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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建构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人类恒久的渴望。然而，面临时代的困境，人们却十分迷茫，正义社会是否只是一种“空中楼阁”，人类是否还有未来?对此，马克思正义观曾经给出过解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贡献了自己独特的价值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人类，命运与共，方有美好的明天。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正义观都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刻关怀，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也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马克思正义观应对现代社会危机的一个可行性方案和现实实践。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价值指向

长期以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偏重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研究和宣传，悬置了正义观问题。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欧美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掀起了马克思正义观之争，这一问题才再次进入思想研究和现实思考之中。

这场争议是根本的、本源的，因为它关涉对马克思正义观存在与否的判定。以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等为代表的学者对马克思正义观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中没有正义观念，马克思是反正义论者。罗伯特·塔克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公平宣扬者这一通常形象是假象，主张分配公平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道德问题的那些人是错误的。”在塔克看来：马克思是社会公平宣扬者，他主张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社会，没有做到公平分配，“共产主义是要实现公平分配的”，这一通常认识是假的，对马克思的这种“画像”是没有根据的，真正返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就会发现马克思思想里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塔克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伍德的呼应。伍德也认为：“一旦深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有关资本主义之不正义的详细描述时，我们便会立刻发现，在他们的著作里，不仅根本没有打算论证资本主义的不正义，甚至没有明确声称资本主义是不正义或不平等的，或资本主义侵犯了任何人的权利。”

罗伯特·塔克和艾伦·伍德等人的观点引发了很多人的批判和反驳，认为他们误解了马克思和马克思正义观。争议并未平息，探讨还在持续。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只抓住马克思思想文本的只言片语，作“断章取义”式的解读，而必须回到马克思文本本身，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中梳理出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价值取向。

马克思一生的追求是人的解放事业，他的人生理想是实现人类解放。为此，马克思潜心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目的是为了找到人类解放之大道。有着如此理想和追求的马克思思想不可能没有正义的追求和向度，只可能是有学者误解了马克思。毕竟，马克思哲学实现了哲学史上的巨大变革，实现了由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同时，马克思哲学更大的转变是实现了语言和话语结构的跃迁，它为了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和揭露，就必须远离资产阶级的话语体系和理论逻辑，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概念体系进行改造，否则就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套话语体系和概念体系就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只有摆脱了这套世界观才能建立新的世界观。这种哲学思想的巨大变迁，就要求我们不能在旧有的正义范式中去理解马克思正义观。

通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多次反对讨论公平正义问题，尤其是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他对“纲领”中提出的要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话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明白，马克思所反对的不是一般的正义，而是旧话语体系中的正义，只要跟随资产阶级在其话语体系中谈论公平正义问题，就一定会陷入资产阶级的“圈套”之中。第一，资产阶级谈论的正义是法权正义，也即政治法律规定中的正义，而按照资本主义法权正义，资本雇佣劳动，给予劳动报酬，资产阶级和工人是在劳动力市场上自愿签订雇佣合同的，是经过平等协商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契约正义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尤其是劳动价值论和市场价值规律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也必然适用价值规律，它的价值也是由生产、维持、再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也即由生产出劳动力能够继续劳动下去所需要的社会必需品的社会劳动时间决定。按照这种话语体系，只要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能够使工人存活下去、延续下去，就符合等价交换，就符合价值规律的要求，即使维持最低的生活状态也是如此。亚当·斯密就认为：“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

马克思要做的就是超越资产阶级关于正义的话语体系，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话语体系。不懂这一点，就无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正义观，就会出现如塔克和伍德那样的“误解”。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正义思想，就必须立足于马克思的话语体系，立足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如前所述，马克思一生的追求是人类解放，把人类从以往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这种人类解放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后者就是前者的根本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纵观马克思思想的理论逻辑，我们可以推知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心中的“正义王国”，是真正实现了的人类正义。那么，马克思正义观的核心价值指向，就是共产主义，也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这一点完全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得到验证。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和恩格斯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其最引以为傲的光辉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同样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未来新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

总之，马克思所反对的是仅仅从“狭义的”分配环节来谈论“公平正义”，这种对正义的理解界定既无法跳出资产阶级话语体系的“窠臼”和“圈套”，也无法从根本上驳斥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公平观念。分配只是生产的延伸。“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就形式说也是如此。”生产的结构不改变，分配结构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革。只谈分配正义，既不能解决无产阶级被剥削压迫的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解放问题。人类的根本解放唯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具体来说，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建立起“自由人联合体”这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

二、人类发展的时代之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坐标

时代面临危机，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如何破解时代困境业已成为人类共同的重大理论课题。可以说，如何破解时代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类生存发展危机，事关人类未来。正如习近平2017年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个世界显然是“病”了，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人类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社会财富如此丰富的时代，却有8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衣服食物都严重匮乏。由于贫困，得不到营养品和药品，每年有近600万5岁以内的儿童夭折，还有近6000万的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不断上演着消费的狂欢，资本增殖的速度有增无减，每次危机都是资本“收割”世界的“盛宴”，即使那些投机者不幸遇到危机，也能够通过各种政府补助、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化险为夷，重新投入到对世界的掠夺之中。

具体来说，人类面临的困境多种多样，难以尽举。生态危机、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核战争等，都是悬在这个世界头上的一把把“利剑”，随时准备毁灭整个人类。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关系中的总和。我们剖析人类本身面临的时代困境，需要把人类当作一个“类”，利用“类思维”分析。从“类思维”来看，人类面临的时代危机、时代困境是全面的，包含在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之中，既有人与自身关系的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更有种与类关系的危机。

(一)理性之困——人与自身关系的危机

人对自我的认识是人的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万物之中，人是唯一能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反思自身，形成自我认识，并以此为指导，然后塑造人与自身关系的存在者。

在传统社会状态下，人与自身的关系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解读，也即自我是整体的一部分，没有独立的自我，自我的存在离不开整体。按照马克思的理解，这种关系可以被称为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奉行一种“群体本位”。个人作为共同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法脱离整体；抑或是，从理论上说就没有个体，只有整体，个体之间通过层层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消失或淹没了。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人身依附和控制，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机械的、同质化的“传统共同体”。以中国古代社会来看，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任何阶级和个人概莫能外。有学者把这种关系概括为：“对于皇帝，一切人都是‘奴才’(臣)；对于丈夫，妻子也自称奴家(妾)；对于父亲，男子们便自称‘不孝儿’，敢于对天下称‘我’的皇帝也不过是天之‘子’。”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皇帝外，没有个人，其他人都是整体中的一个元素。从前述概括来看，中国古代皇帝也仅有虚假的独立性，也即自然的任性，为“天命”和“本能”所限制。

对传统社会状态下人与自身关系的哲学解读或者表征，持有的是一种客观理性和整体理性。它认为万事万物，也即整个世界有着同一的本质、规律、根据，有着普遍性的法则，世界是“一”而不是“多”，那么人类社会的存在也应该是“一”，而不是多。柏拉图在建构其“理想国”时，就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还有什么比闹分裂化一为多更恶的吗?还有什么比讲团结化多为一更善的吗?”

显然，传统社会下人对自我的认识，遭遇到现代社会，就必然会面临危机并被重塑。在此意义上，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动现代事业的这三大思潮，都纷纷把矛头指向了传统社会的人对自我认识，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启蒙运动，寻求的是张扬个体的理性，认为这种理性是成熟的，能够独立做出决断的，自己对自我负责。文艺复兴，则是要求个体的感性权利，摆脱“共同体”那种整体理性密不透风的“窒息”。宗教改革也是如此，宣布个体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个体有这种权利，也有这种能力。这三大思潮共同张扬了一种主体解放和个体解放，要求个体从传统共同体中解放出来，能够成为独立的个体主体。

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主张就是个人主体性、个人自由和个体本位。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我’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的‘我们’，成为世界的主宰。‘我’的事务不再和‘我们’相关，‘我’的行为不再靠上帝来保证，‘我’的事情由‘我’自己负责”。“我们”消失了，出现的是“我”。

这种个体本位的人对自我的认识，人与自我关系的重塑，相对于传统社会下群体本位的那种“机械的团结”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个体不再被窒息于传统共同体之中。然而人与自我的关系，本身也有自身局限性。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现代社会在反对传统社会的群体本位的同时，也彻底瓦解了共同体，过度侵蚀了人类生活世界的统一性。“随着这种原子式的个体的兴起，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总体性意义的精神价值解体了，与之相关的人类情感也消失了，取代它们的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和利己主义。”也即这种个体本位超过某种限度，就必然会带来自身的危机和一系列困境。其中最大的困境就是带来“生活世界的统一性”的丧失，从而人类没有“共同感”。

(二)生态之困——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

人类面临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产生了生态之困。生态危机是目前人类的重大危机之一，已经危及人自身的发展，对人的发展形成了巨大障碍。以此引发出的更大的危机是，人类还没有找到能够克服生态危机的有效措施。

虽然在古代某些地方也会产生一定的“生态危机”，如沙漠化问题。但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着的普遍的生态危机，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这和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发生重大改变相关。这种改变既包括认识上的，也包括实践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甚至多数情况下就是一体的。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人对自然本身形成了一种臣服关系。人把自己视为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自然界较为渺小的一部分。在古人眼中，自然是神圣的，甚至自然界万事万物都有神性，人必须通过获得自然的恩赐才能“苟活”。对于传统社会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更是有着充分的认识。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

然而，这种传统社会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旦遭遇资本主义文明，就发生了根本逆转。在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视为主客体关系，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人类主宰着自然，自然反倒成了人类的“奴仆”，不得不臣服人的威力之下“苟延残喘”地存在着。自然由此“被剥夺了其现实性，以符合人类的意愿”。也即，人不断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来塑造自然，自然没有了自主性存在的性质，一切都只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塑和设定，从一方面来看，它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力量的增长。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同时也体现了人的一种“狂妄”，背离了人与自然本来应有的和谐共生关系。这种关系必然引发生态危机，自然界会对人类进行疯狂“报复”。其实，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对人类发出过这种警告。人类不应该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之中，按照自然法则，它会对人的“狂妄”进行报复，从而把我们通过破坏生态所取得的成果一笔勾销。

(三)“类之困”——人类的类关系危机

类思维和种思维，是人们面对世界时的两种基本思维。种思维，也就是物种思维，这种思维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时，把人视为“种存在物”，先对人的物种(含生物性和社会性，生物性如白人、黑人等；社会性如上等人、下等人等)进行区分，划分出不同的物种，然后局限于自己所在物种的“立场”和视域来思考问题。这是一种封闭性思维，它总是趋向性地肯定自身，反对异己的他者，从而囹圄自身。而类思维，就是基于人是一种“类存在物”，把整个人类视为平等的存在，都是一个类，即人类，从而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是一种开放性思维，主张相互依存、交流互鉴。

在传统社会，人的种思维占据着主导地位，种关系是一种重要关系，奴隶与奴隶主、贵族与贱民等，这些都曾被视为不同的“物种”。如柏拉图在解释古希腊城邦社会时，认为统治者、军人、农民、手工业者，都是神用不同的材质打造出来的。统治者(贵族)是神用黄金打造的；军人是神用白银打造的；而作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则是神用废铜烂铁打造的。当然，还有一种“人”，柏拉图没有说其材质，那就是奴隶。因为在古希腊，奴隶是不被算做人的，归入了非人的物种，和各种生产工具放到了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人类形成了类思维和类意识。这在当时的启蒙运动中就已经有了清晰的体现，启蒙运动的两大重要成果：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借助“人类”名义而成就的，都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阶级压迫和殖民奴役都是非法的。但是，我们必须明了，这种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创造的类思维、类意识，只能是抽象的，因为他们关于人的理解是抽象的。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说这种类思维、类意识之所以是抽象的，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类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人们的这种“类”，只是基于资本的主导而形成的抽象的共同体、虚幻共同体。

这种抽象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关系必然会不断遭遇危机，难以真正长存。在生态问题上，不同国家总是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以邻为壑，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己独占“发展”的好处，把生态污染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愿履行自己作为发达大国的责任，还纷纷退出相关国际条约和协议。在发展问题上，产生极端的两极分化，即人类面临的“南北问题”，一极是极度的发达富裕，另一极却是极端的贫困落后，而前者正是建立在后者之上，造成另一极的极端贫困的，恰恰正是一极的极端富裕。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关系旧秩序导致一种讽刺的现象：穷国在“补助”最富裕的国家，穷人在“补贴”富人。在社会文明问题上，人为地制造冲突，把自己的文明视为高级的、“普世”的，到处要取消、消灭别的文明。习近平对此曾经一针见血地警告：“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正义观的当代实践

如前所述，马克思正义观关怀的是整个人类的未来，最终是要通过铲除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关系来实现，即通过真实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具体到我们当前的时代该怎么办?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这恰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和风格。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就曾多次告诫后人，不要把他们的思想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而应该当成行动的指南，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根据自己时代的具体社会存在状态，绘就蓝图，制定解决时代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伟大智慧，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成果，针对当前时代整个人类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提供了一套可行性方案，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它是马克思正义观在当代的真正实践。

(一)坚持人类优先

现代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以牺牲类为代价的，或者其视野中就没有人类整体。尤其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牺牲其他国家和民族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全球的极端贫富分化，这种撕裂状态在二十世纪末以来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日益严峻。

如前所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根本立足点，它坚持类思维，由此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种“类正义理论”。它坚持个体与类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价值理念上直接把马克思的类正义理论和类思维，化为人类优先的价值选择。习近平面对人类发展的时代困境，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难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各国应该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而不应把一己之利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坚持“人类优先”无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浓墨重彩的一页，它不但是马克思正义观的深化、具体化和时代化，更是对时代发展困境的一种智慧洞察。人类发展的时代困境，其根源就在于许多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坚持“本国优先”“种优先”，凡是违背本国利益的就一定要进行反对和破坏；凡是有利于本国利益的，就一定坚持去做，即使这样做会给他国，乃至整个人类带来深重灾难也在所不惜。

坚持人类优先就是把天下看作天下人的天下，把地球当作地球人的地球，世界属于整个人类。“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没有理由去破坏人类共同的家园，都没有理由为了一己私利去牺牲整个世界。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叠加的世界，一不小心就会陷整个人类于危亡状态。地球是脆弱的，人类命运是相连的，“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因此，发展问题是人类不可回避的共同问题，必须秉承人类优先的发展理念。各个国家和民族必须坚持“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中国人民一贯倡导，在遇到问题时应该采用协商的方式。“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主张对话而不对抗。中国人民一向坚持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人类的发展就是人类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更应该在人类优先的理念下商量着办。

(二)坚持命运与共重建共同性

马克思正义观的归宿是“真正共同体”，也即自由人联合体，在这种真正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我们当今时代发展遇到的重大危机就是人类生活世界统一性的碎裂，共同性的消失。人类作为一个族类，目前共同性是不足的，乃至极度匮乏的，我们无法对他者感同身受，反而对他者疏离、排斥、漠不关心等。如果放任这样的世界发展下去，人类是不会有美好明天的，最终这个失衡的、缺乏温情的世界会解体，甚至会毁灭。我们必须着手行动，进行改变。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是基于“命运与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建人类世界的“共同感”。

从内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五个“共同”，也即人类必须意识到我们有五个“共同”。

其一，我们面临共同的挑战。随着“世界历史”的展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正日益形成，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地球村”，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日益感受到彼此的存在与关联。我们在享受交往扩大和交流通畅的同时，也必然使风险具有了全球性。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已经给人类上了深刻的一课：“病毒无国界”，“风险全球化”。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社会，随着人类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学和技术日益昌达，也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更多风险。这就是发展的辩证法。目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核危机等，都是全球性的，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置身度外。

其二，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人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然不是私利的共同体，而是根本利益的共同体。如今，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世界经济一体化加速，经济全球化正在形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靠“扎紧自己的篱笆”使自己置身度外，都必须主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共同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富裕，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那些靠牺牲别的国家和民族“合法”利益来谋取私利，以及为了自己的私利采取对抗全球化政策的行为，不但会损害别人的利益，迟早也会殃及自己。

其三，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当今世界，无论各国发展程度如何，都无法摆脱一个事实，那就是和现代社会产生关联，有的国家早已实现了现代化，有的国家还在朝现代国家转型。人类普遍受惠于现代文明的洗礼和熏陶。这一点在价值观念上尤其明显。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都必须吸收现代社会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也即前述主观理性下创造的优秀价值观念。只是各个民族都会结合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有所选择和侧重，并进行创造性吸收和转化。

其四，我们有共同的安全需要。安全也是一种价值，但它又不同于其他价值观念，它是依据人类自身的自然和社会的双重需要，也即它既根源于我们的自然性，同时也根源于我们的社会性。如此一来，安全就高于其他价值。在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生活状态下，一切权利和自由都会化为乌有，自由和权利的存在，都依赖于生命的保存。在多个社会风险不断引爆，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各种自然灾害频仍的世界中，我们对安全的需要是共同的，人类已经日益成为“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

其五，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如前所述，责任原本是一个现代性的范畴，它和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是分不开的，只有当个体具有了独立和自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的时候，从道义来讲，就需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然而人类发展到今天，很多责任个体都已经无力承担，很多行为都已经超出个体的范围。面临时代呈现出的各种危机，如生态危机、核危机等，几乎整个人类对此都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有效地消除危机，还人类和谐安全幸福的生活；我们同样有责任避免产生新的风险和危机。我们不但对同代人有共同的责任，对后代人也一样。习近平多次强调人类对后代有着共同责任，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我们交给子孙后代的世界一定要比上一代人交给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三)推进全球新治理

马克思正义观立足于美好的未来，其根本实现途径是共产主义运动。但在现代背景下，由于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所限，在可望及的时间内，现代的国家和民族状态是不会马上消失的，国家还不会像恩格斯所畅想的那样能被送到历史博物馆供人们展览，民族的界限也必将长期存在。那么如何把马克思正义观和我们时代的这一人类状态相结合，从而化为时代的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给出的答案就是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实现全球新治理，“中国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面对人类出现的这种时代困境和危机，如生态危机、贫富极端分化、种族冲突、核危机等，都应该坚持一种共同商量的沟通体制，没有必要动辄以退出相关国际性合作组织，甚至发动贸易战、贸易制裁，乃至以战争相威胁。全球的国际秩序、新型的国家关系、全球的发展体系等，都需要全世界参与共建。各种贸易组织都不是某一国家的国内机构，其规则应该是共同协商制定的。人类的真正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发展，那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别国不发展的发展并不是人类的真正发展，发展应该共享。国家秩序和国际关系既然是全球共建的，就应该全球共享。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人民基于人类美好未来发展的一种倡导，一种理念。具体实现方案怎么样做，需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一起协商和努力。“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

结语

人类走到今天，历尽艰辛，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灾难和危机，正是在对无数次灾难和危机的抗争和反省中，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和文明。大自然不会毁灭人类文明，能够毁灭人类文明的只有人类本身。贪欲、自私、暴力等观念就是毁灭人类文明的“种子”，它们使人类不断相互破坏、倾轧和摧毁，从而瓦解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基础，沦落为作为动物的一个“物种”。但是，人类也有足够的智慧化危为机。在这种化危为机中，正义是一种“必需品”，是一种“刚需”，没有公正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人类就无法风雨同舟、命运与共。各国家和民族应该携起手来，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