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恩格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公认的革命导师和伟大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当之无愧的创始人之一。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不断遭受诸种误读和诘难。无论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抑或所谓“马克思学”研究者，在有意无意中均将恩格斯塑造成为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者”甚至“背离者”，这一观点直至今日仍存在恶劣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甚至否定了恩格斯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重新回顾恩格斯参与缔造马克思主义的非凡历程，澄清国内外学界对恩格斯的各种模糊和错误认识，进而学习感悟恩格斯的伟大精神和崇高品质，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解恩格斯

　　对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列宁深刻指出：“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但从既有研究成果看，对恩格斯理论贡献的研究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特点，即对恩格斯在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贡献研究得多，对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研究得少；对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研究得多，对其与马克思合作期间的理论贡献挖掘得少。这就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出发进一步理解恩格斯，更加全面、立体地“还原”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

　　就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贡献而言，学界大多聚焦于他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整理和出版第二、三卷的艰巨工作。然而，恩格斯的贡献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他对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的创作过程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传播和捍卫这部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从而“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刻在《资本论》上面。

　　（一）《资本论》的积极宣传者和捍卫者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为宣传和捍卫《资本论》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时遭到冷遇以及《资本论》的革命性和学理性，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就开始考虑该书的宣传策略，并主动承担起这项光荣而又充满挑战的宣传任务。为此，恩格斯以不同作者身份，在七个月内连续撰写九篇书评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宣传阐释。其中，六篇书评公开发表在《未来报》《莱茵报》《杜塞尔多夫日报》等德国资产阶级主办的报纸上；一篇书评分两次发表在德国工人阶级主办的《民主周报》上，并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转载。在《资本论》受到广泛关注后，恩格斯又适时推出马克思的第一篇传记——《卡尔·马克思》，以生动活泼的话语向广大读者讲述《资本论》作者鲜为人知的故事。恩格斯的系列宣传动作，成功打破了资产阶级“沉默”的阴谋，极大促进了《资本论》在工人群众中的传播。

　　随着《资本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对该书进行恶意攻击和污蔑，恩格斯对此予以了坚决反击。19世纪70年代，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对包括《资本论》在内的马克思思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杜林的谬论在当时党内和工人群众中颇有市场，影响十分恶劣。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大力支持下，以《资本论》阐述的重要原理为依据，全面批判了杜林对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重要理论以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的歪曲和攻击，收到了正本清源的积极成效。此外，恩格斯还对洛贝尔图斯自封为“构成价值”的“第一个发现者”“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的说法进行了驳斥，明确指出“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所谓的“剽窃说”是“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拒绝承认自己实际上只是重新发现了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二）《资本论》创作的密切协作者

　　在《资本论》创作的过程中，恩格斯总是尽其所能为马克思提供研究所需的材料和例证，应马克思的请求就一些经济理论问题相互切磋，并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外在结构安排提供了很好的优化建议，从而为《资本论》的创作作出了独特贡献。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是《资本论》创作的一个重要前提。为了让马克思更多地占有研究材料，恩格斯定期给他购买、收集、寄送研究所需的报纸、书籍和例证材料，并且经常主动告知马克思一些“工业上的琐碎消息”。由于缺乏企业生产经营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经常就工厂的工种及数量比例、工人劳动量和平均工资、厂房预付资本、固定资本折旧、流动资本周转等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请教恩格斯。面对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总能够以严谨的态度尽己所能提供相应资料，并对马克思研究中个别“走入了歧途”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例如，在接到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固定资本折旧和补偿基金使用的问题时，恩格斯并没有贸然回答，而是在向其他工厂主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才寄上两张计算表，以此为马克思提供严谨的答案。

　　在创作《资本论》过程中，恩格斯还就货币流通、资本周转、信贷、地租、经济危机等理论问题与马克思进行了交流探讨。当马克思遇到一些自己拿不准的重大理论问题时，经常预先听取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总能在第一时间予以答复并给出自己的观点。例如，在地租问题上，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的“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只有“使地租规律和整个农业的生产率的提高相符合”“才能解释历史事实”。恩格斯在回信中肯定了马克思的正确观点，表示“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增加而递减的看法……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他赞扬马克思关于地租的新观点足以“使你有新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给予马克思莫大的支持和鼓励。与恩格斯的交流探讨极大推动了马克思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以至于马克思致函恩格斯：“你能不能来这里逗留几天？我在我的批判中要推翻许多东西，因此我想有几点要预先同你商量一下。这一切靠通信，你我都会觉得乏味的。”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马克思曾把自己阅改过的清样寄给恩格斯，请他提出意见。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些批评建议：《商品和货币》一章的一个很大错误是“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提出以简短章节的形式“用专门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过渡”；认为第四章的题目需要“分得更细一些”“把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时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对全书结构做了重大改动，使《资本论》逻辑结构更加清晰合理、通俗易懂。

　　（三）《资本论》创作的共同“培土奠基”者

　　恩格斯对英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入研究，为《资本论》创作“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埋下了伏笔。早在1842年，恩格斯就到英国工业重镇曼彻斯特经商，并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工厂的运营。在这里，他广泛接触工人阶级，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开始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马克思研读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并将其誉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把英国作为研究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对此，马克思十分赞赏，并在《资本论》中多次引用该书的内容。1845年，当马克思在为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构思创立唯物史观收集材料时，恩格斯专门陪同马克思到英国这个当时欧洲工业化最发达、工人阶级组织最强大的国家进行考察。这次英国之行虽然只有一个多月，但却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实践支撑。可以说，早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对《资本论》“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的创作思路，就起到了积极的启发作用。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创作的总方法，而恩格斯则全过程参与了这一伟大发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强调，唯物史观是他“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再次指明其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毋庸置疑，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最先发现并系统阐发的，但恩格斯坚持“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同马克思一样的结果。由于“马克思有知识财富，恩格斯有关于财富的知识”，他们珠联璧合、完美互补，实现了对自己哲学信仰的系统清算，共同提出并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创作《资本论》铸造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

　　唯物史观创立后，恩格斯在推动这一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也“为《资本论》的创作夯实政治基础”。马克思在同恩格斯谈起《资本论》创作目的时曾表示：“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面对《资本论》第一卷与日俱增的影响力，马克思认为，该书“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他劳动最好的报酬。此外，马克思还在与魏德迈、库格曼等人的通信中表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对党负责，《资本论》创作的目的是从理论上“把党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因此，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是提高到为无产阶级、为党创作的高度。在马克思这一重大转变过程中，恩格斯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二、保卫恩格斯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截然对立起来，认为恩格斯在一系列问题上曲解、背离甚至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恩格斯是否偏离或篡改了马克思的思想？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如何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学术思潮，我们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只满足于政治和道义上的义愤填膺，而应该从事实和学理上予以坚决反驳，以此捍卫恩格斯的崇高地位。下面，笔者仅以争论较多的“自然辩证法问题”“马克思遗稿的编辑问题”进行分析和驳斥。

　　（一）自然辩证法问题

　　一些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诘难，就是认为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率先对恩格斯把辩证法扩大到自然界提出质疑，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也认为，自然辩证法背离了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和人的实践活动出发研究辩证法的路向。另外，一些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者则认为，马克思并不赞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思想，之所以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主要是顾及二者的友谊和恩格斯的经济援助。例如，胡克认为，“马克思本人从未谈到过一种自然辩证法”，因而“必须把那种将辩证法应用于自然的企图看作同自然主义者的出发点相矛盾的而予以排除”。莱文更是把恩格斯污名化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声称“那些企图把辩证法和自然融为一体的人是最为有害的”。马克思是否真的反对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否真的背离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靠主观臆断或者断章取义，而要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和历史深处去探寻。

　　第一，马克思并不排斥自然辩证法，而是将其视为“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应有之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可见，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史同人类史一样，是“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只不过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暂时“不谈”而已。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认可和重视，还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中得到印证。马克思曾向恩格斯推荐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恩格斯1858年7月14日致函马克思索要该书，并向其介绍自己关于解剖学、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认识。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发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这一自然科学的伟大发现进行了热烈讨论。恩格斯1859年12月11日致函马克思阐明进化论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则在1860年12月19日给恩格斯的复函中表示，该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只有当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在生产上的预付的货币达到一定数额上才算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在1867年6月22日致函恩格斯时，他也特意强调：“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由于单纯的量变——资本家的第三章（即《资本论》第一卷第3篇，引者注）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可以说，马克思虽然没有对自然辩证法进行专门研究，但他十分关注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第二，马克思对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不仅知情和认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该理论的制定过程。《反杜林论》是体现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68—1879年的大量通信涉及该书相关内容，可以说，该书是恩格斯在与马克思共同讨论下进行的，马克思还参与了该书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的写作。对此，恩格斯在该书序言中进行了说明：“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1876年10月7日致函李卜克内西表示：“现在恩格斯正忙于写他的批判杜林的著作，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因为他不得不为此而停写更加重要得多的著作（这部著作即《自然辩证法》——引者注）。”因此，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不仅知情和认可，而且给予了很多关注和鼓励。况且，《自然辩证法》保存下来的手稿“大部分在马克思去世之前就已完成，其中的很多观点都在《反杜林论》中‘试演’过”。以马克思对学术近乎苛刻的严谨态度及其同恩格斯的坦诚关系，如果他对自然辩证法有不同意见的话，也一定会开诚布公地表达出来。因此，认为马克思反对自然辩证法，显然违背历史事实。

　　第三，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既一致又互补，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19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上，而恩格斯则承担起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就考虑到但暂时“不谈”的自然史研究，探索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的伟大功绩在于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到社会历史领域，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恩格斯的功绩则在于把辩证法的存在根基和使用范围拓展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领域。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承认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并依据其固有规律运动发展；人类通过实践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不得违背自然规律。就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人类史”和“自然史”入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行创造性运用的同时“剥去”了其神秘形式。因此，二者在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既有一致性，又有互补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对他同马克思制定的原初计划的一种行动落实和理论延续，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二）马克思遗稿的编辑问题

　　对立论的另一个重要“例证”，就是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编辑整理歪曲了马克思的思想。例如，吕贝尔提出，恩格斯“在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时采取了可以引起严重非难的方式”。莱文认为，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的编辑整理，在事实上造成了“[论述]重点的转移”和“[文本]意义的变换”。随着《资本论》手稿历史考证版（MEGA2）的出版，国际学术界掀起一股《资本论》第二、三卷马克思手稿与恩格斯编辑本的比较研究风潮，一些学者期待从中寻找恩格斯歪曲马克思的“证据”。那么，如何看待恩格斯的编辑整理工作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考虑三个方面因素。

　　第一，马克思手稿的复杂程度。《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十分庞杂，恩格斯不止一次谈到编辑工作所遇到的困难。就编辑第二卷而言，主要有六方面的困难：一是文稿很多，但不系统，“多半带有片段性质”；二是虽然有一稿已经过彻底校订，但“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三是文字表达没有经过推敲，措辞和用语较为随便，经常夹杂着英文和法文；四是阐述不完全，有些重要部分只做了一些提示，有些章的结尾只有几个不连贯的句子；五是“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几乎没有分类和整理；六是字迹较为潦草。而编辑整理第三卷手稿的困难在于，“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恩格斯不可能只是在马克思手稿基础上做一些简单的校订，而必须克服重重困难，在保证马克思原意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大量整理、编辑工作。因此，如果没有考虑马克思手稿的复杂程度，仅凭修订之处的统计数字就对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横加指责，不仅是一种苛求，更是对恩格斯的不公。正如考茨基所言，如果恩格斯仅仅是把马克思的手稿原样刊出，那“提供的将是一部根本没法读的书，也许只有几十位马克思研究者对此感兴趣”。

　　第二，恩格斯所采取的编辑方法。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提出了编辑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即要使该书“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为此，恩格斯首先把马克思的手稿尽可能逐句抄下来，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编辑原则：一方面，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另一方面，在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并且，尽可能把编辑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在第三卷的编辑工作上，恩格斯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制定四条原则：一是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二是保留手稿中个别重复的地方，因为“在一些地方……问题总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或至少是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三是对于手稿中表示“留待以后阐述”但“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都实现的地方”予以保持原貌，“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的意图”；四是对超出单纯编辑范围的改动或增补进行标注并署名。可以说，恩格斯的编辑工作十分科学严谨，从呈现的效果来看也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编辑目标：既保持著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又最大限度把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来。

　　第三，恩格斯编辑工作的评判标准。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不可能做到与马克思原稿完全相同。评判恩格斯是否歪曲马克思的遗稿，不能只看其文字、标题、结构、概念上的修订乃至一些观点的阐释，而应该看他的编辑是否改变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否使马克思的思想表达得更加连贯、完整、清晰和系统，是否能够更加易于为社会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所理解和掌握。事实上，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既遵循马克思的遗愿，也受到当时德国工人党领袖和社会大众的期盼。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恩格斯的编辑整理不能是纯而又纯的技术工作，而是要用马克思的理论武装全世界无产阶级。正因如此，恩格斯把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手稿看作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如果没有恩格斯的编辑整理，《资本论》就无法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就无法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对恩格斯晚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只有他，才能把马克思遗留下的作品贡献给全世界”。

三、学习恩格斯

　　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巨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面不朽旗帜。今天，我们纪念恩格斯，就是要学习他身上展现出来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

　　第一，学习恩格斯坚守初心、献身理想的崇高精神。恩格斯虽然出身工厂主家庭，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蔑视无产阶级。相反，当他在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并深入工人群众的生产生活之后，就开启了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恩格斯初心不改、始终如一，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一方面，恩格斯积极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全人类彻底解放提供科学理论指引。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恩格斯与马克思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他参与缔造唯物史观的全过程，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此外，恩格斯还着力构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该理论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恩格斯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成为众望所归的国际工人运动领袖。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恩格斯就深入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参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等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继续推动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一个人独立承担起“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的角色，不断为欧洲各国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指引和无私帮助。初心决定立场，理想决定方向。我们要向恩格斯学习，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坚定理想、坚守初心，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以实际行动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

　　第二，学习恩格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博大胸襟。恩格斯在和马克思长达40年的合作中，无论是从事理论研究还是政治斗争，他们并肩作战、分工协作，都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但是，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并且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马克思逝世之后，当有人鉴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表示异议时，恩格斯郑重说明：“我不能否认……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不仅如此，为了能让马克思专心从事理论研究，恩格斯主动承担起经济支援的责任，回到曼彻斯特从事他最渴望摆脱的经商活动，也使自己在理论研究上的潜力没有进一步发挥出来。对此，马克思充满了无限感激和愧疚，他在完成《资本论》初稿之后致信恩格斯：“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在恩格斯那里，我们看到了“出‘功成’之力，而不求‘功成’之誉”的伟大人格，看到了甘当绿叶和甘于牺牲的无我境界。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实现这一伟大梦想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代人的接续奋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恩格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牺牲和担当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学习恩格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恩格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除了从理论上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同污蔑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各种观点做坚决斗争外，还善于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做坚决彻底的斗争，为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列宁指出：“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怕同许许多多好心人、激烈的革命者然而是坏的共产主义者决裂。”早在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就与马克思一道，从理论和政治上对当时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影响较大的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海尔曼尔·克利盖在美国鼓吹的以爱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在法国颇有影响的格律恩真正社会主义等各种冒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批评斗争，极大地削弱了这些错误思潮在工人阶级中的消极影响。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国际内部出现的改良主义、投降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为国际工人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1879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名的《通告信》中，揭露了“苏黎世三人团”妄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的阴谋，批判了党内调和主义等错误思想，论证了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性，从思想和政治上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路线清除了思想障碍。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参与建立第二国际，并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尤其是对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给予了重点批判，对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艰巨任务，面对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我们更要学习恩格斯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智慧和勇气，大力弘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第四，学习恩格斯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优秀品质。恩格斯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勤于学习、刻苦钻研，坚持在实践中学习，靠自学走向成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恩格斯不到24岁就系统研读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到25岁就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就《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恩格斯还用了8年时间系统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先后写下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10篇较完整的论文、100多个札记和片段，并以《自然辩证法》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自然观方面的空白。恩格斯精通多种语言，能用20种文字进行阅读，直至70多岁时还在学习挪威文。1893年8月12日，他先后使用英、德、法等国语言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赢得了与会者的阵阵喝彩。恩格斯正因拥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优秀品质，才能在与马克思的合作中成为出色的“第二小提琴手”。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弗兰茨·梅林指出：“马克思似乎高于恩格斯。但是，如果没有恩格斯和他一样提高，他也不能达到这种高度。因为恩格斯向来不只是马克思的助手和解释者，这样的人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都是很多的。”恩格斯刻苦钻研的精神为人钦佩，渊博的学识令人赞叹！习近平强调：“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型大国。”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的不断加快，我们更要从恩格斯身上汲取学习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

（作者：李瑞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建平，全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