性实存为认识对象的主—客体二元认知结构当然也就居有历史的合法性。甚至，传统认识论中的物相化图景也是有其历史现实性的。在这一点上，广松涉对二元认知构架的否定是过于简单化的。

第二，与农业根本不同的工业生产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马克思说:

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 industriellen Reichthum) ，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 industrielle Capital) 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weltgeschichtlichen Macht) 。〔20〕

与农业生产中不占主导地位的外化劳动不同，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开始直接塑形和构序物质存在，使自然物质存在整体转换为人的对象性存在。海德格尔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由人的劳动塑形和构序力量创造的社会负熵，开始成为社会定在的主导方面。正因为如此，人们社会生活中主要的财富才成了工业生产中劳动的产物，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工业资本，才会成为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现代私有财产( =资产阶级社会) 才成为统治性力量，并且创造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极为深刻地认识到，“工业的历史( Geschichte der Industrie) 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定在( das gegenständliche Dasein)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menschlichen Wesenskräfte) 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 Nützlichkeitsbeziehung) 来理解”。〔21〕在马克思看来，工业生产用以塑形自然的对象性定在的力量，当然就是现代性的劳动对象化活动，它直接构序和赋型了全新社会负熵的本质，可是工业历史的这种主体本质却往往只是在外在的“有用性关系”上被理解，这显然是指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客体构序向度，而此处马克思所说的“心理学”，则是他特别想指认的工业背后的劳动本质的主体构序向度。从这种主体构序向度出发，才能深刻地透视到，“对象性的定在”是自然物质存在在人的劳动构序中转换为有历史时间性的特定的存在，这种定在本身是劳动主体活动的对象化。这种主体活动的对象化( 外化) 正是全新工业财富的基础。其实，也是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无形中触撞到了一种全新的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构式: 一是相对于前述不同社会经济关系的历史性比较研究，这里出现了决定经济关系质性的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差异，这使马克思对历史性时间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定在概念开始起到黑格尔原初语境中的实质性的有限定赋型作用; 二是他也遭遇到将来改变世界的物质实践活动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中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关系意识论的核心构序点，因为现代社会定在的本质是劳动塑形和构序的“有用”关系和对象性定在，外部物质存在和人的生存越来越成为工业劳动生产关系赋型的产物，工业是打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本质的历史之书。并且，这种全新的关系场境存在，也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既是创作者又是观众”的关系意识论和新认识论的社会先验构架的前提。当然，这些重要的观点此时还只是作为无意识的逻辑凸状内嵌在马克思的话语实践中。马克思强调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恰恰因为他站在了主体构序向度上承认了劳动的地位，但他的主体向度是伪善的“道德情操”。可是，要理解从劳动到财富( 资本) 的转化，要理解劳动的对象化，这却是在经济学的“外在的有用性”客体构序向度中无法实现的。特别是在李嘉图经济学的“犬儒主义”构式中，劳动与工人同时被物性逻辑所否定。所以，青年马克思才不得不跳出经济学“有用性”的发财致富的客观构序逻辑，把逻辑构序的内驱力转回到自己的哲学话语之中。

如果按斯密的主体构序向度，现代财富的本质是劳动，那么，与劳动对立的对象性的物性资本就可能是劳动本身自我异化的结果。在《穆勒笔记》中，青年马克思已经初步直觉到这一重要的构境意向，但他觉得还可以从更深的方面思考这一问题。如上文所述，这时他突然从经济学研究中游离出来，重新回到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思想实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他想从《精神现象学》中找到支撑自己劳动异化构式的哲学话语实践，这就是，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的劳动外化—对象性—异化—扬弃的逻辑构式。这样，斯密在经济学中确认的劳动是私有财产主体的观点，就会被更加复杂的非物相化批判认识论中的劳动异化构式II 赋型为一种穿过经济物相的现象学透视。

三、黑格尔否定辩证法中的劳动外化—对象性—异化—扬弃

过去，我们在《1844 年手稿》中提炼出的支配性哲学话语，仅仅是青年马克思明确肯定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却严重忽略了这种哲学构式的真正构序入口是黑格尔。我现在认识到，马克思在手稿的最后( 第三笔记本) 讨论黑格尔，绝不是简单地批判其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而是想通过黑格尔，找到国民经济学中被李嘉图物性逻辑所遮蔽起来的对象化的劳动主体活动。这是在《巴黎笔记》结束后，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实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中呈现的重要思想实验的直接结果。并且，在后来马克思1845 年1 月写下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Hegel’sche Construction der Phänomenologie) 的心得中，〔22〕他进一步深化了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由此走向革命性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里，我们将聚焦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区别于《穆勒笔记》中那个初步成型的劳动异化构式I 的真正构序逻辑缘起，这并非是费尔巴哈—赫斯人本学的异化史观在经济学中的简单挪移，而是青年马克思所深刻理解的黑格尔在国民经济学之中看到的主体劳动的外化—对象性—异化—扬弃的否定辩证法构式。正是这一原生的哲学批判构式，成为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史观外壳中的内里构序驱动，生成了青年马克思新的劳动异化构式Ⅱ。

其实，在《1844 年手稿》第三笔记本青年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思考构境中，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对黑格尔的第一次批判，即跟着卢格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唯心主义国家观。不过，现在他已经理解了为什么黑格尔会将国家与法放置在市民社会之上了。这是对前述那个“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主谓颠倒的深刻内省。马克思说，“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 aufgehobne) 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 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 bürgerlicher Gesellschaft) ，扬弃了的市民社会( aufgehobn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 世界历史( Weltgeschichte) ”。〔23〕这个“扬弃了的市民社会”，十分重要。这里，马克思当然知道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实质，但是现在他对这种唯心主义话语实践背后的现实支撑更有兴趣了。虽然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的“序言”中先说了，“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24〕因为，没有哲学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批判现实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制度是绝不可能的。可是，他对费尔巴哈的思想史定位却是“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实际理论革命( wirkliche theoretische Ｒevolution)的惟一著作”。〔25〕这也意味着，原先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简单批评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文本中，也是内嵌着“实际理论革命”的。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新认识，显然，这是青年马克思在不久前完成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思想实验后的一个巨大的认识转变。有趣的是，马克思在《1844 年手稿》中并没有大量讨论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和人本学异化史观，却将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设定为“最后一章”，并且在一段后来删除的话中提示说，“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26〕为什么?因为“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还缺少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说穿了，青年马克思从费尔巴哈正确的唯物主义赋型中，并不能找到从主体出发的去透视私有财产能动本质的武器，而恰恰是费尔巴哈缺少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经过唯物主义的“批判形式”转换，恰恰可以用来透视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其实，马克思这时通过思想实验得到的最大的发现，是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背后的“国民经济学”，特别是斯密的主体劳动概念以及黑格尔扬弃自在性的市民社会III 的批判认识论。我新的推测为，马克思为了跳出青年恩格斯和赫斯在经济学语境中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构式，他在“巴黎笔记”最后( 《穆勒笔记》之后) 重新认真研究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一笔记第二部分的“异化劳动手稿”是青年马克思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第二次系统研究和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结果。我以为，这里发生的理论事件为: 并非是青年马克思主动地改造黑格尔的一般辩证法构式，而很可能是马克思第一次系统地认真研究《精神现象学》的劳动外化—对象性异化—扬弃异化的否定辩证法。并且，这一次不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那样对黑格尔观念唯心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求助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这有两个关键词: 一是劳动的外化与对象性，二是作为消逝环节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异化被内在扬弃。这都是费尔巴哈哲学根本不可能达及的深度，但确实是青年马克思此时需要的人本学异化史观提供内在的构序支撑。这就塑形了一个难以破境的内外错位的复杂话语结构: 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史观的外在话语实践和黑格尔基于现代性劳动批判的否定辩证法内里构序逻辑。

第一，黑格尔对斯密劳动本质说的深刻理解。在上述的思想实验中，青年马克思已经发现了黑格尔哲学背后的真正秘密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因为后者真正读懂了“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的《国富论》，他看到了物性的现代市民社会(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私有财产”) 的本质是劳动这一主体对象化活动。这正是青年马克思需要的跳出经济学话语的哲学批判入口。马克思直接挑明说:

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 Standpunkt der modernen Nationalökonomen) 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sich bewährende Wesen) ; 他只看到劳动的肯定的(positive) 方面，没有看到它的否定的( negative) 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 Entäusserung) 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 Fürsich werden) 。〔27〕

这是一幅唯物主义照妖镜下的清晰学术场境: 一是马克思指认的这里的“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当然是指“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的劳动主体本质论的立场，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外化—对象性物性状态的李嘉图。二是黑格尔看到了劳动是人( 自我意识) 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也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明确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所以他清楚地知道，“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劳动构序的社会负熵背后是绝对理念的精神负熵，所以，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话语转换为费尔巴哈的“人话”，也是青年马克思这里必须完成的事情。三是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是看到了劳动生成人的本质的肯定方面，但没有注意到劳动本身内嵌的否定性的革命批判意义。过去，由于翻译的问题，人们总是误认为马克思是在批评黑格尔只是关注了外化和对象性的积极方面，而忽视了劳动异化的消极方面，事实是，黑格尔当然看到了劳动外化的对象性存在就是异化，并且，马克思也看到黑格尔对劳动异化( 观念的第二次物性沉沦) 的批判，只是黑格尔在扬弃劳动异化时，连劳动本身也成了走向更高级观念层级中“消失的环节”，而青年马克思却坚持了劳动作为费尔巴哈式的人的类本质的复归的辩证否定性。这个以扬弃异化为核心的否定的辩证法是极为关键的。将辩证法畸变为一种关于与人无关的外部对象联系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学说”，恐怕恰恰是马克思一开始就在拒绝的东西。后来的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应该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黑格尔自我意识异化的批判现象学。通过上述的思想实验，马克思断定，《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在这里，黑格尔“坚持人的异化( Entfremdung des Menschen) ，——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28〕其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当然没有现实的人的异化，只有观念外化成肉身的异化，这里的“人的异化”已经是青年马克思依循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异化构式的人本学重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异化观已经“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这是给予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认识论极为重要的肯定。这里的“批判”，当然是指黑格尔的异化构式不是简单肯定外化的对象性，而是要扬弃物性的异化复归于观念主体，对此马克思透视说，这就是“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 Die Vindicirung der gegenständlichen Welt für den Menschen) ”。〔29〕对象世界归还给人，这又是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话语重构。这里，我们能够辨识出黑格尔思辨现象学与费尔巴哈人本学构式的交织式拼杀和奇特的错位赋型。青年马克思此时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在黑格尔这里，“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 die entfremdete Wirklichkeit der menschlichen Vergegenständlichung) ，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 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30〕以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观点，这里的“人的本质力量”就是劳动，宗教是费尔巴哈批判的对象，而财富则是青年马克思这里要批判的国民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说，当黑格尔“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显然已经透视了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的心境，因为这里已经“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 bürgerlichen Lebens) 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 kritischen Elemente)，不过也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31〕此时，青年马克思已经将自己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那个“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主谓颠倒抛在脑后，现在他已经知道黑格尔为什么要批判性地超越作为现代私有财产( 财富) 的市民社会了。市民社会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它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是斯密揭示的主体劳动对象化。而劳动属于工人，是工人的主体类本质，这样，资本与劳动的外部对立假象就消失了，一部国民经济学中的市民社会史就是工人的劳动自我异化的历史辩证法，由此，彻底证伪资产阶级经济学构境的劳动异化构式Ⅰ就得以在全新的赋型基础上重建，这就是《1844 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中的劳动异化构式II 的生成前提。

我们知道，通过《穆勒笔记》，青年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像青年恩格斯和蒲鲁东那样，仅仅在经济学的构式逻辑之中反对经济学，是不可能真正透视市民社会的本质的。在那里，马克思开始是通过费尔巴哈—赫斯式的类本质交往关系异化批判来跳出经济学构式的，尔后很快就生成了自己原创性的劳动异化构式I。而在这里，完成了《精神现象学》思想实验的马克思，则主要是通过黑格尔的劳动异化现象学批判来实现“跳出经济学”的。如果说，《穆勒笔记》的交往关系异化构式还是停留在人与人的主体际关系之中，劳动异化构式I 还是以人的主体需要为前提，那么此处从《精神现象学》得来的全新的劳动异化构式II 则是从人与对象世界( 自然) 的更深一层外化—对象性关系出发的。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 自我意识”，在历史进程中，自我意识即是盲目的“激情”( 个人) ，“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自我意识所面对的物性对象的本质，不过是自我意识外化的对象性实在。“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 Gegenstand nur das vergegenständlichte Selbstbewu βtsein) ，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 Form der Aüsserlichkeit) 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 gegenstndlichen Welt) ”。〔32〕透过颠倒的对象性世界去发现它异化的主体本质，这正是马克思所需要的批判性的非物相化现象学。他发现，“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33〕马克思这里的“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是指透视物性对象的异化本质并直接扬弃它的否定性辩证法，这种批判性的科学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现象学，固然，黑格尔“《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34〕显然，马克思这是对黑格尔现象学批判构式的直接肯定，因为这将是青年马克思从经济学中“跳出来”的唯一路径。此时马克思的脑海里，已经不是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这种思辨颠倒中的“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正是李嘉图式的物性“现代私有财产”，而对象化的“自我意识”则是斯密的劳动。然而，斯密的问题恰恰是没有意识到物性的私有财产正是劳动的对象性异化。当黑格尔指认，这种可以直观的物性对象是“正在消失的东西”时，这里马克思所想到的“物性”，正是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依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构式，它不过是劳动这一构序行动外化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但它却在“表面上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由此，马克思深刻地透视到，李嘉图眼里的物性私有财产不过是劳动构序的创造物，然而，这种由劳动活动创造出来的对象却异化了，“它必然从漠不关心的异己性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劳动外化为对象性的私有财产，并且倒过来奴役劳动。我推测，这一新的观点应该是遗失的主手稿中的重要内容。

第三，黑格尔扬弃异化的否定性的历史辩证法。现在我们明白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实验中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研究的目的，并非只是停留于指出国民经济学中现代私有财产是劳动的外化—对象性—异化，更重要的方面，是看起来独立存在的私有财产的“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所以这种设定也必然重新被扬弃，物性必然被否定”，这也就是说，私有财产的物性外观与当下发生且消失的“纯粹活动”——劳动构序相矛盾的假象“必然重新被扬弃”，青年马克思想的是要否定私有财产的虚假物相化和扬弃劳动的异化。当马克思说，“现在应该考察———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positiven Momente) ”。〔35〕这里马克思的意思非常清楚，此时他所关心的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和核心构序点是异化批判，这种批判认识论的真正关键所在就是异化的扬弃( Aufheben) 。青年马克思此时突然悟到，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话语实践Ⅲ的本质是基于否定辩证法的革命超越性。也由此，劳动异化构式II 正是以扬弃劳动异化的革命姿态，区别于交往异化构式和劳动异化构式Ⅰ。于是，表面上看马克思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颠倒地批判黑格尔，实质上却进一步发展成了对黑格尔否定性的异化扬弃论的肯定。这也是青年马克思自己劳动异化构式Ⅱ所需要的否定性批判( 扬弃) 中的革命辩证法: 劳动的外化—对象性即是工人的本质的异化，“重新占有( Wiederaneignung) 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 Gegenständlichkeit aufzuheben) 的意义”。〔36〕

与费尔巴哈只是简单地否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话语不同，在青年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实验室中，一幅全新的非物相化批判认识论话语正在生成: 因为，黑格尔“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37〕在黑格尔那里的一部作为绝对理念环节的自我意识自我异化和扬弃的历史辩证法，在马克思这里，则变成了工人通过劳动外化—对象性异化走向扬弃劳动异化的历史辩证法。所以，在马克思这里的唯物主义批判视域中，自我意识外化的对象性被替换成: 物性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外化和异化; 扬弃异己物性被替换为: 扬弃私有财产的对象性异化，重新占有人的劳动本质! 请注意，这里的“自我意识”不是费尔巴哈和赫斯的人与人的主体际交往类关系，也不是劳动异化构式I 中的主体需要，而是工人创造世界的主体“陶冶事物”的对象化活动———劳动构序。也由此，马克思才会说:

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 Dialektik)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 Negativität) ——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 gegenständlichen) 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 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 wirkliche，thätige Verhalten) ，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 Form der Entfremdung)才有可能。〔38〕

之所以大段援引马克思的这一表述，因为其中的信息量太大了，这是一个复杂的话语构式，其中隐藏了青年马克思整个《1844 年手稿》的入境秘密。恐怕，这也是青年马克思在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中获得的最终成果。

第一构境层，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也是全部辩证法思想内在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根据。

第二构境层，黑格尔观念辩证运动的背后，实际上是人通过劳动的对象化活动自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辩证法进程，人作为类存在物，他只有通过向外部自然界外化的“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才能创造自身和创造历史。这也是对我们上面提及的马克思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中“能动联系”和“内在关系”那个问题的直接回答。这一劳动对象化构境意向，在经过《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的思想实验，将走向《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新世界观，并在之后中晚期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里建构的历史现象学中起到关键性的赋型作用。

第三构境层，在市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学中，这种运动采取了劳动外化—对象性异化的方式，关键在于，黑格尔看到了这种“外化的扬弃”的否定性。

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真正破解国民经济学的武器是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重新塑形出来的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因为，虽然费尔巴哈正确地颠倒了黑格尔的观念唯心主义，但他的唯物主义却是回到了对象性的物(自然) ，这与李嘉图遮蔽现代私有财产主体本质的物相化逻辑无形中是同质的。只是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通过批判性的现象学透视才思考了外化为对象性的物相的异化之扬弃的问题。当然，费尔巴哈与赫斯的人本主义话语仍然是改造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话语武器，“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39〕马克思有些激动地写道，必须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这就是根本地消灭劳动异化，彻底扬弃物性的私有财产，使工人重新占有自己的劳动本质，这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青年马克思原创性地重新赋型劳动异化构式Ⅱ的基本内容了。

所以，第一笔记本中国民经济学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三栏: 工资—利润—地租、劳动—资本—土地和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的三种对象和三种力量，在划归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后，劳动( 工资) 与资本( 利润) 的二栏被再一次归一为一栏，这就是劳动以及它外化后的对象性存在，资本( 现代私有财产) 的本质是劳动的异化。这样，在《1844 年手稿》第一笔记本第二部分中变成一栏的劳动异化理论构式，是以黑格尔的现象学—否定性的辩证法为内里构式逻辑的费尔巴哈式的人学现象学。这是我新的认识。

注释:

〔1〕〔2〕〔3〕〔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3〕〔24〕〔26〕〔28〕〔29〕〔30〕〔31〕〔32〕〔33〕〔34〕〔35〕〔36〕〔37〕〔38〕〔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66、294、284、284、284、284、286、287、294、294、289、289 － 290、289、291、289、352、291 － 292、293、329、220、222、319、318、319、319、323、322、319、331、321、316、319 － 320、318 页。中译文有改动。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7 页。

〔14〕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1483—1546) :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1483 年，马丁·路德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 今德国萨克森州) 艾斯莱本。1501 年到1505 年路德在莱比锡大学就学，获得哲学系的文学士学位，后又入爱尔福特学习法律。1505 年加入爱尔福特的奥斯定会修道院，1507 年成为神父。1508 年入维滕贝格大学，1512 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任维滕贝格大学神学教授。他主张，上帝在每个信徒的内心中，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成为“祭司”，无需教会和神父作为外部中介。从而引导了宗教改革运动，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封建势力。在客观上，宗教改革结束了天主教内部的统一和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统治，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已成为广义基督教中的三大教派。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欧洲民众开始强调个人信仰的独立，解放了思想，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代表作: 《九十五条论纲》( 1517) 、《论意志的束缚》( 1525) 等。

〔21〕〔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306、220 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Ӧkonomisch － 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MEGA2) ，Ⅰ/2，Berlin: Dietz Verlag，1982． S． 395，326．

〔22〕1932 年首次发表于MEGA1 第一部分，第5 卷。后收入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IV，Bd． Ⅲ． Berlin: Dietz，1998，S．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237 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 页。中译文有改动。原来的译文将马克思这里使用的positive 和negative 分别意译成“积极的”和“消极的”，其实为“肯定的”和“否定的”。Karl Marx，konomisch － philosophischeManuskripte，Marx － Engels － Gesamtausgabe( MEGA2) ，Ⅰ/2，Berlin:Dietz Verlag，1982． S． 405．

（作者：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学术界》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