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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政党学说的研究，不仅要立足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以及领导策略等微观阐释路径，更要在整体性的高度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理想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构想。对此，应回到文本，对承载这一构想却常遭忽视的原初话语“真正革命的党”进行深刻剖析，这也实然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重要截面。

一、“真正革命的党”思想的出场语境

　　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下称“《评论》”）的出版启事中，马克思恩格斯直接申明这一承继《新莱茵报》斗争精神的革命刊物的中心任务，“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1]3。由此点明“政党”这一《评论》诸文章的隐藏主语。在杂志收录的《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前言中，马克思进一步聚焦，指出“革命的进展……是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2]79要把握这一思想的内在规定性，首先应廓清出场语境。 

（一）理论语境：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再反思

　　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现实政治的核心课题之一。马克思早在克罗茨纳赫时期便围绕1789年法国大革命切入《莱茵报》时困扰他的“物质利益难题”。恩格斯则在《莱茵报》时便围绕法国革命撰写文章讨论集权与自由的辩证法。1848年，再次爆发的法国革命席卷欧洲，这使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兴奋，预言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将到来。在兴奋之余，二人也觉察到轰轰烈烈革命形势背后的隐忧。

　　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实然陷入历史的反复，甚至呈现出“下降的路线”[2]495。“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2]471在1789年与1848年的两次革命高潮中，虽然资产阶级充分暴露出其阶级局限性，但无产阶级也在斗争中表现出稚嫩一面，不仅未能成为具有独立意志的革命主体，反而常被派别林立的资产阶级利用。这使两人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作用的发挥不能依靠零散自发性，只有被“组织起来”，其超越政治解放进而推动世界历史迈向人的解放的可能性才得以凸显。因此，反思法国大革命不能仅停留于国家政权、市民社会以及普遍历史的逻辑辨析，也应以革命进程中各政党的现实活动为线索，思考“主张变革的党”何以成熟，从而以政党主体性这一中介环节贯通批判至建构的理论路径。为此，两人刚于《共产党宣言》中厘清“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紧接着便在《评论》诸文章中探求“真正革命的党”的规定性。如柯尔施所言，“以1848年革命为界，此前阶段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热情的、幻想的第一阶段’，后阶段是‘冷静的第二阶段’。”[3]71对“真正革命的党”的探索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现实语境：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殷切期待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批判同盟存在的诸种不足，指明同盟成长的方向。

　　一方面，同盟的组织松散，开展统一行动的能力有限。正如恩格斯反思同盟历史时指出，“在正在高涨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4]239同盟并没有完全摒弃传统工人运动的自发性，成员分散各地自主行动，同盟中央无法及时获知成员动向。因此同盟试图在各地建立工人阶级联合会乃至成立全德工人党的设想必然遭遇挫折：虽然工人阶级联合会在德国各地得以建立，但同盟成员并未在这些地方组织中取得领导权，部分成员更是依附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组织开展活动，丧失了自身独立性。

　　另一方面，同盟内部错误思潮泛滥。正如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中指出：“‘同盟’本身的秘密学说，它经历了法英两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它们的德国变种（例如魏特林的幻想）所经历过的各种变化。”[5]136错误思潮不仅阻碍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更为工人运动带来损失。彼时，波尔恩宣扬投降主义，将直接性地改善生活视为革命中心任务，模糊了工人运动的目标，严重挫伤同盟的斗争意志；哥特沙克则主张通过武装革命立即成立“工人共和国”，反对工农联盟与民主运动，助长了盲动与宗派主义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清楚错误思潮对于同盟的危害，因此在《新莱茵报》为德国当局迫害被迫停办、同盟活动陷入低潮之后，克服一切困难开办了承继《新莱茵报》斗争精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为此提出建设“真正革命的党”任务，实际策略性地表达了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殷切期盼，为同盟的成长指明方向。

二、“真正革命的党”锚定科学的革命理想

　　马克思恩格斯常用“密谋家”指称所在时代的激进团体，以区别于“真正革命的党”。“密谋家”主要由小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和部分无产者出身加入山岳党的政治流亡者组成，主张通过政治密谋与恐怖活动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密谋家的革命意志，认为其集结了“最敢拼命的革命分子”[1]322。但从结果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对革命进程产生任何实质的影响，反而为工人运动带来了牺牲与混乱。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无嘲讽地指出：“他们搞这些计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1]321-322至于之后社会呈现何种形态，并不是“密谋家”们在意和擅长回答的问题。对于革命目的直接经验性的理解使密谋家空有革命意志，却无法将革命引上正确道路。这也导致其在现实的革命困境中逐渐丧失斗志，走到工人运动的对立面。“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再加以制服，而革命的一部分则转向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1]326无产阶级政党不可能依靠自发性与无原则的盲动走向胜利，“真正革命的党”应对自身的革命理想及其前提有深入科学的理解。

（一）“真正革命的党”的革命理想具有坚定政治立场

 

　　在评析山岳党人赖德律-洛兰五省当选事件时，马克思指出，“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1]71这个“秘密”，便是其与“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1]71，通过“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极端措施”[1]71-72使“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1]71。为了选举胜利，山岳党在六月起义中积极镇压工人，又在被赶出政府时以支持革命的姿态与无产阶级联合。飘忽不定的政治立场反映了山岳党“掮客型政党”的本质，表明其所谓的“革命理想”不外是取得政权，却并没有在这一意志之外有何种立场的坚守。对政治理念进行模糊处理的策略虽然帮助其短期内取得选举胜利，却无法将革命沿着正确道路推进，这也是它最终为人民所抛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革命的党”应当将取得政权视为自身近期的革命目的，但不应简单停留于此理解。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改组并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同盟章程中开宗明义地点明同盟的远大理想，展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到破坏旧社会——推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1]626只有始终坚持并践行这一伟大使命，无产阶级政党才可能成为“真正革命的党”。

（二）“真正革命的党”的革命理想代表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革命之所以必要，在于社会历史自身的革命化要求。欧洲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时曾扮演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角色，由此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封建产权与等级制度的钳制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但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逐渐显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也便成为革命的对象。“真正革命的党”不是以抽象的唯意志论扭转历史趋势，而是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加速这一历史必然性的展开，这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科学性所在。实际上，19世纪的部分思想家已然洞察了资本主义社会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替代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出现了巴枯宁的共产主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与卡贝的共产主义等诸类“共产主义”，并围绕这些诞生了诸如平等派、伊加利亚派等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政党派别。某种程度上，它们虽然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对之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并将其统归于“空想社会主义”。究其原因，在于其只在语词上宣称代表历史而非在实质上推动历史。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为“真正革命的党”坚定“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确立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第一，不能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历史的倒退。巴枯宁以虚无主义态度对待人类文明，要求立即取消政府与片面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一切文明价值的立场，只能造成社会混乱，将人类带至前现代社会，共产主义应是既有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第二，不能虚构与臆想革命发展。任何将革命单纯视为头脑中产物，如同魏特林一般充当“先知”从而拟定可以直接照搬使用的革命“模板”、绘制共产主义社会蓝图的一切细节的努力都将失败；第三，必须深入物质生产的领域理解革命本身。“真正革命的党”应当实际地致力于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卡贝期待以人们的友爱走向共产主义的观点只能是空想。第四，应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促成革命理想的实现。激进民主主义者主张的和平斗争固然有意义，但并不能指望 资产阶级主动让出政权，“真正革命的党”应敢于通过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为历史性地走向共产主义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

（三）团结统一是“真正革命的党”实现革命理想的前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一个内部分散甚至对抗的党很难具有共同的革命理想，革命理想的实现与政党的团结紧密相关。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有内部保持自身的团结统一，才能与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对抗，也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向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迈进。为此，他们向“真正革命的党”提出要求。第一，组织的独立性是前置条件。《评论》时期，同盟为了革命胜利选择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反动派。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保持清醒，强调这一联盟的临时性，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尽快巩固自身的独立性，在革命策略的制定上占据主动权。“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1]299党只有在组织上保持独立，才可能不受错误思想的影响，始终在革命理想上保持一致。第二，与宗派主义作坚决斗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必然选择。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司徒卢威、济格尔等人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自行建立组织、开展分散行动的做法，一针见血地点明这种宗派主义行为的严重后果。指出其很可能“利用工人阶级政党来解决跟该党要求完全相背或直接敌对的任务”[1]362，甚至“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出卖运动”[1]362。即便宗派主义者与同盟的目标一致，也会“分散力量、取消政党的集中和威力，因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害的分散主义”[1]362，从侧面反映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第三，实行严明的纪律是根本保障。恩格斯在《评论》中深入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指出纪律的松散是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败坏纪律，败坏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1]445马克思在后来写给恩格斯的信件中更是将纪律的设置与遵守提升到党事业成败的高度。“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413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作为保障，无产阶级便很难在充满诱惑与挑战的革命斗争中保持团结一致，远大革命理想的实现也便无从谈起。

三、“真正革命的党”在历史的现实性中推动革命的发展

　　恩格斯晚年曾经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7]12而这种“巨大的历史感”也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承继，使他们始终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向度中揭示革命的意义，由此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99的科学论断。但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将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运演，不驻足概念与范畴理解“历史”，也不将历史视为宿命论、预定论的“一般历史”，而是深入此在历史的实践活动及其条件，直面历史的现实性。这一看待历史的基本立场在《评论》中与“真正革命的党”的内在规定性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一）“真正革命的党”拒斥“外部反思”，尊重历史的特殊规定之于革命的意义

　　“外部反思”是黑格尔哲学中持批判态度的重要概念，主要指一种“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会驻足并深入于特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8]在对“外部反思”批判态度上，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站在同一立场。但是与黑格尔不同，两人不将“外部反思”的对立面理解为绝对精神所约束着的思维的特殊规定，而认之为以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动为核心的客观历史的特殊规定，从而将对“外部反思”的批判从泛神论的神秘主义拉回历史现实。也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何以必将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同时也指出实现这一普遍性规律方式的多样性。正如马克思致信《祖国纪事》编辑部所声明：“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466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特定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定，这种特殊规定是“历史现实性”的集中体现。在革命的视域下，历史的特殊规定又通过适合或不适合革命的诸多条件展现出来。而法国革命中的“密谋家们”恰是无视这些条件对于革命进程的规约，“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1]321要在现实的历史中推动革命的发展，就应当认真研究和运用历史特殊规定对于革命进程的影响，不能用“关于革命的高谈阔论代替革命的发展”[1]677，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本质区别，也是“真正革命的党”与其他激进主义政党的本质区别。需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特殊性的意义并非幻想等待一切革命条件的满足，更非回避革命本身。在与沙佩尔争论“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立场”时，两人分析了德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差别，并尖锐地提出批评：“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1]617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特殊性的根本意旨在于敦促“真正革命的党”基于历史的特殊规定，不断创造有利于革命胜利的条件，由此制定合乎现实要求的革命策略，探索符合自身情况的革命道路。

（二）“真正革命的党”将自身发展与历史的现实性统一起来

　　在对历史特殊规定的强调上，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唯意志论的“密谋家”。但他们对于历史现实性的理解并不仅停留于此，更始终以历史变化发展的观点看待历史的现实性，并强调不是历史与“真正革命的党”相适应，而是“真正革命的党”主动适应历史并在这一前提下推动历史进程，从而将自身发展与历史的现实性统一起来。这也就与那些试图将资本主义视为非历史和超历史的资产阶级政党以及宣称预言历史一切细节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先知”们根本区别开来。简言之，历史的变化发展不断对“真正革命的党”提出新的要求，“真正革命的党”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证成。一方面，“真正革命的党”应坚持理论的与时俱进。在《评论》第二期的书评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道梅尔想要凭借“恢复德国文化的全部内容”来解决德国现实问题的臆想，指出道梅尔不过是“企图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却完全无视工业与科学的发展[1]241。而人们早已“不再以崇尚词藻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弃一切宗教。”[1]240其隐含意义是，“真正革命的党”对于“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1]240的解答不应妄图从过去的思想和理论中找到全部答案，而应直面现实，以发展着的理论直面、适应乃至推动历史发展。另一方面，“真正革命的党”应坚持革命实践的与时俱进。面对山岳党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讽刺道：“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1]118山岳党人不愿依照变化着的阶级状况以及秩序党这一直接敌人多样的反动手段把斗争策略进行调整，仍以旧的观点与方法对待斗争，盲目地坚信自身是“永恒正义和真理”的代表，这最终必然招致失败。一个“真正革命的党”必须以创新的革命实践直面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复杂的斗争形势。

（三）“真正革命的党”将人民的主体性视为历史现实性展开过程的重要环节，能够凝聚强大的历史合力

　　恩格斯晚年借黑格尔之口表明了历史现实性与必然性的关系：“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10]211。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将现实性的展开过程理解为黑格尔意义上外在于人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演，也不如同法国的空论家断定其为少数人抽象理性的产物[11]292，而是将之视为人民的实践特别是物质性实践影响着的过程，从而在主体性的场域与持有者两个方面重构了主体性问题。在《评论》中，他们将这一基本观点运用至“真正革命的党”的探求之中。一方面，“真正革命的党”与无产阶级是共进的，前者不能代替后者进行革命，后者也必须依靠前者才能被组织起来。依靠少数人密谋行动的“老革命传统”不可能对革命的整体进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用了，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1]324只有在“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下革命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真正革命的党”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使广大无产阶级理解自身的目的及其条件。他们强调党要“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1]322，并重视理论教育与现实斗争的结合。恩格斯由此总结了无产阶级政党在10小时工作制法案宣传方面产生的影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总和；现在它已经成了强而有力的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统一整体”[1]273-274。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并不是革命力量的全部，“真正革命的党”应当促成无产阶级同其他革命力量的联合。无产阶级天然的斗争性决定了其“革命心脏”[11]18的地位，但这不意味着无产阶级与其他革命力量的互斥或分离。相反，作为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11]17，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其他阶级利益在根本上保持一致。“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1]98也正因如此，“真正革命的党”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仅应当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也应加强与一切革命力量的联合，使历史合力最大化。马克思对此更是直接指明：“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1]22归根结底，“真正革命的党”应是一切革命力量即最广大人民汇聚起来的纽带与坚强领导。

四、从“真正革命的党”思想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语境中定义了“真正革命的党”，但其理论蕴含已然超出了所在时代的狭窄规定，对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启示意义。回顾从革命、建设到改革的艰难探索与转型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真正革命的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真正革命的党”为重要目标与遵循，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凝结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可集中概括为三个“统一”。

　　在进取路径上，坚持远大理想与现实关怀的统一。共产主义不是脱离现实关怀的空中楼阁，而是“真正革命的党”带领人民实践着的“现实运动”与“理想形态”的统一。从革命、建设到改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并非一帆风顺，但在根本上对此保持清醒认识，在理论与实践中统合了远大理想与现实关怀。理想信念的坚定夯实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定力，直面风险与挑战而不忘初心；现实关怀则助推着党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不断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两者统一的突出表现是，党在始终高举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的同时，高度强调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与历史方位的科学研判。无论是毛泽东对“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2]253-254的强调，还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3]3的论断，都是其鲜明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14]63，同时指出“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15]，在新的历史方位下理清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鼓舞着党同时夯实战略定力与问题意识，为社会主义走向更高阶段打下坚实基础。

　　在实践形态上，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与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统一。“真正革命的党”并非“先在”和“恒在”，而是在不断顺应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得以证成。习近平多次强调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在统一性，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16]这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真正革命的党”思想的时代提炼，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一次科学总结。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党的自我革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作为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工程贯穿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社会变革的始终。总体来看，党的政治性与功能性建设是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两大着力点。政治性的夯实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能够严明纪律、团结统一、步调一致，这在根本上捍卫了党不断推动社会革命的决心；党的功能性的发挥则通过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集中彰显，以党对当前历史阶段客观必然性认知与未来历史阶段发展方向的重点研判为基础，体现在党的全面领导之中。为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自身认知结构，以把握新事物与新趋势为基础，引导社会革命展开。因此便可理解，我国为何能从积贫积弱的农业国迅速成为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的工业国家，也可以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何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并在党的重要会议中对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进行研究与计划部署，其背后是党通过不断自我革命以强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解与引领，将对于自身发展的要求转化为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动力。也正是在坚守初心的“不变”与推动时代发展的“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才成为“真正革命的党”。

　　在逻辑旨归上，坚持为了人民与依靠人民的统一。“真正革命的党”超越同时代政党的重要方面，在于与人民形成了同生共进的关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属性使其与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同时，其又将人民视为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从而与“密谋家”根本区别开来。作为“真正革命的党”，“人民性”始终构成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鲜明主题与政党本色，由此所获得的人民支持与响应，反过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强大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并将其更加进一步上升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原则高度，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加明确地在价值立场与行动纲领两个维度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价值立场上，一切发展目标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在行动纲领上，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历史实践必须依赖人民主体性的发挥。要进一步实现二者的统一，就需要高度重视并改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客观现实，更加切实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也应当不断提高党自身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与社会号召力，从而更广泛地动员人民积极参与到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来。

　　（作者：刘超，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海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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